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纯是中国公共关系被遗忘的先驱。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就将起源于美国的现代公共关系引入中国课堂，并加以专门研究，尝试为新闻教育拓展新的领域与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梁士纯将公共关系的原理与方法自觉应用于国际宣传、国民外交与社会动员的实践中，在抗日救亡、中美建交等多个历史关键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梁士纯（Hubert S. Liang）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爱国人士。留学归国后，他先后在新闻、宗教、教育等多个领域工作，与国共政要、社会名流及国际友人互动频繁、交往密切，是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者。在整个抗战时期，梁士纯长期从事国民外交与国际宣传工作，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学界对梁士纯的研究相当有限，以往仅有一些论文或传记简单提及他，至多略述其基本情况与活动而已，[1] 其中奚金芳的《补白：中译本<为亚洲而战>（斯诺著）中的“梁思成”应为“梁士纯”》一文相对详细地介绍了梁士纯的生平，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4 期，第56 页、第104 页。近年则出现了少量专题研究成果。但由于相关资料呈碎片化的状态，各种文献中梁士纯的出生日期、留学经历、专业背景以及工作经历、身份职务等基本信息含糊不清，甚至存在不少抵牾与讹误。[2] 其中王晓乐的《民国时期公共关系教育创建始末— 中国近代公共关系教育若干史料的最新发现》一文中，对梁士纯的介绍部分表述有误，如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新闻学硕士学位、曾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与安徽师范大学任教等说法，在本文中一并修正。此种情况在近现代知名人物身上实不多见，说明基础性的史料亟待重新爬梳，继而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奠定基础。
已有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梁士纯在燕京大学时期的新闻教育活动及其战时新闻宣传思想。这些成果基本将梁士纯定位成一位新闻学者，这可能与其一生中从教时间最长，又曾担任燕大新闻系主任有关。相比而言，对梁士纯本人最为热衷并倡导开创的公共关系教育关注不多。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研究者总体上忽视了梁士纯的社会活动—即公共关系实践。纵观梁士纯的一生，无论是其早年组织宣传与募捐，还是抗战时期参与国民外交和国际宣传，动员社会力量推进“工合运动”，甚至晚年自发推动中美建交与国际交流，这些自觉的公共关系活动构成了他人生的主旋律。随着近年来新材料不断被发现，应当更加全面地探讨梁士纯的贡献，重新评价其历史地位，这是本研究的核心任务所在。
除此之外，本文还希望解决以下问题：
其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梁士纯之所以成为学术研究的盲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历史舞台上的昙花一现。梁的社会活动主要集中于抗战期间，约在1931 年至1943 年间。其影响力在抗战胜利前已经减弱，主要表现为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大不如前，媒体曝光度也明显下降。背后有何具体原因？
梁士纯中学就读于九江的教会学校—同文书院（William Nast Academy）。梁在中学期间即以英文演讲见长，深受外籍教师的喜爱。[12]口述史—梁世伟访谈。1920 年，梁即由美籍教师推荐赴美留学，1928 年初才归国工作。在此期间，他求学于哪些学校？选择了何种专业？取得了何种学位？这些问题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曾在密苏里大学主修新闻学专业之说出现在多种资料与研究成果中，几成定论。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前一种说法最早见于《密勒氏评论报》。该报1934 年3 月31 日的《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刊出了梁士纯的中英文双语简历，其英文部分记载梁出生于1903 年8 月5 日。简历中文部分未写具体出生日期，只说明“年三十一岁”，[7] “Who's Who in China”，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r 3， 1934.细推之，1902 或是1903 年出生如此表述均可成立。后来该报出版《中国名人录：中国领袖人物传记》（Who's who in China：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一书，梁的这份英文简历亦原文收录其间。此后，1939 年推荐梁士纯文集（也是由密勒氏评论出版）的书评[8] 佚 名：Liang， H. S.（梁 士 纯）China flights： a collection of timely and outspoken articles dealing with the Sino-Japanese struggle，《图书季刊》复刊号1939 年3 月新1 卷1 期，第71 页。、1940 年代初海伦·斯诺出版的著作[9] Nym Wales，China Builds For Democracy： A Story of Cooperative Industry，Scholarly Press，1942，p.66. 注：“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是海伦·福斯特·斯诺的笔名。中也称梁1903年出生，可能都是受到《中国名人录》相关资料的影响。
其一，1930 年代初，梁士纯已经开始从事公共关系的教学、研究与实践活动。在欧美国家公共关系尚属新生事物的时代，与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及留学人员相比，梁无疑是超前的。那么，其公共关系思想究竟来源于何处？
其三，1948 年，梁士纯放弃了举家赴美的决定，之后也未随国民党撤至台湾，而是留在上海重新开始执教。虽然梁与中共高层亦有交往，但终不及与国民党政要（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渊源之深。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他在抗战时期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变化。
基于上述五个方面的问题，笔者以梁士纯本人撰写的自述材料[3] 此件为梁士纯在文革前期撰写的交待材料底稿，钢笔撰写，部分字迹模糊不可识。题为“关于上海抗日工作”，标注时间范围为“1937年9 月－1938 年9 月”。复印件由梁世伟先生提供，以下简称“梁士纯自述材料”。与两份个人履历[4] 其中中文履历为梁士纯在1972 年2 月10 日撰写，由学生铅笔抄录，题为“我的简历”，复印件由梁绮冰女士提供，以下简称“梁士纯1972 年自撰简历”。另一份为英文材料，为梁士纯1980 年前后提交给帝堡大学的个人履历，现藏于帝堡大学档案馆。该复印件由该馆工作人员Taylor Zartman 提供，特此致谢。以下简称“梁士纯晚年撰英文履历”。，台北“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胡适纪念馆等处的馆藏原始档案，以及民国时期的中外报刊书籍为基础，结合对梁士纯后人的访谈[5] 梁士纯生平口述历史— 梁世伟，以下简称“口述史—梁世伟访谈”。梁世伟为梁士纯之子，系南京大学法学院退休教师，口述于2016 年2 月23－24 日在上海进行。此外，梁士纯女儿梁绮冰、长孙梁宁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展开研究。从这些文献档案与口述资料中获得了不少重要发现，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外部核实与相互佐证，尽量还原梁士纯在美国留学工作的情况、归国后的工作经历和社会交往，以弥补学界相对忽视其社会活动的缺憾与不足。再结合梁士纯的公共关系教育与研究活动，探究其思想来源与影响，深化我们对这位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先驱人物的认识，进而加深对早期中国公共关系活动及其政治环境、社会文化动因的了解与把握。
一、梁士纯语焉不详的早期经历
（一）梁士纯出生日期的三种说法及考证
1927 年美国报纸刊登过一篇《帝堡大学中国毕业生返回祖国》的报道，主要介绍梁士纯的学习与工作情况，称其是该校新闻学课程的优秀学生，曾获得该系的最佳新闻写作奖。其中写道梁“一年前毕业于帝堡大学，后来担任《底特律新闻报》（Detroit News）的国际新闻部编辑，他将回到中国继续从事新闻工作。”[16] “Depauw Grad Returns To Native Home In China，”Greencastle herald，Dec 1，1927.此外，该校新闻系教授L.E.Mitohell 曾于1929 年复函燕大新闻系主任聂士芬（Vernor Nash），信中对梁士纯在帝堡大学学习新闻学课程的情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对梁作为一个绅士和学生致以最高的敬意。[17] L．E．Mitchell to Vernon．Nash，January 7，1929．Archive Number： Box340-Reel IV176-Folder5197．Yale University Library．此件由扬州大学王聪颖博士提供，特此致谢。由此可见，梁士纯1926 年毕业于帝堡大学且在此学习过新闻学是明确的。但据帝堡大学当年的毕业生名单判断，那时新闻学在该校并非独立专业，而是隶属于英文写作专业（English Composition），梁士纯最终获得的是文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Arts）。[18] “1926 commencement exercises— Depauw University”，该档案现藏于帝堡大学档案馆，由其工作人员Taylor Zartman 提供，特此致谢。
Okubo和Kamiya介绍了Jordan李代数,其与李代数和Jordan超代数密切相关[1]。文献[2]证明了Jordan李代数的Engel定理及Cartan子代数的性质。2006年,Hartwig等[3]研究了李代数的某种形变Hom李代数。目前,Hom李代数的表示[4]、二次Hom李代数[5]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并进一步把Hom李代数的某些成果推广到Hom李超代数[6]和Hom李色代数[7]。作为Hom李代数的推广,文献[8-9]研究了Hom-Jordan李(超)代数,并讨论了其表示,得到了其T*-扩张的结构。本文研究Hom-Jordan李代数的交换扩张和交换扩张的等价。
与出生日期相比，梁士纯留美期间的学习经历更为复杂，也更需要厘清。
（二）梁士纯留学经历的梳理与考辨
而1902 年出生的说法，在1937年出版的《读书指导》一书的作者简介处就曾出现过。[10] 梁士纯：《怎样研究新闻学？》，《读书指导·第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第402 页。南京大学现存的人事档案、梁士纯晚年的护照和履历资料，出生日期也一致写为“1902 年8 月5 日”，可见该说法是他本人认可的。其直系亲属确认，梁士纯的农历生日为七月十二。经查，1902 年的8 月5 日为农历七月初二，而1903年的8 月5 日为农历六月十三，二者均有出入。而梁士纯生前曾多次对家人说，8 月5 日只是他的“护照生日”，实际生日应为8 月15 日。[11] 梁绮冰女士2019 年3 月30 日致笔者信。1902 年8 月15 日确与他的农历生日相符，如此说来，这个出生日期才是准确的。“8月5 日”可能是早年出国时的笔误，后来将错就错地沿用下来。而前述的“1903 年”则可能是报纸排版时的疏漏，一度流传于当时。
从拍摄的大量作品中选出小部分图像进行编辑，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当每天只能使用一张新照片时，这张照片就必须真正有意义。它能延续昨天照片的主题吗，能和明天的照片产生关联吗？这种关系可能来自共同的拍摄对象，也可能来自相同的构图元素，如线条、角度、颜色等。
据前引《中国名人录》的记载，梁士纯在美国期间曾就读于鲍德温华莱士学院（Baldwin-Wallace College）、 帝 堡 大 学（Depauw University，或译杜堡大学、迪堡大学）、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并有一年半的时间在密歇根的福特工业学校（Ford School of Technology， Michigan）学习。[13] “Who's Who in China”，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r 3， 1934.后来，鲍惠尔（J.B.Powell，《密勒氏评论报》主编)为梁士纯《中国的抗战》一书作序时也持相同说法。[14] 鲍惠尔：《小引》，《中国的抗战》，上海：每日译报出版社，1938 年，第3 页。注：书中的T.B 鲍惠尔，为J.B 鲍惠尔排版之误，今多译为“鲍威尔”。但遗憾的是，这两种资料都未对其主修专业做出具体说明。而在梁晚年撰写的两份履历中，学习经历与上述资料大致相同，但给出了更为丰富具体的信息。综合这些材料可以梳理出梁士纯留学的基本情况：
1920 年7 月梁士纯抵达美国，先在鲍德温华莱士学院读电机工程学预科。两年后，他到底特律大学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工程学，因此未在《中国名人录》中提及。之后，约瑟夫·培黎（Joseph Bailie，或称裴义理、贝利）推荐他到福特工业学校学习，该校为半工半读性质，这也是后来梁被称为“培黎弟子”的由来。期间，梁士纯还一度到芝加哥大学读书，学习过一个学期的理论数学及物理、化学课程。显然，其拥有该校硕士学位的可能性不大。[15]沪江大学早年的教师简介显示梁士纯拥有学士与硕士学位，《读书指导》的作者简介部分也称，“美国帝堡大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1925 年6 月从福特工业学校毕业后，梁厌倦了理工类专业，于是到帝堡大学改读新闻学。
梁士纯出生于江西南昌，目前的资料大多显示梁士纯出生于1902年。然而，民国时期的文献中却另有1903年和1904 年两种说法。其中后一种说法仅见于抗战时期两种日文版人名鉴，[6]指《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1937)、《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1940)两种，后者甚至将《新教育方法概观》的作者“梁士杰”张冠李戴为“梁士纯”，故判断此简介应由编辑自行拟写。对梁的介绍较为简略，而且有明显的低级错误，不太可能由梁本人提交或经其审订，故1904 年出生的说法可信度不高。
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聂士芬需要从其它渠道了解梁士纯的专业背景，这也间接反映出梁似乎并没有该校的学习经历。再结合1979年密苏里大学校长致梁的信件内容来看，他也确实不似该校校友。[19] Jams C. Olson 致梁士纯信，1979 年3 月12 日，此信复印件由梁世伟先生提供。而且，埃德加·斯诺也曾就读于该学院，如果梁士纯有相同的学习背景，海伦·斯诺肯定不会忽略。[20] Nym Wales，China Builds For Democracy： A Story of Cooperative Industry，Scholarly Press，1942，p.66.海伦·斯诺对梁士纯学历的介绍与《中国名人录》相当接近。此外，马星野曾撰文回忆早期留学该院的中国学生，其中也未包括他熟悉的梁士纯。[21] 马星野：《董显光与美密里新闻学院》，《传记文学》第42 卷2 期，第79 页。文中称，“我是民国二十年才进美密里新闻学院的，自董显光先生毕业，到我进美密里，这二十年间，中国留学生并不很多，黄宪昭、汪英宾、钱伯涵、陈钦仁、赵敏恒、张倩英（女）等是新闻学院仅有的几位中国学生。”更重要的是，目前也未发现梁本人自称有密苏里求学经历的材料。
如潍城区的月河路，是将月河填平后新建道路而得名。不少街道的名称是与旧时的行署、县衙所在地相联系的。如察院街、布政司街、海道司巷，均以明代各行署机关驻地而取名；预备仓、仓巷子等街，是以官仓所在地而取名。
但有趣的是，梁士纯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说法并非兴起于近些年，早在1947 年即有学人撰文称：
2.全民健身休闲设施条件得以改善。2016年，广西筹措169亿元用于全民健身工程项目建设，重点支持建设18个县级体育场馆、41个街道（社区）全民健身广场暨街道（社区）多功能运动场、72个乡镇全民健身广场暨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80条全民健身路径和371个2016年度“脱贫摘帽”贫困村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体育惠民设施。
曾先生向记者披露了此前没有提到的一处细节：将父母安排在酒店大堂靠里的座位后，曾先生外出寻找周围是否有酒店可以入住，此时，他在路上遇到一位同样没有找到酒店的中国女留学生。由于深夜室外气温仅有9度，加之附近有难民和醉汉不太安全，曾先生就带着她一起回到旅店暂时取暖。
我国大学首先创办新闻系，要算是北京的燕京大学了。它在1924 年就首先创办了一个新闻学系，创办人和第一任系主任，就是甫自美国专攻新闻学学成归国的梁士纯先生，他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高材生，返国创办新闻系，当然容易取得美国新闻教育家的赞助。[22] 储玉坤：《今日之中国新闻教育》，《读书通讯》1947 年第138 期，第4 页。
上述文字与中国新闻教育及燕大新闻系初创的基本情况大有出入，而且彼时的梁士纯尚在美国读书，故无法采信。该文又称“威廉博士也曾到中国来提倡新闻教育，鼓励其学生梁士纯先生在燕大开办新闻学系。”[23]储玉坤：《今日之中国新闻教育》，《读书通讯》1947 年第138 期，第5 页。说明作者或许是将梁士纯与聂士芬、黄宪昭混淆了。
梁士纯之所以长期被误认为曾求学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很可能是因为早期留美学习新闻学专业者多毕业于此，且燕大新闻系受该学院的影响与帮助最多，梁任系主任期间与之交流频繁，再加上他与聂士芬、斯诺、董显光、马星野等人又关系密切，故被笼统地归入“密苏里帮”。
（三）梁士纯归国后的工作经历略说
研究者对梁士纯在燕京大学任新闻系主任这一时期（1934－1937 年）关注较多，但是他其它阶段的工作经历则被一笔带过或整体忽略了，导致学界对梁的认识略显片面。在此，有必要简略介绍一下梁士纯的工作经历，以利于后续研究的展开，同时对几处讹误加以修正。
2014年，兵团水利工作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在水利部和兵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各项措施，不断推进兵团水利改革发展。以服务民生、提升能力为重点，着力抓好水利管理体制改革、工程建设管理、农田水利、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防汛抗旱、水利安全生产等工作，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为兵团“三化”建设、实现兵团水利改革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积极贡献。
归国之初，梁士纯在上海工作，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同时兼任《底特律新闻报》等美国报刊的驻华通讯员，并在沪江大学兼课。
梁士纯1934 年赴北平，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直至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在上海和美国从事国际宣传，期间也曾作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后方工作。1949 年2 月－1951 年9 月，梁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任教。[24]梁士纯晚年撰英文履历。另：梁士纯未曾担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主任一职，当时系主任为黄嘉德。也就是说，梁士纯一生当中全职从事新闻教育的时间大约有6 年左右。
较为明确的是，梁士纯曾在复旦大学任教之说并无依据。可能是由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在1952 年秋随着院系调整并入复旦，故误认为梁也同时调入。实际上，此前梁已经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接受思想教育，后来转到安徽大学。1954 年，梁被调至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主要讲授英美文学课程，直至去世。[25]口述史—梁世伟访谈。
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探寻适合课程自身特点的考核方式。适合课程特点的考核方式通常具有如下特点：能多层面、多角度、全面客观地考查学生；能客观实际地体现学生间的差异；能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 年第7 期，本刊转载时文字略有删改。）
（作者简介：王晓乐，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广告系教授；赵波，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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