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60年2月2日，山西省平陆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民工中毒事件。事件发生之初，地方政府试图控制消息扩散。然而，随着《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纸的报道与转载，《平陆小报》迫于舆论压力于2月8日对事件进行宣传报道。随后，戏剧、电影等媒介相继加入宣传阵营之中，甚至一些县级、省级相关部门的重要领导亦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予以宣传。通过媒介传播，“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官方建构模式逐渐形成。此模式以宣扬共产主义风格和阶级斗争为主题，随之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学习共产主义精神的群众运动，且与“大跃进”运动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较之官方建构，无论是事件参与者还是当代人的记忆，对事件细节的描述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关键词】革命；阶级；“平陆事件”；共产主义；1960年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开始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山西省为了确保该工程提前完工，决定由芮城和平陆两县合修风南公路。1960年2月2日在修筑此路的工人中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中毒事件。平陆县委立即派人到附近医疗站找寻医生指定的药物，可是只找到12支特效药，而这对于中毒民工来无异于杯水车薪。无奈之下，县委书记郝世山越级向卫生部打电话请求给予支援，后者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获取急救药品后，委托空军于2月3日晚将特效药品“二硫基丙醇”注射液安全投放到平陆县城。①中共平陆县委员会、平陆县人民委员会：《关于风南公路张沟段民工中毒事件急救经过及现状的专题报告（1960年2月8日）》，《中共平陆县委文件》（60）33号，平陆县档案馆藏。事后，在相关媒体的报道之下，“平陆事件”逐渐广为人知，成为官方“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原始素材，而投毒者张德才、回申娃2人则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枪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通讯简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经改编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中，成为宣传展现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典型事例。
近年来对于“平陆事件”已有一定的叙述和研究，②马斗全：《“平陆事件”的背后》，《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石耘：《“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背后的故事》，《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杜兴：《61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5期；李敬斋：《跨越时空的真情——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事件及96重聚大纪实》，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成果均以口述史料为主体，对事件发生的背景、经过及结果进行不同程度的描述。不过，此类成果以文学叙事居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成果，且对于“平陆事件”中诸多细节问题缺乏学理上的梳理。如对官方参与程度的考察，只是强调平陆县派相关人员前往北京致谢的叙述，忽视学习共产主义风格的群众运动的开展；缺乏对群众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尤其是在宣传的中后期，已经不仅是舆论的引导，对阶级斗争和阶级友爱的宣传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共识。有鉴于此，本文拟使用平陆县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资料、部分报刊资料以及口述资料，对“平陆事件”进行多角度考察，以期解读在阶级话语下“不断革命”①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的逻辑机理。
一、“平陆事件”的相关表达
（一）官方的定性表述
“平陆事件”发生两月之后，“反革命投毒犯”张德才、回申娃二人于4月2日被枪决。同日，经山西省委副书记郑林亲自修改定稿的《山西省平陆县人民法院布告》②《山西省平陆县人民法院布告》（60）法刑布字第3号，平陆县档案馆藏。被公示。
《布告》首先交代主犯张德才的历史罪行：“反革命犯张德才，解放前在当伪保安队、阎匪爱乡团、反共复仇队员和任保警队情报副组长等反动组织职务期间，曾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从1946年至1947年3月，先后在本县圣人涧、杨庄等村伙同其他匪徒抓捕我村农会主席李会文和民兵张银娃等五人，该犯并亲手拔掉李会文的胡子，用火柱在嘴上烧烫，最后奉爱乡团副团长的命令，将李倒栽在水瓮中淹死，致使李会文之妻气疯而死。……1953年因强奸妇女，被本院判处半年徒刑。1958年9月混入太原钢铁厂当工人，在肃反运动中查清了张犯的历史反革命罪行，太原市北城区人民法院判处张犯管制3年，解回原籍管制改造”。接着概述从犯回申娃个人简况：“反革命分子回申娃，地主成分，土改中家庭被斗争，怀恨在心，时谋报复”。之后，《布告》对张、回2人投毒事实进行如下表述：“反革命犯张德才，在修筑风（陵）南（沟）公路的劳动改造中消极怠工，旷工50余天，工地营部对该犯曾组织民工进行批判和斗争，张犯不但不接受改造，反而更加仇视我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积极与反革命犯回申娃勾结起来，有计划地进行投毒暗害活动。回犯于今年（1960年）元月3日回家，将私藏的砒霜5两多带至工地，交给张犯，并共谋确定投毒的时间和方法。2月2日下午，张犯进入工地食堂以觅水为名，暗将5两砒霜投入锅内，致使61名民工吃饭中毒。”
不难看出，《布告》认为民工中毒事件系张、回二人蓄谋已久的共谋性反革命行为。正因如此，二人被定性为“破坏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坚决与人民为敌，实属怙恶不悛，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
（二）当事人的表述
作为事件的当事人，既有中毒民工受害者，也有党政机关的行政人员，甚至文艺界相关人士亦曾表态。
在4月2日举行的行刑大会上，群众代表对张、回二人进行了控诉。③《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生产大跃进——控诉毒害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反革命分子张德才和回申娃的罪行》，《平陆小报》1960年4月4日，第4版。民工连长王孝先控诉道：“张德才，你这死心踏（塌）地的反革命分子，日本统治时，你当汉奸，欺压人民，蒋阎统治时你参加阎匪爱乡团和反共复仇队，抓扑（捕）我民兵，残杀我圣人涧农会干部李会文，逼死他女人。解放后不低头认罪，你还是为非作恶，在修公路中，你把饭里放毒，想把我六十一个民工全害死，你瞎了眼啦！反动地主回申娃，你母欺压贫苦农民，土改中被镇压，你‘要报杀母之仇’，你和张德才合伙谋害我们六十一个人，你俩害死的六十一人现在可没有死，倒使你俩走了死路一条。你狼心狗肺，你从小没奶，你父亲强迫（的）刘振江妻子，把自己吃奶的孩子扔下，把你喂大，你也不饶他。”当时王孝先中毒较重，这场意外的中毒于他而言，能够重生已属庆幸。他对张、回二人都进行了控诉，主要是挖掘两人的历史罪恶，与官方当时在媒体上的宣传一致。但是，也能看出一些不同，如对张德才比较痛恨，而对回申娃的控诉则表示惋惜。
民工成中娃控诉道：“反革命分子张德才，我现在醒来了，看清了你的真象（相），你真是一个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贼娃，年关你回家，连里分花生，民工对你愤恨说不给你留，我好心给你留下。你来了我给你取出，你一下吃个光，连个让字都没有，这不用说，在你给饭内放了红砷，我们下工回来，一连吃了两碗，你还怕把我毒不死，假壮（装）好情好意把你剩下的半碗饭又倒叫我吃，还说什么，我们干了活能吃。张德才你这贼娃，我把啥心伤了，你对我恨下这么历（厉）害是为了什么？今天我活你就要死，我要求政府枪毙你这个贼娃，为我们六十一个民工报仇”。成中娃应该是和张德才之间有个人交情，可以看出来中毒前他对张德才是比较好的，所以他的控诉也比较激烈，直接要求将其枪毙。
作为事件的引导者，地方政府相关领导在事发之后亦相继借助媒体进行表态。最早表态的是时任平陆县县长的郭逢恒。2月17日，他在《平陆小报》发文指出：“广大人民从活生生的事例中，更深刻地认识了敌人的阴险、毒辣，个个咬牙切齿；同时，也更感到今天的温暖，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从这次中毒事件中，我县十二万人民，真的受到了一次十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认清了敌我，划明了是非界限，更加仇恨敌人，更加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全县人民从事例中，也得到了严重的教训，时时刻刻都要保持警惕，一点麻痹不得，并从活的事例中，驳倒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谬论”。①郭逢恒：《伟大的关怀，无限的感激》，《平陆小报》1960年2月17日，第4版。该文第一次提出阶级斗争并未熄灭，将事件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与之前不允许报道的态度截然相反。3月7日，郝世山和郭逢恒分别以县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的名义联名发表文章《颗颗红心紧相连》指出：平陆县学习共产主义风格“已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决心以更大的成绩来答谢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答谢首都人民以及各地人民的热烈支援”。②郝世山、郭逢恒：《颗颗红心紧相连》，《平陆小报》1960年3月7日，第1版。可以确认，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引导，该县人民已经形成了一股学习阶级友爱精神、大搞生产运动的风气。
民工张小南控诉道：“贼东西你俩真是狼心狗肺的坏家伙，一下想把我们六十一个民工害死。你不但要害死我，害死其他六十一个民工，同时，要害死我年迈久病的母亲，我母亲只有我这一个儿子，当她得知我中毒生命难保以后，就把她活活气死了”，“我一定要为我死去的母亲报仇，要求政府现场枪毙张德才、回申娃这两个丧尽天良的反革命分子”。
基于对污染防治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深刻认识，云南省对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作出了全面、周密、具体的部署。印发实施蓝天保卫、碧水青山、净土安居3个专项行动计划。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张子俊则对张德才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控诉：“在1944年那一年，日本占了张茅路，你为敌作恶，六月间抓捕我圣人涧村农会主席李会文同志，我农会主席把你啥心伤啦？你对他恨下那历（厉）害，绑走还不算，严刑拷打，烙铁烙，还将我农会主席李会文的胡拔掉，又将我农会主席李会文插入水缸淹死，扔在黄河滩不让群众埋。又把李会文女人气的得下了瘫病，睡在床不能起来，也不让群众给送饭请医生、就活活的把我农会主席的女人饿死在病床上，当死了后还不让群众埋，你把他拉到烂烧瓦窑里，仍让狼狗乱搡、乱拉。张德才你这残（惨）无人道的行为，真叫人痛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还不痛改前非，你还不死心，在风南公路上又想放毒害死我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你真是一个（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还是现刑（行）反革命分子。为给我们农会主席李会文夫妇报仇，未（为）给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报仇，我要求政府坚决枪你张德才”。张子俊纯粹是控诉张德才的历史罪恶，与官方表述一致，并且要求新账、老账一起算，将其枪毙。
中毒民工刘振江的儿子刘克武对回申娃控诉道：“反革命分子回申娃，你这个没良心的狼娃。你真是一个本质不变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在旧社会我家是佃户，种着你的土地，我又给你当长工，那时你母亲生下你没有奶，你父亲强要我母亲奶你，还说：要是不奶退回你的地，不要我给你当长工，当时我一家人为了谋生，我母亲只好抛弃我那三岁未满正在吃奶的小妹妹，才把你养活长大。那时我那小妹妹几乎饿死”，“你这个坏家伙，真是吃人肉喝人血长大，一生没有干过一件好事，你母亲在旧社会那种为非作恶，在解放后土改时被斗争打死，你就怀恨在心，成天叫喊为你母报仇。你确实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阶级敌人，地主反革命，企图用红信砷害死我的父亲和六十一个民工。今天这六十一个民工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大兴共产主义协作，首都人民救活了六十一个民工，救活了我的父亲。回申娃，我真真挖了你的心，才能解我心痛恨。要求政府解除民愤，枪决地主反革命分子回申娃，为六十一个民工报仇”。从刘克武的控诉可以看出，他和回申娃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是一起长大的，且关系较近。他主要还是说自己家里对回申娃的恩情，抱怨他恩将仇报。
《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2004年3月16日“第三届水资源论坛大会”召开前发表的报告）对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水资源丰富状况做出排名，中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7%，居第6位，约为世界平均值的1/3。人均水资源量2 220m3排在第128位，是美国的1/4、日本的1/2，在亚洲排位靠后，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我国全国用水指标见表1。
上述可见，当时群众对“平陆事件”的表述，主要是控诉张、回二人的历史罪行，且多是针对张德才，与官方表述的格调基本一致。可见，经过舆论的引导，官方的表述似乎已经潜移默化到群众的记忆之中。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阶级友爱，在群众控诉的时候都能体现出来。
(ⅱ): “(2.2)⟹(2.3)” 假设x*是问题(3.2)的最优解。对于∀x∈Hm，则 且 x*∈D∩C。从而我们可知，δD(x*)=0 ,δC(x*)=0。即而有：
在炊事班做饭的雷兰英控诉道：“反革命分子张德才、回申娃，你俩个坏家伙，想害死我们六十一个民工难上难，更别梦想颠复（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破坏我们幸福的新生活”，“你这两个，死心踏（塌）地屡教不改的坏蛋，政府和人民决不能一饶再饶，今天要千刀万断把你活活杀死，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因为雷兰英在灶房做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人们的第一个怀疑对象都会是她，如果抓不住投毒犯，那么她是责无旁贷的，所以她的控诉“上纲上线”最为激烈。
《山西日报》在对“平陆事件”的第一次报道中就提出：“要学习首都人民的这种精神，并要向（像）平陆群众表示的那样，一定要以更大的干劲和出色的成绩，答谢党的无限关怀和首都人民的热情支援”。②《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北京职工千里星夜送药，平陆中毒民工迅脱险》，《山西日报》1960年2月7日，第1版。文中“平陆群众表示的那样”是指在2月6日《北京晚报》提到的“当地群众非常感动，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热情。他们说：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这些人的生命了”，“他们表示一定要以更大的干劲和出色的成绩，回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答谢首都人民的热情支援”。③杨树茳： 《千里急救》，《北京晚报》1960年2月6日，第2版。总体上来说这为以后的媒体宣传指明了方向。
（三）当代人的回述
2月25日，晋南地委指出，“他们的这种高贵的品质和高尚的风格，是值得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的”，为此，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立即组织所有机关、人民公社、厂矿、商店和学校的全体党、团员、干部和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将此“作为干部整风第三阶段的重要内容和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动力”的政治任务，学习“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和其他报刊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文章”。可以看出，在发动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精神运动的时候，将其与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和具体的实践工作结合了起来，如要求“在学习中，每个国家工作人员和所有的企事业服务人员，都应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检查与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与服务态度，进一步密切和群众的联系”，“使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共产主义思想大大提高一步”。由此可见，晋南地委是极其重视这次学习运动的，所以让“各级党委的整风领导小组和宣传部门，必须加强这一学习和教育的领导”，要求“各县的小报要登载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文章和干部群众中的反映，务使这一学习和教育运动，能够深入，收到成效”。⑤中共晋南地委：《关于学习首都工人和人民解放军千里星夜送药抢救平陆中毒民工的伟大的阶级友爱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的通知》，《中共晋南地委文件》（60）075号，平陆县档案馆藏。
1.“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原形
2008年记者杜兴对曾经控诉张德才、回申娃并要求对其进行枪决的刘克武和时任县委秘书张明亮的采访，似乎与官方表述有些出入。刘克武的母亲曾经喂养过回申娃，且与张德才同村，小时候便经常在一起玩耍。据刘介绍，张德才“是参加过警备队什么的，但当时他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人家让他送个信跑个腿啊，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其他孩子吧，家里有老人管着，不敢跟警备队混，他家里没人管啊。”张明亮的回忆也和刘克武的说法相似。①杜兴：《61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5期。二人都认为，张德才在解放前所做的坏事多是属于受日伪或阎匪蛊惑，有些事情并非他本人有意为之，张、回二人并非一贯怀有“阶级仇恨”。尤其是刘克武在当时和现时的说法形成强烈的反差。2009年记者杨红岩、刘纪昌对回申娃妻子陈金叶的后夫进行了采访。陈在回被枪决后，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改嫁张店镇后岳村复员军人张丁娃。也是因为这段婚姻，张在“文革”中受尽了磨难与屈辱。他说回氏是地主从乞丐手里买来的，“是一个老实人”，在与陈的婚姻中，“没少受她欺负”。②杨红岩、刘纪昌：《平陆寻踪》，《记者观察》2009年第9期。笔者在对中毒民工李中年采访时，也证明了这一点。李中年说当时他们觉得回氏并不应该被判处死刑，为此还特意以集体的名义给公安局写过信希望可以挽救，但之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加之回氏在办案人员面前胆小、紧张、不会说话，最终还是被作为从犯枪决。③受访人：李中年，平陆县张店镇风口村人，受访时间：2016年5月22日。
在园林绿化施工过程中，花卉移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具体指的是将提前培育好的花卉品种根据园林设计的具体情况进行移植，从而达到布景的效果。移植过程通常可以分为2个步骤：起苗和栽植。栽植过程也被称为定植过程。有些花卉由于在移植过程中容易死亡，因此可以通过有性繁殖的方式，提前在容器或者苗床内完成育苗工作，为后续的定植提供便利条件。具体的栽植方式又可以分为有土和无土2种［3］。
那么，什么是“中国版南海国际意象”？或者说如何理解“中国版南海国际意象”？我们知道，能力、意图、利益、决心4个内部维度以及一个外部维度(即外部环境)对于理解他人的行为是必不可少的。[28]因此，中国版南海国际意象可以从这5个维度进行建构。
据原平陆县作家协会主席李敬斋介绍，在投毒事件发生前，有过两次专门针对张德才的群众批判会。1958年，在解回原籍改造后，他于1959年10月来到风南公路工地上，“刚开始还表现不错”，给他安排了一个排长的职务。但就在12月的一天，他吃过午饭未去上工被批判，随后他便称病不去工地劳动。1960年元旦，在完成大坡抢修任务之后，全营返回张家沟工地，村干部通知他马上到工地干活，可到了工地之后又受到了一次批判。从此，他便对批判他最积极的副连长仝仁明怀恨在心。春节来临之际，他想给女儿买双小花鞋，可是由于两次批判会，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这更加强了他对仝仁明的憎恨之情。他曾经想过三种报复仝仁明的办法，但最后都被否决。而借钱给女儿买鞋之事，使他在冲动之下投毒。④李敬斋：《跨越时空的真情——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事件及96重聚大纪实》，第67～83页。
刘克武还提到其父亲说过张德才投毒是想致大家身体不舒服，并以此作为不上工的借口。⑤杜兴：《61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5期。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可信，因为在平陆县委的相关报告中曾提及：张德才“参加修路一贯消极怠工，利用春节期间，说什么过年在外没习惯，吃白面少、肉少，煽动民工要求放假，制造混乱，瓦解军心，企图破坏公路的修筑”。⑥中共平陆县委员会、平陆县人民委员会：《关于风南公路张沟段民工中毒事件急救经过及现状的专题报告（1960年2月8日）》，《中共平陆县委文件》（60）33号，平陆县档案馆藏。加之因强奸罪被判刑后妻子离开了他，家里只剩襁褓中的女儿，时值春节却不能和女儿团聚，这种相思之苦可想而知。因此，笔者认为张德才不知道或者说不太清楚砒霜的威力，他因为批判会和仝仁明结怨而在锅里下毒的说法不足以令人信服。
2.“阶级弟兄”的“阶级”真相
2009年7月29日，“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之一的李春夏老人说：“实际上，当时在张沟工地干活的民工，基本上由地主、智障残疾、劳动管制、孤儿鳏寡等人组成。因为这些人在村子里要么没地位，要么劳动力不强，村里不愿意留，才被派到了工地干活”。⑦杨红岩、刘纪昌：《平陆寻踪》，《记者观察》2009年第9期。另有资料指出，“大多数人借过春节之名偷偷跑回了家尚未返回”，①杜兴：《61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5期。亦可证实李氏关于“劳动力不强”的说法。在当时媒体的宣传之下，为了建构“阶级弟兄”的革命话语，一部分人的阶级成分囿于当时的环境被隐瞒了起来，“他们的地主、富农乃至反革命家属成分被填为中农、下中农，享受了短暂的‘阶级弟兄’待遇”。但好景不长，多数人并没有逃脱阶级斗争的厄运。如中毒民工中的尹光证、王东娃、赵铁成、景五福、刁中队都因出身不好在“文革”中惨遭厄运。尹光证，在“文革”中“先是贴大字报、大会检讨，接着是戴纸帽，挂纸牌，敲着铜锣游大街。随后便斗争升级，脖子上的木牌越挂越重，最重达到三四十斤”。王东娃，地主成分，在阶级斗争中“地富分子开会，他也和别人一样，不管三九严寒还是烈日高照，都要穿着厚厚的棉衣”。赵铁成，地主成分，“造反派把他和他父亲一起拉上大街，戴高帽，挂纸牌，游村串巷”，同时，由于阶级成分问题，4个孩子中有3个只能念到初中，大儿子和二儿子很晚才解决了婚姻问题。景五福，地主成分，“文革”中被诬陷偷了队里的柴油致使跳井自杀。刁中队，反革命家属，“文革”中受尽欺凌，他妹妹一次因挖了村里地边上的一些土填猪圈，就被扣上“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罪名加以批判。②李敬斋：《跨越时空的真情——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事件及96重聚大纪实》，第271～275页。
此外，在公路竣工后召开的全营大会上，“公社党委特别强调：省交通厅领导准备把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整体性地安置在交通战线上，县委也准备挑一部分优秀民工到机关厂矿工作。”③李敬斋：《跨越时空的真情——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事件及96重聚大纪实》，第199页。但这一承诺并未实现。他们之中只有3人后来找到了正式工作。刘小仓在平陆县汽车站当汽车修理工；牛文成则参军，并先后担任郑州市化工厂保卫科科长、武装部长等；王建文成为太原西山煤矿采煤工人。另外，吴广新曾一度成为国防工程兵，后因爆破事故受伤被复员，甚至连残疾证明都未曾获得。其余“阶级弟兄”均在家务农，“有些人连几十公里外的三门峡、运城都很少到过”。④石耘：《“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背后的故事》，《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早在《平陆小报》相关社论刊发之前，《北京晚报》即于2月6日以《千里急救》为题，将事件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文章将救援经过进行了简要的报道，叙述较为客观公正，并没有过多的主观情绪掺杂在其中，仅在文章末尾表达了当地百姓希望答谢首都人民的热情支援。次日，《人民日报》第2版予以全文转载，对此次救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与此同时，《山西日报》将题目改为《北京职工千里星夜送药平陆中毒民工迅速脱险》予以转载，而其添加的标题中因有“阶级友爱”“共产主义风格”等词汇，使原本客观平实的报道增添了几分“阶级”意味，但却使中央对地方的关怀表达得更加充分，也体现了北京职工在得知平陆民工中毒后不辞辛苦多个部门通力协作所彰显的互助友爱精神。在编者按中提道：“首都职工千里星夜送药，救出了我省平陆县六十多名中毒工人的动人事迹，显示了在我们的社会里到处充满了伟大的阶级友爱和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③《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北京职工千里星夜送药，平陆中毒民工迅脱险》，《山西日报》1960年2月7日，第1版。“阶级友爱”和“共产主义风格”首次出现，不久即成为当时社会的经典革命话语。
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建构过程
一般而言，舆论的形成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群众自发形成的，即没有任何政治因素的诱导，来自群众既有的认知包括个人的知识水平、道德素养等，以小范围内的口耳相传为主。另一种则是在官方引导与特定环境之下，依照一定的规划设计，通过报纸、广播等官方媒介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宣传，属于一种政治策略。这两种形式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彼此转化，有时候先在民众之间传播，后被引导；有时候是经过引导，使某种意识潜移默化地植根于群众的记忆之中，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在“平陆事件”的媒体报道中，后者的表现则更为明显。
（一）媒体报道：《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作为事件发生地的平陆县，对于事件发生的报道从一开始就不热心，其第一篇报道是距事发时间近一周的2月8日。换言之，对于平陆县新闻界而言，此次报道完全属于无奈之举。《平陆小报》的记者在得知中毒事件后，便于第二天赶到事发地，写了1000余字的新闻稿准备见诸报端。⑤杜兴：《61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5期。但副主编解清涛指出“县委曾规定……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一定要事前向县委请示。二月二日中毒事件发生后，县委曾向新闻界打过招呼：严格保密，禁止宣传。现在虽然事件已经公开了，但要不要报道，还需要请示主编和县委。”①李敬斋：《跨越时空的真情——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事件及96重聚大纪实》，第105页。时任平陆县县长的郭逢恒则指出：“有人投毒，你那个地方有什么问题？领导要追问啊！”②杜兴：《61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5期。有鉴于此，县委禁止宣传报道此事。据笔者推测，可能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在2月8日《平陆小报》被迫首次报道此事时，就以严厉的措辞刊发了《敌人的任何破坏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的社论，将投毒者的动机拔高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阶级报复。
分别在固定周期传输和变周期数据传输网络中发送3000个数据包,并重复20次试验。统计两种数据传输模式下监测软件接收数据情况。网络稳定性测试结果如图12所示。
上述可见，“阶级弟兄”对于61个中毒民工而言，更多的是为了服务于媒体报道与政治宣传。在之后的“文革”时期，他们无法以“阶级弟兄”明哲保身，地方政府亦未给予政治保护和特殊关照。
在饲喂期间，如果饲料的成分单一，蛋白质不足、氨基酸与精氨酸等严重缺乏、维生素的比例不当、盐分不足等，都将给鸡带来营养不足的问题。
相比之下，直至2月8日，《平陆小报》才刊出第一篇题为《毛主席派飞机送来救命药，风南公路中毒六十一个社员起死回生》的报道。该文除了从救人的角度介绍事件外，还对投毒犯张德才做了介绍，在最后还介绍了中毒民工的身体状况，指出“目前，社员个个斗志昂扬，精神百倍，由原来每人每天做土方15方，增加到30方，效率提高了一倍。社员们正以更新的成绩，向党和毛主席献礼”。④《毛主席派飞机送来救命药，风南公路中毒六十一个社员起死回生》，《平陆小报》1960年2月8日，第1版。令人意外的是，该期《敌人的任何破坏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添加了“阶级斗争”的意味，并在此后的宣传报道中得以保留，与“阶级友爱”共同成为宣传“平陆事件”的一体两面。值得注意的是，《平陆小报》此时的报道对中毒民工的称呼是“社员”而不是后来的“阶级弟兄”。随后在2月10日，《平陆小报》在第4版转载了通讯员杨树茳的文章《千里急救》。虽然《平陆小报》之后也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报道，但未能掀起更大的波澜。
2月21日祝作辉在《空军报》发表的《穿云破雾救亲人》一文再次加深了舆论的宣传热潮。与前述《千里急救》相比，该文只是在叙述主体上发生了变化，对具体执行空投药品的过程进行了报道。文章很快得到了回应，《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均全文转载。《人民日报》在转载时另附卫生部写给空军官兵的感谢信充分肯定了“人民空军战士有着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⑤《卫生部写信感谢空军某部官兵》，《人民日报》1960年2月21日，第2版。《山西日报》在转载时也对卫生部表扬空军做了报道。在这次的报道中，作为官方的卫生部和空军某部已经不自觉地参与到了“平陆事件”的宣传中来。《平陆小报》于2月24日转载此文，鼓励大家学习2月6日《北京晚报》和2月21日《空军报》的文章。在“编报人的话”中特别强调“这是两篇非常生动感人的文章”，“希望全县工人、农民、干部、教师、学生，都来读读这两篇文章”，并要求“识字的人不但要自己读，还要读给周围不识字的人听”，使大家“学习人民解放军和首都工人老大哥的高贵品质，鼓足更大的干劲，突出的把当前的抗旱保春浇的生产工作搞好。以更大的生产成绩，来回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回答人民解放军和首都工人老大哥的关怀”。①祝作辉：《穿云破雾救亲人》，《平陆小报》1960年2月24日，第4版。在此次报道中，涌现出了很多中毒民工答谢党和毛主席的文章。之后，一场关于“平陆事件”的报道高潮在新闻界被迅速掀起。
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文章《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及其长篇社论《又一曲共产主义凯歌》，该文第一次出现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样的表达，虽然在叙述时仍然以实实在在的报道为主，但所显示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已转向了学习社会主义新风气、新风尚的宣传方向。《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全文转载时对这一提法表示赞同和支持，此后各大报纸纷纷争相转载。“文革”结束后该文经修改被选入语文教材及其参考书、手册等，直到2004年中学课本将之删除。
（二）学习共产主义精神运动
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认为“平陆事件”所体现的共产主义精神来源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并提出“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强有力的精神武器，不断地扫除一切资产阶级残余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教育青年一代。”。③陶鲁笳：《全新的时代全新的人——学习和发扬平陆事件中许多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精神》，《山西日报》1960年3月16日，第1版。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亦刊文指出：“‘平陆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共产主义思想，正有力地推动着山西省和全国人民，推动全国广大青年迅速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发展共产主义大协作，更加速建设步伐”，并对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相关人员将“平陆事件”编写为剧本并上演表示极力赞许。④钱俊瑞：《迅速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人民日报》1960年3月14日，第8版。陈荒煤在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上映后发表文章指出：“影片刚在北京上映，各地预定这部影片的拷贝已经达到八百多部，这是建国以来的空前盛况”。⑤陈荒煤：《欢迎歌颂共产主义风格的影片》，《人民日报》1960年4月4日，第8版。影片上映后，时任国家最高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在观看影片后赋诗：一处呼唤百步进，时间分秒莫徘徊。灵芝不用登天盗，半夜临空送得来。蜂虿虽死犹余毒，龙凤齐飞要顾群。除害锄奸原一事，太阳永远照河汾。⑥笔者抄录于平陆县宣传部 “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纪念馆。谢觉哉在诗中把中毒找药比喻成白娘子盗取灵芝，但是却没有一番打斗去费尽心思“登天盗”，而是在党的关怀之下“半夜临空送得来”，解救了中毒民工的生命。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平陆事件”中体现的共产主义风格亦持肯定态度。
似乎是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平陆小报》第一次报道中特地以“平陆县张店公社六十一名受害者”的名义表示“我们全体受害者，决心把愤怒变成力量，恢复健康后，立即投入到火热的劳动中，鼓足更大的干劲，一人要顶十人干”，“保证超额完成任务，用更大的劳动成绩回击敌人”。④《毛主席派飞机送来救命药，风南公路中毒六十一个社员起死回生》，《平陆小报》1960年2月8日，第1版。说明了受害群众在获救后，积极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感谢，希望以更大的成绩报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恩情。但这一群众性学习运动正式开展起来则是在2月中下旬。对于群众运动的开展，最显著的就是官方引导。
事实上，无论是官方还是当事人表述，在事件发生的特殊场景下，均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张、回二人的投毒动机以及“阶级弟兄”的真相无形之中被蒙上了神秘的雾纱。为此，当代人的历史记忆无疑成为平陆事件的另一种重要表述。
一些读者在看了新闻报道后，激动万分，迫不及待地给报社投稿，表达自己的心境。如张天林在文章中认为“在我们的国家里，这种事，不是唯一的，但却又一次集中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大家庭温暖如春”，“这件事，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之间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更反映了“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论在什么岗位工作、劳动学习，都是为着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们之间并不认识，但大家心心相印，脉搏的跳动是一致的”。④郑天林：《大家庭·慈母心·手足情——闻平路民工食物中毒遇救有感》，《山西日报》1960年2月13日，第2版。这一切都表明学习共产主义的群众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通过运动的开展，一些中毒民工积极踊跃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由于当时大多数的中毒民工并不识字，基本上是由其口述经记者整理后刊登在报纸上的），报告自己的学习进度。如中毒民工王万德说：“只有咱们的党，咱们的毛主席，咱们的人民政府，才把咱的生命看得这样宝贵。为了救咱，不惜任何代价，这是旧社会不会有的事”，表示“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一辈子也说不完，只有今后更加努力生产，更加鼓足干劲，迅速地建好社会主义，才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咱的热爱”，“我们将以更大的跃进成绩，来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援”。②中毒民工王万德、重仁民口述，刘正庸记录整理：《感谢党和毛主席救了咱的命》，《平陆小报》1960年2月26日，第4版。张广秀说：“党和毛主席真是救命恩人，比亲爹亲娘还亲，民国18年遭灾死了多少人也没人问，现在的政府真是为人民办事，我死也要跟着共产党走”。③中共平陆县委：《关于修筑风南公路民工中毒事件抢救经过及学习首都军民千里急救后情况》，《中共平陆县委文件》（60）077号，平陆县档案馆藏。
经过新闻媒体的轮番宣传，尤其是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文章刊出后，社会各界反映强烈。于是平陆县委于3月3日下达文件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把开展学习首都人民的高尚风格运动当成一个政治任务，组织所有机关干部、厂矿职工、学校师生、农村社员”，学习各报刊登载的有关文章，并要求“县有线广播站，占一定的时间进行广播，小报上要占一定的版面，剧团、文工团、业余剧团，要编剧、编快板、编歌子到处演唱，组织一支宣传大军，利用黑板报、广播筒，抓住每一个时机，如食堂、田间休息的时候，就进行宣传，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试图发挥一切宣传工具的作用，“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文件中还特别强调“各级党委要树立学习领导小组，县委宣传部，公社要有一个书记，各支部要有宣传委员直接参加领导工作，时刻掌握学习进度，及时向县委报告”。①中共平陆县委：《关于再一次开展学习首都人民共产主义风格运动的通知》，《中共平陆县委文件》（60）61号，平陆县档案馆藏。平陆县在学习过程中将学习材料范围扩大到与“平陆事件”有关的各个方面，不再局限于报纸上的文章，更多的是以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使宣传对象更容易接受。党委领导干部亲自挂帅督导政策的益处，可以使官方有关部门在学习运动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可忽视的是，学习运动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运动，将共产主义精神在具体工作中进行实践。“六十一个民工病愈后，以猛虎下山之势加快工程的进度，过去每天每人仅能挖土四五方，而现在平均到十四五方，功效提高了3倍”。⑤中共平陆县委：《关于修筑风南公路民工中毒事件抢救经过及学习首都军民千里急救后情况》，《中共平陆县委文件》（60）077号，平陆县档案馆藏。在抗旱运动中，全民行动，从机关抽调350余名得力干部，领导抗旱和春耕工作，“县营机械厂的职工提出‘抓时间，抓制造，抓配套，抓修理’的四抓口号，车间与车间，人与人开展了竞赛”，大大提高了抗旱的速度和质量，“从2月22日至3月4日，仅12天时间全县371000亩小麦有111000亩清水目（自）流浇过，其余26万亩全是担水浇过”。⑥中共平陆县委：《关于修筑风南公路民工中毒事件抢救经过及学习首都军民千里急救后情况》，《中共平陆县委文件》（60）077号，平陆县档案馆藏。虽然当时处于“大跃进”时期，其报告可能存在夸大的成分，但也确实表明运动在短期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
根据上述基本要求，结合二环路的具体土质情况，建议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B为76 cm，顶部开挖宽度（B+2D） 为100 cm；深度H为120 cm，坡度H∶D为1∶0.1。
上述可见，学习共产主义精神运动的开展，是从《山西日报》中得到启示，随后晋南地委参与其中，最终使得各个部门争相上阵，完全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性运动。
（三）骤然高涨的阶级斗争意识
就事件的另一面来说，则是陡然高涨的阶级斗争意识。这一意识的宣扬，首先从平陆县开始，最后得到《人民日报》的首肯，是自下而上开展的。
2016年4月初开始知道、了解本然土壤调理剂，并于春季生产开始进行试验，经过一年小区栽培试验，总结出了双优山葡萄在松原地区栽培时施用本然土壤调理剂与施用化肥对比表现。双优属山葡萄种，抗寒力极强，能够自然立地越冬，在松原地区酿造品质优良，有望酿制出干红葡萄酒[2]。
《平陆小报》指出，这一事件“深刻的教育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敌人还在时时刻刻，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我们的事业”。①《敌人的任何破坏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平陆小报》1960年2月8日，第1版。在给上级部门关于事件的专题报告中，该县更是明确提出“通过这一事件，深刻的教育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尖锐的复杂的，任何敌情麻痹思想都是十分错误的”。②中共平陆县委员会、平陆县人民委员会：《关于风南公路张沟段民工中毒事件急救经过及现状的专题报告》，《中共平陆县委员会、平陆县人民委员会文件》（60）033号，平陆县档案馆藏。晋南地委则支持这一看法，认为通过学习这一事件，可以“使大家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提高阶级觉悟和共产主义思想”。③中共晋南地委：《批转平陆县委关于风南公路张沟段民工中毒事件急救经过及现状的专题报告》，《中共晋南地委文件》（60）077号，平陆县档案馆藏。
4月2日枪决投毒犯后，《晋南报》发表社论，称此事“首先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速度飞跃前进的时候，残余的敌人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一有机会，就要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其次，在今天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和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的情况下，敌人的活动更加隐蔽，破坏手段更加毒辣和卑鄙”，然后总结指出，“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阶级斗争并未熄灭”，“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④《必须提高革命警惕》（社论），《晋南报》1960年4月5日，第3版。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此事，并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进行驳斥，最后号召大家继续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保卫“大跃进”运动的成果。⑤《“平陆事件”的教训》（社论），《人民日报》1960年4月7日，第1版。随后，阶级斗争提得越来越高，平陆县制定了方案，由城市建设委员会牵头，对各个行业进行检查。⑥中共平陆县委：《关于学习和发扬首都人民共产主义风格的报告》，《中共平陆县委文件》（60）098号，平陆县档案馆藏。
通常采用人工进行冷补料摊铺，摊铺时可根据坑槽面积、冷补料密度与松铺系数粗略计算冷补料用量，应尽量避免材料的浪费。冷补沥青混合料具有初期强度较低的特点，为避免其产生车辙，摊铺过程中应注意：若在夏季或冷补料储存时间要求较短的情况下施工，可适当减少冷补料中稀释剂用量；松铺系数的选取应保证冷补料修补后高出原路面2～3cm；若坑槽深度大于5cm，则修补时应以3～5cm为一层，分层摊铺并逐层压实。
与此同时，平陆县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高潮。经过学习，“不断革命”的理念逐渐植入农民意识深处。如曹川公社张成五说：“我过去集体主义思想不强，只顾个人不愿帮别人，让我去协作别人，心里就不怎么痛快。现在学习了理论，从理论上认识到这是没有一盘棋思想，没有‘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了理论之后，心里就亮堂了一节子，我更清楚地看到美好的将来，干起活来劲头也就越大了”。⑦王天奎：《学习理论亮思想，跃进之中干劲增——曹川公社大兵团战斗员学理论热火朝天》，《平陆小报》1960年3月11日，第2版。张店公社黄家庄管理区的任三项从小受剥削，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活的好转，产生了满足现状的想法，但在这次全民学习理论运动中，尤其是“学习了‘不断革命论’的有关文章后”，“认识了过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往后还很艰巨，并不是到了头”，“并表示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最后的胜利”。⑧任三项口述，士明、喜平、海涛代笔：《“不断革命”治了我的病》，《平陆小报》1960年3月11日，第2版。纪晔在报纸上载文发表自己的学习心得：“经过了一九五六年的三大改造及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全面的胜利，在我思想上便产生了万事大吉的想法。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肆向党进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奇怪。学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等文章之后，我才明白了这个道理：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消灭了，在社会主义革命进入深入的阶段，资产阶级思想和意识还会形形色色地在我们队伍里反映出来。通过这一个问题，我进一步认识到经常注意阶级路线和阶级分析的重要性”。①纪晔：《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心得》,《平陆小报》1960年3月11日，第2版。
三、余论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具体的时空背景，“平陆事件”亦不例外。有文章指出，鉴于“平陆事件”发生于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认为其被媒体大力渲染的因素之一是为了转移群众的注意力，抵消“大跃进”带来的不利影响。②马斗全：《“平陆事件”的背后》，《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笔者对这一观点存疑。在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后，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所宣扬的共产主义风格以及阶级斗争意识，是国家和基层社会两方面互动后直接或间接所产生的效果，并非官方媒体独立运作而成。具体时空背景下的“平陆事件”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不无关联。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的批判引起了社会主义思想阵营的混乱。《人民日报》于1956年4月5日刊发《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期消除国际、国内舆论界的各种疑惑。③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8页。而在之后的波匈事件中，由于中共的适时恰当处理，极大地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威望。不过，中共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和随后在国内出现的少数人闹事现象，则促使党内对国内国际形势做出误判，重新回到了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④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1957年的整风运动无疑成为此种“误判”的实践。平陆县从1957年开始到1960年不断开展整风运动。“平陆事件”所体现出的共产主义精神“正是党坚持实行政治挂帅，不断进行整风，不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宝贵成果”，同时又是“向广大群众继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好教材”。⑤陶鲁笳：《全新的时代全新的人——学习和发扬平陆事件中许多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精神》，《山西日报》1960年3月16日，第1版。
实际运用过程中，可通过在气缸安装座与窗框之间增加垫片的方式，增大活动扇叶的塞紧行程，补偿密封橡胶件的变形磨损。
《人民警察法》第九条：“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1.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2.有现场作案嫌疑的；3.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4.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
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了。虽然当时的口号是“赶英超美”，但实质则是要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⑥沈志华：《冷战的再转型——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1页。平陆县也于1958年3月开始开展“大跃进”运动。⑦中共平陆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平陆县历史纪事（1949·10—2003·12）》，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平陆事件”的发生恰好使毛泽东所预设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依据。但最初的报道并非有意为此做宣传，仅仅只是一般的时事报道。在一轮又一轮的新闻潮中，其被赋予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逐渐成为“阶级斗争并未熄灭”的现实例子。通过政府的指导，在宣传中将注意力转移到事件所展现的共产主义精神上来，号召大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高举三面红旗，进行更大的跃进，以服务于当时国内政治的需要。在“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平陆事件”最为深远的影响理应在于重塑阶级进而实现党和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以媒体宣传为手段，以重塑阶级为内容，集体化时代运动式治理乡村社会的程式得以进一步强化。同时，随着思想层面革命的不断深入，人民公社模式开始确立并逐步定型，成为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进而对农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3-0071-1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集体化时代山西新农村建设研究”（立项批准号：17CZS047）阶段性成果。
（贺文乐，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党志勇，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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