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Lars and the Real Girl》是一部生动阐述精神分析中客体关系理论的影片。文章旨在结合Winnicott的客体关系理论，分析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主人公如何通过充气娃娃这个过渡性客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改变、从而修复创伤的过程。重点分析主人公如何因生命中重要客体的丧失而形成创伤，如何从主观全能感走向具有现实检测能力，如何在主客体多重角色的互动中修复创伤，以及有哪些多重过渡空间带来了疗愈作用。
关键词:过渡性客体；主观全能感；现实检测能力；过渡空间；创伤
1 引言
《Lars and the Real Girl》是2007年上映的一部美国电影，影片围绕着心理异常的主人公Lars和他订购的充气娃娃Bianca展开。借助被Lars当作真人的充气娃娃Bianca，在家人和小镇居民创建的安全环境中，Lars重建了自己与周围人、这个世界的关系。借助Bianca这个媒介和客体，Lars开始与这个世界接触：他走进了哥哥嫂嫂的房间，他走进了其他人的生活中。Lars从充满全能感的内在世界，走向了他无法完全掌控的现实世界，从依赖“过渡客体”Bianca走向了埋葬客体、自我独立。这部影片生动地展现了精神分析中的客体关系理论。本文旨在结合Winnicott的客体关系理论，对在创伤形成和创伤疗愈过程中，过渡客体的作用进行阐述。
2 重要客体缺失带来创伤
Lars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他区分不出现实和虚假——把充气娃娃当作真人看待，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他在人际交往中存在很大障碍，非常自闭、退缩，难以和他人交流，无法和他人有身体接触，这会让他有强烈的躯体疼痛感，并且他认为这是别人不正常。从心理上看， Lars就像一个处于自闭期的婴儿，独住在车库、害怕抚触、害怕与人接触。他的小车库就好像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可以与外界隔离开来、保护起来。但由于他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小镇上，生活环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熟悉的环境，且他的心理障碍也被周围人善意地“正常化”了，所以他仍然能够“正常地”生活和工作。
Lars的心理障碍是怎样产生的？影片并未过多渲染这一部分。从已有的线索来看，和早年经历有关。Lars的母亲由于难产，生下Lars后便去世了。其父亲因为妻子的去世悲伤过度，之后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极少与外界接触。Lars的哥哥因为家庭的变故、父亲的态度被吓坏了，他留下弟弟，离开了这个家。这些事件都是Lars成长中的巨大创伤。
“从来没有婴儿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aby），“婴儿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Winnicott，1964）。在Winnicott眼中，婴儿和母亲是联系在一起的，婴儿通过母亲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婴儿通过对母亲的依恋而形成对这个世界的信任。而Lars从小失去母亲这个重要的客体，这意味着他丧失了爱的客体、丧失客体的爱（Freud，1926）。这时候如果父亲及时介入，给Lars提供足够的关爱，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形成安全依恋。但父亲不仅没有填补上Lars缺失的母性关怀，反而退缩和封闭。父亲内心可能对Lars有强烈的厌恶、憎恨和其它情感，因为在他看来，是Lars的出生导致自己失去妻子。不论父亲是否因此责备过Lars，Lars在长大的过程中听到母亲的死因时，很有可能认为母亲的死与自己直接相关，是自己造成的，对母亲有深切的内疚。这是典型的孩子的归因方式。这种内疚也会牵延到父亲和哥哥身上，因为是自己的出生导致父亲伤悲、哥哥离家。哥哥归来之后，Lars坚持住在小小的、简陋的车库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怀内疚、自我惩罚——自己不配住在舒适的大房子里。
有研究表明，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当事人，也会波及到处于该环境中的重要他人（Dekel & Goldblatt, 2008）。如果父母受到创伤，有可能通过养育方式（Kitamura, Shikai, Uji,Hiramura, Tanaka, & Shono, 2009）、依恋类型（Miljkovitch,Danet, & Bernier, 2012）、 沟 通 方 式（Giladi & Bell,2013）等使孩子也成为创伤的受害者。对Lars的父亲来说，中年丧妻是一个巨大的创伤，这个创伤击垮了他。他自顾无暇，根本顾不上孩子，所以对Lars持忽略、冷漠的态度，这种养育过程和方式在Lars的成长过程中造成了新的创伤。在一定意义上，Lars不仅失去了母亲，同时也失去了父亲。有研究表明：父母应对创伤的防御方式也会传递到孩子身上，创伤者后代可能更多地采取回避、压抑、隔绝的行为方式（Harkness,1993）。Lars在人际交往中出现的困难，与其父亲有相似的地方。Lars不仅是创伤的亲历者，同时也是创伤代际传递的受害者。
(a)Minimize dispraise of other(b)Maximize praise of other
Lars的创伤来自童年，这么多年他一直相对“正常”地生活着。是什么让他采取行动、让一个充气娃娃进入他的生活呢？诱发刺激应当是嫂子Karin的怀孕。他对嫂子的怀孕感到手足无措，感到害怕，嫂子怀孕这件事启动了他内在的恐惧、不安全感、被抛弃感，他感觉到危机——母亲当年就是因为怀孕分娩而丧失生命。这一切似乎要再次发生，只不过这次是要发生在嫂子与其孩子之间。面对这巨大的恐慌，他在心理上出现了退行，他退行到需要过渡客体的婴幼儿阶段。他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第三空间，一个让他能够安放自己恐慌的地方。充气娃娃Bianca就是这个过渡客体。她承载了Lars所有的恐惧、恐慌和不安。通过与这个过渡性客体的互动，在小镇人善意的帮助配合下，Lars开始修复自己破碎的客体关系。
过渡性客体不是一个内部客体，它是一个“非我”拥有物，这些拥有物与即时的自我满足有关。婴儿一出生就会试图使用拳头、手指或者拇指来刺激他们的口唇地带，来满足这个区域的原始感受。随着对手指的接纳，婴儿开始接纳外部客体，紧接着他们开始将一部分丝织品或柔软的毛毯放到嘴里。他们揪下丝织品上的毛，并且把它们收集起来，成为抚摩行为的一部分。然后，出现了包括咿呀学语、模仿一些声音。在出生几个月之后，婴儿开始喜欢上玩具。玩具开始成为婴儿的过渡客体。
婴儿迟早会表现出一种发展趋势，那就是把一些“另外的、不是我的”客体整合到他的个人模型里面，这些客体是乳房和母亲的重要象征物，这被Winnicott称之为“过渡现象”。那些被婴儿使用过的柔软的物品和其它类型的物品，即被Winnicott称之为“过渡性客体”（Winnicott, 1953）。过渡性客体看起来、或闻起来，会使他回想起他的母亲。过渡性客体在母亲离开的时候安慰着孩子，使孩子能够忍受与母亲这个客体的分离。
上杭锥种子采自上杭县步云乡，采集时间为2016年10月，选取结实盛期，树干通直，无病虫害的林分作为采种林分。收集地面掉落的新果，脱粒后去除杂质，筛选洁净种子，按种粒大小对种子进行分级，备用。
3 从主观全能感走向具有现实检测能力
个体与客体联系的起始过程是复杂的，这个模式大致是这样的：婴儿产生一个不确定的、模糊的需要，母亲为了满足婴儿会随即提供一个客体或一种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会让孩子产生一种错觉：外部世界是婴儿以自己的能力创造的，而母亲所提供的这个短暂的时期让婴儿体验到了主观全能感（Winnicott,1963）。
青年时代是个特殊的时代，是培养和发挥创造力的时代。青年应该有一种自我意识，处在成长时期不仅是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和教育，也是在自我教育中成长。人的自我成长就是一种自我创造。每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原因不完全在别人，而主要由自己造成，是自我的创造过程。社会、学校、家庭都是环境与条件，真正实现人的自我创造的主体就是你自己。真正能够实现自我成长即创造过程的只有自己，家长和老师都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或成长。
婴儿与母亲一体的“主体关联客体”阶段（主观全能感）之后，客体逐渐被主体发现，并被置放到了主体无所不能的控制领域之外。当婴儿察觉到客体不能被控制，就会寻找母亲或其乳房的替代物，这个客体既有外在现实，又有儿童自己的主观性，所以它被称为过渡性客体。之后的发展阶段是“主体摧毁客体”，再之后，婴儿慢慢会意识到：即使有攻击，客体仍能经受攻击，幸存于被主体摧毁的状态。这是个体从主观全能感逐渐变为现实化的过程（Winnicott, 1969）。
Lars选择了充气娃娃作为自己的过渡性客体。婴幼儿的过渡性客体大多是毛毯、玩具，但作为内心幼稚、外表成人的Lars，他选择的过渡性客体是与自己的年龄相符的。与通常把充气娃娃作为成人性用品的方式不同，Lars赋予充气娃娃真人的角色和特点，并且为其安排一切活动。他为其取名Bianca。Lars此时是全能的上帝、造物主，他为Bianca发声，安排她的身世，赋予其灵魂，操纵她的命运。他内在的主观全能感外化在Bianca身上。借助掌控和操纵过渡性客体，他对这个世界也慢慢开始有了掌控感。
如果Lars一直停留在对Bianca的原初母爱贯注状态，始终保持和Bianca联结成为一体的状态，他就有可能发展成为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不清现实与非现实，把Bianca当作真人，并一直沉浸在这个“现实”中。但周围人善意地接纳了Bianca，并越来越多地卷入到Lars和Bianca的关系中。这种卷入为Lars提供了从幻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机会。人们为Bianca安排了越来越多的事情，Bianca单独待在Lars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这让Lars开始焦虑，仿佛又一次感觉到了被抛弃的滋味。他冲着嫂子发火：
2005年后，东营区先后投资200余万元，为庄户剧团购置了乐器、灯光、音响、服装等必要的演出设备和道具，定期组织专家对剧团演员进行艺术指导和业务培训，剧团演唱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更多的群众学唱吕剧。
婴幼儿非常看重过渡性客体，不论到哪里都会抱着已破烂的玩具或脏兮兮的毛毯，高兴时会对着这些东西依依呀呀，不高兴时会捶打这些东西，特别是睡觉时，只有抱着或摸着这些东西才能入睡，他们的行动让周围人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Lars也用自己认真的态度让周围人重视充气娃娃。他把充气娃娃Bianca作为女朋友慎重其事地介绍给自己的哥嫂，他像带女朋友一样带Bianca去看医生。周围人带着善意配合他开始做这个游戏，也试着把Bianca当作一个真实的女孩。只是当周围人一起参与这个游戏后，Lars的主观全能感就开始受到挑战。在诊所里，医生用非常巧妙的方式让Lars发现Bianca的客体性。医生首先接受了Bianca，并按Lars设定的脚本参与游戏，她不仅给Bianca认真地看病，而且诊断Bianca得了一种很难治的病。医生清楚谁是真正的病人，她想帮助Lars。用这个方式不仅保证了Lars能一周一次来复诊，也从某种意义上让Lars明白Bianca的病是他所不能掌控的，他的全能感开始受到了挑战。
影片中的Bianca就是Lars的过渡性客体，对别人来说它只是一个充气娃娃，而对Lars来说，她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心理上的真实，“她”本来只在Lars的主观世界是真实的，但当人们接受“她”时，“她”走向外在的客观世界，帮助Lars与这个世界开始建立联系。
开始时只是哥哥、嫂子和医生参与游戏，但慢慢地，镇上的居民以包容、善意和游戏心态参与其中，于是，大家开始为Bianca安排活动，剪发、买衣服、当义工等等，Bianca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刚开始Lars兴致勃勃地全程陪同，后来Bianca开始“自由”活动了，Lars不再能安排她的生活，他的全能感、控制感受到了挑战。开始时Lars只是有些不安和焦虑，但后来情绪大爆发，他对Bianca发脾气，责备她抛弃自己、离开自己。一方面，Bianca的离开扣下了扳机，触发了Lars早年经历过的丧失感，他再次体验到母亲离世、父亲不管自己、哥哥离家出走带给自己的被抛弃感，另一方面，他有了新的情绪表达方式：他不再是那个默默独自承受这一切的孩子，而是把自己的愤怒和失望直接表达出来。他不再用那种隔绝自己情绪的防御策略，而是选择把这些负面情绪表达出来。当他内心的情绪被表达出来后，他其实开始理解自己的情绪了。这种理解是迈向接受自我的第一步。他的内疚情绪是和愤怒联系在一起的。
Lars是一个不擅长表达情绪的人，因为他害怕表达负面情绪会导致重要他人抛弃他。只有当客体经得起攻击时，个体才敢于攻击。过渡性客体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得起攻击。孩子不论怎么捶打自己的玩具、毛毯，玩具和毛毯仍然在那里等待孩子。当Lars发现Bianca这个客体在自己的主观全能感之外、是独立的时，他试着摧毁客体。而作为充气娃娃的Bianca，不论Lars怎样发火、怎样骂她，都不会开口顶嘴、躲避起来，更不会转身离去或迎头反击，她接受了所有的指责，而且依旧美丽动人地坐在那里。Lars通过情绪爆发释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同时也发现了客体Bianca在自己的攻击下幸存了下来。这让他开始意识到：即使他表达了不满，他并没有失去对方，他没有丧失对方，也没有被对方抛弃。他可以在爱对方的前提下表达不满，对方不会被他摧毁，他也不会被抛弃。这使得Lars发展出了新的爱的能力：即使没有全盘的控制，爱也依然存在。即使他魔力般的全能感消失，爱依然存在。爱也意味着给对方空间，意味着接受现实的规则。
Lars对这个世界没有信任感，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被抛弃：尽管母亲是因难产而死，但客观上确实是离自己而去，在孩子眼中，这也是一种被抛弃。而父亲功能上的缺位让Lars同样感受到了抛弃，而且他会在日常生活中一次次地体验父亲的忽略和漠视。与此同时，哥哥的出走也会让Lars有被抛弃感，因为哥哥出走之后，他必须单独面对自闭的父亲很多年。他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全部都远离了他。父亲在他身边，但Lars就像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可以想见从小Lars就是一个缺少抚触的孩子，可能都很少被人抱过，否则不会在和别人身体接触时有疼痛感。
4 在主客体多重角色的互动中修复创伤
尽管Bianca来到Lars身边时，是作为女朋友的角色，但Lars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心理状态，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同时也赋予Bianca不同的角色。Lars先后扮演过母亲、孩子和男朋友的角色，而Bianca也被赋予了婴儿、母亲和女朋友的角色。
在最初时，Lars进入的是全能自我状态，创造Bianca的一切。他扮演的是母亲的角色，他来照料Bianca的一切，如同照料婴儿一样。他表现出原初母爱贯注（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Winnicott, 1956）。Winnicott用“原初母爱贯注”来表达这样的含义：随着胎儿的孕育，母亲越来越从自己的主体性和对世界的兴趣中退缩，越来越关注于婴儿的活动和活力。在为婴儿提供促进性环境的时候，母亲发现她自己的主体性、自己的个人兴趣和自己关心的东西都退到背景中去了，她的一切、她的存在都是为了适应婴儿的愿望和需要。原初母爱贯注是一种“高度敏感”状态，类似于一种对婴儿的原初的、心理的认同。尽管原初母爱贯注多是指女性，但在Lars身上，确实体现出了这种状态。他是一个“足够好的母亲”（good-enough mother）。在Bianca刚刚来到Lars身边时，Lars几乎与其形影不离，安排和照料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为了她，他克服自己巨大的社交羞怯感，走进兄嫂的房间，向其正式介绍Bianca，同时也向其求助。这些举动表明：Lars为了照料Bianca，付出了很多，改变了很多。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Bianca身上，所以自己的羞怯、不自在、对社交的顾虑都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让Bianca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家人把Bianca安排在Lars母亲原来的粉色房间，这更为Lars营造了一个象征性的空间：他可以像妈妈那样照顾Bianca，就像他渴望妈妈曾经这样照顾自己一样。当Lars与Bianca一同躺在床上，亲密无间地低语时，这个空间中只有他与Bianca，两人是一体的。
式中：为12×5矩阵，δl为5×1矩阵，Te为12×15矩阵，δe为15×1矩阵，Tλ为12×21矩阵，δλ为21×1矩阵，Tpθ为12×6矩阵，δpθ为6×1矩阵。整理式(11)得
在第三个阶段，周围人把Bianca当作Lars的女朋友，Lars也扮演了一个足够好的男朋友（good-enoughboyfriend）的角色。他陪着Bianca，他带Bianca参加社交活动，无微不至地关心着Bianca。为什么他的行为会有这样的变化？因为有Bianca这个客体。Bianca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需求，Bianca有认识他人的需求，他有责任、有义务实现Bianca的需求。借助Bianca这个客体，他开始打扮自己，他开始和别人接触，他开始参加聚会。
接下来，Lars带着Bianca去到小时与哥哥一起游玩的湖边，在砍木头时对她谈起父亲，带着她去祭拜自己的父母。在这些过程中，Lars为Bianca安排的角色是母亲，他需要母亲来见证自己是怎样长大的，而在回溯过程中，他自己退行到一个小男孩的状态，是一个脆弱的、无助的、有着心事的小男孩。他内心可能无数次渴望母亲能见证自己的成长过程。在成长中他缺失了母亲这个重要客体，但当Bianca来到他身边后，他让其承担这个见证者的角色。这个客体不会批评自己，不会讥笑自己，不会泄密，会保守所有的秘密，他可以无所顾忌地说任何事情，可以分享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而不必担心会受到任何伤害。Bianca就是一个这样的客体，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容器，接纳了所有Lars想倾倒进去的想法、感受和情绪。她不发表任何异议，只是微笑着倾听。她给Lars提供了安全的、温暖的抱持。抱持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体验。婴儿最初体验到的感觉是被抱持。被抱持的体验是感到“双臂环绕”，婴儿能感觉到身体的接触，以及被强壮的臂膀环绕而不至于掉到地上的安全感。在一个充分的抱持环境里，婴儿的内在潜能慢慢开发出来，心理的成长也逐渐展开。为了能够离开母亲，婴儿会将被充分抱持的感觉内化到心里（Josselson, 2009）。Lars在这时体验到的被抱持感是有疗愈作用的。
转变后的五建更加广泛地参与市场竞争，在全国各地摆开了战场。所到之处，力作频出，好戏连台，并在大型储罐安装、大型机组安装、大型电气仪表安装调试等方面，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由强而精，最终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风格的技术优势。
根据钻孔资料，中间竖井所处地下水位高出隧洞底部约30 m，勘探深度内地层主要以粉质黏土层为主，部分埋深为卵石层，盾构隧道位于粉质粘土层中。根据降水设计原则，本次计算以K49+818为中心，总长度20 m范围内的隧道为计算单元，根据形状面积、隧道深度和降水需求，确定降水井相关参数。
在片中，Lars为Bianca创造了这样的身世：她的母亲因为难产死了，父亲也去世了，她是由修女养大的。她坐着轮椅，缺少安全感，希望做个正常人。其实这是他对自我的投射，也就是说，Bianca其实是另外一个版本的Lars。有相同的丧母经历，而父亲去世、由修女养大代表了Lars内心的感受：自己就像从小没有父亲一样，自己像是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抚养者是禁欲的、没有情感表达的、只是在尽责任而没有亲情。坐轮椅的设置虽然是考虑到充气娃娃的现实限制，但这一条也具有象征意义：他自己在世间无法自由行走，无法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上。而“缺少安全感，希望做个正常人”一说，更是Lars自己的心声。相同的身世让他和Bianca同病相怜，同时他又借Bianca照见了自己——过渡性客体在这里起到了镜映作用，让他有机会客观地看到自己，从而增加自我了解的深度。
——（Lars）她是我女朋友，难道我见她时，还要看她的行程表？
[18][31][33][37]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导读与释义》，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145、159、171、160页。
——（Karin）你说的不对，老天啊，镇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尽力为Bianca营造家的感觉，否则她怎会有那么多地方要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因为你！因为所有的人都爱你！……我们为你才做的！所以不要胡说我们不在乎！
Lars开始意识到：即使Bianca是“他的”、是他创造出来的，但她也可以有自己的“意愿”。他有自己的意愿，别人也有自己的意愿，他需要在和别人的互动中去满足自己的意愿，所以必定会有些意愿无法实现。他的全能感受挫，但同时现实检测能力增强。他从自己主观全能感的世界中撤回了一些。
在冲突中，Lars谈到了一个重要的词“抛弃”。他最主要的创伤是遭受抛弃，而创伤是有强迫性重复的特性，一些生活事件会时不时地激发个体的创伤体验。即使是非常轻微的小事，如Bianca不在他身边，都会勾起他被抛弃的强烈情感体验。之前他从未有机会表达出这样的情感，而借助Bianca，他可以说出自己受伤害的感受，这一部分变得可以被听见、可以被讨论，这本身意味着Lars心理能力的发展。而嫂子的回应安抚了Lars，向他确保这不是抛弃他的行为，同时也告诉他人们是基于爱而让Bianca暂时离开他。
虽然看不到Lars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可以猜测：Lars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客体恒常性这一部分是受损的。当客体消失时，他无法在内心拥有一个客体的概念和图式，以应对客体消失这段时间内的焦虑，所以他需要Bianca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他的自动观念是：“如果一个人爱我，就会时刻陪伴在我身边。如果TA消失了，就是TA不爱我，我就被抛弃了。妈妈是这样，哥哥也是这样，现在Bianca也是这样。”但Bianca的经历、周围人的解释让他逐渐意识到：Bianca是爱我的，她暂时离开后还会回来。离开不意味着不爱我。
Lars爆发之后，邻居老太告诉他“Bianca有自己的生活，任何有自尊的女人都不喜欢被人呼来唤去”，仿佛在告诉Lars“母亲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死亡是她自己的安排，与你并没有关系”。这一解释让禁锢在Lars内心的内疚终于得到释然，这也是对母亲逝去创伤的一次修复。
Lars开始思索离开、死亡的含义。当他做好准备面对和客体分离后，他让Bianca得了重病。通过Bianca病重去世的过程，Lars接受了客体与自己分离的现实，现实感已部分地代替了全能感。Lars也从对客体的依赖开始走向独立。对Bianca的告别并不仅仅只是送走一个充气娃娃，也不仅仅只是告别一个女朋友，而是告别母亲，告别自己的幻象世界，回到真实世界。
5 多重过渡空间带来的疗愈
影片呈现出非常多的象征性。Lars通过幻想，与Bianca之间形成了一个介于外部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过渡空间，在这个区域中，Lars感到放松并且有被抱持的感觉。Bianca是影片中具有最丰富象征性的角色。由于Lars内心的分裂、碎片化、变化性，所以Bianca不仅是他的过渡客体，同时象征着他自己、他的孩子、他的母亲，也是他的女朋友，还是他最终要告别的虚幻世界。
Lars与兄嫂之间也有过渡空间，因为他们不仅主动关心Lars，还无条件地接纳了Bianca。不擅长表达的哥哥曾有这样一段话：“老爸……他不必独自照顾两个孩子，他大可以把我们送孤儿院，很多人都这样。但是，他爱我们，试着做出正确的选择，尽管他不知道该如何做，尽管他有颗脆弱的心灵。我不该把你一个人留给他，他太悲伤，把我吓坏了，所以我就……我就逃开了，那很自私，对不起！”如果说Lars内心曾因哥哥离去而有一个洞，那这段话可以填补那个洞。过渡空间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大，因为Lars的伤痛被看到了。而嫂子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Lars的母亲，她身上有着母性的温暖。当她照料Bianca时，仿佛Lars也得到了母亲的照料。
Lars与医生Dagmar之间也有过渡空间的存在，Dagmar接受Bianca，就如同Lars自身被接纳了，在这个区域中，Lars感受到安心，他慢慢向医生倾诉，对Bianca的担心，对嫂子的担心，他显示出巨大的信任，愿意接受医生的治疗。对Lars而言这个空间是安全的、可信任的。
实际上整个小镇都成为Lars的过渡空间，周围人参与Lars的“游戏”，善意地接纳Lars的怪异行为，提供了抱持的环境，不仅安排Bianca做各种事情，而且为其举办正式的葬礼。
本文通过加载幅流风机和改变送风温度，设计了3种不同工况，建立了1∶1的实车模型和人体模型，借助计算流体动力学(CFD)数值模拟方法研究送风速度和温度对满载地铁车厢乘客舒适度的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合理调整空调出风温度和速度，进而达到既舒适又节能的效果。
所有这些促进性的环境使他的客体关系能力不断增长，也为创伤的修复奠定好了基础。他从退行的状态开始成长，带着新的认知、情感和应对方式。
Bianca只是一个充气娃娃，但它被Lars创造成为一个心理上的“真人”，又被善意的人们接受成为“真人”，因而成为具有疗愈作用的客体。真正起疗愈作用的并不是充气娃娃本身，而是人们藉由它传递给Lars的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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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 of Object Loss and Repair of Object Relationship: Psychoanalysis of the Film “Lars and the Real Girl”
YAN Wenhua*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Lars and the Real Girl is a vibrant film that expounds the theory of object relations in psychoanalysis.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the protagonist with a mental disorder of this movie changing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rough the transitional object, which is an inflatable dol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y of object relations developed by Winnicott.Four questions are discussed: (1) How does the loss of several important objects in early years cause severe psychological trauma? (2) How can subjective omnipotence be shifted to reality test competency? (3) How can psychological trauma be repaired through multiple roles projected by a subject towards an object? (4) What are the transitional spaces that are important to repair the trauma?
Key words: transitional object; subjective omnipotence; reality test competency; transitional space; trauma
[心理学通讯 , 2019 , 2(3): 228-233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9035]
200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心理学博士，自1994年工作至今。目前工作领域主要是表达性艺术治疗和精神分析，研究兴趣为图画心理技术。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上海市社会心理学会监事、上海市心理学会理事、上海市心理学会精神分析工作委员会主任
*通信作者：
严文华
whyan@psy.ecnu.edu.cn
除了受到父亲的影响，木兰在母亲姚太太那儿也接受了许多“世俗智慧”。在母亲严厉的中式传统教育下，木兰身上表现出了中国女性的传统妇德：为人善良温和、通情达理、贤良谦恭，做饭、剪裁、缝纫等样样精通。由于深谙治家之道，木兰在婚后颇得家人及仆人的尊重，成为众人眼中的“管家少奶奶”，丈夫心中完美的妻子。她轻松地接受了所安排的一切，并完成了作为一个完美的母亲和妻子的职责。恰如有学者所说:“林语堂笔下的姚木兰,综合了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的才智,薛宝钗的美貌和史湘云的风姿。”[4]52她是林语堂心目中“理想的完美女子”的写照，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Corresponding author: YAN Wenhua, whyan@psy.ecnu.edu.cn
[Psychological Communications, 2019, 2(3): 228-233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9035]
基金来源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本研究无利益冲突。
标签：客体论文; 自己的论文; 母亲论文; 创伤论文; 婴儿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生理心理学论文; 《心理学通讯》2019年第3期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