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运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心理状况以及代际因素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龄老人、接受过教育的老人越倾向于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自评健康良好、日常生活能力强、个人收入的增长、参与养老保险、参与医疗保险、经常参与社交活动、与子女经常见面与联系以及子女提供经济支持都对老年群体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有显著促进作用；心理状况中抑郁指数的提高对总体生活满意度评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实证结果，文章建立了生活满意度与养老服务的相互作用机制，并提出整合养老服务资源，建立老年人分类管理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注重老年群体心理健康服务等相关政策建议，为养老服务体系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养老服务
一、引 言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当下，老年群体的养老方式也在经历剧烈的变革。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1.9%，老年抚养比为17.0%，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①。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不仅关系着单个家庭的幸福和睦，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有重大影响。随着空巢家庭的数量增加，家庭养老功能日益萎缩并且老年群体自我照顾能力薄弱，亟需社会养老服务弥补家庭照料的不足。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5.5万个，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44.8万张，比上年增长2%，每千名老年人仅拥有养老床位30.9张。由此可见，社会化养老服务在我国发展并不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我国多数地区的养老服务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养老服务既包含制度化的社会保险与非制度化的其他服务，又包括市场化的机构养老与非市场化的居家养老，不同的服务类型发展出多样化的服务模式。在国新办举办的2018年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黄树贤提出将加快发展养老服务和福利慈善事业，民政部报请国务院审议通过加快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实施养老院服务质量专项行动，可供广大老年人选择的养老服务方式将越来越丰富。养老服务的供给需要与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相对应，而养老需求具有多个层次、内容多样，如何完善和优化养老服务使养老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相对等，从而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与晚年幸福感，促进我国养老服务均衡发展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研究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能够更好地确定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对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以及提高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质量，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数据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与养老服务优化进行研究。在实证分析时，侧重于从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心理状况、代际因素五个层面选取变量，考察各变量对老年群体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试点期间，永康建成并运行日处理垃圾800 t的垃圾焚烧电厂，总投资为2.47亿元。为满足日最大处理能力要求，不仅将日产城乡垃圾，还将填埋场的部分陈年垃圾用于焚烧处理。同时，对城区的建筑垃圾进行回收再利用，通过粉碎后用于预制品材料和场地、道路平整填料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颇为关注，研究成果丰富。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养老服务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既增加了养老金给付等经济负担，还可能因为缺乏足够的日常照料而影响老年人口的精神和心理健康，从而降低老年人口的幸福水平[1]。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相对迟缓，使得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和照料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高龄失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以及老年群体的认知问题比较突出[2-3]。
(一)关于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 是老年人对生活状况的总体评价，它能够综合反映生活质量的好坏，更能为决策者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政策提供依据[4-5]。1998—2005年间中国大多数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居中上水平[6]。2002—2011年的近十年间，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稳中有升[7]。在研究影响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时，一部分学者聚焦于某一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年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超过了负向作用，随着年龄增长，生活满意度越倾向于积极评价[8]。国外一些研究也发现老年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报告积极的生活满意度[9-10]。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11]。社会互动，运动休闲都会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12-14]。居家养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子女在老年群体的日常照料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5]。预期照料可得性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预期照料不可得的老年群体显著低于预期照料可得的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并且经济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差异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1]。另有一些学者研究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张景秋等对北京老年群体的研究发现，总体上北京城市老年群体生活满意程度呈中上水平，娱乐、文体活动和社交等因素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有正向影响，而空巢、医疗和物业管理水平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16]。胡斌等通过调查发现健康状况、慢性病、医疗服务态度、医疗水平、就医方便、养老方式、社区服务等对徐州市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影响[5]。罗维等研究发现上海市静安区高龄悬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不佳，自评健康状况、自评视力状况、生活起居情况、下楼活动能力、护理服务使用经济压力、每周感到孤独时间是高龄悬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17]。这些发现对于理解中国养老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试图对以上研究进行解释和补充。
(二)关于养老服务优化的研究
在现今的形势下，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阻碍，健全和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3,18]。庞大的“银发群体”催生出“银发产业”，这为养老服务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带来契机，“银发产业”有着较高的产业附加值，已成为推动市场经济产品升级的新动力[18-19]。养老服务市场规模的扩大也伴随着不规范和过度商品化等乱象的显现，主要表现为养老服务供给引导需求偏离、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养老服务的潜在需求很旺，有效需求却不足，要实现养老服务的精准发展与老年群体老有所养的目标，需要“对症下药”[20]。老年群体对于高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也对养老服务质量提出了新要求，如何有效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促进养老服务业更好、更快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21]。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智慧养老、互联网+养老服务、文化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智慧养老是智慧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延伸，它能有效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实现养老精细化[22]。耿永志等提出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互联网和养老服务两个领域有机融合，利用互联网优势区分不同养老服务需求，开发具有针对性的服务产品和服务项目，解决老年人实际需求[23]。王佳姝等提出我国养老模式应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服务体系[24]。大部分学者都提出，要实现社会养老服务的精准发展，供需的精准定位，通过建立健全老龄数据管理制度，实现服务多元化，不断优化养老服务系统结构。
综上，相关学者提出实现养老服务的精准发展，就要推翻之前以供给引导需求的局面，从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入手，让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获取更多优质服务体验。因此本文研究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定位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体系。上述学者多把目光放在个体特征、健康因素与经济状况，而忽略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自我保障能力以及老年人心理状况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对代际因素的关注度也不高。然而，养老服务已经从生理性养老，逐渐延伸至老年人心理和社会需求上，老年人的心理状况对其的影响与社会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紧密相连，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养老保障也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密切相关。养老保障与心理状况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是否有影响还需进一步评估与检验。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心理状况、代际因素5个层面选取变量，考察各变量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为养老服务的优化建言献策。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特色在于：第一，在实证分析时，将老年群体心理状况与自我保障纳入模型，对已有文献进行补充；第二，运用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于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及其反映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和总结，养老服务内容相互对应，旨在优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内容设计上具有特色。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15)研究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能力、心理状况与代际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评价。其中，高龄老人、受过教育的老人越倾向于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自评健康良好、日常生活能力强、个人收入的增长、参与养老保险、参与医疗保险、经常参与社交活动、与子女经常见面以及子女提供经济支持都对老年群体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老年群体的抑郁指数的提高对总体生活满意度评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老年群体在社会群体中是一个相对脆弱的和具有依赖性的群体，身体状况、自我保障能力、心理状况和代际因素等都会对老年人的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使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评价发生变化。因此，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日趋丰富的背景下，老年群体对晚年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需要根据生活满意度与养老需求、养老服务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不断健全和优化养老保障制度与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不仅幸福长久，而且健康安乐。
三、关于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2.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很多学者都在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其理论各不相同，但核心基本相似：为获超额利润与竞争优势，企业倾向于高管做技术创新，而高管进行技术创新的程度与企业的薪酬激励相关，因此，提高高管薪酬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手段。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技术创新需要资金等条件的保障。高管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让高管利益与企业利益进行挂钩，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突破的关键。通过薪酬激励，促使高管引领企业技术创新，是保障企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4]。
在此基础上，使用在CHARLS2015数据中筛选出的1 468个中年人样本进行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以证明上述结果与模型的稳健性。结果显示，与老年群体不同的是，中年群体的性别、健在子女个数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年龄、独立生活能力、个人收入、是否参与养老保险、是否参与医疗保险、社交频率、抑郁指数、子女见面频率、子女联系频率对中年群体生活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模型预测的准确率也仅有62.53%，logistic模型并不能准确预测中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由此证明，模型5的回归结果是受老年群体特征的影响而得到的，具有解释力度。
表1 样本特征
特征类型样本数/比例特征类型样本数/比例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养老保险60—69岁1 491(57.0%)70—79岁900(34.4%)80岁以上223(8.5%)小学及以下2 122(81.2%)初中、高中、中专463(17.7%)大专及以上29(1.1%)有配偶1 796(68.7%)无配偶818(31.3%)参加240(9.2%)未参加2 374(90.8%)性别城乡分布健康状况医疗保险男1 317(50.4%)女1 297(49.6%)城市345(13.2%)农村2 269(86.8%)好385(14.7%)不好2 229(85.3%)参加2 401(91.9%)未参加213(8.1%)
注：样本总数2 614个。
(二)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与描述性统计
1.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另一些乡镇节庆活动中，主持人也常常提到海外侨民对节庆活动的贡献，例如侨民组织或个人赞助了某项活动，或者为抽奖活动提供了奖品等。节日中另一些场合，例如校舍竣工仪式等，也会拉横幅感谢作出贡献的侨民。海外侨民的贡献在乡镇节庆中是显性的存在、公开的话语。
因变量为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即问卷中DC028问题：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在本次筛选出的2 614个样本中，无人选择一点也不满意选项。故本文将生活满意度分为两类，选择极其满意与非常满意赋值为1，表示高生活满意度；选择比较满意与不太满意赋值为0，表示低生活满意度。
老年理论是对老年人的状况、特征、规律和老年问题及其处理进行的分析与概括。其中由社会学家库利(C.H.Cooley)、托马斯(W.I.Thomas)和米德(G.H.Mead)提出的角色学老年理论，在老年阶段，老年人失去以前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得到新角色。一旦人们失去旧角色而无新角色替代时，其社会身份和自尊就会受到损害，就有可能降低生活满意度。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指出活动水平高的老年人比活动水平低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生活满意和更能适应社会。老年经济问题论表明在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增长的当下，生产期不变意味着退休期的延长，而退休期越长，经济越无保障。老年人的收入不足，也会影响其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本文根据老年理论与前人的研究发现将核心解释变量分为五大类，即：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②、城乡分布、文化程度)、身体状况(是否残疾、自评健康③、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④)、自我保障(个人收入⑤、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养老补助)、心理状况(社交频率、抑郁指数⑥)及代际因素(健在子女个数、子女见面频率⑦、子女联系频率、子女经济支持⑧)，研究五类解释变量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文采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该数据是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从调查范围、调查方式和样本容量上看，CHARLS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符合本研究的数据要求。为了研究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本文只选取了样本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进行研究，由于部分样本变量缺失，最终分析数据包含2 614个样本。
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如下特征：在2 614个老年人样本中，有2 349名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评价高，占89.9%，这表明我国大多数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被研究个体年龄分布偏向于低龄老人，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受教育程度多为文盲或者小学文化水平。无配偶的老人比例较大，占31.3%，农村老年人居多。老人的身体状况并不良好，残疾老年人占21.3%，认为自身健康状况良好的老人仅占14.7%。被调查的老人，日常生活能力总体评价较高，评分均值在17.143，最高分为18分。老人的自我保障能力较弱，个人收入较低，一年收入均值在700元左右，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仅9.2%，参与医疗保险的人数较多，占91.9%，一年内领取的养老补助均值仅为171元。从老年人的心理状况来看，经常参加社交活动的占36.4%，抑郁指数均值为9.977，存在一定的抑郁倾向。样本中老人平均健在子女数量接近4个，与子女经常见面的老人占27.6%，与子女经常联系的老人占62.2%，老人一年内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集中在5 000元左右。具体结果见表2。
在移动支付的影响下，银行的存款来源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移动支付改变了原先的支付链，由“客户—银行—商户”转变成“客户—移动支付平台—商户”，如今商业银行只是扮演支付运营商中支付上游这个角色。随着用户数量和交易频率的不断增长，客户原先在银行的存款去向分流至移动支付平台，形成移动支付平台的备付金。除此之外，有一部分移动支付平台已经开展理财产品业务，原先被商业银行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财产品募集资金这一块业务领地也受到来自移动支付的冲击。与此同时，对用户更具吸引力的是，移动支付为广大用户提供了较商业银行更为低廉甚至免费的跨行跨区域转账业务，大大降低了用户转移资金的费用成本，提高了用户自由转移资金的效率。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分类变量名称变量含义与赋值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因变量生活满意度1=高满意度,0=低满意度0.89901个人特征性别1=男,0=女0.50401年龄1=高龄(80岁及以上),0=低龄(60—79岁)0.08501婚姻状况1=有配偶,0=无配偶0.68701城乡分布1=城市,0=农村0.13201文化程度1=接受过教育,0=文盲0.67101身体状况是否残疾1=残疾,0=不残疾0.21301自评健康1=好,0=不好0.14701ADL数值,随着数值增加独立生活能力增强17.143018自我保障个人收入数值,定距变量736.663060 000是否参加养老保险1=参加,0=未参加0.09201是否参加医疗保险1=参加,0=未参加0.91901养老补助数值,定距变量170.847027 100心理状况社交频率1=经常,0=不经常0.36401抑郁指数数值,随着数值增加抑郁程度增强9.977029代际因素健在子女个数数值,定距变量3.825112子女见面频率1=经常,0=不经常0.27601子女联系频率1=经常,0=不经常0.62201子女经济支持数值,定距变量5 266.8070143 000
(三)实证模型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属于二分类离散变量，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Yi代表第i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取值为1表示“高满意度”，取值为0表示“低满意度”。在回归分析中，使用变量所对应的风险比OR(Odds Ratio)来解释其对被解释变量发生概率的作用。本文将基本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1)
p=p(Yi=0|Xki)=1-p=p(y=1|Xki)
(2)
其中，Xki代表老年人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心理状况、代际因素等方面的变量。βk是各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反映老年人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心理状况、代际因素等不同层面解释变量Xki对生活满意度Yi的影响方向及程度，其值为正且具有显著性，说明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logit(p)随对应自变量的增加而增加。由于βk不能直接用于解释分类变量的概率，因此，本文将公式两边取指数，采用风险比(odds ratio)的形式进行估计和解释。将以上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线性变换后为：
(3)
OR(Xk|对于任意固定的Xm(m≠k))=eβk
(4)
本文使用2015年CHARLS横截面数据分析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对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5个模型非常显著(Prob>chi2=0.000 0)，模型1—5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用ROC曲线预测模型的准确率，从模型1至模型5，预测的准确率不断上升，模型5预测的准确率为79.07%，可以看出加入新的解释变量能较好地解决遗漏变量误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由于logistic模型不存在平方和分解公式，故无法计算R2，那么判断拟合优度的另一方法就是计算预测准确的百分比，5个模型的预测准确率均接近90%，也证明了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最终，选取模型5作为本文研究与分析的回归模型，这是一个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比较完善和准确地反映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与各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logistic回归模型。
给与大剂量LPS刺激后，WB结果显示，与NS组相比，WTLPS组小鼠Kupffer细胞的组织蛋白酶B蛋白表达水平均无明显变化，而NLRP3蛋白表达水平则明显增加（P＜0.05），caspase-1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增加（P＜0.05，图3）。表明大剂量LPS刺激导致WT小鼠的NLRP3炎症小体明显激活。与TLR4-/-NS组相比，TLR4-/-LPS组小鼠肝脏组织蛋白酶B蛋白水平无明显变化，caspase-1蛋白激活水平增加（P＜0.05），NLRP3蛋白表达稍增加但无明显统计学意义（图3）。表明TLR4缺失后NLRP3炎症小体的激活不明显。
(四)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与各解释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5的回归结果以风险比(Odds Ratio)的形式呈现。文章实证分析的步骤如下：第一，在式中首先引入个体特征层面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城乡分布、文化程度)，得到模型1；第二，在模型1基础上，引入身体状况层面的变量(包括是否残疾、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得到模型2；第三，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自我保障层面的变量(包括个人收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养老补助)，得到模型3；第四，在模型3的基础上，引入心理状况层面的变量(包括社交频率、抑郁指数)，得到模型4；最后，在模型4的基础上，引入代际因素层面的变量(包括健在子女个数、子女见面频率、子女联系频率、子女经济支持)，得到模型5。在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选择的18个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根据相关系数矩阵显示18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为微弱，总体水平低于0.4，其中最大值为0.396 6。Mason(1999)研究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低于共线性存在的阈值0.7，可以初步排除解释变量间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18个解释变量出现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可以将变量纳入同一个实证模型。
表3 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结果
变量分类变量名称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证伪检验OR值OR值OR值OR值OR值OR值个体特征性别1.346∗∗1.366∗∗1.319∗1.0591.1671.258∗年龄1.654∗1.812∗∗1.946∗∗1.612∗1.648∗0.979婚姻状况1.2491.2691.1881.1251.0750.802城乡分布1.0900.9760.8470.7710.7321.164文化程度1.677∗∗∗1.622∗∗∗1.549∗∗∗1.496∗∗∗1.453∗∗0.538∗∗∗身体状况是否残疾0.8320.8651.0040.9791.206自评健康3.725∗∗∗3.791∗∗∗3.208∗∗∗3.146∗∗∗2.024∗∗∗ADL1.159∗∗∗1.151∗∗∗1.070∗∗1.080∗∗1.040自我保障个人收入1.086∗∗1.084∗∗1.078∗0.989是否参加养老保险1.786∗1.6321.770∗1.230是否参加医疗保险1.868∗∗∗1.692∗∗1.596∗∗0.982养老补助0.9740.9670.9660.948心理状况社交频率1.304∗1.290∗1.104抑郁指数0.879∗∗∗0.882∗∗∗0.984代际因素健在子女个数1.0450.897∗子女见面频率1.415∗1.060子女联系频率1.289∗1.129子女经济支持1.093∗∗∗1.027∗常数项4.646∗∗∗0.362∗∗0.239∗∗∗4.540∗∗1.4661.796Prob > chi2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Correctly classified89.86%89.71%89.71%89.90%89.82%62.53%area under ROC curve0.609 70.682 10.699 80.780 50.790 70.610 7
注：使用Stata13.0计算得出。其中，*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1.个体特征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个体特征中老年人的年龄(p<0.1)与文化程度(p<0.01)对生活满意度评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龄老人比低龄老人选择高满意度评价的概率提高64.8%(OR=1.648)。老年人在刚开始进入到老年生活时，会因为不适应角色的转变而不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经过心理调适后，他们逐步进入了老年人角色，开始对生活感到满意。接受过教育的老人选择积极评价的概率比文盲老人高17.7%(OR=1.177)。文化程度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认知与社交关系网，受教育有利于对自我的肯定和促进社会责任感，发展稳定而又满意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化解负性情感，保持高昂的生活热情，对生活的评价保持积极。
2.身体状况的影响
身体状况因素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p<0.01)与日常生活能力(p<0.05)都对老年群体积极的生活评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健康状况好的老人选择高生活满意度的概率是健康状况不好老人的3倍多(OR=3.146)。在日常生活能力方面，得分每增加一分，高生活满意度的概率就上升8.0%(OR=1.080)。这表明，老年群体身体状况是影响生活满意度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进入老年后，疾病发生率也在日益上升，身体灵活程度也大不如前，限制活动和导致疼痛的疾病都会使老人无精打采、缺乏活力，最终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好的身体状况能够让老年人多参与社会交往，避免社会脱离，提高生活满意评价。
模型5在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与心理状况的基础上，引入代际因素。代际因素中，子女见面频率(p<0.1)、子女联系频率(p<0.1)与子女经济支持(p<0.01)对生活满意度评价有显著影响。经常与子女见面的老人选择高满意度的概率会提高41.5%(OR=1.415)，经常与子女联系的老人选择高满意度的概率会提高28.9%(OR=1.289)，获得子女经济支持越高，老年群体越倾向于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OR=1.094)。由此可见，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主要经济支持与精神慰藉来自于子女，老年群体在与子女的交往中获得更多的愉悦、满足、爱等积极的情绪，良好的代际关系对提高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和生存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楚国的神话中，有很多神话形象，无论是神化的祖先，还是反对自然的各种神灵和鬼魂。有些人被视为氏族的图腾。龚维英在他的著作《原始崇拜纲要》中指出：“在原始社会默默无闻的中期，原始民族以捕鱼和狩猎为生计手段，与动物有更密切的关系。他们崇拜动物如同他们的家族的图腾祖先。这种动物用来代表氏族，命名氏族并尊重它作为神，从而产生大量的图腾神话。在迁移和发展的过程中楚国与其他民族合并，他们接受了包容各方的民族文化，因此，楚神话中的图腾形式特别丰富，鸟，兽，昆，草，树都被当做图腾显示出来[1]。
在自我保障能力方面，个人收入(p<0.1)、是否参与养老保险(p<0.1)与是否参与医疗保险(p<0.05)对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养老补助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而言，个人收入越高，老年群体越倾向于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OR=1.078)。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都对生活满意度评价具有积极作用，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老人比未参与的老人选择高满意度评价的概率增加77.0%(OR=1.770)，参加医疗保险制度的老人选择高满意度评价的概率增加59.6%(OR=1.596)。需求理论(Need Theory)指出，当经济资源被用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时，其可能是与生活满意度最相关的。老年人的个人收入与养老金一般用来支付日常开支，由于老年人疾病发病概率的升高，医疗保险能够解决日常医疗支出，高的收入以及参与医疗保险会使老人做出更加积极的满意度评价。基于此，我们得出自我保障能力越高，生活满意评价越倾向于积极。
4.心理状况的影响
关于心理状况因素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交频率(p<0.1)与抑郁指数(p<0.01)对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经常参与社交活动的老人选择高满意评价的概率会上升29.0%(OR=1.290)，抑郁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老人的积极生活满意度评价的概率会下降11.8%(OR=0.882)。正如老年理论所指出的，进入老年后，老人的角色会发生转变，身体状况、经济状况以及社会交往都会与之前有很大差异，这有可能对老人的心理状况造成冲击。与此同时，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空巢化也使得老年人缺乏日常的精神慰藉，孤独感增强。因此，关注老年群体的心理状况是提高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关键之一。
5.代际因素的影响
3.自我保障的影响
-Re-1Δu + (u·)u +p - Sc curl B×B=f在Ω中，Sc Rm-1curl (curl B) - Sc curl (u×B)=g在Ω中，· u = 0在Ω中，·B=0 在Ω中。
6.利用中年人样本做证伪检验的结果
在经典框架理论中,框架的分解备受关注,因为它与许多著名问题(例如Kadison-Singer问题)相关。所谓框架的分解就是将指标集做有限划分, 按照划分可以将原框架分割为若干子框架, 研究这些子框架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讨论测度框架划分后的一些等式和不等式。 在下文中J是K的可测子集, Jc表示J的补集, SJ,SJc分别表示框架测度μ限制在其上所得的测度框架算子。
本次筛选的样本中，60—69岁老年人占比57.0%，80岁以上老年人仅占8.5%，低龄老人比重较大。男性占50.4%，女性占49.6%，总体来说较为均衡。文化程度多集中在小学及以下，占比81.2%，可见目前我国老年群体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有配偶或同居对象的老年人占68.7%，离异、丧偶以及从未结婚的老人占31.3%，无配偶陪伴的老年人比重较大。样本中，13.2%的老年人居住于城市，大部分老年人居住在农村。有85.3%的老年人认为自身健康状况不太好或一般，仅有14.7%的老年人评价自身健康状况为好及以上，这反映出我国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与度较低，仅有9.2%，而医疗保险的参与度较高，占91.9%。这基本符合中国老年群体现状，因此本文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样本特征参见表1。
四、生活满意度与养老服务相互作用机制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已经成为我国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老龄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威胁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但如果做好充分的准备，制定适当的策略，人口老龄化可能会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当社会向老龄社会结构转变时，众多经济要素也必然会围绕老龄社会的发展而重新组合，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与市场空白必须引起市场的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市场是目前具有较高生命力的市场，恰当的养老金制度以及开发“银发产业”不仅能够提高我国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也能够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处于老龄化发展初期阶段，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并不完善，很多问题还有待解决。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与养老需求密切相关，通过将影响因素、养老需求与具体养老服务产业相互对应，就可以实现养老服务的精准化，从而优化老年人的养老体验，提高生活满意度。
根据老龄学专家针对人口老龄化的共同需求提出的最初供求观念——“3M”需求，即物质需求(Money)、医疗需求(Medicare)和精神需求(Mental)。将上文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与三种需求相互对应，明确养老需求，通过市场竞争与政府扶持，刺激市场供给朝着养老需求的方向运转，再将三种需求与养老服务内容相互对应，最后通过各项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作用于各影响因素，进而实现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我国由于经济条件所限，目前不可能全面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各个领域，因此，必须选择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即根据中国老年群体的需求特点和实际情况选择优先发展领域。
甘油酯通常指由甘油和脂肪酸（包括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经酯化所生成的酯类。甘油酯是中性脂肪，是血脂肪的成分之一，扮演着贮存与输送的角色，大部分存在于乳糜微粒及极低密度脂蛋白内。甘油酯和胆固醇都是造成动脉硬化的危险因子，现代人吃得好，更要小心防范。
图1 影响因素与养老服务作用图示
图1显示了上文研究得出的影响满意度的因素与养老需求、养老服务产业的对应关系。在显著影响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12个因素中，年龄、日常生活能力、个人收入、养老保险、子女经济支持5项与老年群体的物质需求相关；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能力、个人收入、医疗保险、抑郁指数5项与老年群体的医疗需求相关；文化程度、社交频率、抑郁指数、子女见面频率、子女联系频率5项与老年群体精神需求相关。与养老服务的内容对应，制度化的养老服务可以满足老年群体的物质与医疗需求，老龄服务业与老年群体的三种需求都相关，老年文化产业多注重于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的供给，老年医疗保健产业主要满足医疗需求，老年人再就业产业不仅能够提升老年群体的收入满足物质需求，同时社会交往的增加对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的满足有积极作用。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也会通过与影响因素间的作用机制提高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制度化的养老服务可以提高个人收入，提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并且对子女经济支持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老龄服务业可以提供高龄、患病、生活无法自理老人的日常照料服务，一些心理咨询服务还可以预防老年抑郁。老年文化产业可以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提高老年群体的社交频率，减少老年抑郁发病率，对子女见面与联系也有一定替代效果。老年医疗保健业主要关注老年人身体状况与心理状况。老年人再就业产业可以提高个人收入，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基于此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应着重于建立完善的制度化的养老服务，在非制度化的养老服务中，老龄服务产业、老年文化产业、老年医疗保健产业与老年人再就业产业与现阶段老年需求紧密相关，应该优先发展。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传统的照明消耗大量能源，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2%的能源应用于照明.目前用于照明的白炽灯和荧光中大部分能量会转化为热能而损耗，而使用最普遍的节能灯由于其主要成分水银会污染环境，也不是理想的照明用具，因此发展环保节能的照明用具十分紧迫.有机电致发光器件(Organic Light-emitting Devices, OLED)由于其驱动电压低、轻薄、用料广泛无污染、发光均匀柔和、健康护眼、可弯折、轻便易安装等特点，受到国内外研究者和生产商的关注和重视，并逐渐在固态照明中崭露头角，未来有望成为与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 LED)并驾齐驱的照明能源.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第一，加大对老年大学、老年文化交流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的投入，积极推动老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老年群体素质。应针对老年群体的兴趣爱好，大力发展对老年人有吸引力的休闲文化，开办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课程，追求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养老”。教育人员要有意识地引导老年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进行社会互动，使老年人掌握学习的自主权，使其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第二，建立和完善新型居家养老服务，将居家养老服务站与所在地医疗、交通等资源进行整合，最大程度满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社区应该提供多样化的照料服务，例如家庭服务员队伍、短时服务设施、日间服务中心等。并进一步提高社区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使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以及康复护理能够在社区医院完成。第三，建立老年人分类管理机制，针对不同经济收入情况和个人养老需求来安排养老服务，实现养老服务供给多样化。通过人性化的专业养老服务和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主体，构建多层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第四，健全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与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在实现社会保险制度全面覆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对老人生活状况改善的积极效应。与养老产业相衔接的商业护理保险相结合，满足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第五，注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服务，建立以居家养老为核心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推广各项老年社群活动，使老年人融入相对应的社交生态体系，引导老年人的养老生活社会化发展。由人口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导致的人口流动加剧，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代际支持的减弱急需社会化的公共养老服务予以补充。
[注 释]
①数据来源：《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多年来参与一些项目的评审，研究生论文的答辩，相关专业文献的查阅等，笔者感受到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化合物的定量结构-活性/性质相关性（简称构效关系，英文缩写QSAR/QSPR）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2018年2月7日上午，笔者应邀参加在华谊集团大厦举办的煤基多联产工程中心和计算化学化工工程中心技术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会上，计算化学也受到了工程界的重视。
②婚姻状况中，选择已婚、有配偶但分居和同居视为有配偶，赋值为1；离异、丧偶以及从未结婚视为无配偶，赋值为0。
③将选择极好、很好、好的视为健康状况好，赋值为1；将选择一般、不好、很不好的视为健康状况不好，赋值为0。
④CHARLS2015问卷中，用6个问题来描述日常生活能力，根据完成困难程度对选项赋值，将日常生活能力设为数值型变量，随着数值增加独立生活能力增强。
⑤个人收入与养老补助用金额来衡量，通过取自然对数的形式计入模型。
⑥CHARLS2015问卷中，用10个问题来描述抑郁程度，通过对选项赋值，将抑郁指数设为数值型变量，随着数值增加抑郁程度增强。
⑦子女见面频率与子女联系频率均为虚拟变量，每月多于或等于1次为经常，赋值为1；每月少于1次为不经常，赋值为0。
⑧子女经济支持用金额来衡量，包括金钱与物的支持，通过取自然对数的形式计入模型。
放学后，我们回到办公室，打开灯，把书和教案放到抽屉里。听觉和嗅觉都灵敏的巴克夏拨拉我，让我往窗外看。我推开窗户，后院，她的那间屋子里亮着灯，不时传来何副书记的说话声。但听不到她的声音。我看了看表，呵！快十点了！何副书记待了这么久，该多“关心群众生活”呀！
[参考文献]
[1]赵蒙蒙,罗楚亮.预期生活照料的可获得性与生活满意度——基于CHARLS数据的经验分析[J].劳动经济研究,2017,5(5):63-81.
[2]范宁玥, 田帆, 王阳,等. 中国老年人对医疗服务与长期照料服务的需要与利用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18, 45(9):88-91.
[3]匡敏, 何飞. “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的影响与养老服务优化研究[J]. 农村经济, 2018, 432(10):90-96.
[4]CASPI A，ELDER G H． Life satisfaction in old age: linking social psychology and history[J]． Psychology & aging，1986，1(1): 18-26．
[5]胡斌,朱蓓,钱香玲.基于Ordinal Logistic回归的徐州市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7,34(4):295-298.
[6]李德明,陈天勇,吴振云.1998—2005年中国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及其满意度[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8(19):1943-1945.
[7]张文娟,纪竞垚.经济状况对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8,24(5):104-112.
[8]骆为祥,李建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年龄差异研究[J].人口研究,2011,35(6):51-61.
[9]FIELD DOROTHY & MILLSAP ROGER E． Personality in advanced old age: continuity or change?[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91，46(6):299．
[10]ZHOU M, QIAN Z . Social support and self-reported quality of life China's soldest old[M]// Healthy Longevity in China.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8.
[11]MERZ E M, CONSEDINE N. The association of family support and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depends on adult attachment style[J].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2009, 11(2):203-221.
[12]林艳,陈章明.社会互动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相关性研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7(12):1196-1197.
[13]梁修,胡青梅,王立利,等.巢湖市农村老年人运动休闲效益、生活满意度及其相关性[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5,35(24):7206-7208.
[14]王平,高沐阳.参加体育活动对城市离退休人员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探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7(5):52-57.
[15]LEI X, SUN X, STRAUSS J, et al.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ES among the mid-aged and elderl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national baselin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4, 120:224-232.
[16]张景秋,刘欢,齐英茜,等.北京城市老年人居住环境及生活满意度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12):1628-1636.
[17]罗维,刘登,艾贺玲,等.上海高龄悬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静安区高龄悬空老年人为基础[J].中国全科医学,2018,21(21):2632-2637.
[18]方爱清.哪些问题阻碍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J].人民论坛,2018(2):56-57.
[19]潘利平.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的法律风险及对策建议——以成都市郫都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为样本[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2):63-67.
[20]夏敬,张向达.完善居家养老服务需要“对症下药”[J].人民论坛,2017(31):51-53.
[21]张红凤, 张栋, 卜范富. 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基于山东省十七地市的实证分析[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8, 34(2):16-25.
[22]向运华,姚虹.养老服务体系创新:智慧养老的地方实践与对策[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6,29(6):110-114.
[23]耿永志,魏云娜,周瑾.“互联网+养老服务”发展问题探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9(1):71-77.
[24]王佳姝,俞蕾,仇琰,等.城市社区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37(24):6236-6238.
LifeSatisfactionandOld-ageServiceOptimization——AnEmpiricalStudyBasedonCHARLS2015Data
DengDasong,ZhangQingqing
(Center for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2015 China Health and Pension Tracking Survey data, the elderly group was employ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physical conditions, self-support,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intergenerational factors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assessment of the elderly group.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very old people and the educated elderly people tend to have positive lif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good self-assessment of health, strong ability of daily life, personal income growth, participation in pension insurance and medical insurance, frequent social activities, frequent meetings and contacts with children and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all promote the positive life satisfaction assessment of the elderly group significantly; the increase in the depression index of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life satisfaction and old-age care service, and make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integrating the old-age care service resources, establishing a classified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the elderly, improving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of the elderly group. All these provide a reference to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service system.
Keywords: elderly population; life satisf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ged care services
收稿日期：2019-05-06
网络出版网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90621.0903.002.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9-06-2114:05:4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6JJD840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邓大松(1950-)，男，广西全州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张晴晴(1995-)，女，安徽亳州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
DOI：10.13253/j.cnki.ddjjgl.2019.10.009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9)10-0062-09
(责任编辑：张丽阳)
标签：满意度论文; 老年论文; 群体论文; 老年人论文; 变量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当代经济管理》2019年第10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16JJD84000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