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笛卡尔受古希腊哲学理性思维的影响，以“普遍怀疑”为起点，得出“我思故我在”的理论基石，创造出其富含理性光辉的形而上学体系，并将理性主义精神注入其方法论。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理性主义”的大门，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笛卡尔；哲学；理性主义
一、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时代背景及根源
1629年，笛卡尔定居荷兰，潜心从事哲学与科学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发表于这一时期。17世纪以前欧洲大陆因宗教冲突和频发的战争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黑暗时期，欧洲大陆的哲学受到宗教统治的打压，哲学思想无处不在宗教信仰的裹挟中。但是由古希腊时代所孕育的“理性主义”种子仍然在黑暗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始，就把人看作是理性的思维主体，要求人们去认识人的普遍本质。这是从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们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往人自身认识的转向，也是“理性主义”的开端。紧接着，柏拉图在理念论中指出“理念不是指肉眼所‘看到的东西’，而是指心灵或理智所‘看到的东西’”。“理念”即是理智的对象，是在人的主体性原则上对客体事物普遍本质的思维。直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逻辑三段论，通常被认为是“理性”的发挥运用。
中世纪时期，罗马教会控制着整个欧洲社会，一切社会意识形态都被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哲学、音乐、美学、文法无一不笼罩在宗教信仰的阴影下。虽然“理性主义”在这一时期被神学和信仰或扭曲，或极端化，但是理性思维从未被扼杀，而是生出藤蔓，依附于信仰追寻光明。奥古斯丁试图用理性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只要我能证明存在着某种高于我们的东西就足够了，因为假如有某种东西是比真理更优异的，那么它就是上帝。假如没有，那么真理就是上帝。所以不管如何，你都不能否认上帝存在。”[1]从这一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回忆说的影响。被后人称为“经院哲学之父”的安瑟尔谟曾试图把早期的辩证法引入神学，将辩证法当作证明上帝存在的理性工具。“基督徒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2]安瑟尔谟无疑是将论证“上帝存在”付诸于理性，而不再囿于单纯的信仰中。此后的经院哲学家们也从未失去运用“理性”对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思考。而后期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也直接影响力哲学和实验科学的兴盛。无论是笛卡尔还是弗朗西斯·培根都试图冲破长期以来宗教信仰的藩篱，在哲学和实验科学上建立新的体系。
二、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内涵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并非具体的哲学概念，而是贯穿于他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和应用科学始末的精神和内核。在笛卡尔的哲学和科学当中，他从未抛弃感性经验的认识，而是对外在感性经验的认识产生了怀疑的态度，他需要运用人类本身所具有的理性思维找到“清楚明白”的东西，作为他构建其哲学思想的基石。而后在分析和论证中也不应失去理性的判断。笛卡尔的这种“理性主义”精神是他“普遍怀疑”的根源，也是他整个唯理论哲学体系中的经骨血脉。
(一)笛卡尔形而上学的“破立”
笛卡尔早期在教会学院学习，庞杂纷乱的宗教系统课程使他迷惘。“由于我们在长大成人之前当过儿童，对呈现在我们感官面前的事物做过各种各样的判断，而那时我们还没有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有很多先入的偏见阻碍我们认识真理，因此我们要摆脱这些偏见的束缚，就必须在一生中有一次对一切稍有可疑之处的事情统统加以怀疑。”[3]笛卡尔对自己早年学习的各种知识都产生了怀疑，面对这些充满了谬误的陈旧的知识，他决定将其从心中清除干净，运用理性来进行重建。在《第一哲学沉思》中他讲道“很久以来，我就发现从我童年时就有很多错误的观念被当作正确的接受，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有事情都是多么可疑，所以从那时起，我确定我必须认真地着手去清除所有在我心中已经形成的观点，然后从根本上重新开始，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一些可靠的不变的结构。”[4]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促成了他形而上学的破旧立新。但是这种普遍怀疑的目的并不是怀疑本身，而是旨在寻找那些不可怀疑的清楚明白的东西。笛卡尔在普遍怀疑时，“清楚明白”成为他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性确立。不“清楚明白”的事物就值得怀疑，比如由感官带来的一般物质的性质和它的广延、形状、量、尺度和数目，这不无可能是我们的幻想或是先天感觉上发生的错误。所以，笛卡尔认为感觉经验并不能使其“清楚明白”，无法深入事物的普遍本质。对于“清楚明白”的追诉最后回到了自我意识本身，笛卡尔发现，无论“我”在怀疑什么，“我在怀疑”这个事实都是不可怀疑的，非常“清楚明白”。那么在“我在怀疑”这个思维过程中，必定有一个“我”存在。这样，笛卡尔在怀疑思想中找到了一个“清楚明白”的第一原理，即“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尔运用理性建立其形而上学的基石。
该再生炉出口氧体积分数测量采用LaserGasⅡ激光氧气分析仪，该分析仪是基于可调二极管激光器吸收光谱技术(TDLAS)，在烟道、管道、过程小屋等装置内连续在线监测气体的光学仪器。
其中，W为生产线平衡率，ti为第i工序循环时间，si为第i工位定员数，t0为流水线线节拍TT，a为流水线定员数。经计算得出，生产线平衡率W=52%，说明该生产线平衡率需要进行极大地改善。
(二)从“天赋观念”到理性主义方法论
在理性演绎法当中，笛卡尔首先明确了“直观”。他认为，在对事物做判断时，发生错误的原因是我们只依靠直观感觉，对事物并没有精确的知识。因而我们必须采取怀疑的态度，以“清楚明白”的知识作为衡量的标准。运用理性分析综合让认识对象从最简单的感觉经验，逐级上升、层层深化，直至对象最复杂、高级的本质。在这一过程中，笛卡尔将理性与科学发挥得淋漓尽致，为其方法论注入了理性主义的精神，这也是笛卡尔在科学领域建树颇深的原因和结果。
笛卡尔在“第三个沉思论上帝和上帝的存在”中运用了同安瑟尔谟本体论证明同样的方式。不同的是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一清楚明白的标准中发现不完满的“我”不可能产生完满的上帝观念，从而证明上帝是先于“我”而存在的。从而说明“天赋观念”是来自上帝的真理性，再以“天赋观念”作为理性演绎的前提，创立了他的心物二元论世界观。在这里，上帝被笛卡尔当作了自我意识的一个理论跳板，用以从自我意识到心物二元论的过渡。
基于“我思故我在”这一个第一原则，笛卡尔寻求着不可怀疑和清楚明白的事实，这也成为其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出发点。论证了精神、上帝、和物质的存在及其性质，从而构建起他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大厦。
三、笛卡尔“理性主义”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的先驱，他的普遍怀疑的精神使近代哲学逐渐走出迷雾，循着理性之光开启了西方哲学的新路径。斯宾洛莎对笛卡尔哲学进行了继承和批判，发表了《笛卡尔哲学原理》、《理智改进论》和《按几何方法论述的伦理学》。洛克创作了《人类理智论》并称赞笛卡尔是“第一个把我从经院哲学的莫名其妙的谈话方式中拯救出来”[5]的哲学家，其思想犹如“自天而降的启示”。康德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给予很高的评价，为了探讨理性的意义，他创作了“三大批判”。直至黑格尔，也相信理性的全能，写出《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
笛卡尔开启的“理性主义”不仅在西方哲学影响深远，而且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社会的进步也催生出战争、生态、核威胁等种种问题，使人们不得不关注和反思，“非理性主义”也在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和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的带领下异军突起。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成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点，创造出感性与理性结合的认识论。
就基层社会权威结构而言，由于人民调解本身需要在一定的权威结构下进行和完成，否则无法令当事人信服达到有效调解。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的“能人”通过劳动力转移等方式从农村进入城市，传统乡村社会权威结构发生改变，传统的乡贤结构不复存在。新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管理者及“乡贤”等大多是经行政任命、考试录用等方式组建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调解的普遍公信力大大降低。就相关调研来看，发生纠纷之后，人们更多喜欢去找公安派出所，之后才是找人民调解委员会，选择人民法院来起诉则是最后的选项。
参考文献：
[1]《奥古斯丁》.沙伦·M·凯，保罗·汤姆森，著，周伟驰译.
[2]《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看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赵林，著.哲学研究，2006年04期.
[3]《谈谈方法》.笛卡尔，著.王太庆译.
[4]《第一哲学沉思集》.笛卡尔，著，崇庆译.
[5]《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三卷).叶秀山，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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