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90 年10 月，井上毅、元田永孚等人起草了《教育敕语》，并由明治天皇“下赐”给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和文相芳川显正。《教育敕语》所大肆宣扬的“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被视为日本天皇制国家的观念支柱之一。本文旨在探讨《教育敕语》颁布的历史背景、内涵及其对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教育敕语》；天皇制；国家主义；道德教育
2017 年3 月8 日，时任日本防卫大臣的稻田朋美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声称，《教育敕语》揭示了日本作为道义国家所应该追求的精神，并指出日本应该恢复这一精神。无独有偶，2018 年10 月2 日，新上任的文部科学大臣柴山昌彦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对《教育敕语》的看法时也扬言,《教育敕语》中有很多内容可以从现代的角度加以解释、调和，并用于道德方面。这两名政府官员的发言均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受到在野党的批判，还受到来自党内人士及学者们的批判。作为颁布于一百多年前的法令，《教育敕语》为何至今依然会屡屡被日本政府要员提起，又为何会受到诸多批判？本文将从《教育敕语》颁布的历史背景、内涵及其对日本近代道德教育所产生的影响等角度对其进行探讨。
一、《教育敕语》颁布的历史背景
纵观日本明治时期的历史，从政治角度讲，国体由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向德国式的君主立宪主义过渡；在思想界，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此消彼长。这种倾向同样反映在明治时期的道德教育方面。
（一）明治初期英国自由主义盛行
虽然江户时期的教育机构主要有藩校、寺子屋和私塾三类，其教学对象及教学特色各有侧重，但到了江户末期，教育开始趋于同质化，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明治初期，英国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开始取代儒学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备受推崇。作为日本近代思想家的代表，福泽谕吉在其《劝学篇》中论述到：“贤者和愚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学习。”学问并非指“知疑难字、读难解的古文、欣赏和歌、做诗这种无实的文学”，人们应当追求“接近于人们普通日用的实学”［1］（P51-52）。因为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对当时的教育界影响巨大，所以无论是1872 年9月发布的《被仰出书》，还是随后颁发的《学制》都倡导实学，主张以人智开发为中心的主智主义 教育。
（二）保守派与立宪派的思想交锋
随着英国自由主义教育在日本展开，保守派们开始担心西方思想破坏了日本国民思想，于是，建议通过儒教主义振兴国民思想，尤其是通过儒教主义来开展道德教育。在此背景下，1879 年8 月，以侍讲元田永孚为首的保守派们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教学聖旨》，批判了明治维新以来所实行的重实学、轻传统儒家道德的教育路线，强调应该以封建道德目的作为教学的基本精神。之后，立宪派（代表人物为伊藤博文、井上毅）和保守派分别发表《教育议》和《教育议附议》，围绕教育的基本精神展开论战。最终，1882 年，元田在天皇的授意下编纂了《幼学纲要》。该纲要的颁布不仅对儒教导入学校教育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从天皇干涉教育这一点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
共纳入20个研究（1篇文献因治疗全程静脉滴注抗生素，与其他研究有异质性，而未纳入），包括587例患者，研究间异质性较高（I2=67%），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每个研究内不同原因造成骨缺损的病例数量不平衡。文献中并未给出各亚组的信息，无法进行亚组分析。随机效应模型荟萃分析结果显示：Masquelet技术治疗骨缺损后再感染率为9.2%，CI 95%为5.3%～14%。
（三）教育制度左右摇摆
在立宪派和保守派的博弈过程中，明治时期的教育制度也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不定。颁发于1879 年的《教育令》秉承了美国自由主义观念，被称为“自由教育令”。颁发于1880 年的《改正教育令》则以国家的统治和政府的干预为特征，将修身课置于首位，开始逐步加强文部省对德育的掌控权。1885 年，森有礼就任文部大臣后，一方面批判当时修身课的儒教主义偏向，发布个人通知以禁止使用以儒教主义为本位的修身课教科书；另一方面主张通过学校仪式、体操特别是军事体操开展道德教育。
二、《教育敕语》的问世及其主要内容
御名御玺［2］（P82）
1890 年10 月21 日，在山县有朋的请求下，井上毅、元田永孚等人完成了《教育敕语》的起草工作。之后，该草案经由内阁会议稍加润色后被上奏给天皇。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将《教育敕语》“下赐”给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和文相芳川显正。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因为政权的交替导致教育指导思想变化，《教育敕语》采用了天皇敕语的形式。其内容如下：
为了能够将《教育敕语》的精神深深植入学生思想，明治政府规定了各种学校仪式。《教育敕语》颁布的第二天，芳川显正便下令制作《教育敕语》的誊写本并下发给各学校，要求各学校务必在节日和其他方便的时间集体奉读《教育敕语》。明治政府又于1891 年6 月、1893 年5 月和1900 年相继制定了规程，对学校奉读《教育敕语》的仪式作了规定。例如：颁布于1900 年的《小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各学校必须将《教育敕语》的誊写本以及天皇和皇后的“御影”（即照片）一起放在固定的场所进行保管。在节日、大祭日时，学校应当举行仪式，由校长或教员“奉读”《教育敕语》，并解读《教育敕语》中的“圣意”及历代天皇的“圣德鸿业”。大正初年（1912），政府要求各学校建造“奉安殿”，专门供奉《教育敕语》和天皇、皇后的“御影”。除了学校举行的各种仪式，学生每天上学、放学时都必须向奉安殿行礼。日复一日的仪式感赋予了天皇和《教育敕语》强烈的宗教色彩，培养了学生的国体意识和对天皇的崇拜思想。
由以上内容可知，《教育敕语》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陈述日本的国体为家族国家观，第二部分讲述以忠孝为核心的儒教德育，第三部分强调“忠君爱国”。
总而言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联网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设备管理方面引入物联网让设备管理在智能跟踪、监管、定位以及控制功能实现中体现出了更高的价值。物联网与物理实物的成功连接让设备管理工作变得更加高效、也为现代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开展品管圈活动给予患者品管圈护理,在临床护理工作中降低了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渗血发生率,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以及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值得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推广。
在制定和颁布《教育敕语》的过程中，山县有朋①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882 年，在时任内务卿的山县有朋的主导下，明治天皇颁布了《军人敕语》，规定军人必须遵守的五项准则，即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崇俭朴，旨在把军人训练成天皇专制政权的忠实工具。通过《军人敕语》实现了国家对军人的思想控制后，山县有朋开始着手在教育领域制定同样的法令，以实现对教育界的思想控制。《教育敕语》的颁布便是其努力的成果，《教育敕语》也因此被称为《军人敕语》的校园版本。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而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合，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习学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彰显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所宜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谬，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拳拳服膺庶几咸一其德。
(2)培养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将教师信息化素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互联网的出现，教师的教学方法也需要改变，借助互联网工具，建构信息化的教学理念，培养更多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采购管理类人才。要引导教师树立互联网思维，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教学发展服务，并将自身的信息化能力培养与课堂具体教学结合，在提升教师自身综合素养的同时，也能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
在森有礼任文部大臣期间，当时包括修身课在内的所有教材都采取“检定制”，即出版社自主编写、出版教材后提交文部省审核，文部省审核通过后再由地方长官任命的审查委员从中进行选择、加以使用。《教育敕语》颁布后，有人开始对“检定制”进行批判，认为单凭“检定制”无法确保《教育敕语》的精神得到贯彻。在1896 年2 月召开的第九次帝国会议上，贵族院就如何编写小学修身课的教材提交了建议书，认为小学的修身课教育与国家前途关系甚大，其教材应当采用“国定”的形式，即由国家组织人员编写、出版，费用由国费支出。1902 年，发生了出版社与教材审查委员之间的贿赂事件，其范围涉及三十几个“县”（相当于中国的“省”）。以此为契机，文部省迅速推进教材的统编工作。1904 年，文部省对包括修身课在内的五门学科采取统编教材，之后逐渐推广，最终于1910 年实现了所有教材的统编。
三、《教育敕语》所产生的影响
《教育敕语》使此前长达十多年之久的甚嚣尘上的德育论争告一段落，由此确立此后日本学校教育的根本方针，即“义勇奉公”“扶翼皇运”；与此同时，作为道德教育的“修身”教育逐步得到强化［4］。保守派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教育敕语》后，很快便将其付诸学校教育，并对日本近代道德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道德教育的全面覆盖
为了全面贯彻《教育敕语》精神，文部省要求学校教育纠正以往“以知识教育为主”的倾向，包括修身课在内的所有科目都必须重视道德教育。1891 年，明治政府制定了《小学教则大纲》，根据地区的不同分别规定了小学的教学科目。该条令的第二条规定，修身课要贯彻《教育敕语》的宗旨，强调应该将道德教育、国民教育融入全部教学活动。基于这一宗旨，《小学教则大纲》所规定的各学科大纲均含有道德教育的内容。例如：“日本历史”课应当使学生了解本国国体的概要，培养学生作为一个国民应有的情操。
（二）小学修身课教材的统编制度
《教育敕语》的中心是强调传统伦理道德在教育乃至天皇制国体中的极端重要性。“敕语”的第一段叙述了“国体之精华”在于天皇之德化与臣民之忠诚，而教育的渊源也是由此而来；第二段列举了十四条德目，把日本传统的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儒家道德，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如恭俭律己、博爱及众、修学问、习职业、启发智能、成就德器结合在一起，并用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的神话加以修饰；第三段强调了这些德目的普遍意义，要求人人都必须遵守［3］。
在翻转课堂中，此环节的评价既是对课前学习活动的总结性评价，也是整个教学过程的诊断性评价，为课堂活动的设计、进行等提供依据。
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三）诸多学校仪式应运而生
及时组建专职保洁员队伍，明确河道管护人员分工，落实保洁管护措施，构建长效管护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发展市场化机制，在本地及周边县市择优选择专业的保洁管护公司，建立河道长效保洁专业队伍，明确保洁范围、保洁责任、保洁标准和保洁经费，确保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项目良性运行。
“就这样，通过学校仪式和学生上学、散学时对‘奉安殿’行礼的方式，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将天皇、《教育敕语》与‘国体’难以形容的‘价值’刻入学生的脑海里了。这是一种比通过对《教育敕语》进行语义解释，让学生对《教育敕语》里写了些什么，‘国体’是什么等进行理性的认识和理解更有效的‘理解’方式。”［5］（P140）
（四）国家主义的深度渗透
论及《教育敕语》对日本近代道德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它极力宣扬“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并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奠定了基础。诚然，《教育敕语》中包含有若干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道德教育产生了积极作用。例如：《教育敕语》第二部分所规定的“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属于基本的人伦规范；“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习学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则为儒家学说中所规定的个人道德；“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则适应了明治时期的时代要求，赋予了《教育敕语》现代主义的元素。
不容忽视的还有《教育敕语》的逻辑框架。如前所述，《教育敕语》的第一部分指出臣民之忠孝为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第三部分强调“一旦缓急”，“臣民”须“义勇奉公”，倡导“忠君爱国”。尽管第二部分规定的是基本的人伦规范、个人道德以及国家、社会层面的道德规范，但《教育敕语》的这一逻辑框架决定了其目的并非在于培养具有近代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的公民，而在于培养忠于天皇、忠于国家的臣民。道德教育的全科目覆盖和日复一日的奉读仪式，使宣扬“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深深地植根于日本近代国民的内心深处，从而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奠定了精神基础。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全国上下掀起了极端的国家主义思潮。
自1890 年颁布以来，《道德敕语》为日本道德教育乃至整个国民教育确定了基调，对近代日本的道德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著名学者王家骅认为：“《教育敕语》的影响不仅在教育方面，而是涉及了日本政府的全部思想文化政策，影响及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成为日本天皇制国家的观念支柱之一。”［6］（P173）不仅如此，颁布于1937 年的《国体的本义》、颁布于1939 年的《赐予青少年学徒的敕语》，进一步发扬了《教育敕语》中的国家主义精神，强调了“军事”的价值，不遗余力地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思想总动员。
四、结语
自1890 年颁布起直至1945 年二战结束，《教育敕语》一直主宰了日本道德教育乃至整个国民教育。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曾力图维护国体、秉承《教育敕语》的教育理念。兼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双重立场与身份的天野贞祐甚至嘱托京都学派的高坂正显等三名学者于1951 年编写了《国民实践要领》，大肆宣扬天皇是日本的道德中心。尽管如此，在占领军的压力下，1948 年6 月1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关于教育敕语等的排除决议》，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教育敕语等的失效确认的决议》，《教育敕语》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颁布于1947 年3 月31 日的《教育基本法》。该法规确立了战后日本教育的基本理念，确定了日本道德教育的性质和方向。但是，70 多年后的今天，《教育敕语》借由政治家之口出现在众人视野中，这不仅值得我们深思，更值得我们警惕。
注释
① 山县有朋（1838—1922），出生于山口县，明治维新之后一直致力于陆军的建设。山县曾历任陆军卿、参谋本部长等要职，最后成为陆军大将、元帅。
参考文献
［1］永井道雄.福泽谕吉［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8.
［2］臧佩红.日本近现代教育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3］张永广.《教育敕语》、国家主义与近代日本的反基督教运动［J］.宗教学研究，2012（3）：214.
［4］周晓霞.《教育敕语》死灰复燃的历史地层［J］.读书，2017（9）：45.
［5］饶以满.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6］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年，1990.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10-0180-03
收稿日期：2019-10-05
作者简介：张杰（1976—），女，江苏如皋人，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化、日语教育。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9.10.081
（责任编辑：张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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