摘 要：梁启超结合近代时代需要提出了“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构想，这一思想生发于其思想中固有的“群己合一”的思想诉求，围绕着“群”和“己”两个基本维度展开。“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思想一方面以近代个性解放为目标，注重对人的个性的开发，主张“尽性主义”，并提出知识与精神相结合的修养方式；另一方面以儒家“仁”的伦理精神为根柢，追求普遍人格之实现，达至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梁启超“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思想创设所要实现的即是在社会趋于机械化的现实下对人的精神解放，并对个性主义思想极端发展加以克服和完善。
关键词:梁启超；群己合一；尽性主义；仁
作为近代历史上一位思想界的执牛耳者，梁启超的思想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他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认知，提出了许多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所没有的观点和认知，其中，“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思想创设便是一个体现。“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思想是在近代救亡图存历史条件下，梁启超对个人与群体和谐共生理想模式的追求，深刻反映出梁启超对于近代历史现实的回应，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基于此，本文将以这一视角为研究入点，做一番解读。
该方面的问题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中：首先，配电箱箱体电焊孔过大或者过小的问题，加上配电箱板厚比较厚而直接影响线材进入到内部空间中，同时也存在有配合部件缺少的情况存在。在配电箱固定安装施工的过程中，一般都会直接将其固定到墙壁位置上，但是在安装施工之前应该及时将垃圾、杂质清除干净，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导线混乱布置的情况，没有将其进行绑扎和固定。在确定电箱位置的过程中，在固定的过程中没有达到平整性的要求，造成了箱体出现了倾斜的问题，安装后的精确度未能达到要求。安装施工完成之后，也没有立即进行配电箱位置的调整和核对，也没有及时的将安装数据进行填写和记录。
一、“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思想依据：群己合一性
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里，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始终围绕着“群”和“己”两个基本维度展开，成为他思想的核心目标和中心价值观念。在梁启超看来，理想的社会应既做到个人的完善，又达成群体能力的升华，实现个人与群体的和谐一致，这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为此他指出：“人生在世界上所以能够生存，不光是恃着个人，尤贵在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群。……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发展个性，他一方面又要发展群性，能够如此，才算是有了高尚的道德”[注]梁启超：《文集三十九》，《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32-33页。。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梁启超从个性和群性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理想模式。
(一)发展个性以唤醒人的解放
受近代西方个人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对个人的关注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最为突出的话语。其实中国传统思想中，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很少被重视，古代贤者喜爱讲“人”，但他们所讲的“人”大都是道德群体意义下的人，是芸芸众生，是群之民，但却不是具体的、个别的、独立的人，个人所具有的价值往往被忽视，进而导致了个人主体性的沦落，人性被彻底埋没。随着近代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独立、自由、权利等体现个人主体意识的思想开始陆续登上中国近代的历史舞台，并化为一种行动指向开始逐渐彰显出它的意义和价值，为此，打破传统认识，呼唤个性解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主题。先觉的梁启超初步意识到“传统中国人的人生价值中个体主体性的沦落，显然不能满足近代变革的需要，也不能适应已经发生变化了的中国近代文化结构”[注]欧阳哲：《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52页。。为此，以追求个性为核心、打破旧有人格，改造病态的国民性，以呼唤个性解放成为梁启超这一时期的主要观念，鲜活的个人开始在他的思想中觉醒。
2015年11月，江西六国因违法排污，被环保部门按日连续处罚共罚款31.98万元。2017年9月，该公司因“质监稽查总队处罚信息1条；国控重点污染源超标企业7条；环保企业行政处罚信息3条”等多领域失信企业名单被列入江西省诚信黑榜。自今年5月以来，江西六国全线停产。
在梁启超看来，发展个性既是个人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需要。“国家而欲求国力之充实滋长，惟当设法使全国各种类之人皆能如其分量以尽其才用，个人而欲自树立于社会，亦最宜自察才性之所近，而善推之以致用立业。若是者，吾名之曰个性发育主义。个性发育主义者，无论为社会全体计，为个人计，皆必要而至可尊也”[注]梁启超：《文集三十八》，《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48页。。为了强调发展个性的重要性，梁启超还把孔子“忠”的思想同发展个性相联系，对此解释指出：“‘中心为忠’，即是拿自己作中坚的意思。充量的从内面穷尽自己心理的功能，就是‘内思毕心’，就是尽己。《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有说：‘诚者自成也。’诚字就可当忠字的训诂。毕心尽性自成，拿现在的流行语将，就是发展个性。从实践方面说，发展个性是必要；从智识方面说，发展个性也是必要”[注]梁启超：《专集三十六》，《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足见其对于个性发展的重视。正是因此，梁启超极其反对禁锢人的个性，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家主义发达得过于偏畸，使个人的个性几乎被国家所吞灭，而现如今中国也在经历着同样的情况，虽然没有所谓的国家目的，但社会上的畸形组织和学说上惰性的权威早已把个人的本能从小就桎梏起来，从而使个人才智得不到发展，天赋良能不能自由扩充。为此，必须要从发展人的个性开始，彻底破除旧观念的束缚，“将自己的天才(无论大小人人总有些)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注]梁启超：《专集二十三》，《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24页。，这不仅是个人自立的第一要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要义。
基于上述思想认知，梁启超从完成中国近代的启蒙任务出发，建构起了培养符合时代之需的个人观念。一方面，他以发展个性为目的，宣扬独立、自由、权利及合理利己思想，对个性解放问题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全面的阐释；另一方面，他忠于近代对个人价值的探求，把人的修养放在了中心位置，为了完善人的品质，他主张分别从人的身力、精神道德和智识等方面对人进行修养，从而实现对人彻底的改造，体现人之为人的本质。这样一种观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谓是“石破惊天”，一下子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的思考推进了一大步，大大促进了个人的解放和发展。
(二)发展群性以固群、利群
伴随着近代个人观念而发展起来的还有“群”的思想。中国人对于“群”的意义开发识见很早，至少可以上推到战国末年。《荀子·王制》篇有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注]荀子:《王制》，《荀子集解》，王先谦译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154页。用以表明人与禽兽、草木之分在于人的独特气质——“能群”，于是，从这一时期起，人们对于“群”的认识开始逐渐深刻起来，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思想。但之后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统治阶级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使“群”的思想渐渐淡出人们的观念，不再有推新的发展与建树。一直到了近代19世纪末，中国所处的危亡现实要求那一时期的中国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觉醒，而是作为整体的民族的觉醒，这样一种时代诉求恰恰与“群”的思想形成某种耦合，从而使其再一次从背后彰显出来，成为近代最具有话语权的观念之一。这一时期，近代诸多知识分子纷纷对“群”的观念进行宣扬和利用，一方面对固有群体思想加以继承，另一方面又进行创造性发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群”的观念表达。
最终，梁启超深刻地指出，“宇宙间曾无不受社会性之影响束缚而能超然存在的个人，亦曾无不藉个性之缫演推荡而能块然具存的社会”[注]梁启超：《专集五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183页。。个人的发展，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发展，离开社会的个人，是毫无意义的；但社会群体又是靠每个人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若无视个人的个性就会丧失社会发展的活力，呈现出死气沉沉的气象，进而使社会不像社会，国家不像国家，“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所谓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种种矛盾，都可以调和过来了”[注]梁启超：《专集二十三》，《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一方面认识到个体发展对社会群体发展的重要性，注重个性和素质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在肯定个体价值的同时，试图通过社会群性来修正和调和个体发展所造成的个人至上的弊端，使社会朝着有益于人类今后发展的方向发挥作用，正是这样的思考方式，梁启超由此提出了建立“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构想。
在梁启超那里，关于“群”的含义常常根据不同的字义、不同的情形而有不同的解释，有时作为“合群”解释，有时作为“团结”所散发出的一种力量，还有时被赋予 “群体”的意涵，以致还有其他不同情况所产生出来的各种解释，从而使“群”的含义变得十分复杂，常常引起人们的诟病，对此台湾学者张哲魁解释说：“清末知识分子对民族存亡的自觉，引致了对‘群’的重视。而梁启超经世思想之柱石即在于‘群’，因此他大部分的社会政治思想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开展的。在梁启超眼中，‘群’的含义广泛，有团体之义(意)，有人群、社会之义(意)，在文化上可推衍成‘民族’，而在政治上即是对‘国家’的关怀。进一步来说，‘群’ 可以说是社会上的种种组织，它超越了以人情味中心所巩固之传统家族与乡里的范围，而成为具有‘公共’意义与自治精神的人群团体”[注]张哲魁：《梁启超的民族思想与国家观念之研究》，东海大学政治学研究所，1996年，第137页。。可以说，梁启超“群”之含义的复杂性反映了他试图以一个字眼来解决中国所面对的各种新问题的初衷。
第一，采西方的科学精神，使个人成为知识的主体。在梁启超看来，个人必须要拥有科学的精神，学习科学知识，使个人首先成为知识的主体。西方先进科学带来的社会进步让梁启超深深意识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受到了科学无穷的恩惠，因此每个人必须要以知识来武装自己，使人人具备科学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以此来培育完备的人格。梁启超说，中国“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注]梁启超：《文集三十九》，《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8页。。关于科学的知识，梁启超提出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得真知识。知识是极为普遍的东西，一般人都会具有，甚至动物也有知识，但科学的知识不同，有一种“真”的特点，科学的知识是经过研究，从众多事物中求得的一种普遍性，因此这种知识最经得住考验。二是要求得有系统的真知识。系统的真知识主要是了解事物间的因果律，世间的事物都是由因果原因产生的，因此把握事物间的因果律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三是知识要能够传授。“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注]梁启超：《文集三十九》，《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6页。，如果知识不能授人，那么无论知识怎样博大精深，也是无用的知识，因此应该从相互传授中学得真知识。综合三个方面，只要人人都具备了知识学问，那么自然能做到人人都有理性思考，人人都能获得尽性发展。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思想的合理性，梁启超参采中西思想之精华，进行了实践上的预设，提出既要重视人的智识和道德修养，发展人之个性，尽展人的精神良能，同时也要在发展个性的前提下，以“仁”的观念予以完善，打造一个以道德精神为基础的仁爱、和谐的社会，达致普遍人格之实现。
梁启超是众多知识分子中对“群”的观念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他最早关于“群”的认识来源于其师康有为的启发，初入康有为门下时，“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注]梁启超：《文集二》，《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于是从这时起，“群”的思想开始成为梁启超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一时期梁启超对“群”并未有太深刻的悟解，只在《变法通议》《论学会》中对如何合群略作说明，直到他接触到严复《天演论》和谭嗣同《仁学》两篇著作之后思想大受启发，对“群”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于是他“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事实”[注]梁启超：《文集二》，《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陆续发表了关于 “群”的多篇文章。
二、“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思想构设
那么，“群”究竟该作何理解呢？梁启超指出：“群者，天下之公理也。”[注]梁启超：《文集二》，《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无论是世间的植物、动物还是人类，都以群作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具有普遍价值，“若是夫群者万物之公性也，不学而知不虑而能也”[注]梁启超：《文集二》，《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同时，群也是万物生存的保障，“何谓造物？合群是已。何谓化物，离群是已”[注]梁启超：《文集二》，《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对此，梁启超列举了众多例子对群的作用进行说明，以此唤起人们对于“群”的重视：“欲求水者以轻气二分剂养气一分剂合而群之，则汞体成矣。欲灭水者以二铂片激电化之，使其轻养二质发泡相离，则水体灭矣。推之百物，莫不皆然。故欲灭人之家者，灭其家之群可矣。使之兄弟相阅，父子相夷，虽素封之产，可立敝矣。欲灭人之国者，灭其国之群可矣。使之上下不相通，彼此不相恤，虽天府之壤，可立亡矣。”[注]梁启超：《文集二》，《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既然“群”是万事万物的基本存在方式，那么对于人来说，就应该懂得“群”的价值和地位，由此，梁启超提出了培养个人“群性”的道德设想，使人懂得善群、利群和固群的“合群”重要性。所谓“合群”之德即是指“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治群”[注]梁启超：《文集五》，《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44页。，其最重要的是使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无论是小至家庭的小群，还是大至社会、国家的大群，群内之人均可以相互交流，互相仁爱，并且团结一致，上下贯通，以此使群由弱而强，竞于外世。可以看到，梁启超培养个人群德的目的性十分清楚，就是要求个人能够克服只关注自己而无视他人的自私自利本性，懂得他人存在对于自身存在的重要意义，确立非“惟我独尊”的思想，进而形成爱社会、爱国家的观念，以此外化为自身的行为。
虽然在个性发展上，梁启超作出了细致的思考，以防止人的心性发展得到桎梏，但同时他也极力反对单纯考虑人的个性发展而忽视社会的整体性，从而走向个人中心主义，他所坚持的是要在发展个性的同时，也顾及社会整体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对个人“尽性主义”思考的基础上，梁启超进一步把眼光放高放大，将发展个性与发展社会群性相结合，以儒家“仁”的伦理精神为根柢，勾勒出“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思想蓝图，以达致个人与社会的完满融合。
(一)个性化的张扬：尽性主义
“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首先要解决的是个人的价值问题，使人的个性得以解放，获得完备的发展，梁启超的尽性主义便是沿着这一观点而提出的。
“世界上进化之极点，可一言以蔽之曰：人人各尽其本能而已”[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98页。。梁启超结合《中庸》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注]朱熹：《中庸》，《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3年，第32页。的观念，提出了他的“尽性主义”的主张。梁启超指出：“这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注]梁启超：《专集二十三》，《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24页。，这对个人或对社会国家讲都必须如此。个人的个性得到发展就可以自立，不必仰人鼻息，人人发挥其所长，自主地行为实践，这样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那么如何来“尽性”呢？梁启超首先提出了解放思想的观点。所谓解放思想即是说“无论什么人向我们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注]梁启超：《专集二十三》，《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25页。。在梁启超看来，个性的解放首要的是思想的解放。
开拔的队伍在南山道转弯时，孩子在母亲怀中向父亲送别。行过大树道，人们滑过河边。他们的衣装和步伐看起来不像一个队伍，但衣服下藏着猛壮的心。这些心把他们带走，他们的心铜一般凝结着出发。最末一刻大山坡还未曾遮没最后的一个人，一个抱在妈妈怀中的小孩他呼叫“爹爹”。孩子的呼叫什么也没得到，父亲连手臂也没摇动一下，孩子好像把声响撞到了岩石。
3.4 充实力量，加强培训 适当招引熟悉梨树栽培的年轻技术人员，快速补齐人员短板。选派年轻技术干部赴各大农业院校和安徽砀山、渭南蒲城等产梨大县学习新优技术，组织管理水平高的梨农外出参观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邀请国家梨产业体系专家来彬指导培训，找症结、寻问题，推动彬州梨产业发展。
同时梁启超也认识到，仅仅从思想解放还不能使个人本性得到更好的培育和发展， 必须配之以修养之方，使“尽性”有切实可行的方法。为此，他既不囿于传统也不脱离现代，而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纽带，为个性培养设立了智识与精神相结合的修养方式。
第二，重传统的情感修养，使个人成为道德的主体。首先，情感修养是个性发展的原动力。“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注]梁启超：《文集三十七》，《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71页。。正是由于情感具有如此之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出它在培养人心性方面的重要作用，使情感既保留住人本能的力量，又能够施展出人的现实力量，把人的生命和人的思想行为合而为一，而这就需要人们在情感上多做修养，时时保持情感的真善美，充实情感的内涵，以使个人的性情得到更大的发挥和展现。其次，道德修养是个性提升的重要基础。道德上的修养既是个人品质向善的关键，也是个人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现。梁启超认为，每个人个性的发展都离不开道德上的增进，而这种增进往往要靠不断地修养来实现。在修养的具体方式上：一是致良知。梁启超认为，良心的第一命令出于天然，本于公理，是人行动的最初和最可信赖的指引，是非辨别最清，善恶掌握最准，因此，个人要在平时注重良知的觉性，使其训练纯熟，动定适宜。二是要在行为上多多磨炼意志。在梁启超看来，人生最要紧的是意志，不论大小事业，都是从坚强意志产生出来，意志是人行为的主宰。他说道：“今吾人欲作一事，必以达其目的为指归，艰难困苦，非所计也，此为成功秘诀，必须有一种坚忍不拔之气随之”[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92页。。这种“坚忍不拔之气”即是意志。意志要懂得修养，既可以在日常选一两件细微习惯，用坚强意志去矫正，还可以拣一两件无关紧要的事件，每日有规律的去做，常此坚持下去便会达到磨炼意志的目的。三是要去除私欲，追求非功利。梁启超引用陆九渊的观点指出：“谓‘利’，是以自己为本位的。凡专为自己打算，不但贪财好色要不得，就是学问文章虚荣利禄等，也都要不得的，反复推阐，为拔本塞源之论。”[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1页。梁启超认为，一个人道德的完善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个人欲望和利己私欲的关系问题，这是关乎个人道德水平的关键，“拔本塞源”论对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式，即从本源上就剔除将功利作为追求的目标，做到不以自私自利为根本。四是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在梁启超的心目中，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就是人的最大自由，但这种自由极其不易获得，人们所要修养的，就在于去获得这一精神上的自由，摆脱躯体和境遇的引诱，以宁静淡泊的心态去面对现实生活，这种精神上自由就是对个体尽性最完美的阐释，是人性的最高升华。
(2)学生明确测试的自变量(测试桥的结构)，控制无关变量(桥的长度、跨度)，掌握科学的实验方法，对实验过程作好记录。
总之，通过知识与精神的二重修养，为本身应是单纯的精神修养注入了科学知识的元素，同时，又在精神修养上加入了情感润泽，这就是梁启超所呈现的个人尽性修养的精致探索。
(二)群体性的呈现：“仁的社会”
需要注意的是，若请求连网不成功，应先通过AT^SISC=1命令关闭当前连接，然后重新请求连网，否则MC55可能进入死机状态。若发送AT/r模块没有回应，则模块死机需要复位系统。一般情况下在连网后，数据发送出去后应收到正确的回复信息，假如不正确，说明本次网络连接已无法正常通信，应该判断MC55是否死机，并重新请求连网。当数据发送结束后，应该通过AT指令使得MC55进入休眠状态，等待下一次数据传输，节约电池电量。
“仁”是儒家的核心伦理范畴，是儒家最具代表性的道德德目。“在儒家伦理概念中，所谓人学即是‘仁学’，‘成人’与‘成德’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表面上，‘成人’的问题只是一个个人自我的人性实现问题，而实质上却是个人在其固有的人伦关系网络和社会情景中不断超越自我中心、培养自我、展示自我本心、实现其人性潜能的过程”[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2-103页。。“仁”字从字面上理解，乃为“从二人”，郑玄对此解释为：“仁，相人偶也。”所谓“相人偶”，“即互相以人意尊偶之，所有人都以富于良知的情意相互尊重、相互对待，即‘谐和耦俱，彼此亲密之辞也’”[注]滕新才，曾超，曾毅：《中华伦理范畴：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非人与人相偶，则‘人’的概念不能成立，“仁”字的这一“二人共存”性即体现了“人际性”，于是二人关系性成为人际关系性的能指。对于“仁”最好的表达即是“爱人”，“爱人”是“仁”的精神实质，是传统伦理的最高原则，其内涵从根本上说是尊重他人，既承认自己是人，同时也承认别人是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真谛乃是“爱人”二字，目标在于个人实现与社会他人实现的统一。可以说，一个“仁”字在最一般的层次上蕴含了中国思想的一切基本目标，呈现出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而仁学即是有关这个目标的学问和实践智慧。
梁启超对“仁”的解读同传统仁学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将其放在社会的关系中加以理解，“盖仁之概念，与人之概念相函，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谓之仁。知乎人与人相通，所以我的好恶，即是人的好恶，我的精神中，同时也含有人的精神”[注]梁启超：《专集二十三》，《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117页。。“仁”是基于一种人通彼我的思想而提出的一种观点，在梁启超看来，个人与他人在某些方面具有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使得人能够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视角来思考问题，将自己的需要同他人的需要加以贯通，将自己的追求和他人的追求相融合，实现人我和谐，因此，“仁”从本质而言，即是一种相互融通，是一种他我合一，以“仁”的视角来处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形成人人互敬互爱的理想社会。
为了进一步挖掘“仁”的含义，发挥其整合社会的功用，梁启超把“仁”的思想扩充为一种普遍人格，使“仁”具有了更进一步的社会价值。“‘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一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注]梁启超：《文集三十九》，《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107页。。在梁启超这里，人格蕴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指向的是个人，是关于个人而言的含义，“人人各有个自己，用‘自己’这个字，称呼通换不过来，所以给他一个通名，就叫做‘人格’。”[注]梁启超：《专集二十三》，《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117页。这种理解就与他的“尽性主义”观点实现了一致。但人格仅仅达于个人并不是真正的完成，人格还需要与他人相交感，进一步扩大至整个社会才会实现，这即是普遍人格，即是“仁”，“普遍人格”的“仁”具有社会性的含义，是超越个人之性而达致社会性的追求，在社会中，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了发展，且人与人的交往与交流都是基于仁的诉求相互交感、仁爱礼让而实现的。因此说，个人人格与普遍人格是相互合一的，最终的目的是完成二者的双重实现，对此梁启超详细论述道：“人格专靠各个自己，是不能完成。假如世界没有别人，我的人格从何表现？……人格是个共同的，不是孤另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这个，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
可以说，通过对“仁”的思想的显扬，梁启超实现了尽性的个人与仁的社会、个人人格与社会普遍人格的和谐统一，进而在两个思维向度下，创设出了他“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思想。并指出，“今后社会日趋扩大、日趋复杂，又为不可逃避之事实。如何而能使此日扩日复之社会不变为机械的，使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能与时势骈进而时时实现，此又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注]梁启超：《专集五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182页。。
三、结语
梁启超提出的“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构想有其深刻的目的和意义。一方面，基于社会趋于机械化的现实，梁启超试图通过对“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思想的提倡满足对人精神解放的诉求。“吾侪所信，宇宙进化之轨则，全由各个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环境，然后生活于自己所造的环境之下”[注]梁启超：《专集五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182页。。在梁启超看来，社会发展最应该以个人的发展为前提，由每个人发挥心性去创造个人理想的社会，这是最为合理和最为完美的状态，但由于社会日复一日的发展和壮大，必然要诉诸一种机械式的社会管理方式使个人个性得到规约保障社会得以正常的运转，这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矛盾”，梁启超提出了他的“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思想，试图用尽性的精神特质和“仁”的伦理根柢去化导机械化的社会现实，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和充盈。在梁启超看来，唯有在追求物质满足和科技进步的同时，通过人文精神的培育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才不至于流于枯燥，而重情感、擅道德的中国思想文化所追求的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注重情感和道德的修为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想和时代价值，对于改善近代以来的人与社会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梁启超所创设的“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思想是近代思想的一次超越，不但顺应了近代追求个性解放的需要，而且突出了“仁”的价值和意义，为近代历史如何解决个体与普遍群体的关系找到了应有之方。这一思想把精神价值的重要性彰显出来，表现为近代社会在趋于机械化的形势下思想的一种敏感性，同时也是对个性主义思想极端发展的补充和克服，体现出超出时人眼光的独特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思想建构是近代关于群己观念最具有代表性的思考，体现出重要的时代意义。
第三，受到人力、经费以及调研时间的限制，本文访谈与问卷调查样本数量不足，而本文的假设基于访谈结果，因此可能降低研究的客观性，并且影响后期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真实效果。
作者简介:吴宁宁(1981-)，女，辽宁沈阳人，博士，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伦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基本业务科研经费精品文科、特色理科资助基金(FRF-BR-18-004B)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9)04-0076-06
收稿日期：2019-03-11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4.011
[责任编校 陈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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