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基于藏汉地缘空间结构上的便通性、民族生理学意义上的亲缘以及汉藏语言系统的共性，历史上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通过多元渠道，尤其是儒家教育政策的实施，将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传播到藏族地区，不仅改变了藏族社会的风貌，也推动了汉藏文化的交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儒家经典；藏族社会；教育实施
文化传播代表着一种文化整体创造出的文化因素、结构、体系，在自身发展完善的基础上向本土场域之外的界域扩散、转移、传播，从而引起他者文化的互动互渗、采借吸收、交互整合。人类社会诸多族群之所以存在共性文化现象，说明除了少部分地方性知识生产出的自有文化之外，体量巨大的文化要素基本上是族群多向度互动传播交流的结果。从文化传播视域看，族群间的文化传播包括：基本传播亦称作初级传播，主要是具有自身文化体系的人群，因为人口移动到另一个地域空间，从而产生异文化互借、互渗，导致文化传播；直接传播代表着空间接触边缘的文化传播，由接触点逐层扩散式传播向文化核心地带；媒介传播指的是在整个媒介环境中，凭借商贸、战争等文化媒介形式进行文化传播；刺激传播是一种内在观念性的传播，属于异文化某个文化特质知识、因素刺激了本土某一共性对应物所产生的文化传播。儒家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吸收、互借、融合，不断发展，除了自身完善外，儒家文化的向外传播也日益频繁，其中儒家文化对藏地的输入，藏族接受儒家经典，融入自身，就带着儒家文化传播的显性与潜在动能。正如文化人类学家R·林顿把文化传播过程划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彼此接触和显现阶段，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影响程度取决于两种文化之间接触时间的长短和密切程度；第二阶段是选择阶段，也就是对显现出的知识元素进行自主选择性阶段；第三阶段是采纳融合阶段，被传播者把决定采纳的文化元素融合于本民族文化之中，创造创新的混合文化形态。[1](P.342)从汉藏文化空间看，儒家文化、儒家经典的传播极具上行显性和下行潜在的扩散性，由于历史上汉藏文化共性及多元传播媒介的存在，藏地不仅源源不断地接受汉地原创儒家文化的养料，而且汉藏互动使得儒家文化在藏地由局部到整体，从表象到本质、由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逐渐被藏文化兼容、内化，形成了不失自身特色又与儒家文化紧密融合的文化体系。
蒋介石于1934年2月在南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执政以后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教育运动。国民党执政后，实现政党意识形态的国家化是一个重要转变。国民党执政初期意识形态的建构，需要完成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并轨。新生活运动试图将三民主义的党义变为全民的观念及行为准则。新生活运动的对象和范围，从南昌开始，先使南昌所有的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符合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原则，然后推广到全国，使全国国民都合乎标准，成为现代的文明的国民。简而言之，新运的对象是全体国民，范围“包括全部日常生活”⑮ 。
一、共性与选择：汉藏儒家文化传播的先天共在基因与传播路径
从古到今，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多文化构成的多元一体化的有机体，藏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化的一部分，历史上藏族与中原汉族文化之间就已经存在长期、持续的相互交流、彼此采借、互相融合的关系。汉藏两族、两种文化交互、双向度的交流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两者之间，不仅在显性方面的地理空间、人种语言、族源等存在共性，而且在潜在民族心理、文化基因上具有共同性。依据文化人类学家们的文化涵化理论：每一个文化在其自己的存在空间中自觉生成繁杂的文化自立体系，就像汉族自身形成的儒家文化体系、经典文献、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这样“一个自立的文化系统就是人类学文献上一般所说的‘一个文化’。”[2](P.973)这所谓的“一个文化”实际上因其多元、复杂的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模式构建起了儒家圈形文化结构。其结构犹如一个向内和向外无限扩展的文化圈体，作为总系统的这个庞大儒家圈体中又包含有无数次级小圈体。整个总圈体的外缘圈较圈体内核密度大，内核密度较为紧密，居于内核的恰恰就是儒家“元”文化。在汉藏两者文化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汉藏文化圈如同板块运动一般，开始接触、碰撞、选择进入，这种选择进入往往从具有共同性的传播端口开始，彼此凭借自身超强完善的文化粘性，由简而繁、循序渐进，开始文化融合以及思想的置换。正如弗特斯所述“文化接触不是一些文化元素从一个文化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而是不同集团间互动的持续过程。”[3](P.627)所以说，儒家文化进入拥有苯教、藏传佛教的藏区，无论彼此接触选择还是采借融合，这种跨文化、跨种族、跨地域的传播都会首先利用互渗律原则，在两个文化圈体的共性端口开启传播。直至汉藏文化圈全面开放自身拥有的内外系统，或在两种文化涵化过程中，核心文化力、政治力、经济力尝试开启并调动各种圈体文化中的力量，两种跨文化圈体的传播互融，才能真正涵化产生结果：要么辐射汇聚产生彼此文化思想上的同化的现象，要么产生涵叠现象，只是局部次级文化圈出现共文化现象。因为如同莱塞讲到的涵化就是两个文化的元素混合或合并的过程。而藏地空间拥有儒家文化恰恰是一种叠合状态下，两者具有相似性文化端口，从而形成儒家文化由中原汉地传入藏地，使其逐渐融入藏族社会，成为藏族思想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
(一)地缘空间结构上的便通性
历史上藏族生活的青藏高原，在地理结构上划分的三个地理单元都呈现出西高东低，西北向东南倾斜的态势。藏族学者格勒认为：“我们在探讨任何一个古代民族的文化起源和形成，不能不研究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特点。因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都与一定的自然环境相联系，并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和形成。”[4](P.19)而这种自然形成的东向倾斜态势“对于吐蕃时期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5](P.116)。最大效用就是“青藏高原在地势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大势，不仅在民族形成与发展上，而且在人种与文化类型上，导致了对黄河流域文明的内倾向，从而造成语言上的汉藏同一语系，人种上同属于蒙古利亚人种，以及政治与文化上藏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一员的现状。”[6](P.87)其一，自然地理的东向倾斜，没有天然屏障有利于交通道路的形成，为汉藏交流提供现实性的便利，“从西藏史前交通的地理特征来看，在整个史前时期，与高原外部文化的交流基本都经由东部的三江河谷通道、东北部相对高差较小的黄河与长江源头地区以及西部外流水系河谷通道等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7](P.39)。其二，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地区的北高南低的地形地带是汉藏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成为汉藏文化迁移、贸易、交流、融合的直接现实的“民族走廊”。其三，民族走廊成为汉族中原文化向藏地输入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播通道。所以说汉藏地缘空间上的天然便通性，相对藏地与其它空间的文化交往，汉藏之间的交往频繁而又有深度。
我国提出教育强国的目标，国家在高等教育上也加大了投资力度，但是过于强调教学，好像教育只跟教师挂钩，长此以往，在人们的观念中学校只有教师才是最为重要的，其他辅助人员都是作为教师的“陪衬”而存在的[2]。
(二)生理学意义上的共性
大量的考古发掘以及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证明藏族与汉族在生理特征上具有近缘性，如表：①
藏族汉族西藏林芝人骨的特征枢椎接近殷代中国人,鼻根区高度接近西安半坡人藏族在体质上dij值和OQ值我国陕西和河北的汉族西藏昌都地区卡若遗址包含北方仰韶文化系统+南方洞穴遗址+南方贝丘遗址因素西藏旧石器文化面貌黄河流域旧石器相同文化因素拉萨市北郊曲贡村遗址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文化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藏北高原细石器文化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2.3 术前准备 术前3 d给予流质饮食。手术前晚做好肠道及术区皮肤准备，清洁灌肠、床上擦浴、供皮区及受皮区备皮。术日当天禁食。
(三)汉藏语言系统的共性
“人类是多民族的集合体，是多元化的文化体，其中民族是其基本的细胞，语言是民族构成的重要元素。”[9](P.63)而且“一种语言不仅反映一个民族自身的特点，而且还能反映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包括现时的和历史的。”[10](P.277)汉藏语言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彼此关系密切。其一，从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角度看，汉语和藏语属于同一个语系，生活在汉藏民族走廊的两族人民，往往能同时使用汉语和藏语。其二，汉藏语言拥有诸多共同点，汉藏语系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单音节的词根数量很大，且可以依照语法自由使用；词序、虚词都是语法意义的重要核心。美国学者NicholasC·Bodman研究论证藏汉读音、字义，得出了486个汉藏同源字。对比出600多个汉藏同源字；汉藏语法虚字在读音、用法上十分相似；春秋战国齐国文献中特殊的词语和语法与藏语有近缘关联。其三，藏汉民族历史上的杂居、交流等客观原因，促发了汉藏语言系统中的混用现象，例如“倒话的词汇成分主要来自汉语，而语法结构却主要来自藏语。”[11](P.33)而且表现出“在语法系统中也是这样，以藏语——汉语，表现为由核心到边缘的渐变趋势：(藏语)句法——支配性短语——修饰补充性短语——词法(汉语)”。[12](P.149)
(四)其他文化的共性与融合
明朝设立卫学致力将儒家文化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而在汉藏关系上，一方面积极扶持刻录出版《丹珠尔》大藏经，由藏族高僧大德向内地传播藏族文化，另一方面明朝采取多种方式将中原汉儒文化输入藏地，以学校教育推行儒学为主要途径。明代中央官学由政府直属，包括国子监、太学、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等。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实录》记载“四川天全六番招讨使高敬让来朝……且遣其子虎入国子监受学。”[17](P.288)嘉庆《四川通志》卷九十一记载“永乐二年(1404)天全六番招讨司高敬让来朝，遣子入国学读书。”[17](P.288)《安多政教史》记载，永乐帝收岷州卫释迦巴桑、杞释班丹为义子，予以培养教育，为国出力。明朝设立的藏区卫学中教授的儒学内容主要为《四书》《五经》，并下令“凡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34](P.288)土司子弟必须入馆习儒，此时全国493个卫所，建有卫学所200所。比较著名的卫学有西宁卫学、河州卫学、岷州卫学、肃州卫学、洮州卫学、松州卫学，为了支援卫学，明朝政府从内地颁发儒家典籍给卫学，除了四书五经还有《五经大全》《五伦书》《礼书大全》《四书大全》等书籍。卫学课程设置分礼、射、书、数四科：礼有经史、律令、诏诰、礼仪等书熟读；射由礼部颁布射仪，朔望进行射赛；书为临摹名人字帖；数学习《九章算术》等。社学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兼读《大诰》《律令》等书，还要讲授冠、婚、丧、祭之礼。卫学考核分三次，第一次“月考”，由教官主持。第二次“岁考”，按成绩分为六等，考取一等的生员为禀膳生，有名额可领奖补上；二等的生员为候补增广生；三等的生员照原不变；四等的生员加以挞责；五等的禀、增生均降一等；六等的生员除名。第三次“科举考试”，凡岁考列一、二等的生员，进行复试可为科举生员，准其参加乡试。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很多藏族人民通过读书习儒，不仅成为明朝儒学知识阶层，而且成为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推动者。
二、接触与融合：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在藏地的传播
其一，尊孔尊儒，国子监设立周公孔庙，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其二，召集天下儒士商议国事，设立弘文馆，精选儒士入馆。其三，整理研究儒学经典，修订科举教育经典《五经正义》，并刊行天下。吐蕃这一时期频繁派遣贵族子弟入唐学习，《旧唐书·吐蕃传》记载“仍遣酋豪子弟入学，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18](P.862)；《旧唐书·儒学上》记载“吐蕃等国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之内”[18](P.868)；《贞观政要》记载“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议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计数，俄而吐蕃至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人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26](P.762)；《旧唐书》记载“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17](P.284)；《册府元龟》亦记载：“渐慕华风……至遣子弟入国学而习业焉。”[17](P.286)吐蕃弟子入学唐朝分属国子学、太学两个国家儒学教育机构，其中国子学设博士5人，助教5人，直讲4人，以《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等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公元705年，根据《唐会要》唐中宗敕书记载“吐蕃王及可汗子弟，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书。”[27](P.341)而太学设博士6人，助教6人。以《左传》《礼记》《毛诗》《周礼》《仪礼》为必修课，以《周易》《尚书》《公羊传》《榖梁传》为选修课。根据《册府元龟》记载吐蕃诸多弟子“诣太学生例读书”。[28](P.254)吐蕃弟子入唐学习的效果，根据《旧唐书·吐蕃传》《册府元龟》记载：入唐学习儒学的吐蕃弟子数量较大，唐朝注重吐蕃弟子的儒学培养，经过长时间学习，很多吐蕃弟子不但汉语水平高，拥有“辩才”，而且通晓经史“书记”，熟悉礼仪，深受儒家思想精华的影响。唐朝时期，敦煌为汉藏杂居之地，亦为儒学传播之所。当地儒学传播以非学校教育和学校教育为儒学主要传播途径。其中非学校教育以当地中原汉族家学世学进行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推行，学校教育无论官办还是民间办学，由来已久“敦煌设立学校，大概是从西汉设郡之后开始的。”[29](P.32)到了唐朝时期，敦煌当地官学、私学、寺学体系完备，学校兴盛。吐蕃文书P.2005、P.2659、S.2593《沙州都督府图经》和P.5034《沙州地志》记载了当地官学中的州学、县学学院结构、设置、祭儒活动以及当地儒生求学，被授予博士的记录。吐蕃文书P.2643《古文尚书》末题记载了当地私学教学。而文书S.779《大蕃沙州释门教授和尚洪辩修功德记》、P.4660《沙州释门都法律大德和尚写真赞》、S.2263《葬录》、P.2623《显德六年乙未岁具注历日》、S.4057《佛经》、S.1893《大涅槃经》、P.3192《论语集解》都有记录敦煌寺学的情况。
2．2．2 Apgar评分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 在本研究中，X1～X9代表的各因素中，OR＞1时，其值越大，危险性越高，即Apgar评分降低，该项指标升高的越多。OR值＜1时，可推断其中体现的保护性，也就是说OR值越小，这种保护作用越强。而OR值＝1时，说明此种因素对Apgar评分无明显影响作用。本研究中，这种影响作用最明显就是X1（Cys－C）。即Apgar评分降低时，相比于其他因素，Cys－C升高得最为敏感和特异。
根据藏汉文献记载，前秦开始藏族先民东南内迁和汉族西迁双向度的进行着儒家思想的传播与融合，一方面“内迁到中原地区的藏族跟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汉族地区也受到了中原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和熏陶。”[17](P.111)另一方面“进入并生活在藏族地区的汉族人，他们在藏族地区一方面学习和吸收藏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一方面用自己的言行生动而具体地传播着儒家文化。”[17](P.113)唐朝时期，汉藏文化交流频繁，主要表现在：其一，《旧唐书·吐蕃传》记载“遣豪酋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字之人典其表疏”[18](P.27)，《汉藏史集》记述了吐蕃派遣藏人向汉地学习，《资治通鉴》也记载了“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18](P.162)。其二，唐蕃联姻促进了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在藏地的输入。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进藏揭开汉藏堪舆文化交流的高潮。根据《松赞干布遗训》文成公主进藏携带的大量文献中包括儒家经典，“儒学典籍《毛诗》《礼记》等一再被吐蕃“求取”，《孝经》《左传》《国语》等被大量翻译成藏文”[19](P.6)，而且随行侍从里有很多儒学学者。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进一步强化、完善了儒家理论藏地输入，“唐中宗又把金城公主嫁给赞普尺带珠丹。金城公主也带去……《诗经》《礼记》《左传》等儒家经典，使汉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进一步传入西藏。”[20](P.279)开元十九年(731)正月，唐政府派遣鸿胪卿崔琳出使吐蕃；三月，崔琳回到唐，吐蕃使者称金城公主要求赐予《毛诗》《春秋》《礼记》等书。随后唐玄宗就把《毛诗》《春秋》《礼记》等一些儒宗经典各一部赐予了吐蕃使者。
汉文史籍对古羌人有不同的称谓：唐宋以前泛称为羌，有发羌、唐牦称号。唐、宋时称“吐蕃”。元代称吐蕃或西蕃。明代称西蕃，称西藏为乌斯藏。清初称图伯特或唐古特，后改称藏蕃、藏人。西藏一词始于清康熙二年(1663)，在此之前称“卫藏”，藏族的族称即源于此。《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古代氐羌族系的部落向西藏高原的迁徙活动，所记载地理、族群皆证明羌族部落迁入高原，而且并非一族。《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祖先鹘提悉勃野的发祥地与西迁进入西藏高原的羌族近缘，“其氐人者，本出葱岭……嗣后南移。”[8](P.25)，由此可见，汉地迁入高原的西羌为藏族族源之一。
结论
宋代汉地儒学再次兴盛，宋真宗“获绍先业，谨导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23](P.115)，大批儒家经典被校订正义，完成刊行。而藏族六谷部首领潘罗和青海角厮罗政权的归附，使得藏族潜移默化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公元13世纪，蒙古族建立元朝，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汉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各民族间的传播与融合。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称帝，明朝廷从一开始就注重对藏地的交流。采用儒家“重教化”、“文德以怀远人”的策略积极与藏地沟通，而且这一阶段茶马古道贸易的来往，使得儒家思想的传入更为畅通和有效。清朝前期，满族先祖就非常注重儒家经典的学习，渤海国政体设立就以忠、仁、义、礼、智、信设立六部，贵族取名也多以元义、明忠、义信等富含儒家思想的词汇。金朝几任皇帝更是坦言自幼学习孔夫子教义以及《论语》儒典。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命人翻译了儒家典籍。“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后，清朝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吸收儒家学说。”[17](P.161)这种完成自我儒化的行为，势必会影响清政府对待西藏的态度和政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驻藏大臣在西藏传播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的影响。
情况 2.2.2 B1中集合都不是Y中顶点色集合,则B3中至多有3个集合设为B1,B2,B3不是Y中顶点色集合,因此至少需要4个包含1或2的2-子集是X中顶点色集合,才能够区分X中的10个顶点。
三、播撒与推行：儒家文化在藏地历代的教育实施
“文化传播是指一种文化中的文化特质或文化丛随同社会交往而广泛地扩散开来，为其他社会所采借与吸收。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可直接影响社会变革。”[24](P.162)儒家文化、儒家经典在藏地的传播基础源自于汉藏文化天然联系、藏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普适性、兼容性，呈现出传播途径多元化，具体包括：历史上的汉藏人口内外迁移的文化交融；汉藏驿道及驿站的建设与儒家文化的传播；汉藏政治力高层交往中儒家思想的影响；汉藏和亲联姻制度所促进的儒家文化传播；汉藏经济交流与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作为传播方式以上汉藏间的传播路径的构建的确有效，但是藏地儒家文化、儒家经典真正的深入、彻底融合与其地域空间上的儒家教育传播和儒家教育实施更为密切、重要。“教育传播是由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选定合适的信息内容，通过有效的媒体通道，把知识、技能、思想、概念等传送给特定的教育对象的一种活动”[25](P.115)藏地儒家的教育传播，从吐蕃时期开始，在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显示出中原儒家文化强大的教育力量、影响力。
(一)唐朝时期，唐太宗施行的文教政策，极力推崇儒术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所建立的世界“轴心时代”(Axis Period)理论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和公元前800—200年的世界精神文化过程中，世界几大文明涌现出众多圣哲先贤，有了整体性存在意识和自为理解的框架。帕森斯甚至认为公元前的1000年左右四大古代文明已然完成了哲学突破，即人类处境和宇宙本质的高层次认知。中国轴心时代的特殊性在于：时间上早于公元前800—1000年的夏商周完成了精神文化的祛魅，从上古巫觋时代②到祭祀时代(夏商)再到礼乐时代；经典与人物的连续性而非断裂型跨越式倾向③构建，一方面“元”经典包括：《尚书》(上古时期)，《连山》、《归藏》、《易经》(夏商周时期)，《诗经》(西周至春秋时期)，《内经》(战国时期)，《山海经》(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礼记》(西汉时期)，另一方面圣哲人物包括：三皇五帝(上古)，周公(周朝)，孔子(春秋)直至诸子百家和历代圣贤。在世界轴心时代和中国轴心时代双重文化动能塑造的场域中，发源于雅砻河谷和古象雄的藏族文明，在公元前2—5世纪，从古象雄文明中孕育出的苯教完成了“藏人从信仰的泛神论进入信仰有浅显教义的统一的苯教，这是藏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也是藏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4](P.342)作为藏地重要“元”思想的苯教，在其自我发展路径笃笨——恰苯——觉苯中，广泛吸收儒家思想，主要表现为：苯教师祖辛饶弥沃和汉地孔子都被看作同时代的神圣先哲，赋予了他们神通以及诸多成道故事，卡尔梅·桑木丹的著作《(赛米)中有关孔子与恰·甘则蓝麦(Phyva Ken-tse-lan-med)的会面》中分析苯教中的贡泽神变王(Kong-rtse-vphrul-rgyal)被认定是孔子。“汉地的各种出类拔萃的人物和神灵到苯教之中安排了座位。比方说孔子和老子进入了苯教之中成为颇受尊敬的神灵，就是明显的例子。”[15]甚至在敦煌文书中发现有“孔子神变王”降福、护持的卜辞。“在苯教的教法史中，孔子成为仅次于苯教创始人辛饶弥沃(gShen rab mi bo)的一位神祗，出现在不同的苯教仪轨中，形象变化多样。”[16](P.99)由此可见，其一，这一时期对儒家文化的采借，多半是以神灵观念下的人物为核心进行吸收、融合，尽管出现很多历史记述错误，但是作为儒家文化传播的突破口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儒家思想、儒家经典的传入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粗浅、神性化的述行，例如法藏敦煌文书PT 986中保存的《尚书》(或曰《春秋后语》)四篇儒家经典译文，都因艰涩难懂，明显留有神性(sku—bla)对译的特征，而且在引用和借鉴上结合藏地语境进行了适应性改造。
(二)宋朝蕃学和元朝官学的儒学传播
宋朝行政设立路、州、县三级，在范仲淹、王安石、蔡京三次兴学推动下，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期设立蕃学，并设于州，从建制上相当于州学。尊孔崇儒，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尊孔子为“人伦之表”，赞儒学是“帝道之纲”。重用儒臣，人才选用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30](P.212)根据《群书考索》记载“陕西置蕃学”。北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熙河路经略司言：熙州西罗城已置蕃学，晓谕蕃官子弟入学。”[31](P.213)随后岷州、知州相继设立蕃学，最终形成了通远军蕃学、环州蕃学、熙州西罗城蕃学、河州蕃学、熙河兰涅路蕃学。而同样杂居藏族的西夏设有汉藏两学，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西夏文，尊孔子为文宣帝，养儒家人士三千，设翰林学士院，从事儒学的教育、研究和推行。宋朝太学所教授的儒学经典主要包括五经、《三经新义》、四书和诗歌赋辞。地方官学教授的儒学内容有《孝经》《论语》《三字经》《百家姓》，其教授效果使得“蕃族子弟，甚有能书汉字，通诵《孝经》，渐习《论语》，皆知向方慕，化革犷俗。”[32](P.45)
元朝除注重广泛吸取他民族文化之外，有意推动中原汉儒文化在青藏高原和边缘地区的推广与传播，其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社学。吐蕃归属四等姓色目一类，元朝以怀柔政策加封吐蕃帝师及高官，并诏令藏族官吏子弟入中央官学学习。元朝地方官学亦为发达，包括路学、府学，州学、县学，还有各路小学。府学、州学设立教授、学正与直学。《元史》记载地方官学必读儒学经典有“《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33](P.312)。而元朝科举制度将蒙古族、色目划分为一组，拥有乡试、会试、御试三级考试，其考试范围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章句集注试策。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读书人对儒学的兴趣及深入学习，使得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有效传播。
(三)明代卫学和清朝藏区儒学新政
汉藏自古到今文化联系密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远古时期，中原的巫术文化就已经和藏地原始苯教的巫觋产生联系，“古代中原地方的巫术文化和青藏高原的苯术文化，在崇拜大山和祖先的思想上颇为相似……古代黄河、长江流域和青藏高原都有敬奉鸟为祖先和神灵的传说”[13](P.232)。从考古资料显示，从石器时代汉藏之间就已经出现经济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最终形成了后来影响巨大的、以茶马为先导的汉藏经济贸易的交流史。《西藏王统记》《五部遗教》《西藏王臣记》都记载了汉地天文历算堪舆风水文化传至藏地，深刻影响了藏族纪年纪月纪日，其吸收汉地堪舆形成的藏地萨谢成为影响藏地建筑的重要文化。汉地手工业技术等输入藏地，例如古代青藏高原冶铁术与中原地方的冶铁术都是以冶炼生铁开始的，这两者之间必然有悠久而广泛的联系。藏文史籍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藏地雅隆部开始用木炭冶炼矿石，获得了银、铜、铁等金属。宗教文化的共性主要表现在，苯教与道教的渊源关系，例如道教修仙术对苯教的影响；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的关系，例如禅宗思想对藏传佛教密宗的影响。汉藏静态文献及艺术文献，成为汉藏文化交流最充足的证明，主要包括纸质文献、简牍文献、碑铭石刻、岩画壁画等。
清政府儒家文化教育事业由理藩院负责，省有学政，府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谕，推行儒学。戊戌变法之后，汉藏等民族杂居地区的书院也改为高等小学堂和初等小学堂，课程设置包含有伦理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等。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光绪新政成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学部，负责全国教育。而与藏区接壤的甘肃、四川等省也相应设立了提学使司开展民族教育事务。四川境内藏区实行“改土归流”，由赵尔丰设立关外学务局，负责藏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政府于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既负责教育推行，又奖励乡绅积极建立学堂推广儒学，康巴藏区建立师范学堂和四川藏文学堂。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清政府设立满蒙文高等学堂，附设藏文科，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视学章程》《视学办事细则》，蒙古、西藏被划分为特别视学区。地方官学方面，清王朝设立府学、州学、县学、义学、书院、私塾等多元化办学形式，这一举措扩大了办学区域，规定学额和习儒内容，其中一些藏族土司、宗教首领设立义学、私塾、学校，进一步深入传播儒家文化。雍正年间清朝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以统辖藏区，其权限等于内地各省督抚，成为清王朝在藏区的派出机构。驻藏大臣的设立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又一重要端口，其中张荫棠在西藏推行的儒学教育，推行新政，广设学堂，撰译《藏俗改良》《训俗残言》两编，颁发藏区，以“孔孟三纲五常之正理，爱国合群尚武之新义”[17](P.301)改良藏区社会风气。联豫驻藏期间实施筹设学堂、设立陈列馆、挑选藏民赴川学习工艺等，并创办藏汉文传习所，开设藏语言课程，提倡儒家伦理教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藏区现代化教育的步伐。
随着吐蕃军事扩张的胜利，吐蕃势力深入汉地，“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一处，在风俗习惯、饮食着装和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受到了汉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21](P.279)，吐蕃控制西域、河西地区二百余年，敦煌成为吐蕃吸收汉地文化的重要前站，大批遗留敦煌的吐蕃文书的发掘，验证了汉藏儒家文化的彻底、深入融合。在敦煌所发现的公元8—9世纪吐蕃文书中，藏文写卷《礼仪回答》所记述的吐蕃社会道德标准已经明显有儒家思想的痕迹，文书中写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17](P.279)，与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孝、悌、礼、智、信”[17](P.279)产生视域融合。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大量译为藏文的儒家典籍，例如《尚书》、《战国策》、《易经》等，敦煌文献中已发现藏文译本，虽然没有发现《易经》、《礼记》全译本，但是吐蕃碑铭石刻印证藏文全本在藏地已有流传。《孔丘项托相问书》藏文译本以及其他儒家抄本、译本、著述本都在敦煌发现，而且儒家蒙童读物藏文译本，如《千字文》、《开蒙要训》、《太公家教》等大量存在。儒家格言的藏文文书包括编号为Pt.987和Pt.988号两卷《汉地儒教智慧格言集》藏文写本，文本中宣扬儒家榜样表率的语言比比皆是，而且借托孔子之口劝世“孔子指出：人日……如果大家拥有千两黄金，那也不是一笔巨大财富。如果大家在开始时就以掌握‘德’而努力学习，如果大家在身体中拥有‘力’，那么大家就会变得永久富裕。”[22](P.746)；“一名贤王不会嘉奖一个满口诬词的大臣。一名贤父不会溺爱一个很少行孝道的儿子。一名忠实的大臣不会反抗一名贤王。如果人类于其中也能这样想，那么无论他们作什么都不会不好。”[22](P.161)；“如果大家如同书中之所说而行事，那就如同点起了一盏灯，这盏灯最后会增至一百盏灯。……如果所有人都遵从此经典行事，那么他们就会把它拆散、抄写和阅读。这样将会有利于增加德，过去的这些表率都是先贤们身体力行的。”[22](P.162)由此可见，藏族学者已经在吸收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藏地语境进行创作。
汉藏儒家文化传播具有先天有利的条件，包括地缘空间结构上的便通性、汉藏民族的近缘性、汉藏语言系统的共源性以及汉藏历史上其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地中原的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从藏地文明兴起之时，就在藏地得到了传播，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藏在儒学方面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接触与融合，这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是唐朝之后，历代中央政府在藏地所实施的儒学教育，具体包括唐朝施行的文教崇儒政策，宋朝蕃学和元朝官学的儒学传播以及明代卫学和清朝藏区儒学新政，不同朝代差异性的儒学教育政策，多样化的教育传播方式，使得儒学思想、儒学文化、儒学经典得以在藏区广泛传播，并且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①此表格根据藏地考古文献资料绘制。
恩施州旅游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措施，应从政府层面、金融机构层面和旅游企业层面统筹协调，精准发力，如此才能形成金融支持恩施州旅游业发展的合力。
②巫觋时代：夏以前是巫觋时代，人神杂糅天人合一，上古巫觋的功能是促使天地的交通也就是绝地天通，巫觋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寻求祛魅理性的时期。
③本雅明·史华兹认为轴心时代动力是一种走向超越的倾向，如果在所有这些“轴心”运动中仍然存在某种共同的基本驱动力的话，则该驱动力便可被称为走向超越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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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8—0204—07
基金项目：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阶段性成果、藏财教([2018]54号)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颜亮，西藏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献与文化。西藏 拉萨 850000
收稿日期2019-04-23
责任编辑 杨春蓉
标签：吐蕃论文; 儒家论文; 藏族论文; 文化论文; 藏文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8期论文; 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阶段性成果; 藏财教([2018]54号)阶段性成果论文; 西藏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