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除四害”是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构成，其目的是为消除疾病、提升群众健康水平，同时利于恢复国民经济、增加粮食产量。为贯彻实施“除四害”运动，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全民社会动员，通过采取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灵活多样的组织策略，模范榜样的典型示范，革故鼎新的思想教育，对“四害”问题进行了有效治理，更新了城乡居民的价值观念，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为国家政权巩固、国家形象塑造和群众政治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受“大跃进”形势下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影响，运动效果亦存不足。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这一运动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当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通过有目的、有组织地引导工人、青年、妇女和各行各业的广大群众参与到“除四害”的过程中，积极开展社会动员。“除四害”运动不仅改善了城乡环境，提高了人民群众抵御疾病的能力，亦突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蕴含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节选)》(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注]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故此，研究中国共产党“除四害”运动的社会动员情况，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进行的社会革命为何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如何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以及政治认同的程度，同时也为新时代党的组织动员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关于“除四害”运动的研究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将“除四害”作为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构成进行重点论述。[注]参见肖爱树：《1949—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l期，第97-98页；王江然：《建国初期的除“四害”与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前沿》2012年第8期，第102-103页；刘小华、莫志斌：《新中国建立初期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机制——以除“四害”为中心的考察(1950—1960)》，《求索》2013年第8期，第71-73页。其二，对“除四害”运动的过程、细节和影响进行探析。[注]参见赵胜、苏智良：《新中国的“除四害”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5期，第28-34页；梅良勇、魏瑞香：《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视角看除“四害”运动》，《学术交流》2009年第11期，第187-190页；郑光路：《一九五八年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党史文苑》2003年第5期，第26-31页。但对“除四害”运动的社会动员研究尚待进一步加强。为此，本文尝试就新中国成立后的“除四害”社会动员问题进行探究。
一、“除四害”运动的相关背景
“除四害”运动是伴随1952年初的爱国卫生运动为主线展开的。新中国初期，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政权重构的社会革命，国际上正在进行朝鲜战争。鉴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落后的卫生、经济状况，基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紧迫需要，党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全国上下男女老幼，团结一致，提出“消灭苍蝇、老鼠、跳蚤、虱子和蚊子等传染病的媒介物(俗称‘五害’)，并实行预防注射”。[注]《进一步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人民日报》1952年5月11日，第4版。人民群众保持畜圈、家禽的整洁干净，对家畜实行预防注射，防止大面积流行病的发生；对农作物害虫进行捕杀，预防农作物害虫的蔓延；清除垃圾和处理污水，防止蚊蝇滋生。由此，1952年春季的爱国卫生防疫运动拉开了“除四害”运动的序幕。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和国内经济恢复发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同部分省市领导共同商定《农业十七条》，初步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的十七条具体内容，其中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为消除祸患疾病，除灭四害。随后，《中央农业部党组关于城镇粪便、垃圾及其他杂肥利用情况的报告》指出：“为了减少疾病传染，减少夏季粪便中蛆虫繁殖，一定经过消除处理，提高粪便的利用率。”[注]《中共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城镇粪便、垃圾及其它杂肥利用情况的报告》(1955年12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4页。1955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通知》(简称《农业十七条》)下发各省、市、自治区进行讨论，以便纳入1956年计划内开始实行。在《农业十七条》的内容中，第十三条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注]毛泽东：《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955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0页。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刊发《除四害》为题的文章。文章着重从麻雀、老鼠对粮食增产的破坏性，从苍蝇、蚊子自身携带传染病危害的角度进行阐释，可以看出党开展“除四害”运动的意义在于保证粮食增产、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是《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号召和组织“除四害”运动。作为党和国家风向标的《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响应国家号召，如《人人动手“除四害”》(1956年1月15日，第3版)、《科学院昆虫研究所配合除“四害”进行研究工作》(1956年2月7日，第3版)等文章来回应国家对“除四害”运动的指示。各省、市和地方也纷纷响应，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号召北京市青年从1月7日起开展打麻雀突击运动周，在一周内把城区和郊区的麻雀基本消灭。[注]《北京市最近一周内将基本消灭麻雀，江苏省举行广播大会动员全省人民除“四害”》，《人民日报》1956年1月8日，第1版。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为防治严重流行的疟疾，要求结合除“四害”，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发动群众防蚊、灭蚊，训练不脱产的防疟员，并积极治疗病人，七年内达到基本消灭的目标。[注]《卫生部制定除四害和消灭疾病规划》，《人民日报》1956年2月19日，第3版。
考虑到加入甘油后的SAEW的不稳定性，在实际应用中建议使用更高ACC的SAEW，并且现做现用，必须甘油混合后2 h之前进行乳头药浴；根据天气温度适度调节甘油浓度，建议夏天3%，冬天最高可达10%。消毒步骤应分两步进行，挤奶前和挤奶后。挤奶前的清洗和消毒，使用无甘油添加的纯SAEW,该步骤融合了清水冲洗和药浴消毒两个步骤,简化了生产程序,而且对比效果明显[13]。挤奶后药浴使用加入甘油的SAEW，又能消毒也有能保护皮肤。本实验只是室内杀菌效果观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进一步研究具体的消毒方法，比如冲洗、药浴以及重复浸泡乳头后ACC降解等试验，从而确定具体应用过程中的最佳消毒方案。
在党的直接带领下，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齐心协力，把“除四害”动员的触角伸向大街小巷、千家万户，它以群众运动的组织形式推动“除四害”运动的开展。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过分强调“除四害”的作用，在实践中没有能很好地把运动和生产相结合，在政策的执行中走过一段弯路。 但从总体来看，“除四害”运动基本符合党和国家社会动员的初心和要求，在改善人居环境、防疫疾病蔓延、提升健康水平等方面卓有成效。
二、党对“除四害”运动的社会动员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是全党行动的“指南针”。 党章规定了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赋予了纪律检查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权力与责任，为有纪可依、违纪必究、执纪必严提供了制度依据。可以说党规党纪是对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加强纪律建设首先要尊崇党章。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尊崇党章、维护党章、自觉践行党章精神，多次指出：“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遵从党章。”“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党即为基本准绳，全面加强纪律建设。”这一系列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党中央以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党纪为基本准绳，进行管党治党的鲜明特色。
“除四害”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是指中国共产党有目的地引导全体人民参与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及预防疾病的过程。如何有效地引领民众重视“除四害”运动，如何在社会生活中消除疾病、保证健康、增加粮食产量，如何在运动过程中加强党对群众的领导，如何展开声势浩大的全民动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工作的核心。
(一)干部动员，党委领导亲自抓
列宁曾提出：“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现在关键就在这里；没有这一点，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注]《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2页。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指出：“用干部是为了干好事业。”[注]习近平：《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光明日报》2018年7月5日，第1版。当时，从省至市、县、乡、村，自上而下均组建有“除四害”的组织机构，各级党委领导亲自动员布置，逐级宣传，层层落实，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监督。上海市铁道医学院“总支书记雪天参加积肥，扫除泥土，用手除垃圾。团委书记亲自挂帅为指挥员、主任委员，经常亲临检查动手替学生打扫卫生”。[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铁道医学院关于除“七害”爱国卫生评比资料》，档案号：A29-2-206-48。在甘肃省，“有八个专区和自治州、九十二个县市组建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正副专员、州长和县、市长亲自任主任委员”。[注]《缩短实现“四无”规划的期限，甘肃省除四害运动伸向空白点》，《人民日报》1958年2月13日，第7版。在福建省建宁县，“从县到乡，各级党委由书记挂帅，在运动中，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和群众一起战斗”。[注]《除四害讲卫生，改变了山区面貌——介绍福建省建宁县的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9年2月24日，第6版。“山西省爱卫会由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担任主任委员，当地工、青、妇团体负责人担任委员”。[注]山西省档案馆藏：《卫生厅关于爱国卫生工作的通知、指示、总结、报告》，档案号：C89-16-3。“在成都市委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成立防疫卫生委员会分会，在分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一人，委员若干，负责宣传、防疫、清洁、检查等工作”。[注]成都市档案馆藏：《关于在工厂中开展夏季防疫卫生运动》，全宗号095，目录号001，案卷号0142。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除四害”工作，对除害灭病运动常抓不懈。通过动员、组织干部认清“除四害”运动的意义，消除了乡村干部中对“除四害”运动的抵触情绪，使基层干部普遍认识到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价值。
(二)宣传动员，形式多样领群众
开展榜样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榜样教育在党的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在兰考县调研时说：“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注]《习近平在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继续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人民日报》2014年3月19日，第1版。选典型、树标兵是“除四害”运动中典型动员的方式，典型动员对整个“除四害”运动起着示范先进和纠正错误的作用。在运动中各级党委为鼓舞广大群众的战斗热情，都制定了奖励办法和评比条件。“在灭鼠雀方面，郫县崇兴人民公社在党委的领导下组建了火枪队，仅仅45天就基本上消灭了麻雀”。[注]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郫县崇兴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开展情况》，全宗号《建川》133，案卷号1630。工人代表狄知说：“消减老鼠，如同对敌人作战，打仗必须要了解敌情，捕鼠也得了解鼠情。”[注]《捕鼠要了解鼠情》，《工人日报》1956年4月12日，第3版。“成都市委劳动局为进一步巩固和推动群众的干劲，提高群众思想的征途，向干部作了开展‘三好’评比竞赛的动员报告，探取多种形式，掀起三好评比比赛的群众运动”。[注]成都市档案馆藏：《大搞群众运动、推动机关工作不断跃进》，全宗号095，目录号002，案卷号0425。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过程中特别注重培养先进单位、先进分子，特别是典型示范地区。[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突击月工作总结》，档案号：B242-1-535。1959年1月，中央爱卫会举行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单位颁奖大会，表彰的先进单位中，有的单位把除四害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保证人民健康水平的基础上促进了劳动生产；有的单位能够充分发动群众，灵活多样的动员和组织群众消除“四害”。成都市全心巷居民郑素清被评为优秀模范时激动地说：“卫生工作模范真光荣，我们一定要在今后工作中争取作模范。”[注]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市爱国卫生运动给奖大会总结报告》，全宗号127，目录号001，案卷号0577。这些举措在全国各地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一些省为了把“除四害”运动推向高潮，全省各个地区掀起相互挑战的友谊比赛，各地通过互相竞赛，不断克服保守思想，组织人员定期进行检查，检查之后进行评比，评比之后进行奖励教育。党通过典型动员、榜样教育的举措，让群众广泛选择，积极动员，树立好的典型，增进群众的认知行为。
(三)典型动员，榜样模范齐上阵
宣传工作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阵地”，在推动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顺利过渡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认为：“斗争是最好的宣传手段。”[注]恩格斯：卡·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9页。邓小平指出：“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革命工作没有宣传是不行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合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19页。为了充分动员和发动群众，中央号召“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必须彻底依靠群众的力量，贯彻卫生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和勤俭精神。把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动员起来。借助报刊、广播、幻灯、电影、大字报、宣传画、居民小组会等形式展开宣传。[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人民日报》1958年2月13日，第1版。“山西省爱卫会召开由五专五市18县2700人参加的除四害广播大会，1万多台收音机和7万多个广播站同时播送‘四害不灭，战斗不休’的口号”。[注]山西省档案馆藏：《一九五八年除四害、讲卫生展览会计划、说明词、总结卷》(1958—1959)，档案号：C89-16-17。“成都市卫生宣传科印制大量有关除四害的材料，在全市广泛张贴宣传，宣传馆出动了除四害宣传车，放映除四害情形66场”。[注]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市1957年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总结》，全宗号127，目录号001，案卷号0581。国营上海医学模型制造厂在大批生产成套“消减血吸虫病”宣教模型。这种模型形象生动，小巧玲珑，材料牢固，便于携带到广大农村里去进行流动展览。[注]《国营上海医学模型制造厂在大批生产成套“消减血吸虫病”宣教模型》，《解放日报》1956年6月7日，第3版。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钩虫病防治小组给彝胞们检验粪便，对患者进行治疗，在广大群众宣传预防钩虫病的知识，还在有条件的地方动员彝胞采用“速成堆肥法”来杀减虫卵。[注]《大凉山上成立钩虫病防治组》，《四川日报》1956年6月11日，第3版。上海江宁区200多个医务人员深入143个居民委员会向2万多居民进行除七害宣传和技术指导(“七害”是指在国家规定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等“四害”的基础上，又加入了钉螺、蟑螂、臭虫等“三害”)，使群众基本掌握了七害的生活规律，滋生场所和具体消灭的方法。[注]《把一切阴暗角落翻个身——上海30万除害大军冒雨战斗》，《文汇报》1958 年1月13日，第1版。除了一般的社会宣传外，全国个别地区还组织卫生员、护士进行家庭走访，专门向思想比较保守、年纪较大、不参加社会活动的老年人进行宣传，此外还举办家庭主妇业余训练班等相关培训。在宣传力量上，首先是各级领导亲自挂帅，进行街头宣传或者卫生广播。其次，培养大量“除四害”骨干积极分子，进行简短培训，组成宣传队走访宣传，如“庆阳县培养了一批除灭七害技术指导员，为提前消灭七害准备条件，县人委着重讲解七害种类、生活习性、栖息场所和消灭办法，并进行消毒实习”。[注]《庆阳培养除七害技术员》，《甘肃日报》1958年5月4日，第3版。同时，党让新的宣传实践重新检验，筛选、修正、补充、发展这些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和积累起来的经验。[注]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页。党广泛发动群众，使得一场场全民“除四害”的战斗场景在全国各地呈现。
(四)策略动员，方式灵活除“四害”
改变卫生习惯和人居环境。全国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号召，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讲卫生”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丰硕成果，许多城市、乡村出现“四无”局面。人民群众养成了视“四害”为天敌、随见随灭和爱清洁、爱环境、讲卫生的良好风尚，四害无处存身，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在成都市1952年工厂卫生工作统计中，“共改善厕所112个，堵塞鼠洞1666次，捕鼠4333只，改善公共厕所117个，铲除杂草146488公斤，运送垃圾1261144公斤，灭蝇2722343只”。[注]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市爱国卫生委员会工厂分会工作总结》，全宗号127，目录号002，案卷号1236。河北蠡县出现了卫生而整洁的新景象，村庄出现“处处新，片片白，户户整齐干净，人人干干净净的景象”。[注]《两年奋战蠡县实现四无，七天突击重庆除掉四害》，《人民日报》1958年2月27日，第1版。山西省普通群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愚昧落后的陋习，逐步为新的“讲卫生就是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代替。[注]山西省档案馆藏：《省爱卫会关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指示、总结、报告》，档案号：C89-16-1。“上海市徐汇区提出了粪缸四不靠的口号(不靠房屋、水井、河旁、道路)，拆除粪缸582只，掩埋加盖1051只，挖蛹10斤”。[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突击月工作总结》，档案号：B242-1-535。全国像成都、上海这样的城市不胜枚举，很多不讲卫生、不洗澡、不刷牙的居民开始注意个人卫生，家里家外都做到清洁干净。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动员的“除四害”运动确实起了“美化环境、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作用。
在稻油轮作区推广应用迟直播密植高产栽培技术，根据播种期及油菜品种特性，科学增大用种量，以达到产量效益最佳效果。
2010～2015年，山东省基层医疗机构的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加较快。其中，公立医院，政府办医院以及非营利医院的床位占比大，社会以及个人办医显然不足，“倒金字塔型”的资源配置方式仍未解决。目前国家层面正将社会力量办医的权重加大，保基本医疗服务的前提下，在基层如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成为医改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中的关键[1]。
全国各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声势浩大的“除四害”运动基本结束，一场全民动员实践暂且告一段落，回顾近十年的“除四害”运动，党的社会动员能力、群众组织能力是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所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三、“除四害”社会动员的成效
1956年1月23日由中央政治局提出，1月25日由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纲要》)的说明，是在《农业十七条》基础上扩展而来的。关于“除四害”内容表述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6页。《纲要》与《农业十七条》相比较，“除四害”时间由7年改变成“5、7年或者12年内”，并添加“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这一关键限定语。毛泽东对“除四害”的时间、内容进行评价时指出：“作了限制，应无问题。”[注]毛泽东：《写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后面的一些文字》(1956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页。《纲要》的内容看似讨论农业问题，实施的领域本应是广大的农村，实属不然。“除四害”运动的开展超越农业生产、农村领域，并迅速在大中城市掀起运动高潮。195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发表，标志着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形成。[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1956—1960年全国上下主要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为主的“四害”，全国各地运用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重点宣传“四害”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危害，让群众明白开展此次运动的作用和意义，使其自愿自觉地参与“除四害”斗争过程中。然而，随着国内疾风暴雨的形势发展，关于麻雀问题的大讨论席卷整个科学界，1959年11月，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同志经过对麻雀问题周密调查研究，以个人名义将麻雀问题的研究报告上报中央。随后在1960年3月，华北六省一市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5页。1960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修改并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关于“除四害”条文修改为：“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一九六○年四月十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60年4月11日，第2版。这是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在国内关于麻雀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调整，之后，麻雀不再作为“四害”的主害进行除灭，代之以臭虫为主要消灭对象。
列宁指出：“马克思在从事理论写作的同时，毕生都十分注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注]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11月)，《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3页。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注]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98页。周恩来也曾说：“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注]周恩来：《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1942年1月)，《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时期通过各种策略动员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生产运动。“除四害”运动更是运用灵活多变、样式新颖的战略战术，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除“四害”战斗工具。“四川江津县野生植物研究所，已经初步试验鉴定出能够杀蛆的三十一种野生植物，有一种‘齐头蒿’在五小时内就可以把蛆全部杀死”。[注]《群众的智慧取之不尽，四川等十二省群众创造除四害土办法、土工具六百多种》，《人民日报》1958年8月19日，第6版。“山西省汾城县柴寺村全区购置蝇拍158个，DDT重百瓶，六六六75斤，小喷露器79个。大量的消灭蝇蚊跳蚤，群众反映说咱村的蝇蚊成了稀物”。[注]临汾市档案馆藏：《临汾专署、卫生科关于中医进修、爱国卫生、妇幼保健等工作的总结报告、指示、计划、通知和卫生事业架构干部统计表》，档案号：34-1-2-1-9。“上海市灭雀以郊区、近郊区及市区的公园、苗圃、空地等多雀地带为重点。市区以轰赶掏窝捕打为主，郊区大多设火枪区和毒饵区。实行轰赶、枪打和毒杀三者相结合的方法”。[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人委、卫生局、除四害办公室等关于除四害工作的计划、总结、规划、决定及通知》，档案号：B3-1-16。“西南区公私企业厂矿的卫生防疫工作宣传很有重点，除说明卫生生防疫工作对于保护劳动、增产节约及粉碎美帝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的意义外，并宣传防疫常识及生产过程中的卫生常识”。[注]成都市档案馆藏：《为发布一九五二年夏秋季私营厂矿爱国卫生防疫要点指示》，全宗号095，目录号001，案卷号0142。“江西省通过‘三耕’治螟、随割随耕、早播早插、推行‘三变’、消减杂草、保护蛙类等举措消除螟灾，提高粮食产量”。[注]《我们一定能够消减螟灾——杨惟一代表的发言》，《解放日报》1956年6月30日，第6版。在党的组织动员下，在广大人民无穷智慧的创造中，全国各地群众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除四害，如采用封装的手段，对所有下水道、粪池、麻雀窝、老鼠洞等全部密封，彻底清理垃圾堆，对所有不合格的厕所、牲畜圈、厨房、粪坑进行大规模的拆除和整改。河北人民更是创造了“照妖镜”“吊桶”“砖猫”“矛箭”等对付麻雀和老鼠的工具。[注]曾雪兰：《“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中的基层社会动员——以河北蠡县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90页。上海同北京等城市一样，“把除四害、讲卫生和积肥料相结合，提倡边积、边运和田头积肥的措施”。[注]上海市档案馆藏：《农垦部关于立即开展夏季群众突击积肥运动的指示》，档案号：A72-2-129-76。青少年除了最基本的弹弓射击，上房、上树捕打麻雀，捕杀幼崽外，还在晚间突袭麻雀巢穴，用手电筒强光照射，在其受惊动弹不得时一举歼灭。
降低疾病发生和提高生产效率。在“除四害、讲卫生”运动部署和开展的过程中，全国各地也同时展开以消灭疟疾为重点的疾病普查、检验和医治工作。贵州省“1959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疟疾降低了87.77%；痢疾下降32.65%”。[注]《既治标又治本，除四害灭五病，贵州上半年卫生工作取得辉煌成就》，《人民日报》1959年8月13日，第6版。“山西省普遍发展托保组织，基本上做到县县、社社托儿化；妇幼劳动保护经常化；提倡妇女听卫生课，到澡塘洗澡，经孕期挂签，对妇女劳动保护加强”。[注]山西省档案馆藏：《一九五八年除四害、讲卫生展览会计划、说明词、总结卷》，档案号：C89-16-17。成都市1959年“猩红热降低了67.2%，伤寒降低了46.9%，疟疾降低了3.7%，这对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工农业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注]成都市档案馆藏：《今冬明春除七害、讲卫生、消灭疾病工作安排意见(草案)》，全宗号127，目录号002，案卷号0657。在岐乐社，已经基本消灭了苍蝇、蚊子、麻雀。过去这里年年流行的疟疾、痢疾已经绝迹了。[注]《岐乐社疟疾痢疾已经绝迹，除四害讲卫生五年坚持不懈》，《人民日报》1958年1月19日，第2版。山西省卫生保健组织的设立和完善，各种传染病发病率普遍降低，“病死率也由1950年的10.85%降低为1957年的1.31%，婴儿成活率由1949年的42%提高为1957年的96.5%”。[注]《全省农村卫生保健工作会议结束，交流经验、实地参观学习，因地制宜推广》，《山西日报》1957年11月12日，第1版。在莲花社也出现新气象，过去一向流行的疟疾逐渐得到控制，过去经常影响劳动出勤率的痢疾、伤寒、肠炎等疾病得到有效防止，给生产带来显著变化，全社粮食亩产量直线提升，大大提升群众的干劲。在普通的农民家中，第一次出现痰盂、蝇拍和“666”药粉等防治卫生用品，箱柜普遍垫高，柜下洒下白石灰等举措。通过除四害的运动，城乡各处普遍出现“田增产、人增寿”的繁荣景象。虽然我国卫生事业在保护人民健康和防止疾病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卫生事业机构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卫生事业机构发展过快，国家和公社包得过多，超过了国民经济的负担能力，既增加了经济上的困难，也影响了卫生工作的提高。[注]成都市档案馆藏：《转发省人委关于转发“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全国卫生事业机构调整精简的意见”的通知》，全宗号095，目录号002，案卷号0071。
加强群众认知和政治认同。新中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一场抵御疾病蔓延、增强精神体魄、加强政治认同的全国性社会总动员。在“除四害”社会动员中，党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方法，利用报刊、街头放电影、写大字报、制作漫画、推送广播、参观展览等形式，做到户户知晓，使民众生活与国家之间增进了联系。通过社会动员，广大民众心理上对新政权增强了政治认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同时，人民群众参加“除四害”运动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全国民众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上海市居民把春联写为：“散布细菌传开肺病随地吐痰真危险，浪费粮食招引苍蝇里弄养鸡不卫生。”[注]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合编：《爱国卫生运动经验汇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 年，第21页。有些群众说：“不信观世音，不念弥陀经，这些东西尽骗人，永远跟着共产党，千百万人一条心！”“解放思想大胆干，搬下香炉做花坛，公约贴在神龛内。讲卫生、保健康，衷心感谢共产党。”[注]临汾市档案馆藏：《高举卫生保健红旗前进》，档案号：R2-0017。此外，“除四害”运动也让群众树立了“人定胜天”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增强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坚定了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和意志。
增进干群关系和提升组织能力。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47页。中共中央、国务院号召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层层动员，在这样的组织动员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亲自与群众一道参与“除四害”运动。“杭州全市从市委、市人委到各区党、政部门，各基层单位、街道居民区，都由党委书记挂帅”。[注]《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上海、天津、济南、杭州爱国卫生运动规模浩大》，《人民日报》1960年3月28日，第4版。“成都市广泛深入的宣传，贯彻了一面宣传，一面组织，一面动手的方针，号召机关带头，干部带头”。[注]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市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报告》，全宗号127，目录号002，案卷号1236。上海市市公安局系统“除四害”运动开展得好，也是由于局长和分局长亲自领导。[注]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市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上海：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出版社，1997 年，第200页。干部的直接领导和参与深刻影响群众，干部在“除四害”运动中不辞辛苦、忘我奉献的精神，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广大群众斗志昂扬，与干部打成一片，在“除四害”过程中不分你我，为着共同目标战斗，干部与群众在“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中建立良好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党和国家工作的开展。
杨剑捏着她拿银行卡的手说，拿着，日后说不定就有派用场的时候。杨剑还笑着说是干净的钱，他软磨硬泡才讨来的呢，你说现在干点工程多不容易呀。
结 论
诚如前述，“除四害”运动的社会动员是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进行社会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形式。通过科学有效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灵活多样的组织策略，模范榜样的典型示范， “除四害”运动为消灭“四害”等病原体，消除疾病蔓延、提高群众健康水平、改善人居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广大群众真正感受到自己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感不断加深。从“除四害”运动的社会动员实践来看，运动基本遵循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基本符合国家意志，整体上增强了人民体质，保护了劳动力，降低传染病的发病率，提高了劳动效率。但不可否认，新中国初期“除四害”运动的社会动员，明显存在诸多问题。全国各地比速度、比战绩，忽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压缩“除四害”时间，“除四害”数字申报亦存在严重虚报、谎报现象，全国虚增许多“四无省”“四无村”“四无街”，对运动的跃进式发展也存留浓厚的时代烙印。
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初期我国卫生工作的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疫工作的重大举措，走出了一条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卫生运动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工作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交汇口，需要我们汲取新中国初期“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工作的历史智慧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AStudyonSocialMobilizationoftheCampaignAgainsttheFourPestsintheEarlyYearsofPeople'sRepublicofChina
Gao Zhongwei， Tian Xiangyong
Abstract: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Four Pes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atriotic move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iming to eliminate diseases and improve people's health by promoting national economy and increasing food production. In order to carry on the campaig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arted an intense social mobilization, using activities like the top-down political propaganda, flexible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the power of role models,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as a result, these measure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 problems of “Four Pests”, updated values of bot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improved the people's health, which has consolidated state power, helped build a positive national image and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the masses. Affected by the leftist-inclined mistakes such as boasting, exaggerated goals and disorderly direction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re are of course some defects in this campaign.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mpaign against the Four Pests, social mob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9)02-0013-08
作者简介：高中伟，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成都 610068)；田向勇，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06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城市社会组织整合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13BDJ008)、四川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一般项目“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研究(1949—1956)”(2018YJSY043)
(责任编辑:邱 爽)
标签：除四害论文; 动员论文; 群众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成都市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论文;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城市社会组织整合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13BDJ008)四川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一般项目“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研究(1949—1956)”(2018YJSY043)论文;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