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事物的归纳与分类，原是便于学者掌握其内涵与属性。随着易学多元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化，易学的分类自有重新调整的必要。《四库全书总目》曾将易学分为象数与义理两派，又从中各衍生三宗，此即所谓“两派六宗”之说。本文撰述动机，即拟在义理三宗的史事宗，试图因应易学的发展，重新调整其分类体系，建构史事派易学的“树状结构”，藉以厘清史事易、史证易、史料易三者间的关系，并说明史料易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易学价值。史事派易学中，援史证《易》的“史证易”，为史事易家最主要也最寻常的释《易》方式。惟以上古史事或春秋史事来核实卦爻辞，即视《易》为史的“史料易”，其发展虽可远溯《周易》卦爻辞中的史事与干宝诸易家。不过，二十世纪前，此类著作却不多见。惟从民初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新史学”兴起后，“史料易”的研究与相关著作，便如雨后春笋，其影响所及，颇为深远，值得吾人关注。
[关键词]史事易；史料易；易学史；史学；《易经》
学术的发展往往由简单变为复杂，由一元趋向多元，易学亦不例外。先秦易学虽已有后世所谓“义理”“象数”成分的存在，惟学习者仅有侧重之别，却尚无宗派之分。如《系辞上传·第十章》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见《易》中虽有四种圣人之道，惟随人好尚，各取所需。再如《帛书易传·要》引孔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又曰：“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1]481从上述的话语中，亦可见治《易》者，好尚不同，至少可分为象数与义理两大趋向，此即高怀民所执以区分先秦易学流派中的“筮术易”与“儒门易”①高怀民《先秦易学史》将先秦易学就其发展时期，分为符号易（伏羲）、筮术易（文王）、儒门易（孔子）三个阶段。惟就孔老以后的先秦易学，则分为儒门易、道家易、筮术易三种流派。[2]36-48。《汉书·艺文志》所列两汉易学书目，计有十三家《易》，二百九十四篇。惟从部类后小序，仅见有施、孟、梁丘、京氏、费氏、高氏等家法的不同，亦不分宗归派。《隋书·经籍志》踵继《汉书·艺文志》胪列汉魏六朝诸家易学，惟增列郑玄、王弼等易学，并记汉易师法家法的存废兴衰，亦不作易学宗派的分类。
至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于王弼《易注》注云：“自汉以来，言易者多溺于象占之学，至弼始一切扫去，畅以义理，于是天下后世宗之，余家尽废。”[3]1其中将《易》分为“象占”与“义理”二学，隐然亦有后世所谓“象数”“义理”两派的概念。
真正对历代易学作分派归宗的工作，应始于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序》云：
2.6.2 Lut-PC-SD的制备工艺及载体用量考察 采用PVP K30作为载体，溶剂挥发法制备Lut-PC-SD。取圆底烧瓶，称取一定量的Lut和PVP K30（1∶4、1∶5、1∶6），于45 ℃水浴条件下持续搅拌至溶液体系变澄清。减压旋蒸除去无水乙醇有机溶剂，固体物于45 ℃真空干燥箱中过夜干燥，即得Lut- PC-SD，并于干燥器中敞口保存。结果见图5。随着载体材料用量的增加，Lut的溶出速率和溶出度呈增加趋势。当用量为1∶6时，Lut不仅溶出速率最快，且在90 min内累积溶出率达到92.56%，120 min内即可溶出完毕，因此最终确定药物与PVP K30的用量比例为1∶6。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4]2-3
上述文中，揭橥易学史上所谓“两派六宗”的说法。其中包含象数派三宗：占筮宗（或称原始象数宗，如《左传》、汉初诸儒）、禨祥宗（如焦赣、京房）、图书宗（如陈抟、邵雍）；义理派三宗：老庄宗（如王弼、韩康伯）、儒理宗（如胡瑗、程颐）、史事宗（如李光、杨万里）。由于此种分类，盖出于四库馆臣官方立场与学术视角，因此未能尽括古今所有易学面貌。
2产量表现：2013～2014年区域试验平均公顷产量11268.3公斤，较对照品种鑫鑫1号增产10.9%；2015年生产试验平均公顷产量11147公斤，较对照品种鑫鑫1号增产12.6%。
对事物的归纳与分类，原是便于后人的研究。正如在中国最早的生物分类，由孔子所谓的“鸟兽草木”①《论语·阳货篇》：“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到陆机（261-303）的“草木鸟兽虫鱼”②如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专释《毛诗》所及动物、植物名称，对古今异名者，详为考证，是中国古代较早研究生物学的著作。，以迄于明代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对生物药材所分类的“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和人部”等十一部。十七世纪以降，随着殖民主义的兴起，人类认识了更多的物种，加上解剖学知识体系的建立，显微镜的发明，逐渐建立了现代生物分类法。其中最著者当推卡尔·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的巨著《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书中将自然界划分为三个界：矿物、植物和动物，并用了四个分类等级：纲、目、属和种。林奈之后，又根据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物种起源》书中有关共同祖先的原则，逐渐改进此一系统，建立了域、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生物分类。近年来，人类又应用了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基因组DNA，更大幅改动很多原有的分类。③NCBI动植物分类网站（http://www.ncbi.nlm.nih.gov/taxonomy）林奈氏生物命名法Linnaeus,Carolus.Systemanaturae per regna trianaturae:secundum classes,ordines,genera,species,cum characteribus,differentiis,synonymis,locis 10th.Stockholm:LaurentiusSalvius.1758（Latin）。随着研究的深入，生物的分类与归纳，逐渐开枝散叶。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8]
易学的分类自应随着易学发展的衍异多元与研究的深化，重新省思与调整。在《四库全书总目》“两派六宗”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或调整新的分类体系。本文撰述动机，即拟在“两派六宗”，其中义理三宗的史事宗，试图因应易学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建构史事派易学的“树状结构”（Tree structure），藉以厘清史事易、史证易、史料易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说明史料易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易学价值。
一、史事易、史证易与史料易
“史事易”一词的由来，本诸《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序》所云“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于是个人遂取“史事”一辞，④始见于黄忠天《杨万里易学研究》第一章《宋代史事易之兴起》。[5]1作为李、杨一派引史证《易》诸家易学的宗派名称，藉以论述此派易学的特色。二十多年来渐渐成为海峡两岸研究此派易学的通称。①如林丽雯《李光史事易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40号，1996年），曾华东《以史证易与史事宗》收録于《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2005年8月），页411-434。续晓琼《李光史事易学初探》（济南：山东社会科学院《东岳论丛》，2014年7期）。其他书名篇名未以“史事易”为名，而文中确以“史事易”称以史证《易》者，则更不计其数。可参见黄忠天《史事宗易学研究方法析论》（济南：山东大学《周易研究》2007年第5期）。
干宝以降，历代“以史证《易》”者，不乏其人，惟“以《易》为史”的易学著作则盖寡。迟至明清以来，方陆续见之。如明代来知德《周易易注》于《明夷》一卦均以商周史事释《易》，盖可谓踵继干宝者也。试观来氏于《明夷·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注云：
《四库全书总目》所举李光、杨万里史事易代表，其易学均以援引历代史事以参证卦爻辞为其释《易》主要特色，而所援引史事，或为商周史事，或为先秦以降各代的史事。史事易家藉具体明白的史事，以参证抽象难晓的易理，可谓虚实相辅，理事合一，透过史事与易理的配合，更合于孔子“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的垂训。因此，如此的释《易》方式，不仅是南宋李光《读易详说》、杨万里《诚斋易传》这些史事派易家的特色，更成为历代许多易家经常运用的一种释《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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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二十世纪以前，视《易》为古史或史料的易学著作，为数不多，尚不足建构一派易学。惟时至今日，此类易学相关著述，陆续增加，已有一定的数量，后继亦或有其人，堪为此类著述分类归宗，以便作为易学史的观察与研究。为了与《四库全书总目》所举李光、杨万里等引史证《易》派易学有所区别，本文将引史证《易》派易学，由“史事易”改称为“史证易”，并将其与“史料易”同归属于史事派易学下的两支派。其树形图如图1：
图1 史事易学支派图
以上将“史证易”与“史料易”两类易学均归属史事派易学，主要理由如下：
白记说明古金庭介于天台山北面的沃洲山与四明山之间。《天台山方外志》记：“天台山……复有四门，智者大师以赤城为南门，以新昌石城为西门，徐灵府又以剡县金庭观为北门。”[4]剡之石城山，即今大佛寺景区。那么，为天台北门的金庭应在石城山的东北方向。“(新昌)东至嵊县界五十里，以孝嘉乡为界。”[2]1929这说明古金庭所在的孝嘉乡与新昌东部接壤。另一方面是小范围确切的方位距离，“金庭观在县东南七十二里孝嘉乡。”“孝嘉乡在县东七十里，管里五”，其中有“桐柏里”。说明真正的古金庭并不在嵊县东四十五里的金庭乡，而应再向东15市里或17市里，即石城山的东北方，嵊县与新昌县交界之地，才是古金庭的确切位置。
在险之中，而当王位，故曰大蹇。此盖以托文王为纣所囚也。[8]443
第二，“史料易”相关著述，其中专著部分虽有十余种，惟单篇论文数量尚少。若独立为易学宗派，以目前观之，终嫌单薄，不如待其枝繁叶茂，再作考虑。
惟自二十世纪以降，易学面貌呈现多元的发展，其中受到清代乾嘉考证精神与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出现一派以考掘《周易》卦爻辞中史实为目的易学著作，其中最著名、影响后世最深者，当推“古史辨派”易学，代表性人物有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李镜池《周易探源》、郭沫若《周易的构成时代》、胡朴安《周易古史观》，等等。上述诸人或根据卦爻辞所载历史，藉以确定卦爻辞著作年代，或将《周易》视为古代社会史料。此派易学著作自清代沈竹礽《周易易解》，乃至于今人黎子耀《周易秘义》、黄凡《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等等，为数众多的易学相关著作，隐然已形成一派以钩稽史料为主的易学，虽然学界有称之为“古史辨派”易学者[6]399-402[7]60-120，惟将《周易》视为先秦，特别是商周的历史，非始于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盖可谓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因此，单以“古史辨派”称呼二三十年代以“新史学”相标榜的疑古派学者，固然属之。惟若从视《易》为古史或史料的易学诸家来看，“古史辨派”一词实难以尽赅所有的易家。此外，古史辨派学者，大多非以易学名家，其所考证经典往往亦不局限于《易》，故其著述虽可列为易学相关著作，然此辈学者大多以史学名家而非以易学名家。职是之故，窃以为不如将上述以考掘《易》中史事，以古史治《易》的诸家，以“史料易”名之，较为周全完备，所涵盖的时期亦能包纳古今视《易》为上古史料的诸多学者。
第三，“史证易”与“史料易”其发展伊始，均不免有得之于《易》中本有史事的启发。因此，干宝《易注》、沈竹礽《周易易解》、黎子耀《周易秘义》等书多以商周史事解《易》，其来有自。
二、史料易学发展的历程
六二木爻，震之身也；得位无应，而以乘刚为危。此托文王积德累功以被囚为祸也。故曰震来厉。亿，叹辞也。贝，宝货也。产乎东方，行乎大涂也。此以喻纣拘文王、闳夭之徒，乃于江淮之浦，求盈箱之贝而以赂纣也。故曰亿丧贝。[8]460
第一，“史证易”与“史料易”易学著作，两者皆与“史事”有关。按易学与史学互动会通的关系可分为三类：其一，以史证《易》（即以历代史事来参证《周易》卦爻辞，如李光、杨万里诸人）；其二，以《易》为史（即把《周易》视为上古史料，如干宝、胡朴安，或古史辨派诸家均属之）；其三，以《易》论史（即援引《周易》经传文字或观念来阐述历史，如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王夫之《读通鉴论》等均属之）。在上述三种类型中，前两者较侧重于易学，可归为易学著作。至于后者，其旨趣以史学为主，援引《周易》或运用其思想，仅作为史家阐释历史的佐助材料之一，并不以易学为其阐述重心。因此，其论述向来归属于史学著作之林。
又如《震卦·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干宝注云：
史事派易学中，援史证《易》的“史证易”为史事易家最主要也最寻常的释《易》方式。即使历代不以史事易名家的易学著作，其中援引史事以为例证者，亦几乎俯拾皆是。不过，易学著作中，以上古史事或春秋史事来核实卦爻辞，“以《易》为史”的“史料易”，二十世纪前却并不多见。其中较早亦较著者，当推晋代干宝（286-336）《周易注》。依据黄庆萱老师《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8]301-496一书，所辑干宝残存之《易注》31卦119则考之，其中援引史事以释《易》者，竟有51则之多，而且几以商周史事解之。如《蹇卦·九五》：“大蹇朋来。”干宝注云：
干宝以商周史事来比附，此固与卦爻辞中本多商周史事有关，然不容否认亦或受《系辞传》中有“《易》之兴，其于中古”“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等文句的影响，毋怪乎干宝多以商周之际的史事解释。因此，清代张惠言评其为“周家纪事之书”。不过，干宝偶尔亦用商周以外史事以说之者，如《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干宝注云：
言君子，通之于贤也。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几，文王日昃不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8]400-401
定义4： 词位置加权。词汇出现的位置称为词域。在本研究中，可以出现的词域有标题等21个域(数据库中记录的字段)，其对检索的贡献值不同，加权取值为w。
上述引文诸史例，除“文王日昃不食”，余均为一般史例，如此引史证《易》方式，则与历代常见的“史证易”，已无差别。惟干宝《易注》类似的例证仅有数例，与其以商周史事释《易》相较，颇为悬殊。
惟近年来随着易学发展的多元与研究的深化，原本仅是单纯指称以史证《易》方式的“史事易”一词，诚有重新省思与调整的必要。
此爻指微子言。盖初爻指伯夷，二爻指文王，三爻指武王，五爻指箕子，上六指纣，则此爻乃指微子，无疑矣。[9]782-783
不过，似此“以《易》为史”者，全书仅出现于《明夷》一卦。以数量言，远不及其书中引史证《易》之例，尚不能称为典型的“史料易”。从干宝以降，真正可称为“史料易”者，当推晚清沈竹礽（1849-1906）的《周易易解》。此书援引史事者约有32卦，其中虽亦有援引商周以外史事者，如《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沈氏注云：
当泰之世，贤人汇征，虽人君不能徧识，必首先用一大贤，则天下贤人自然牵连而进，如舜举而五人并进，是也。[10]81
又如《井卦·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沈氏亦注云：
（5）加热方法：一般从B、C点两侧对称同时开始向中间加热，加热应该均匀；加热后一般应采用空冷，通常冷却速度缓慢，对于奥氏体不锈钢可选用水冷，加快其冷却速度。待冷却到常温后再进行测量法兰的间隙，如果一次矫形不满足要求，可以根据测量情况，稍微调整加热范围，再次加热，直到间隙偏差符合规范要求。
信，信任也。言文王不能见信于纣也。文王忠爱而纣疑之，是鼎折足也。覆公餗，囚于羑里也。其形渥，谓纣之骄盈也。纣惟骄盈，故不信任文王也。[10]257
主要观察指标：针灸操作评分表，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术评分表，新疆医科大学外科基本技能评分表，体格检查考核评分标准（模块一、二、三、四）。考试通过率主要参照学生参与执业医师考试并获得资格证书进行计算。在本次研究中考察学生的就业率，即已就业人数除以毕业总人数乘以100%。
上述沈氏以文王与纣之事来解释《鼎卦·九四》爻辞。观其全书“以《易》为史”的部分，亦几乎皆以商周之际史事解之。可见其深受《系辞传》“《易》之兴，其于中古”“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等概念的启发。
沈竹礽《周易易解》一书，引历代易家著作几达百家①沈竹礽解《系辞下传》三陈九卦，曾自云其读《易》注凡1700余种，可想见其治《易》之勤。《周易易解》卷9。[10]392，其中尤以汉代马融、郑玄、虞翻为伙，从中可反映其易学的象数倾向。除汉易外，于宋易则特重项安世易说。至于其借前人易说中所援史事者，独推干宝与来知德。其引干宝《周易注》，如《夬卦·卦辞》：“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沈氏云：
干氏宝曰：“殷民告周，以纣无道”，是也。[10]220
不过，如上述以史证《易》之例，就数量言，仅有7卦左右①如《泰》《大有》《谦》《豫》《蛊》《遯》《革》等7卦，在此7卦中《泰》《谦》《革》3卦除援引其他史事证《易》外，复有以商周史事解之者。[10]81-252，远不如其以商周史事所解的27卦。试举《鼎卦》为例，如《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沈氏注云：
80例特发性炎性肠病患者，按纳入先后顺序随机分组，分为对照组、研究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教育、研究组采用跨理论模型干预+动机性访谈干预。
初爻为下，时舍也。言此时之井，已舍而不用也。故干氏宝以殷之未丧师释旧井，是也。[10]244
1.2.1 最适宜接种量和最佳继代时间的确定 将橡胶草叶柄剪成1 cm长，叶剪成1 cm2大小后接种到MS培养基中，将得到的结构紧实的愈伤组织在MS+6-BA 1 mg/L+NAA 0.5 mg/L的培养基上继代2次，继代周期为14 d/次。
除援引干宝外，沈氏亦曾援引来知德《周易集注》，如《家人·彖传》“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云：
来氏知德曰：以周象论之：以文王为君，以太姒为妃，以王季为父，以大任为母，以武王为子，以邑姜为妇，以周公为武王之弟，正所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也。[10]192
从上述诸例证中，我们可清楚看出沈氏“以《易》为史”的进路，的确有得于历代“以《易》为史”诸家，如干宝、来知德等人而来。虽然《周易易解》并未卦卦爻爻考掘其中的史事，有如后世“古史辨”派诸史料易学诸家。不过，从晋代干宝，迄至明清来知德与沈竹礽“以《易》为史”的方式，可视为“史料易”在发展上的萌芽阶段。
迨至民国初年，在胡适等人推动“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新史学”派学者。其中如顾颉刚、钱玄同等，更以上古史料从事《易经》的研究，就易学史而言，可谓开启了史事易学中“史料易”的研究风气，其研究成果与影响所及，颇为深远。如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乃根据卦爻辞中所记载的历史故事，来确定卦爻辞著作之年代。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为目的解释《周易》。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通义》二书，前者在探究卦爻辞中反映的历史事实与意识形象；后者则从社会学的角度，结合历史背景以解释卦爻辞。郭沫若《周易的构成时代》对经传作者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并从社会生产、阶级结构、家族和国家制度、社会风俗及战争与宗教等方面，分析卦爻辞的内容，认为《周易》反映之时代，已进入奴隶社会。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则从本事考证，抽丝剥茧，析论各卦的故事内容、发生地点、发生时间，盖可谓为承先启后的“史料易”典范型著作。至于胡朴安《周易古史观》则谓“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显然是“以《易》为史”。邵诗谭《周易新解》以《易》作于春秋时期晋国的狐射姑，书中并以春秋时期晋国的史事来解释。徐世大《周易阐微》则谓《周易》作者为中行明，乃晋国中行氏族人，《周易》一书即作者奉使、恋爱、被囚和求救的自叙传。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则以古籍和文化史资料视《周易》经传。黎子耀《周易秘义》，其观点以为《序卦传》是一部殷周奴隶起义史，堪称《易经》的纲领，谓古人“六经皆史”之说，于《易经》中得以证实。黄凡《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则视《周易》为编年日记体的周室占筮记录，将《周易》做为商周历史大事记来研究。
以上内容归纳为表1（见下页）如下：
表1 史料易学发展历程简表
三、结语：兼论史料易学的价值与影响
自宋代程颐提出“理事合一”的概念①如程颐云：“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见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25·伊川先生语11·畅潜道录》[11]323，明代王阳明（1472-1529）与清代章学诚（1738-1801）等人提出“六经皆史”的说法，以及明代中叶以来，杨慎等人考据之学的逐步发展，学术求实之风渐启，至清代乾嘉时期更趋于极盛。上述学术风气对明清以来的“史料易”的发展，虽未必有直接的证据，可藉以证明其间的关连性。不过，在此学术氛围之下，“史料易”的逐渐升温，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至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的实证主义也随之传入中国。影响《易》学之深且久者，当推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派。该学派对中国传统易学的研究，可谓大破大立，掀起易学的惊涛骇浪，号称二十世纪易学研究中的“显学”。此派易学不仅为研究“史证易”者，所不可忽略者，亦是今人在探讨《周易》的起源，以及卦爻辞作者问题、《周易》古史的考掘上，无可回避的论题。因此，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派，堪称为“史料易”的鼎盛时期。
明清以来的“史料易”，其最大的优点即利用卦爻辞来考证《周易》成书年代，方法正确。如《旅卦》论及“丧牛于易”，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广引《诗经》《说文》《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及程树德、王国维、游国恩之说以相论证，谓此卦实纪有易之君绵臣杀殷侯子亥的一段历史。其说诚为有据，亦符合王国维以来，学者考证之成果[12]55-76。
不过，其间不乏疑古太过，如李镜池服膺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的说法，不但否定孔子是《易传》的作者，还怀疑孔子读过《易经》。并辨证《论语》两条记载：一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谓其中“易”字，鲁论作“亦”；一是“南人有言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子路》），李氏从“南人有言”四字推断孔子显然是把《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作为谚语来引用的。孔子又说：“不占而已矣，足见孔子对《易》没有重视。”这些言论在当时为人称道的卓见高论，如今，随着出土文物的辨证，渐渐为人所抛弃。
亦有许多单凭卦爻辞只字片语，武断推论，失之偏颇者。如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书中，以《剥卦》为春秋时期齐襄公被弒之卦。盖此卦中有“剥床以足”，便联想“杀孟阳于床”之事；有“剥床以肤”，便联想“襄公鞭打徒人费之背”之事；由卦辞“不利有攸往”，遂联想“此讥姑棼之游”，谓：“齐襄公因姑棼之游，田于贝丘，并将所见大豕视为公子彭生。”导致“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反而乱作，竟死于户下。行诚不利矣。”[13]21单从只字片语，作如上的推论，证据诚然薄弱。
水稻栽培过程中需要经历相对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若管理不当极易出现病害情况，这就需要采用有效的抗病技术避免病害的传播，在此基础上需要保证水稻在生长过程中有足够的养分，并适当的进行农药喷洒与杂草的处理工作，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预防病害在杂草中繁殖，为水稻的健康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节。
另有牵强附会，荒诞不经者。如邵诗谭《周易新解》以《易》作于春秋时期晋国的狐射姑，并以晋国史事解释。②邵诗谭《周易新解》（台南：成功书局，1952年）。徐世大《周易阐微》以《易》作者为中行明，乃晋国中行氏族人，两人均将《周易》撰作时代往后推至春秋时期，可谓离谱之至。又如萧德骅（光绪十七年举人）释《泰》云：“《姤》次《夬》，象言施命，卦词女壮，姤字女后，隐寓武后制字临朝事。”释“城复于隍”云：“此殆隐寓庚子之变。”③萧德骅，字涤凡，四川富顺人。光绪辛卯举人，陜西候补知县，为正定知府萧施本之子。著有《易说》二卷。其说略见于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1012。如此解说，直视《易经》同于符谶，能预知千载下之有武后制字临朝与庚子之乱，岂非梦呓？
环青海湖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隅，是西南、东南季风和西风的交汇带，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极为敏感[9]。平均年降水量324.7mm，年平均气温-1.3～0.5℃，年蒸发量1378～1767mm，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降水变率比较大，春夏季干旱时常发生，对农牧业生产影响较大。因此，本文运用气候诊断方法，对环青海湖地区降水日数和降水量变化特征、异常特征进行了分析，以揭示其变化特征及气候变化的事实。
真善美是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三个层面：知识的欲求近于真，道德的欲求近于善，艺术的欲求近于美。合真善美为一炉，即为人间的理想。历代易学中诠解《周易》的方法有很多种，可简单概括为“求真”与“求善”两条诠释进路。此“求真”的易学诠解进路，肇始于原始的占筮易；推衍而至融合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灾异、数术等杂学的焦赣、京房禨祥易；以及多参天象爻辰有如郑玄的天文易；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以降的丹道易；宋代发明的河图洛书与天地之数的图书易；以及干宝以来，视《易》为上古史料的史料易；结合现代自然科学的科学易；以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出土易，等等。其诠解《周易》的本质，基本上均偏向“求真”的易学研究路径。历代诸多易家，藉由“求真”以探求《周易》的“本义”，对于知识的求索，殚精竭智，对易学范畴的扩大，易学研究的深入，均有很大的贡献。
“史料易”的发展虽可远溯《周易》卦爻辞中的史事，与干宝视《易》为史诸易家，不过，其主要的易学著作大抵成书于二十世纪以降，虽其间不免有许多争议性的话题，有如古史辨派学者虽然否定传统多过肯定传统。惟其辨证精神却影响后代学术，藉由后来的出土文献的考证，重新修正易学若干基本观点，真理藉此愈辩愈明，在破立之间，在求真的学术进程上，不无贡献，值得吾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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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991（2019）01-0012-07
doi：10.3969/j.issn.2096-2991.2019.01.002
［收稿日期］2018-1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4BZX086）
［作者简介］黄忠天（1958─），男，台湾台中人，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研究方向:《易经》，四书，经学史，文献学。
［责任编辑 孙守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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