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思想发展到了清代以后，宋明以来蓬勃发展的理学进入了瓶颈期，各种理论缺陷相继暴露出来，引来大量对理学的批评和反对，并进而对儒学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彭绍升是清代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也是儒学大家。他的研究主要在佛学思想方面，同时又没有放弃儒家学说，大力倡导儒释融合，通过乐善好施的慈善活动将佛教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结合起来，并留下了大量涵盖儒释道三家的著作，成为清代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一抹亮色。本文试图从彭绍升大力倡导儒释融合、取得丰富学术成就、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三个方面来总结归纳彭绍升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并提炼这些贡献对于后世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彭绍升；佛学；儒学、贡献；意义
1 彭绍升哲学思想概述
彭绍升（1740-1796），字允初，号尺木，又号二林居士、知归子，法名际清。于清代初年出身于苏州有第一望族之称的长洲县彭氏家族，其家族素有科举世家、积善世家的美誉。乾隆二十六年，举进士，但是却辞官不做。回家后读宋明理学、学道家之术，二十九岁时读佛书，归心佛法，提倡净土实修，自号“知归子”。彭绍升通晓宋明理学，精于古籍古文，在皈依佛门后又精研了各类佛典，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就，留下了大量的佛学理论著作。同时，彭绍升积极将佛家“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以及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的理论付诸于实践，非常关心民生和慈善事业，为弱势人群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也在民间厚植了佛教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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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彭绍升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
2.1 大力倡导儒释融合
彭绍升早年历经科举考试的磨难和坎坷，显现出淡薄功名的性格特点。回家以后，彭绍升专心于儒学，“读宋明诸老先生书，始毅然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1]。后来又入道家，不久又转而归心佛学，可以说，他的思想经历了儒释道三家，最终提出了“以释混儒”、“舍欲言理”的学术主张。在彭绍升的佛学思想中，调和儒释是其精华所在。彭绍升在读宋明理学时，以程颢、陆九渊、王阳明等人“证之佛氏，往往而合”[2]，找到了儒学与佛学的相通之处，并为此专作《一乘决疑论》，以先破诸人排佛之说，再立自己儒佛相通之见。他通过论证儒释皆讲礼义、儒佛皆讲因果、儒佛出世与入世相通，形成了兼有佛学意愿与入世关怀的思想体系，在秉持儒家思想的同时，通过举“近取会”以周穷乏，举“润族田”以赡贫族等入世的方式，把佛学思想带入现实社会。
综上可知，在不控制情境的前提下，大班幼儿有很多种同伴交往策略。并且不难看出，以上归类的策略是很多具体交往策略的概括。大班幼儿在进入人际互动时，交往技能还不是很成熟，一些生硬、直接的同伴交往策略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大班幼儿在同伴交往过程中,可能会同时使用几种策略对同一事件做出反应。如：面对同伴的拉扯，他边使劲推开同伴，边大声指责：“你干嘛，走开”。很明显，他在面对同伴的拉扯时，采用了个人攻击、指责和指令策略。
2.2 取得丰富学术成就
彭绍升才华甚高，著作颇丰，在儒释两界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其佛学著作主要有《二林居集》、《一行居集》、《念佛警策》、《净土圣贤录》、《居士传》、《善女人传》等，都为弘扬佛法、开示信众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彭绍升的儒学功底也是相当了得，其所著《读陆子书》、《读王子书》、《论语集注疑》等文章也说明，他并没有因为皈依佛教而荒废儒学，且对陆王之学尤其偏好。值得注意的是，彭绍升在涉及人物事状的学术著作中，体现了独到的史学编撰思想，记载方法十分科学而简明，颇得史法，能够广泛搜集利用资料、深入采访当地群众、注重口述材料的获取。如彭绍升所著《二林居集》中，有关大臣的事状记载十分详实扼要，颇有太史公的风采，以至于后世的一些史学著作对彭绍升的书籍内容和风格多有借鉴。如江藩的《宋学渊源记》，就是在彭绍升《二林居集》的有关记载基础上写成的。
2.3 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彭绍升出身名门望族，从小饱读圣贤书，辞官后又先后改习道家，研读佛书，其学问融合儒释道三家，作品范围也广泛，不仅有佛教著作《无量寿经起信论》，《一乘决疑论》，《居士传》，《善女人传》等，还著有儒学典籍《二林居集》二十四卷，道教书籍《关帝全书》。这些著作对清代学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成为后世文人著书立传的重要参考材料。如，儒学典籍《二林居集》对于江藩的《宋学渊源记》和阮元的《儒林传稿》具有深远影响，是后者得以成书的基础资料。又如《居士传》和《善女人传》在首开宗教为信徒立传的先河，反映了佛教对当时社会的强大影响，也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以上种种，无不反映出彭绍升在学术著作上的巨大成就，以至于梁启超曾专门为此评论：“佛学为晚清思想界一伏流，并由居士为主导，而彭绍升则是开此股伏流的最早的居士。”[4]这不仅是对彭绍升的赞赏，也体现了他的著作对于清代思想文化的影响。
3 彭绍升哲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历史意义
3.1 有力地推动了文化融合
清朝统治时期，民族融合、民族交往的力度不断加大，程度不断加深。民族的融合必然带来文化的融合，在这个时期，佛教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得到了上至皇帝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的认同。以彭绍升为代表的主张儒释融合的学者，在推动儒释调和方面，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最被儒者所诟病的出世思想为抓手，不但在理论上主张佛教与儒学一样具有入世思想，而且还通过各项实实在在的慈善活动将佛教的入世思想付诸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彭绍升所做善行的目的是为了“与会弟子及受助之人皆尽回向同生西方净土”，是出世的，但它通过扶贫济弱产生的社会效果却是入世的，从而使佛学思想具备了强大的民意基础，与儒、道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3.2 为后世留下丰富史料
与一般佛教居士不同，彭绍升并未因皈依佛门而“沦心禅寂，独善其身”[3]，反而更加关注民生事业，成为当时江南地区著名的慈善家。彭绍升在长辈创立的惜字会和放生会的基础上，又根据实际需要创立了为贫人施舍棺木的施棺会和为寡妇提供救助的恤嫠会。到了乾隆四十二年，彭绍升将惜字会、放生会、施棺会、恤嫠会四大善会整合为近取堂，在原来各会职能的基础上，兼行施予僧人饭食、刊刻佛经、施医施药等善举，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慈善组织。在近取堂之外，彭绍升对困难人群还提供了一系列诸如“平粜”、修桥、筑路以及收埋无名尸骨临时救济措施，既显示了彭绍升借助佛教因果报应说，积德行善的佛家思想，又体现了他“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除了惠及公众，彭绍升还仿照范仲淹义庄制度，设立了面向彭氏宗族的救助机构“润族田”，用于保障族人生活，这也充分体现了彭绍升作为一名理学家，其内心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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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实际行动劝导人心向善
彭绍升以毕生精力坚持行善，对彭氏家族的后人也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彭绍升死后，彭氏家族涌现出彭希洛、彭祝华、彭蕴章、彭翊、彭慰高、彭福保等人也积极继承彭绍升的遗愿，热心于公益事业。当时的“吴门第一善人”潘曾沂也受到彭绍升行善思想影响，效仿彭绍升在灾荒之年以“平粜”的形式向救济灾民。后人曾这样描述彭绍升与潘曾沂二人：“潘公一生行为作事，说之不尽，大约与当年彭四少爷（彭绍升）先生相像，早年看破红尘，长斋奉佛。”[5]同时，彭绍升对于当时其从事慈善事业的领路人袁黄十分敬重，面对当时世人对袁黄的非难，旗帜鲜明地予以驳斥：“或疑了凡喜以祸福因果导人，为不知德本，予窃非之。……考了凡行事，其始盖亦因欣羡而生趋向者，乃其后遂若饥食渴饮之不可缺焉。何其诚也！”[6]以自己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为袁黄正名，在当时社会营造了鼓励人们多行善、行真善的良好风气。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彭绍升那里，归心净土的出世思想与关怀民生疾苦的入世思想是并行不悖的。这里面，既包含了他早年受儒家思想熏陶而形成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也是佛教在本土化进程中由出世转向入世的精神在他身上的体现。彭绍升儒释融合的思想从理论上消除了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儒释之间存在的出世与入世的隔阂，并以自己热衷公益的实际举动予以了充分的验证，是佛教中国化的践行者。因此，我们对于彭绍升的佛学思想与慈善活动应该联系起来看，而不应分割开来看。因为他从事慈善事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践行他的佛学思想，为的是使受助之人及其自己皆尽回向西方同生净土。两者的关系是思想决定行动，而不是并列，更不是相反。
参考文献
[1]彭绍升.《二林居集》[M].长洲彭氏家集从书本，1881
[2]彭绍升.《一乘决疑论续藏经104册》[M]
[3]彭文杰.《彭氏宗谱》卷七《二林府君述》.衣言庄刻本，1922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佚名.《潘公免灾救难宝卷》卷下.咸丰五年刻翼化堂印版
[6]彭绍升.《居士传》卷45《袁了凡传》
收稿日期：2019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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