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转战陕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战略转移，人们习惯称之为“第二次长征”。转战陕北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了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等因素外，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执行者、组织者、服务者、践行者等重要角色，是转战陕北胜利的“幕后英雄”，为转战陕北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这些作用又容易被消融在党中央的领导决策之中，因而，对此研究有益于充分理解党延安时期党的成功之道。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贡献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以下简称“转战陕北”）的成功，是诸多因素综合而成的，包括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陕北群众的大力支援，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等因素，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往往被人们忽视，那就是在整个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过程当中，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简称“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以下简称“边区政府”）发挥了关键性的“桥梁”作用。
转战陕北是一场从党中央到人民群众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这其中，作为“领导者”角色的西北局和作为“执行者”角色的边区政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边区政府对上传下达、组织协调和贯彻落实具体政策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是转战陕北策略落地生根的坚定执行者和具体实施者。为了战略转移和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边区政府进行了机构调整、人员缩减、政策调整，动员群众踊跃参军、开展游击战、捐粮、坚壁清野、反“清剿”，扮演了转战陕北策略的执行者、组织者、服务者、践行者等角色。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策略落地生根的坚定“执行者”
转战陕北的战略着眼于全国解放事业全局，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取得转战的成功，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1.中共中央的意见统一；2.各部队的协同作战；3.撤离延安战略的解释说明；4.人民群众的动员工作。
转战陕北开始前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命令。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陕甘宁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命令》：“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1］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我军撤出延安的解释工作的指示》作为解释，《指示》中指出：“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望将此意对各地重要干部加以解释”［2］。为了鼓舞士气，坚定信念，4月9日，毛泽东转战陕北到达靖边县的青阳岔时，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又称“四九”通知）：“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3］在当时紧急情况下，政策和命令的有效执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而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正是将这些策略落地生根的坚定“执行者”。
（3）综合利用。普光气田委托水泥企业烧制水泥，江汉油田利用废弃泥浆制（烧）砖，胜利油田也在砌砖方面做了先导试验。目前的综合利用技术处理成本高，难以普遍推广，并且技术处于研究试验阶段，尚不成熟。
1947年3月，转战陕北拉开大幕。3月7日，边区政府和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宣布，边区进入紧急备战状态。“面对敌人的重点进攻，边区政府、西北局号召边区军民把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作为当前一项迫切的工作任务，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4］3月8日，延安各界一万多人，在南门外大操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在动员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延安群众传达了中共中央离开延安的决定，并解释了党中央撤离延安的考量及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边区。3月13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率先撤离延安。在撤离前夕，林伯渠告诉大家说：“撤离延安是暂时的，撤离正是为了保卫。将来不仅要收复延安，我们还要打出去，解放西安、南京、北平，解放全中国。延安的天时地利都对敌人不利，蒋介石进攻延安之日，也是他走向彻底失败之时，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只要我们搞好坚壁清野，发动人民打好游击战、运动战，敌人就会陷在陕北的山区里，被我们消灭掉”［5］。
毛泽东曾经说过：“战争之伟力在于民众之中。”为了加强地方工作，更好地支援前线，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实现了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1947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分设了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后方工作委员会。前线工作委员以习仲勋为书记，后方工作委员以马明方为书记”［6］。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开始后，“前线工作委员会随西北野战军总部活动，后方工作委员会和边区政府一起转移”［7］。为了做好动员和解释工作，贯彻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战略，将转战陕北的具体策略落地生根。边区政府在转战陕北开始之际，首先重组了后方办事处，1947年3月8日，边区政府发布重组后方办事处的命令，“任命马锡五、史唯然、习仲勋、高登榜四同志为委员，并以马锡五同志为主任”［8］。后方办事处的改组，是边区政府在转战陕北过程中精简机构的一项举措，目的是有效做好后方保障和服务工作。“后方办事处的任务就是划定机关驻地，统一指挥行动，领导后方机关除奸和生产学习”［9］。机构的调整、人员的精简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促进了边区政府各项工作的顺利高效完成。
动员群众的首要工作是进行思想宣传，激发群众，团结群众，凝聚民心，边区政府首先提出三大口号：“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卫边区、保卫延安”，这些口号将人民群众和党中央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1946年11月13日，边区政府又发布了《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其中用极具感染力的语言号召边区群众：“全区的人民！紧急动员起来！拼性命，流热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土地！保卫风衣足食的生活！保卫共产党的中央！现在是时候了”［10］。“紧张地动员起来，迎接战斗！蒋介石既然来找死，我们就挥起人民的铁拳重重地给他毁灭的打击吧”［11］。这些做法和措施，对于动员群众工作而言效果是显著的。
在人们对于能能需要逐渐提高的过程中，为了能够使供电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我国大多数电力系统都实行了智能化的改进，在智能化的操控技术加入的情况下，促使变电站能够实现无人坚守的工作模式。在智能化技术当中的变电站继电保护装置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使继电保护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使其在电力调控中应用中充分发挥实效，有必要对继电保护智能化变电站在电力调控中的应用进行深入的探究。
粮食是前线士兵作战的基本物质保障，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加之胡宗南部队的围剿，粮食的筹集十分苦难。毛泽东曾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去年八月半时就说镇川堡以北没有粮食了，想去胡宗南那里‘借粮’，结果我们并没有去‘借’，而是贺龙同志搞来五万石粮食，从八月半一直吃到十二月，军队总是有粮吃。总的说来，在彭德怀、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34］。
党中央顺利安全撤离延安，有步骤有计划进行战略转移，边区政府积极传达解释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战略意图和保卫延安的决定，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官兵和群众，为转战陕北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战争环境。“延安保卫战之所以坚持七天七夜，消灭蒋胡军大量有生力量，取得掩护党中央机关、学校、医院安全撤离，群众顺利疏散的重大胜利，是因为有广大解放区人民做坚强的后盾”［14］。
二、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战勤保障工作的得力“组织者”
由于陕北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使得战勤保障工作异常艰难。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承担起了动员民众踊跃参军、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坚壁清野、奋起反“清剿”斗争、参与战争勤务、交纳公粮等工作。
（一）动员民众踊跃参军，积极开展自卫战争
转战陕北时期党中央一方面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一方面坚持土地改革。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小河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地方工作就是要联系群众，其中心是要解决土地问题”［30］。转战陕北时期土地改革是党中央在战争之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工委”）的大力推进下，陕北的土改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动员令发出以后，边区民众踊跃参军，使解放军及时得到补充和扩大。为了保护党中央、保卫边区，许多士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在转战陕北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全边区有1.9万名青壮年参加了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有1.6万地方兵团的战士转入主力部队，有1万多人参加了游击队，地方武装游击队扩大3倍以上”［16］。
为了有效打击国民党军的围剿，降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边区政府动员人民群众有组织地开展游击战争。3月21日，西北局发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指示，3月23日，边区政府发布《紧急动员令》［17］，号召广大民众起来开展游击战。在开展游击战的过程中，胡宗南开始对边区进行疯狂围剿扫荡。“从3月下旬到8月，胡宗南部主力在陕北地区先后进行了九次‘大扫荡’”［18］。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围剿，缓解西北野战军的压力，更好地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6月21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粉碎敌人“清剿”的指示》［19］。从党中央到边区政府，再到人民群众都积极参与到粉碎敌人“围剿”的游击战当中，使得深入陕北黄土高原千沟万壑之间的胡宗南部队举步维艰，“边区人民在东起黄河，西至三边，北起长城，南至关中的广阔土地上，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处处袭击和杀伤入侵的国民党军”［20］。7月15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报》发刊词中，重点指出如何组织反“清剿”斗争，对敌人以烧、抢、杀、掳等非人暴行制造“无物区”和“无人区”的军事行动，一方面要继续坚壁清野，另一方面要组织群众及时转移，将未曾直接参加斗争的青壮年、老弱妇孺和牲畜等无例外地转移到敌侧或敌后安全地带［21］。习仲勋曾回忆道：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在敌后游击战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积极组织和大力支持下，陕甘宁边区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功臣模范，许多同志光荣现身，他们被边区人民永远敬仰［22］。
战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前后方的配合、物资补给、战争勤务等，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影响胜负的关键因素。其中，边区政府稳妥的后勤保障不容忽视：用尽一切办法，帮助军队带路、救护伤病兵、筹备粮草、组织担架运输、挑水送饭、洗补衣服等，为前线战士提供后勤保障。4月18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战勤工作的指示》［25］，对转战陕北开始之初战勤工作中出现的干部无担当、违反纪律、命令主义、群众教育缺乏等错误进行了纠正。7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战争勤务动员暂行办法》［26］。1947年8月，边区政府又发布了《战勤动员应遵守纪律》。在边区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到战勤服务中来。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3月至1948年8月，参担架队的民夫26.48万多人次，参加粮食、弹药、被服、柴炭等运输的民夫208.12万多人次，参加磨面、炒干粮、做军鞋的妇女92.5万多人次，参加修、破工事的民夫7.96万多人次，参加带路和押送战俘的民夫3.21万多人次，合计为338万多人次［27］。
在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始终将解决粮食问题作为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转战陕北时期更是这样。为此，边区政府连续发布命令、指示、办法等，想尽一切办法为前方将士和人民群众筹集口粮。4月26日，边区政府发出《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对于粮食的保护，现已成为敌我斗争有关胜负的一个重要问题。”主要强调全体干部和人民要爱护粮食、公粮全部分散保管、加强粮袜管理组织、严格实行粮票制度、支援前线保证军粮供应等。5月9日，边区政府再次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目前粮政的几项具体工作指示》：“边区自卫战争是胜利的，但又是长期的战争。因此，必须向所有干部与人民宣传解释，节食省用，支援前线”［35］。为了加强战时粮政工作，5月23日，边区政府将粮食局改为边区政府直接管辖。为了有力支援前线，保障部队供给，并交流内地物资，边区政府和联防军司令部发布联合通令，决定了成立运输大队，统一领导与组织边区各机关的运输活动。
（二）动员民众踊跃交纳公粮，做好战勤服务工作
粮食供给是军队作战的关键条件，陕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生产条件极其艰苦，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党中央曾将解决陕北人民的粮食问题作为立足陕北的重要举措之一。转战陕北开始以来，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原因，粮食供给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边区政府为了给前方战士筹集粮食，想了许多办法，陕北人民将省吃节约下来的粮食送给中央领导干部和前线将士。“为了支援人民革命战争，边区广大群众咬紧牙关，节衣缩食，将三分之一的粮食供应给部队，他们自己却吃糠，挖苦菜，饿肚子”［23］。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1946年交公粮18.8万石，1947年交公粮24.6万石［24］。
第二年，林志找到上海来了。到处打探，终于在一个偏街遇上了紫云。紫云没有理他，他就在附近租房住下来，顺便找点短工做。只要能看见紫云，他心里就安定了。
战争成败最主要的不仅是体现在纸面上的兵力和部署，人民群众往往是被忽略的群体，但他恰恰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力量，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取胜的“钥匙”。转战陕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边区政府大力组织群众踊跃支前，全力做好战勤服务和后勤保障工作。“边区一百六十万群众都是人民军队的耳目，自动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使敌人像瞎子一样乱撞乱串，不是跳进我伏击圈，就是被我小部队牵上到处‘游行’”［28］。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群众工作的勤恳“服务者”
1948年1月13日，陕甘宁晋绥边区党政军首长联合致前线将士书：“我们在后方的全体同志与全体人民，将以全力支援你们，贯彻土改，发展生产，加强与改善支前工作，对你们的家庭，一定要负责照顾，尽力解决困难，帮助无地的得到土地，使没有劳动力的受到代耕”［36］。
（一）土改纠左，赢得拥护
由于西北野战军和国民党兵力悬殊较大，党中央出于对解放战争全局的考虑，没有轻易调动其它地区兵力，这就要动用边区地方武装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军。所以，转战陕北开始后，动员参军就成为边区政府后勤保障的第一要务。5月27日，边区政府发出《参军动员令》：“同志们！同胞们！在今天这样紧要的关头，参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荣任务，是我们为被难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们报仇雪恨的最好机会，也是保卫自己家庭、生命、牛羊、土地的首要办法”［15］。这次动员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动员26000人参军。
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土改目标。《“五四”指示》发布以后，各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举行全国土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31］。11月1日，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部署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和镇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义合会议”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绪，会议没有把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在反对右时防“左”不够，导致此后边区部分地区在土地改革中出现了极左偏向。对于这次会议，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义合镇会议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有八个是好的，但是没有解决好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发生了偏向，那末这两个浪头就是不好的”［32］。
此时，习仲勋却忧心忡忡，他发现了边区土改中的不良情绪，开始思考其原因和纠正措施。为此，习仲勋深入基层调研，召集党员干部座谈。尤其重要的是，杨家沟“十二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取了习仲勋和林伯渠关于边区土改的情况后，高度赞扬和肯定了他们的努力，并给予他们许多指导。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勋继续深入基层调研，调整土改具体做法，推广典型经验等。期间，习仲勋多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边区土改情况，同时请求中央指导。正是这种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使边区土改“左”的偏向逐渐得到纠正，边区土改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习仲勋作为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杰出代表，为转战陕北做出了杰出贡献。“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33］。
证据来自那些环绕着银河系中心运动的气体云。根策尔博士的团队发现，这些气体云大概每45分钟就能绕银河系中心走一圈，也就是以光速的30%运动1.5亿英里。它们实在是离这个疑似黑洞的天体太近了，根据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如果它们再往里一点，就会一头扎进去。
（二）筹集口粮，解决饥荒
转战陕北开始后，3月23日，边区政府发布《紧急动员令》：“起来，全边区的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复仇！”［12］在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的时候这样说：“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以你们为人民忠勇坚贞的精神和熟练的战斗技巧，在英明的指挥下，诱敌深入，歼敌致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有不断的辉煌战绩，以至最后歼灭敌人”［13］。在动员的过程中，将边区政府的和人民的距离拉近，是中国共产党群众的工作的有效方式之一，“同胞们！同志们！我们的自卫战争完全是正义的，而蒋介石的进攻边区是失掉人心、完全孤立的，陕甘宁边区有及其有利的地形，有久经革命锻炼的人民，有百战百胜的人民解放军，又有各解放区的军民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与同情，因之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边区政府不仅动员边区群众，作为所有根据地的模范和局部执政的典范，边区政府还动员其他解放区乃至全国人民行动起来为全国解放事业做贡献。
将每个施工阶段划分不同的施工单元，桥梁上部结构可以直接划分施工单元118个。每个施工单元皆有不同预应力钢束，按照施工位置顺序可以划分为115组。桥墩和柱墩为双向厚壁墩体结构，因为其施工设计高度不同，单位划分也不同。其中桥墩设计为20个施工单元，柱墩28个施工单元，连接挂篮划分为8个施工单元。详细工程控制阶段如表1所示。
1.3.4 投资来源渠道窄，依赖贷款不能变。按照财发〔2015〕26号、30号文件精神，“创投”项目资金来源于资本金和银行贷款，不能贷款就不能立项，导致项目投资来源渠道单一，过度依赖金融机构贷款。全市实际落地项目占比仅29.17%。
一直以来，边区政府群众工作的核心就是解决老百姓生存面临的基本问题。转战陕北时期群众遭遇的生存困难有缺地少粮、自然灾害、国民党军侵害等，这其中最主要、最急迫的又是分土地和筹粮食。1947年陕北灾情比较严重，尤其惨遭胡匪洗劫与蹂躏。延安光复后，一个婆姨哭着说：“我家熬了几辈子的光景，一下子被胡宗南狗日的闹完了！”［29］这生动地描述了边区群众的真实遭遇！
边区政府在群众支援前线的过程中很好地扮演了“服务者”的角色，通过土改“纠”左、筹备粮食、救灾逃荒等具体措施，解决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稳定了民心，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
四、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统战政策的忠实“践行者”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在土地改革中推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在统一战线中推行了“三三制”。转战陕北时期，边区政府继续坚持“三三制”原则，统战工作中的具体做法主要体现在土地改革和其他工作中如何对待党外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忠实践行党的统战政策，得到边区广大人民的认可，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支援前线，支持全国解放事业。
转战陕北时期，边区政府处理统战问题、践行统战政策，主要发生在杨家沟“十二月会议”前后。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召开了两次重要的扩大会议：小河会议和杨家沟会议，这两次会议除了讨论西北战场战略部署外，另外就是讨论土地改革和统战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率先在陕甘宁边区推行“三三制”，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正是响应这一号召，通过群众普选，当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先生身先士卒、积极为边区的建设建言献策，提出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政策，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评价。转战陕北开始后，李副主席随边区政府一起开始转战（中途回家养病3个月），由于他是本地人对陕北风土人情比较了解，每到一处都要关心群众的生活情况，并告诉老百姓“不要让狐儿子（按指胡宗南）吃上一类粮，蒋介石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37］，为边区做好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沿途的群众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边区统战工作，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他爱国分子’，是指开明绅士，例如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等人，他们同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38］。“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新的问题，是在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问题上新出现的“左”的偏向”［39］。“关于党外人士问题，过去中央没有解决，今天解决了。地主作为整个阶级来说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还要分别情况不同对待”［40］。林伯渠在杨家沟会议上的发言讲到：“李鼎铭参加边区政府还是对的。关中的党外人士在这次战争中也表现很好”［41］。
HEHE的超声增强方式与其组织特征相关，活跃的肿瘤细胞主要位于周边部，肿瘤组织中央部分可发生透明样变，为此在超声造影上肿瘤生长活跃的周边部增强较明显[21]。在增强CT上，如果注射造影剂后呈外周强化，有病灶融合趋势，可诊断为HEHE。若HEHE出现病灶内缘短粗毛刺样增强长度较稳定，增强始终不能达到病灶中央，需要在临床上合理鉴别[22]。特别是但当病灶出现环状增强要注意是否有HEHE存在的可能性，门脉期和延迟期快速减退为低回声是提示HEHE的特征性表现[23]。
当中共中央转战至米脂杨家沟，得知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遭到冷遇时，毛泽东批评林伯渠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天下最讲信誉的，怎么能过河拆桥呢？”“林祖涵（即林伯渠）同志呀，像李鼎铭这样一位对我们有过帮助的开明绅士，与你共事多年，竟把人家丢在乡间不理睬，这成什么话？你们是怎么执行统一战线的？这样对待民主人士，你们将来进西安，还搞不搞统一战线？”［42］
但遗憾的是就在杨家沟会议期间，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义和逝世。习仲勋和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为李鼎铭先生开追悼会，并要有党外人士参加，“特别要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43］。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并表示“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原则还要坚持。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在延安时说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土绅请出来党了副主席、副议长。今后，这位记者如果再要问起安文钦先生时，我们怎么交代？［44］此后，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和马明芳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45］。1948年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绥德城内疏属山广场为李鼎铭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陕甘边区党政领导人分别发表了悼念致辞。中共中央挽词写到：“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他的功绩永志不忘。”［46］
转战陕北时期，边区政府在土地改革中对民主人士的正确对待，坚持和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凝聚人心、团结群众、调动群众踊跃参军和积极支前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吴堡川口东渡黄河，离开战斗和生活了十三个春秋的陕北，4月22日延安光复，5月11日边区政府机关返回延安。至此，中共中央顺利完成了转战陕北的战略转移，实现了西北战场的战略转折，边区政府和军民完成了保卫党中央和保卫延安的光荣使命。
第一组图表显示了职业与服务提供之间的相关关系，目的是为了以图表的方式阐明：尽管经济问题必然是医院社会服务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但却并非是唯一重大的问题。这些表格同样反映在三等病人之间社会分类的范围问题。许多相似的职业和服务类型被分组列表于一般性题目之下，以便使表格简洁明了。“Steering”一词表示，探访那些由外面的社会机构或医疗机构转介的病人。通过特定诊所，而且在将他们转回最初来源机构之时，为他们撰写一份包含医生发现的问题和推荐保健护理措施的报告。
黎跃成同志乐于奉献，热心服务群众。作为全国知名中药材鉴别专家，黎跃成带领科室同事们潜心钻研检验技术，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将自己的宝贵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同事。为普及中药材鉴别知识，他还与所在党支部的党员一起，开通了《黎师教你识药材》微信公众APP，由他亲自执笔，分享中药材采集过程，以及中药材鉴别知识。
回顾转战陕北的曲折历程，在前方有中共中央运筹帷幄、西北野战军决胜千里、晋绥联防军身先士卒，在后方有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协调、陕甘宁边区政府贯彻执行和边区群众拥护支持，最终成就了西北战场的战略转折，为全国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晋绥边区党政军群体和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上给予陕甘宁边区大力支持和帮助，乃至全国其他军队的兵力牵制，都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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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Area Governmen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ransfer to Northern Shaanxi
ZHANG Yuan
（School of Marxism，Yulin University，Yulin 719000，China）
Abstract：The transfer to north Shaanxi is a famous strategic 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ese，which is usually called“the second long march”.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transfer to north Shaanxi.In addition to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wis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strong support of people in the border area，and the heroic and good warfare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area government played the important roles of executor，organizer，service provider and practitioner，which was the hero behind the victory of the transfer to north Shaanxi，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for the transfer to north Shaanxi.Howerver，these roles are easily neglected in the leadership and decis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Therefore，this study is useful for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party’s success in the Yan’an period.
Key words：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area government；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ransfer to north Shaanxi；contributions
中图分类号：K26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871（2019）01-0028-06
DOI：10.16752／j.cnki.jylu.2019.01.005
收稿日期：2018—09—21
作者简介：张渊（1983—），男，陕西子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榆林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YLSKGH2017-02）
（责任编辑：李利霞）
标签：边区论文; 陕北论文; 陕甘宁边区论文; 中共中央论文; 政府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榆林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榆林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YLSKGH2017-02)论文; 榆林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