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摘 要：《春秋繁露》一书包含数篇以“郊祀”为主题的篇章。郊祀原为国君于国都郊外祭祀至上神的典礼，《春秋繁露》依据《春秋》与《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祭天于郊”之礼的规定、位置、作用及性质等，同时对此赋予德行与教化的意涵，亦即使其伦理化及政治化。《春秋繁露》的郊祀论是在董仲舒学术思想——春秋学、政治论及天人感应论等——的理论前提下形成的，并非神祇信仰或神秘思想的产物，而是汉代儒家经学将“宗教”转为“人文”的一个重要成果。
关键词：《春秋繁露》；董仲舒；郊祀；经学；教化
一、引言
本文将探讨《春秋繁露》的郊祀论。①“郊祀”为国君于国都郊外祭祀至上神的典礼，自西汉末期至清朝灭亡，中国历代皇帝均于国都的南北郊祭祀天地。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此仪礼渊源于秦国的祭祀传统。《春秋繁露》(下文简称《繁露》)一书包含数篇以郊祀为主题的篇章，这些篇章极为重视郊祀。如《郊事对》篇记载董仲舒说：“所闻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郊。”②有前人提及《繁露》的郊祀论，譬如，任继愈③、近藤则之④、周桂钿⑤等人说明宗教意义，内山俊彦⑥、张荣明⑦、何儒育⑧等人强调政治思想层面，堀池信夫⑨关注经学与哲学等学术成就，岩野忠昭⑩和鲁惟一(Michael Loewe)等人讨论历史与文献等方面内容。但整体而言，深入研究略显缺乏。《繁露》可视为西汉春秋学者董仲舒之作或者其学术派系的文集，并且汉文帝以后的汉皇帝均举行郊祀，因此，《繁露》的郊祀论应是儒家经学呼应汉皇帝注重郊祀的情势而建构出来的。本文将进一步留意这一点，试图厘清该书所言郊祀礼的规定、位置、作用、性质等，以示其郊祀论并非神祇信仰或神秘思想的产物，而是汉代儒家经学将“宗教”转为“人文”的成果。
分析：从题意和图形可知，A、C不相邻，B、D也不相邻，也就是A、C可以同色或不同色，B、D也如此；由此问题可较为直观地分为4类：①A、C同色，B、D也同色，有4×3=12种；②A、C同色，B、D不同色，有4×3×2=24种；③A、C不同色，B、D同色，有4×3×2=24种；④A、C、B、D都不同色，有4×3×2×1=24种.根据分类计数原理，故选择B.
二、郊祀礼的规定
郊祀本为国君祭祀至上神的典礼，必然需要各种规矩。《繁露》中散见郊祀礼的相关规范，其具体规定均依据儒家经典。《郊祭》与《四祭》两篇均认为《诗经·大雅·棫朴》叙述周文王先办郊祀再征伐崇国，譬如，《四祭》篇说：
内隐家庭教育问题是指没有通过可感可测的外显行为表现出来的家庭教育问题和当下还没有表现出现来的家庭教育问题。年轻父母要特别用心去检视内隐的家教问题。
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诗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辞曰：“淠彼泾舟，烝徒檝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见文王之先郊而后伐也。
“济济辟王，左右奉璋”描绘周王主持祭祀的场景，不过，其祭祀无法断定为郊祀，“辟王”也未必指周文王。无论如何，《郊祭》与《四祭》两篇理解这首诗篇描述周文王郊祀，并据此主张“已受命”的王者于执行“王事”之前，先在国都郊外亲自祭天。
《郊事对》篇所引《王制》此部文献的文字，与传世《礼记·王制》稍有出入，传世文本则谓：“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由此可知“茧栗”乃为形容牛角如蚕茧或栗子般小之词，也就是说，《郊事对》篇以《王制》的记载作为郊祀时向天上供奉小牛的证据。《郊事对》篇所言“帝牲在涤三月”与《王制》的内容相通，此句为《公羊传·宣公三年》的传文，“帝牲”即指向“皇天大帝”奉献的牛，“涤”则是养祭祀所用牲畜的宫馆，取其清洁之意。《郊事对》篇即以此传文主张，郊祀所用的牛以肥美清洁为要件，而不需养大。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茧栗，宗庙之牛握，宾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帝牲在涤三月，牲贵肥洁，而不贪其大也。凡养牲之道，务在肥洁而已。
祭祀要献牲，《郊事对》篇根据《王制》与《公羊传》的记载，说明祭天时要供奉何种牛：
以上依照《棫朴》《王制》《公羊传》等记载说明郊祀礼的相关规范，但在《繁露》一书中，其规范最主要的依据应为《春秋》经传，即孔子的微言大义。《郊义》篇提及“春秋之法”的郊祀礼，亦即完全根据《公羊传》的内容叙述郊祀的基本规定，如其主持、对象、时间等：
春秋之法，王者岁一祭天于郊，四祭于宗庙。宗庙因于四时之易，郊因于新岁之初，圣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亲也。
《郊语》篇论及郊祀感天的机制：
此外，《郊祀》篇认为郊祀应事先占卜要否举行：“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此规定的依据应为《春秋》经文，因鲁国占卜郊祀的情形见于《僖公三十一年》《成公十年》《襄公七年》《襄公十一年》的经文中。只是，《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将“卜郊”视为“非礼”：
“这个和‘折二’、‘折三’一样，是指钱的款式，母钱表示这个是最原版的钱，相当于其他钱的模板。牙样和母钱差不多，但是有些差异，不太好讲清楚。总之因为是模板所以存量非常少，一般都挺值钱。我看看……”老贾迅速用手翻弄了一下‘乾隆通宝’的钱堆。“你这个里面不多，我待会单独指给你认吧。”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岁更纪，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岁之事。每更纪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贵之义，尊天之道也。
根据《公羊传》的说明，郊祀为天子之礼，鲁公郊祀便是“非礼”的活动，因此，虽原本的郊祀礼并不事先占卜要否举行，但非礼的鲁国郊祀例外地需要占卜，三次内二次得吉，才可祭天。《郊祀》篇则不从以上《公羊传》的解释，而将“卜郊”视为天子郊祀的重要环节。此观点可能与《春秋穀梁传》(下文简称《穀梁传》)对于郊祀的解释相关，因《穀梁传》虽言“四卜，非礼也”，与《公羊传》相同，但并无将“卜郊”本身视为“非礼”。
由上可知，《繁露》主要依据《春秋》经传说明郊祀礼的基本规定。春秋学的基本前提为孔子寓大义于《春秋》的微言中，《孟子·滕文公下》以《春秋》为“天子之事”，《贤良对策》则以《春秋》为有圣德无王位的“素王”之文。因此，《繁露》即在论述郊祀礼的规定时，主要阐明“素王”孔子所设想的礼仪。
三、郊祀礼的位置
《繁露》亦主要根据《春秋》经传，视郊祀为最高等级的祭祀活动，亦即将之定位于其他祭祀——如宗庙与以山川为首的诸神之祭——之上。譬如，《郊祭》篇言：
春秋之义，国有大丧者，止宗庙之祭，不敢以父母之丧，废事天地之礼也。父母之丧，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废郊也，孰足以废郊者？故其在礼，亦曰：“丧者不祭，唯祭天为越丧而行事。”
这段以“春秋之义”主张郊祀比宗庙之祭更重要。《春秋·闵公二年》言：“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禘”规范此即指宗庙大祭，闵公于三年丧内举行之，《公羊传·闵公二年》因而讥讽。《春秋·宣公二年》则言：“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春秋·宣公三年》又说鲁国准备郊祀，但《公羊传·宣公三年》并无讥讽之。总括而言，根据《公羊传》记载，于大丧——即周王或父母之丧——内需停止宗庙之祭，但却不可停办郊祀，意即连在大丧内也不可停止，郊祀如此重要。《郊祭》篇还引用《礼》之句，以补强郊祀比宗庙之祭更重要的主张。
根据这段内容，在郊祀与灾害之间有如下的理论关系：祭天为子礼，也就是德行；王者由德行以教化人民，并实现天下和平；天下不和平导致灾害发生。《繁露》即认为，作为德行的郊祀因起教化的作用而影响天象。有人认为在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中，君王的郊祀与德行均能期望有致天佑的效果，是受天福的两种不同方法。的确，《顺命》篇说以郊祀祈求“皇天之祜”，《贤良对策》则说“五常之道”便是“受天之佑”的方法；《顺命》篇又以“祭天不享”当成“牛口伤”的原因，但根据《汉书·五行志》记载，董仲舒将“牛口伤”归因于鲁宣公的恶行。乍看之下，《顺命》篇与董仲舒针对同一件事进行了不同说明，然而，在感天的作用上，郊祀与德行并非两种不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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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春秋凡讥郊，未尝讥君德不成于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叙，逆于礼，故必讥之。以此观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独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讥丧祭，不讥丧郊，郊不辟丧，丧尚不辟，况他物。
这段又以《公羊传》为据，论证郊祀比山川之祭更重要。《春秋》经文中有鲁公不办郊祀而祭祀山川的记录(《僖公三十一年》《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讥讽之。《公羊传》并未说明讥讽的理由，《郊祀》篇则进一步诠释《公羊传》的评断，将“不郊而祭山川”视为“失祭之叙，逆于礼”之行，由此得出若“不祭天”则“不可祭小神”——即山川以下的诸神——的结论。《郊祀》篇亦从《春秋》的记载看出只有郊祀事先需占卜要否举行，其他诸神之祭则并不需要，据此将郊祀视作“最大”的祭祀活动。另提及郊祀比宗庙之祭更重要的观点，其论述架构与上述《郊祭》篇的主张完全相同。
总而言之，《繁露》依据《春秋》经文与《公羊传》传文，论证郊祀比宗庙及诸神之祭更高层次，换句话说，阐明孔子将郊祀视作最高等级的祭祀活动。《郊语》篇则直接解释孔子之语以主张郊祀礼不可废除：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彼岂无伤害于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见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闇。闇者不见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无声，潜而无形也。由是观之，天殃与主罚所以别者，闇与显耳。不然，其来逮人，殆无以异。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见之。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者也，故圣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如废郊礼？郊礼者，[圣]人所最甚重也。废圣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于冥冥不可得见之中，虽已多受其病，何从知之？
《郊语》篇对孔子“畏天命，畏大人”之语解释如下：“不畏敬天”便导致“天殃”，犹如“不谨事主”便遭遇“主罚”，两者的差异只在于受到殃罚的过程清楚与否，亦即“主罚”来历极其明了，但“天殃”则不明所以，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发生。《郊语》篇将孔子所言的“大人”视同“主上”，认为孔子看透了“天殃”与“主罚”下来的规律基本相同，“天”与“主上”均会“伤害于人”，因此“畏天命，畏大人”，并且说明孔子之所以“畏圣人之言”，是因只有圣人才能“见人之所不见”，知晓“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
《郊语》篇对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之语(见于现行《论语·季氏》)做出如上解释，进而在“郊礼者，圣人所最甚重也”的前提下强调不可“废郊礼”，同时提出“废郊礼”便“多受其病”的观点。《繁露》认为孔子在《春秋》中将郊祀作为最高等级的祭祀活动，既然如此，《郊语》篇所言注重“郊礼”的“圣人”当包含孔子在内。《郊语》篇指出王者存废孔子注重的郊祀礼与“吉凶利害”相关联，亦即郊祀具有避凶趋吉的作用。
四、郊祀礼的作用
《郊语》篇强调不可废除郊祀礼之后，进而以秦朝与周朝郊祀的情况为例，阐述祭天的情况影响祭祀者即统治者及其国家的祸福。根据同篇记载，古代圣王最重视郊祀，恭敬真诚奉行“以事上天”，然而，到秦朝时期“独阙然废之”，故“未见秦国致天福如周国”。周朝“子多贤蕃殖”，得八位“君子俊雄”，此乃“天之所福”。周秦两国“致天福”的情形如此不同，其原因在于两国郊祀的情况，即周朝每年于正月上辛祭天，但秦朝则不然。如《郊语》篇所言：
今秦与周俱得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异于周。以郊为百神始，始入岁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于地，先贵之义也。夫岁先之与岁弗行也，相去远矣。
如前所述，《春秋》说鲁公不祭天而祭山川，《公羊传》对此讥讽，《郊语》篇则在此讥讽的基础上言道：“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秦朝于统一天下后，并没有每年举行郊祀，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朝“三年一郊”，亦祭祀其他诸神。至于周朝郊祀的情形，无法由现存文献得知。无论如何，《郊语》篇将周秦两朝郊祀的情况作为只有郊祀才能引来“天福”的实例，以证实郊祀避凶趋吉的作用。
此外，《郊祀》篇显示郊祀以祈求降福为目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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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祝曰：“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降甘风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维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夫不自为言，而为庶物群生言，以人心庶天无尤焉。天无尤焉，而辞恭顺，宜可喜也。
这段引文中自“皇皇上天”至“敬拜皇天之祜”的原文，便为祭祀者向天所致的祝词。由其内容可得知，郊祀的目的即在于为万物万生向天祈求降福。祝词为“庶物群生，各得其所”，祈求“集地之灵，降甘风雨”，亦即祈请自然顺利运行以利万物万生昌盛。《郊祀》篇提出这篇祝词后再特别解释，此祈祷请求并非是为了祭祀者个人的幸福，而是为了万物万生的利益进行的。无论祝词请求降福的对象是祭祀者或是万物万生，其中显然包含郊祀能引来“皇天之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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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繁露》将郊祀礼与“吉凶利害”相关联的观点视作孔子的思想。因《顺命》篇根据《春秋》经传说明，若郊祀礼的情况不合宜，祭祀者便会蒙受天的谴责：
其祭社稷、宗庙、山川、鬼神，不以其道，无灾无害。至于祭天不享，其卜不从，使其牛口伤，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过有深浅薄厚，而灾有简甚，不可不察也。犹郊之变因其灾，而之变应而无为也。见百事之变之所不知而自然者，胜言与！以此见其可畏。专诛绝者其唯天乎？
这段文字指出，其他祭祀无论办得如何不宜，也不引发任何异象，但若祭天“不以其道”，则天无法享受祭祀。此时，占卜郊祀事宜，卜兆必不吉利，甚至有“灾”象出现，如祭品之牛的口受伤、小鼠吃祭品之牛的角等。相关记载均见于《春秋》经文中，《宣公三年》谓：“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成公七年》则云：“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公羊传》并未深究其原因，《顺命》篇则进一步将之诠释为“使其牛口伤，鼷鼠食其角”。也就是说，不以恰当的方式祭祀，天便不接受祭祀并呈现异象，如“使”牛口受伤，或“使”小鼠吃牛角。此诠释可能与《穀梁传》的解释相关。《穀梁传》以“亡乎人”之辞解释上引的经文，根据钟文烝《穀梁补注》解释，“亡乎人”便表示“非人之所能”“在乎天”之义。《顺命》篇又说：“以此见其可谓。专诛绝者其唯天乎？”同篇即说明，孔子于《春秋》中，将牛口受伤及小鼠吃牛角等异象视为对应人的过错而发动的一种天谴，以示郊祀礼的重要性。
由上来看，《繁露》似乎将郊祀礼视为纯粹祭祀天神的典礼，甚至是役使天以避凶趋吉的一种咒术。但事实并非如此，因《繁露》不是从神祇信仰或神秘思想方面，而是从伦理和政治等方面论述郊祀感天的机制的。
五、郊祀礼的性质
《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言，“天子祭天”，《成公十七年》则云，“郊用正月上辛”，“上辛”为每月上旬的辛日，《郊义》篇亦明确地说，“郊必以正月上辛”。因此依“春秋之法”，王者每年于正月上旬的辛日，在国都郊外亲自祭天。
床边责任制护理工作的排班也应该分为3个班次，加强护理人员之间工作的衔接，提升护理的质量。在白天，早上和下午的排班中，科室需要合理安排参与床位护理的护理人员数量，通常情况下，安排2-3名床位护理人员最为合适。另外，还需要为每组安排给药护理，提高护理的质量。根据科室的具体情况安排1位主班护理人员，在夜间床位护理中，分配2名护理人员进行值夜护理。
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礼也。圣人正名，名不虚生。天子者，则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独何为不欲其子之有子礼也。今为其天子，而阙然无祭于天，天何必善之？所闻曰：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今灾害生，见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觉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则四方莫不响应，风化善于彼矣。
此外，《郊祀》篇言：
我们亦可由上引《郊语》篇的原文得知，《繁露》对郊祀礼给予了伦理与政治意义。关于伦理意义，《郊语》篇以孝道为媒介阐明郊祀为德行，即分析“天子”一词而解释“天子”为“天之子”，说明君王应当“祭于天”以履行“子礼”，同样的论述亦见于《郊祭》篇之中。也就是说，《繁露》依据以天为父、以君为子的“天—君关系”以及《论语·颜渊》所言“子子”的原则，说明君王要郊祀的理由。
量子力学中“双缝实验”除了证明光或电子的波粒二象性之外，还有态迭加、坍缩两个诡异的现象。什么是态迭加和坍缩？朱清时先生是这样阐释的：
此外，《郊义》篇透过诠释《春秋》经传，主张郊祀象征比父子之道更广阔的尊卑之序：
禘、尝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礼也。卜郊何以非礼？鲁郊，非礼也。鲁郊何以非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
总之，《繁露》对原为君王祭祀上帝的仪礼赋予德行与教化的意义，以说明郊祀感天的机制。从此说明可知，《繁露》使其伦理化及政治化，进而言之，将郊祀最主要的性质由祭祀典礼转为道德与政治行为——德行与教化。
至于郊祀礼的政治意义，《郊语》篇先将郊祀视作“子子”之行即一种德行之后，再论述德行、教化、灾害的关系，亦即作为德行的郊祀乃有教化的作用，其情况影响于天下的秩序，乃至灾害是否发生。此观点似乎依据《孝经》的思想，上引《郊语》篇原文中“所闻”以下的内容，显然基于《孝经·孝治章》的如下记载：“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孝经》亦论及“孝”与“教”的关系，譬如，《开宗明义章》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天子章》又云：“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孝经》以孔子与曾子的对话为论述形式，以上皆为“子曰”的内容，因此，《郊语》篇根据孔子之言主张，君王从郊祀开始德行，以身作则，其德行推及天下便完成教化，进而能实现天下和平，甚至止息灾害。
另，《郊祭》篇不仅以郊祀在祭祀活动中的崇高位置为理由，更诉诸亲子之道，批评由“万民多贫，或颇饥寒”以要求停办郊祀的言论，而且指出“祭天”更优先于“畜万民”。先秦以来，儒家以养育人民为君王统治的首要工作，《郊祭》篇并非主张祭天的仪礼本身比养民更重要，而是强调道德在政治上比衣食更根本，主旨与《论语·颜渊》“去食”“民无信不立”之言相通。
“天者，百神之君也”应是当时的普遍形象，王者“最尊天”的观点亦应源于传统思想。周人相信周文王因有德而受命于天，周武王秉持父王之志，故伐殷而王天下，公羊学派继承此思想。王者之所以为王者乃因受命于天，故天便是“王者之所最尊”。《繁露》认为，郊祀举行于正月上辛是君王先于祭其他诸神最早祭天以示敬重天之意，如《郊事对》篇所言：“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王者于每年正月上辛祭祀至高至尊的天，《郊义》篇解释此为“先贵之义，尊天之道”，即呈现尊尊之等的活动。
六、郊祀论的形成
郊祀原为祭祀上帝的典礼，那么，《繁露》为何将其德行与教化的意涵凸显出来？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董仲舒学术思想——即春秋学、政治论及天人感应论等——的理论要求。
地方感，简而言之，就是人对地方的情感依托。这种地方具有不同的空间层次，“地方大小不一，小到一把舒适的扶手椅，大到整个地球”[15]。地方感由人与地方相互作用而成，是人以地方为载体对地方赋予的一种情感[16]。并且这种情感的强度会受到居住时间、对地方的感官认知、社会关系等的影响[17]。地方感不仅包含地方依恋、依赖、认同等积极情感，还存在地方疏远、厌恶、恐惧等消极内涵[18]。积极的地方感将有助于个人形成与发展自我认同感[6]、调整情绪[19]，消极的地方感则会给人带来压抑和厌恶[20]。本研究主要从积极地方感的视角探讨留学生的地方感特征。
如前所述，《繁露》主要依据《春秋》经传论述郊祀礼的规定、位置与作用等，亦主张郊祀礼有“尊尊”的道德意义，同时在解释其感天机制时视郊祀礼为“子礼”，而根据《孝经》说明孝行即德行的郊祀有教化乃至建立天下秩序的效用，因此影响灾害的发生。也就是说，《繁露》以孝道为媒介，基于《孝经》的内容将“君王行德→德化天下→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的思想适用于郊祀礼，以道德与政治表述郊祀感天的机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繁露》有关郊祀感天之机制的说明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极为相近。董仲舒将《春秋》记载“灾害”与“怪异”——即灾异——作为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他于《贤良对策》中根据《春秋》主张灾异对应于“邦家之过”发生，又说天以灾异警告“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贤良对策》由诠释《春秋》“春王正月”的经文以论证为政应当“任德教而不任刑”，亦说明发生灾异的具体原因主要是“废德教而任刑罚”，滥用刑罚产生“邪气”，导致“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的情况。反过来说，“以德治国”即以教化为主的统治便能实现阴阳调和乃至灾异不生的情况，董仲舒于《贤良对策》中诠释《春秋》开头“元年”的经文以证明这点：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春秋》经文将鲁公即位的第一年写为“元年”而不写为“一年”，董仲舒于这段中关注此一“春秋笔法”，并解释“春秋谓一元之意”，而得出“自贵者始”的大义。之后，将“贵者”视作“人君”，在此前提下主张：君王由端正自己内心以整治朝廷，整治朝廷以整饬百官，整饬百官以教化万民，教化万民以安顿四方，四方一安顿，邪气便消灭，因此阴阳调和，风雨适时，万物繁荣，甚至祥瑞出现，王道至此完成。换言之，君王由行德开始教化，若教化完成则四方归正，此情况消灭邪气，亦即使大自然顺畅地运行。《贤良对策》亦言：“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更化”是指将“依法治国”改为“以德治国”，董仲舒即主张实行教化便能熄灭灾害。
通过构建评标模型采用两阶段评标方法那个更好的适应装配式建筑的发展需要，使装配式建筑工程的招评标工作更加有序规范，为招标工作提供了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施行方案，提高了招标工作的主动性，是一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参考价值的有效招标评标方法。装配式建筑工程是建筑行业的新型施工方式，其技术含量比较高，同时在应用与推广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通过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来更好的解决其在现实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全面推动我国建筑行业的健康有序化发展[4]。
由上可知，董仲舒透过诠释《春秋》经文，论证君王是否从事“德教”决定了阴阳的状态乃至祥瑞的出现或灾异的发生。既然如此，在董仲舒学术思想的视角下，郊祀感天的作用当是因“德教”的效用而起的。换言之，视郊祀礼为德行与教化是董仲舒学术思想的理论要求。在《春秋》经传中缺乏郊祀发挥“德教”的效用而感天之证据，但郊祀礼容易视为天之子对天的子礼即孝行，而且《孝经》中的孔子之言，正好蕴含“孝治→德教→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的思想。笔者认为，董仲舒或其后学乃由《孝经》的记载以补充《春秋》的缺失，成功地根据孔子之言说明郊祀礼为德行与教化，从而建构了《繁露》的郊祀论。
七、结语
《繁露》主要根据孔子之言，尤为《春秋》经传，论述郊祀礼的规定、位置、作用、性质等。果真《繁露》的郊祀论出于董仲舒本人之手，则除郊祀礼举行于正月上辛这一点之外，汉武帝都没有采纳董仲舒的意见。他在方士的巨大影响下决定两年一次祭“泰一”和“后土”，而非如《繁露》所言那样“岁一”“祭天”。而且，根据金子修一的研究，在汉武帝时期的郊祀中，皇帝并非从属泰一，亦即两者之间并无上下关系，但董仲舒主张郊祀礼便是“先贵之义，尊天之道”，同时将君王视作“天之子”，设定了天与君王之间的上下关系。到汉成帝时期，匡衡等人推动郊祀制的改革，到汉平帝时期，郊祀制由王莽之手定形。《繁露》的郊祀论与这两场改制运动几无关联，正如岩野忠昭所说：“《春秋繁露》的郊祭与前汉一代实际举行的郊祭之间，只有极少的共同点。”
《繁露》的郊祀论对汉代郊祀制的演变并无太大影响，但其可视为汉代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汉初时期的经学乃今文经学，其中最流行者便为以公羊学为首的春秋学，董仲舒以《春秋》经传作为学术基础，从以德行与教化为君王之责的立场建构天人感应论，《繁露》则在此理论前提下使郊祀礼伦理化及政治化，亦即对“天子”概念进行“正名”而赋予郊祀礼以德行的意涵，并且依据《孝经》中的孔子之言，将郊祀礼与以德治国的政治论结合起来。由是观之，《繁露》的郊祀论并非神祇信仰的表述，更不是神秘思想的附属品，而是董仲舒学术思想的重要环节或发展，换言之，是汉代儒家经学将“宗教”转为“人文”的一个重要成果。
注释
在影像学方面，新定义强调了CMR和钆延迟增强CMR(LGE-CMR)在鉴别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损伤和慢性心肌损伤中的重要价值(图3)。本次新定义还提出冠脉CT可以作为cTn正常患者的诊断方法之一。
①本文初稿宣读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之“以正震之：春秋经传的政治哲学及其历史影响学术工作坊”(上海，2017年7月1—2日)。会中承蒙点评人邓国光教授及李若晖、李巍等教授惠赐宝贵意见，特此志谢。②〔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15年，第408、402、409、396、396—397、403、398、403、390、391—392、392、391、403、407、393—395、396—398、408、398—399页。③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7—329页。④[日]近藤则之：《论董仲舒的“郊祀”思想》，陈静慧译，庆祝莆田黄锦鋐教授八秩日本町田三郎教授七秩嵩寿论文集编委会编：《庆祝莆田黄锦鋐教授八秩日本町田三郎教授七秩嵩寿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第113—139页；近藤则之后来发表日文原版，[日]近藤则之：《董仲舒の郊祀について》，《佐贺大学文化教育学部研究论文集》2001年12月第6集第1号。下引此文不赘注。⑤周桂钿：《董仲舒论祭祀：兼论儒家论天的宗教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5期。⑥[日]内山俊彦：《中国古代思想史自然认识》，日本创文社，1987年，第293—295页。⑦张荣明：《中国的国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0—191页。⑧何儒育：《〈春秋繁露〉君王观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71—179页。⑨[日]堀池信夫：《汉魏思想史研究》，日本明治书院，1988年，第27—29页。⑩[日]岩野忠昭：《前汉郊祭考：〈春秋繁露〉を中心として》，《东洋文化》1997年3月第78号；[日]岩野忠昭：《前汉后期の郊祭论》，《东洋大学中国哲学科纪要》2004年2月第12号。Michael Loewe. DongZhongshu,a"Confucian"HeritageandtheChunqiuFanlu. Leiden: Brill, 2011, pp.267-275；这本有中译本，[英]鲁惟一：《董仲舒：“儒家”遗产与〈春秋繁露〉》，戚轩铭、王珏、陈颢哲译，香港中华书局，2017年，第286—294页。〔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五册，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245页。以下引《十三经注疏》仅注册数和页码。今本《公羊传》做“帝牲在于涤三月”。参照〔汉〕何休注、旧题〔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190页。以下引《春秋公羊传注疏》仅注书名。何休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总领天地五帝君神也。”参照《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190页。何休注：“涤，宫名，养帝牲三牢之处也。谓之者，取其荡涤洁清。”参照《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190页。《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157、234、157、114、189、189、220页。辛日即指辛未、辛巳、辛卯、辛丑、辛亥、辛酉六日，六十日中有六次辛日，换句话说，每一旬均有辛日。另，何休解释“上辛”的意义：“正月者岁首，上辛尤始新，皆取首先之义。”参照《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234页。关于“卜郊”的次数，《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言：“曷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三卜何以礼？四卜何以非礼？求吉之道三。”参照《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156页。〔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95页。〔汉〕赵岐注、旧题〔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第八册，第117页。〔汉〕班固：《汉书》第八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9、2505、1447、2515、2498、2501—2502、2500、2502—2503、2505页。《郊祭》篇所引《礼》之句应是《礼记·王制》的异文，今本《王制》篇云：“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绋越而行事。”参照〔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十三经注疏》第5册，第238页。苏舆言：“‘人’上疑脱圣字。”参照〔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15年，第390页。〔汉〕司马迁：《史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377页。〔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117、133页。〔清〕钟文烝：《穀梁补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清人注疏十三经：附经义述闻》第四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117页。何儒育指出，《繁露》的郊祀有“彰显君王德行”与“君王事天设教”等作用，并君王“以此达到天降福祚，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参照何儒育：《〈春秋繁露〉君王观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71—179页。近藤则之认为，“实践‘五常之道’”与“‘善’祭”是实现“天子治世的目的”之两种不同进路。参照[日]近藤则之：《论董仲舒的“郊祀”思想》，《庆祝莆田黄锦鋐教授八秩日本町田三郎教授七秩嵩寿论文集》。只是，《繁露》中有关郊祀的篇章并无提及“孝”字。《深察名号》篇无论及郊祀礼，但以“孝道”说明天与天子的关系：“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参照〔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15年，第279页。〔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第八册，第108页。王葆玹说，在战国秦汉之际，人们相信“上帝与百神的关系，犹如人间皇帝与公卿诸侯的关系”。参照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第217页。陈柱：《公羊家哲学》，台湾力行书局，1970年，第11—12页。〔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第八册，第33—34页。庄兵在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详细探讨《繁露》中有关《孝经》的论述，但并未提及《郊语》篇引用《孝经·孝治章》的事实。参照庄兵：《董仲舒“孝经义”考辨》，台湾“《中央大学人文学报》”2010年4月第42期。〔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第八册，第10、11页。〔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第八册，第107页。[日]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日本岩波书店，2006年，第152、171页。这本有中译本，[日]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徐璐、张子如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4、116-117页。[日]岩野忠昭：《前汉郊祭考：〈春秋繁露〉を中心として》，《东洋文化》1997年3月第78号。
不好有诈！他一念既出，撑在地上的六只节足，已猛地曲弹而起，带着他的身体飞快地离开了地面。罡风擦着他的双脚刮过，将他的鞋底削去了一大块，然后，在一声尖锐的金属擦击声中，将那只插在天葬师胸前的节足斩断。
1.1 动物来源及分组 50只8周龄清洁级雄性Wistar大鼠购自中国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大鼠体质量(220±20)g，自由进食、进水，环境温度为(25±1)℃，昼夜周期为12/12 h。适应性喂养1周后，将其随机分为：正常喂养组(NF组)、正常喂养小檗碱组(NF+LBBR组)、高脂喂养安慰剂组(HF组)、高脂喂养低剂量小檗碱组(HF+LBBR组)和高脂喂养高剂量小檗碱组(HF+HBBR组)，每组各30只。该研究通过复旦大学实验动物科学部动物福利和伦理小组审查(20160878A019)。
AStudyoftheTheoryofSuburbanSacrificeinChunqiuFanlu
FukagawaMaki
Abstract:TheChunqiuFanlu includes some chapters about "suburban sacrifice," originally a ceremony in which a monarch sacrifices to supreme deity at the suburb of the capital city. Based on some Confucian classics such as ChunqiuandXiaojing,ChunqiuFanlu gives elucidations of some dimensions about the ritual of "sacrificing to Heaven at the suburb," such as rules, levels, effects, and natures of a sacrifice, at the same time attributes connotations about virtue and teaching to suburban sacrifice, and thus turns the suburban sacrifice into an ethical and political activity. The theory of suburban sacrifice in ChunqiuFanlu was formed on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Dong Zhongshu′s academic thoughts, such as comments on Chunqiu, views on politic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 and heaven, and therefore, it was not a product of faith in supreme deity or supernatural ideas, but an important result of rational reinterpretation on God-oriented activity by Confucian canon studies in Han dynasty.
Keywords:ChunqiuFanlu; Dong Zhongshu; suburban sacrifice; canon studies; moral teaching
收稿日期：2019-03-11
作者简介：[日]深川真树，男，中山大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6-0121-07
责任编辑：涵 含
标签：董仲舒论文; 春秋论文; 注疏论文; 公羊传论文; 孔子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汉代哲学(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论文; 《中州学刊》2019年第6期论文; 中山大学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