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工作场所学习是低技能工人促进其职业技能提升及职业行动能力发展的一种适应活动，是主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正式的制度化学习和非正式学习两类。工作场所的非正式学习对低技能工人技能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尤其是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学习、工作场所的自主学习、质量圈三种学习形式对低技能工人技能提升作用明显。促进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应重构对低技能工人和工作场所学习的认识，厘清不同学习形态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关系，采用适切的学习形态提高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依照系统分层、分阶段的思路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关键词：低技能工人；非正式学习；制度化学习；技能提升；实证分析
关于工作场所学习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层面。如美国学者阿斯特兰等人认为低技能工人可从学习活动中受益。此外，有学者关注哪类学习计划能够提高低技能工人在工作情境中的技能水平问题，还有学者侧重理念等学习内容的输入会对低技能工人工作效率或企业生产效益的影响情况研究，也有学者强调低技能工人学习政策制定及政府支持下低技能工人学习行为研究。但从实践层面看，关于工作场所学习形态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影响的实证分析鲜有学者涉及。研究通过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思考，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完善方面都亟需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这对于助力我国产业结构全面升级与技能强国的构建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低技能工人与工作场所学习的意涵
过往对低技能工人学习的诸多研究，通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对“低技能工人”、“工作场所学习”概念内涵的认知。因为如此，很多研究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出现误解与偏差。因此，在对低技能工人工作场所学习形态研究之前，有必要对这些“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思考。
何为“低技能工人”？学界对此论述差异显著。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一是“教育范畴说”，即“未接受学校教育或参加学校教育但未获得毕业证书的劳动者”[1]。二是“技能等级说”，这种观点将高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技能水平比较来区分低技能劳动者的概念，认为低技能工人是劳动力市场中技能水平低于高技能劳动者的低技能群体[2]。三是“经济范畴说”，认为低技能工人是在以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手工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领域从事简单机械操作和手工制作工作的受教育程度低、工作经历不满一年的低收入阶层[3]。通过上述的定义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尽管目前对“低技能工人”的定义尚有争论，但基本都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的：首先，低技能工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其次，低技能工人的职业技能水平不高；第三，低技能工人的劳动收入低。所以，在此可将“低技能工人”作为二元劳动力市场中从事低技能职业的低学历、低收入的人群。其中最为典型的低技能工人是学徒工。
针对东北地区多年未发生大洪水，一些地方干部群众抗洪抢险经验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国家防总先后派出36个工作组、专家组赶赴一线指导，直到退至警戒水位后才全部撤回。国家防总商财政部安排三省（自治区）特大防汛经费5.67亿元；从全国19个中央物资储备仓库和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7家生产企业，向三省（自治区）紧急调运了价值1.08亿元的抗洪抢险物资。
何为“工作场所学习”？不少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学科背景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欧洲委员会专家认为工作场所学习是劳动者为实现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提升而进行的一种个体意义上的社会活动[4]。美国学者梅里亚姆采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观点，提出工作场所学习是劳动者为强化职业知识和技能而进行的所有意义建构活动的总称[5]。随着现代职业技能层级体系的形成，学界对“工作场所学习”内涵的认识也应当从过去简单的职业技能的习得、养成、提升的片面认识，转到在实际工作场所的工作过程中掌握所需要的综合职业能力的整体认识上来。鉴于此，本文从实践知识和经验角度出发，认为工作场所学习指劳动者为提升其职业行动能力在真实工作环境中开展的一种活动。它以促进劳动者职业能力发展为宗旨，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情境性，即在真实工作场所开展的促进职业能力提升的活动；二是融合性，即在学习观上注重技能学习与工作过程的相结合；三是系统性，即强调职业技能学习内容的体系化。也就是说，低技能工人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中既要学习行业和职业中的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还要学习特定岗位所必须的独特知识和技能。
二、低技能工人工作场所学习的分类体系
利文斯顿把低技能工人的学习分为两类，即正式的制度化学习和非正式学习[6]。正式的制度化学习是结构化、系统化的学习，通常由行业或企业中的某专门机构组织实施，并提供相应的学习课程。低技能工人可通过企业提供的系列化常规课程提高职业核心技能。除了常规课程外，企业还可为低技能工人提供与其岗位所需的特定技能。非正式学习包括与工作、家庭、社区及其他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低技能工人可在实际工作场所中通过参与企业真实生产项目的行动实践来提高专业技能。
制度化的学习是低技能工人掌握与特定岗位相关技能的主要途径。通过工作场所制度化的学习，低技能工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大量有关职业技能习得的程序性知识。但须强调的是，制度性的学习可能忽视低技能工人参与学习意愿，其实质为企业安排工作业绩表现不佳或目前技能水平较低的员工参与的常态化学习形式。正因制度化的安排，一方面低技能工人参与制度化学习的动机不强，其参与制度化学习的态度不端正，另一方面其从工作场所制度化学习中获得从事特定岗位所必需的技能的可能性也不大。同时，由于低技能工人工作量大及参与制度化学习会占用大量工作时间，这就使得低技能工人很难从制度化学习形态中受益，并对其职业技能提升有着更少的影响。
（一）正式的制度化学习
正式的制度化学习囊括以下五种类型：在职培训计划、技能提升小组、质量圈、知识里程系统、六西格玛。其中，在职培训计划是以低技能工人为培训对象开展的个性化学习行为。低技能工人通过参与企业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促进职业核心能力的习得与养成。技能提升小组指企业为解决技能人才短缺问题而选择工人参与特定技能学习的临时性制度安排。低技能工人是技能提升小组学习形式的重要参与对象，并能从参与特定技能学习过程中获得解决相应问题的必备知识和技能。质量圈是工人参与学习的一种形式，是与工人真实工作情境相关联的学习活动，低技能工人参与质量评估可获得开展质量控制活动相关的重要知识。其目标是工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解决与产品质量有关的问题，实现职业核心技能提升与产品质量提高。它包括质量控制的系统测量及如何在确保工人自主管理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实现系统质量控制两部分内容。质量圈强调为低技能工人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关注在与上级领导沟通合作的基础上确保低技能工人能够自主识别、分析和解决与生产相关问题。知识里程系统是工人在知识获取与技能养成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六西格玛是工人为实现专业技能提升而在真实工作情境中识别和纠正生产操作失误的一种方法。
（二）非正式学习
1.两类学习形态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分析。相对工作场所的制度化学习来讲，工作场所的非正式学习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有更多的影响。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是适时性学习。适时性学习作为低技能工人提升其职业技能的有效方法，包括即时性的非正式学习和制度化的学习两类。相比之下，制度化的学习需要更多的实施计划，其实施难度相对较大，同时受到学习环境的制约较大，而非正式学习则其实施操作的可行性较强，并对学习地点和学习时间的要求较宽松。从比较视域看，尽管两种学习形态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情况不尽相同，但制度化学习的特色同样较显著，研究者仍需要全面辩证地看待它的优势和不足。并能够用比较视野客观合理地系统分析它们的影响差异。
非正式学习是低技能工人工作场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学习方式是在没有外部强制性标准或未获得专业资质认证教师指导下个体以自主学习或集体合作形式进行学习的行为。它包括自主学习、基于与领导沟通形式的学习、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学习。工作场所的非正式学习被理解为在参与中学、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习得技能，这种形式通常不发生在以学校为本位的学习场域中，而通常发生在实际的工作场所中。自主学习指以低技能工人为学习主体，在工作场域中通过观察其他同伴中学或接收同事监督中学方式获得技能知识的个体行为。基于与领导沟通形式的学习是低技能工人通过与其领导交流形式习得职业技能的过程。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学习指低技能工人通过与其同事获得隐性实践性知识的行为。
在高速公路运营风险管理方面，江苏泰州大桥公司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逐步形成了成套的风险管理模式. 笔者在对泰州大桥高速公路风险管理实践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高速公路风险管理的改进途径.
通常，技术工人的职业技能提升是基于他们入职之初技能水平与当前技能水平之间的差异来界定的。职业技能提升程度取决于技术工人入职时核心技术技能水平与目前核心技术技能水平之间的差额。例如，将低技能工人技能水平分为7种类型，并分别予以赋值 1、2、3、4、5、6、7。其中，初学者=“1”，学徒=“2”，技术工人 1=“3”，技术工人 2=“4”，技术工人 3=“5”，技术工人 4=“6”，技术工人 5=“7”[10]。美国学者将工人技能分为基本技能、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及资源管理技能三类。参照美国对工人技能的划分方式，研究认为低技能工人技能提升指学徒工及受教育水平低、技能水平不高的新入职人群的职业行动能力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参与被试均为初级工或学徒工，其技能水平差异也不明显。因此，研究设计也未将技能水平差异纳入预测变量序列中。
三、工作场所不同学习形态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关系
本研究借助韩国对216家传统制造企业员工（低技能工人）的调查数据[8]，从广义人力资本视角出发，主要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最小二乘法（QLS），考察工作场所不同学习形态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差异影响问题。
（一）数据来源
共有1447名被试参与调查。其中，被试样本男女性别比为7∶3，年龄介于20岁至4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均不高，且多为学徒制参与者、高中毕业生、职高或其他技校毕业生。调查共发放问卷1447份，有效回收问卷1319份，有效回收率为91.15%[9]。数据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零阶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如表1所示）。
（二）变量说明
2.两种学习形态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差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相较基于与领导沟通形式的非正式学习而言，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有更大的影响。究其缘由，一方面这是由企业中低技能工人与其他群体的错位关系引起的，即“企业科层制管理模式致使基于与领导沟通形式的非正式学习效果难以达到预期”。另一方面，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能够使其获得对等关系同事的业务指导等重要学习资源。具体来说，首先，企业采用科层制的管理体制，其组织结构中的人际关系具有鲜明的等级特色，加之决策权力集中在顶层决策层，这导致低价技能工人与其上级领导之间的沟通不顺畅，突出表现为领导不清晰低技能工人的学习需求，低技能工人缺乏领导的业务指导，最终致使基于与领导沟通形式的非正式学习效果不佳。其次，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注重学习者与合作者之间的对等人际关系，故这种学习形态能够实现专业技能在低技能工人和其他同事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有效传递。
（1）“Donald Trump is going to be our president.We own him an open mind and thechancetolead.”（Hillary Clinton，2016）
作风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党性问题，反映的是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加强作风修养是党性修养的基础问题，体现的是我们党的人格力量与魅力。目前高校党建工作存在的许多问题与“四风”息息相关，或者说是“四风”衍生出来的产物。纠正“四风”永远不能止步，要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与壮士断腕的果敢勇气，紧抓不放，永不懈怠，善始善终，善做善成。加强作风修养要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接受群众批评与监督，经得起群众与时代的考验。
表1 被试的人口分布
选项 频率 百分比%性别男969 67.0女478 33.0年龄19岁以下 21 1.5 20-29 456 31.5 30-39 514 35.5 40-49 362 25.0 50-59 92 6.4 60岁以上 2 0.1受教育水平初中以下 133 9.2高中 415 28.7职业高中 409 28.3技校毕业 490 33.9企业规模100-299人 503 34.8 300-999人 675 46.6 1000-1999人 106 7.3 2000人以上 163 11.3
（三）实证结果分析
至于毛蟹和年糕的关系就有点复杂了。年糕本身没有味道，而且严格说起来不好算作小菜，放把荠菜进去那就是当点心的，一桌宴席要等到最后才能出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上点咸甜点心，这种时候才轮到年糕，一盘荠菜冬笋炒年糕放在春节也能挣得几声喝彩。
1.不同学习形态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对低技能工人工作场所不同学习形态与其职业技能提升之间进行相关分析，计算各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r的绝对值越接近1，两随机变量之间线性相关性越强。如表2所示，在职培训计划、技能提升小组、质量圈、知识里程系统、六西格玛、基于与领导沟通形式的非正式学习、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和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相关性比较，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056～0.229之间。其中，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229（p<0.01），远大于其他七种学习形态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之间的相关性。
除此之外，工作场所的自主学习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59（p<0.01），质量圈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45（p<0.01），六西格玛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19（p<0.01），技能提升小组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之间的相关系数0.089（p<0.01），在职培训计划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084（p<0.01），知识里程系统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073（p<0.01），基于与领导沟通形式的非正式学习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056（p<0.05）。因此，工作场所不同学习形态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之间的关系按相关程度的降序排列依次是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工作场所的自主学习、质量圈、六西格玛、技能提升小组、在职培训计划、知识里程系统、基于与领导沟通形式的非正式学习。
2.不同学习形态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为了验证、分析工作场所学习形态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关系，研究以在职培训计划、技能提升小组、质量圈、六西格玛、知识里程系统、工作场所的自主学习、基于与领导沟通形式的非正式学习、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为解释变量，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表3涵盖了系数值、t值、β权重值、公差值及方差膨胀系数等内容。
（1）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值是0.08，即前述在职培训计划、技能提升小组、质量圈、六西格玛、知识里程系统、工作场所自主学习等8个自变量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这个因变量的解释比例是8%。
（2）表3的回归结果发现，当其他自变量都是常数时，不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情况如下：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关系最大，β权重值是0.246，而知识里程系统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关系最小，β权重值是0.013。
（3）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场所的自主学习、质量圈、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具体来说，工作场所的自主学习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显著，P＜0.05，且由于回归系数B值是0.281，故是正向影响因变量。质量圈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显著，P＜0.01，且由于回归系数B值是0.337，故是正向影响因变量。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显著，P＜0.01，且由于回归系数B值是0.88，故是正向影响因变量。从回归系数B值发现，上述三种学习形态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均有着影响关系。相对工作场所的自主学习来讲，后两者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有着更多的影响。对质量圈而言，后者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有着更多的影响。
（四）讨论
根据职业标准和特征分析，国际劳工组织将职业分为常规手工职业、非常规认知职业、常规职业三类。其中，常规手工职业隶属于低技能职业的范畴。从事以常规手工职业为代表的工人均属于低技能工人。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球范围内约有45%的人群从事低技能职业范畴内的相关工作[7]。从知识属性看，低技能工人获得的技能知识是实践性知识，均通过非正式学习的形式获得。
表2 变量的零阶相关矩阵
注释：*p＜.05，**p＜.01。
SKILLSUPERCOWORKSELFLEARN OJT TFT QC KNOW SIXSIGMA技能（SKILL）1基于与领导沟通形式的非正式学习（SUPER）.056* 1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COWORK）.229** .579** 1工作场所的自主学习（SELFLEARN）.159** .431** .491** 1政府推出的在职培训计划（OJT）.084** .229** .214** .215** 1技能提升小组（TFT）.089** .117** .144** .156** .398** 1质量圈（QC）.145** .175** .185** .185** .397**.243** 1知识里程系统（KNOW）.073** .042** .064** .076** .197**.289**.174** 1六西格玛（SIXSIGMA）.119** .129** .147** .128** .246**.296**.263** .304** 1
老板道：开幕仪式镇长也来，还有表演，黄莹也来唱歌。印刷厂就开在我隔壁不远地方，你没事就到我的二楼包厢里来看，说不定还能看见剪彩。
本研究主要以传统制造企业员工为被试样本。选取制造业工人为研究样本，可以更好地测量其技能提升程度。究其缘由，在于制造业员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技术水平也相差不大。为控制工作流动性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被试样本仅限于在特定传统制造业中从事相同业务类型的个体样本。此外，被试样本多为学徒工、高中毕业生、职高毕业生或其他技校毕业生。从企业划分指标看，由于被调研企业的从业人数、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均未达到大型企业的划分标准，故其均为中小企业的范畴。鉴于此，为最大限度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研究设计未将被调研企业的规模差异纳入预测变量序列中。
6.已知A、B、C、D均为中学化学常见的纯净物,A是单质,它们有如下反应关系。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四、对我国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思考
如何深化低技能工人队伍建设理论研究是研究者需要深入思考的现实难题。上述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提供了一种新视野和新思考。
（一）重构对低技能工人和工作场所学习的认知
高科技的广泛应用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高技能工人因其能够适应技能需求的变化从变革中受益，而低技能工人则因其技能水平难以匹配工作领域技能要求的变化致使其生存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表现为高技能职业数量增加，低技能职业数量减少，高技能工人收入不断增加，低技能工人收入下降幅度较大。从内在关系看，技能提升是影响低技能工人收入增加的前提条件，而工作场所学习则是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重要途径。
表3 工作场所学习对低技能工人技能提升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释：因变量，技能；R2=.087，调整后复R2=.080；杜宾沃森检验值=1.568；*p＜.05，**p＜.01。
Tolerance（公差）VIF（方差膨胀系数）常数 1.755 13.159企业 .113* 2.291 .063 .911 1.098基于与领导沟通形式的非正式学习 -.491** -4.150 -.139 .625 1.599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 .880** 7.138 .246 .586 1.705工作场所的自主学习 .281* 2.342 .073 .713 1.402政府推出的在职培训计划 -.102 -.795 -.025 .705 1.418技能提升小组 -.093 .459 -.014 .764 1.309质量圈 .337** 3.082 -.091 .797 1.254知识里程系统 .112 .438 -.013 .844 1.185六西格玛 .260 1.914 -.056 .819 1.221 B t β
概括起来说，工作场所学习是促进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和收入增加的重要前提和有效路径。就国别而言，低技能工人是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其职业技能提升是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推进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先决条件。但究竟如何促进我国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哪种学习形态对职业技能提升有着更大影响？这些问题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实践哲学问题。要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须将逻辑起点回归到低技能工人和工作场所学习的关系上，并弄清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层次结构。也就是说，重构对低技能工人和工作场所学习的认知：工作场所学习是低技能工人应对产业发展对其技术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的新变化而做出的积极回应。
（二）厘清不同学习形态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关系
当前我国产业工人技能水平提升过程中却存在参与意愿低、参与时间有限、实际参与度不高、企业对技能工人技能学习的重视程度低等问题。为破解在此方面发展困境，研究者需要厘清工作场所学习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关系。可以说，这是研究者当前和今后时期内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的实践难题。前述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工作场所不同学习形态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有一定的关联性，不同学习形态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影响差异显著。第二，相比制度化学习形态，工作场所的非正式学习对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有更大的影响，工作场所的非正式学习对低技能工人技能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当前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面临着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有待提升、产业工人技能体系尚未形成等问题，这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提升体制环境的营造和形成。因此，需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不同学习形态与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关系。
（三）采用适切的学习形态提高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
前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对促进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有最深的影响。此外，70%～80%的职业技能是通过非正式学习获得的。基于此，建议采用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以推进我国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通过与同事的公开交流，并建立有效意见反馈系统，一方面可以为低技能工人营造更有利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低技能工人也可以从对工作中应该做什么的意见反馈中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基于与同事交流形式的非正式学习是一个广为采用的促进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具体手段，其实质是围绕某一研讨主题或交流内容，低技能工人与同事在交流过程中进行沟通学习。
（四）低技能工人工作场所学习的重点是职业技能培训
美国学者普林斯等人认为，“职业技能培训是低技能工人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11]。这一观点在美国学者巴尔特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进一步验证，他提出随着工资收入的下降，低技能工人越来越关注如何利用职业技能培训来提高其职业技能，并将其作为促进收入长期增长的一种方式[12]。因此，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低技能工人工作场所学习的重点是合情合理的。在特定语境下，哪些技能需要培训？采取何种方式能更好地促进职业技能培训？这些问题都是研究者后续研究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湖南农业大学周明星教授认为，“职业技能包括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特定技能三类”[13]。按这种观点看，研究认为低技能工人工作场所学习的重点应包括通用技能、专业技能和特定岗位所必备的特定技能三方面内容的培训。此外，还认为依照系统分层、分阶段的职业技能培训思路而开展的工作场所学习能够更好地实现低技能工人职业技能培训效果提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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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学瑶（1986-），男，山东青岛人，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与管理；吴俊杰（1993-），男，辽宁丹东人，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教师发展中心主任科员，研究方向为机电技术教育。
基金项目：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8年度立项项目“广东技工院校专业设置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发展的适应性研究”（编号：201803Y33），主持人：赵学瑶；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课题“建国70年我国高职教育教师发展研究”（编号：2019GZGJ251），主持人：孔巧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9）04-0146-06
责任编辑 刘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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