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农民和农村在近代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十分突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西北地区实际相结合，以依靠农民群众、为群众谋利益、坚持公平正义为核心理念，颁布了土地革命、设立集市、发行货币、解放妇女、创办列宁小学等一系列政策，改造了根据地农村落后的社会体制和各种陋习，使根据地农民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生产热情高涨，踊跃参军支援革命。为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 键 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农民 农村 社会建设
在近代中国，农民阶级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革命的实践场域几乎都在农村，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农民和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自创建起，就看到了农民的支持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关键，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西北地区实际相结合，以依靠农民群众、为群众谋利益、坚持公平正义为核心理念，颁布了土地革命、设立集市、发行货币、解放妇女、创办列宁小学等一系列政策，改造了根据地农村落后的社会体制和各种陋习，使根据地农民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生产热情高涨，踊跃参军支援革命。农民的支持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的重要原因。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农村社会建设的核心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方针政策决定着革命实践的方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筹集之初，就确定了紧紧依靠农民群众、为群众谋福祉、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
（一）紧紧依靠农民群众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时反复告诫：因为在革命中无产阶级是人口的极少数，所以就应该团结更多的力量进行革命。而农民的反抗性极强，那么，无产阶级就应该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恩格斯指出：虽然农民具有分散性，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主动精神，但是农民阶级却是无产阶级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军。后来，恩格斯在谈到法国革命时又指出：“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口中的主体———在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1](P550)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依靠农民、争取农民同盟军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确立了依靠农民群众是建立根据地必要条件的理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失败的教训一再证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红军取得革命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共中央在提出创建陕甘边苏区的决议中就提出：根据地建立之后的任务就是要紧紧依靠农民群众。“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农民游击战争是苏维埃运动的开展与苏区的巩固的保障。”[2](P300)同时，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凭借自己的实际斗争经验，也得出没有农民支持就没有革命根据地的结论。习仲勋在《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一文中回忆他和刘志丹刚见面时刘志丹谈到建立根据地时的想法：“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 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3](P61)刘志丹在此总结了陕甘兵变多次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因此，陕甘宁苏区自筹建之日起，就确定了紧紧依靠群众的原则和理念。
（二）为群众谋利益是革命根据地的根本宗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一直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追求，作为各项方针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强调：共产党人“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4](P138-139)在陕甘边根据地建设中，也把关注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体、增加人民福祉、为群众谋利益作为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根本宗旨。
照金根据地由于斗争形势的严峻，在发展文化教育上，创办了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但没有专门的农民学校。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专门制定了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展的“十大政策”，其中，“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兴办学校，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8](P186)为此，1934 年秋南梁地区创办了苏区第一所列宁小学，生源全部为农村儿童。郝建德任校长，张敬文和贺建德任教员，时任苏区政府文化委员长的蔡子伟编写教材，内容通俗易懂，多采取诗歌形式，很受学生欢迎。上课的地点是没收的地主的房子，陈设极其简陋。不久，根据地又在太白、九只窑口等地陆续开办了列宁小学。解决了农村儿童的教育问题之后，农民的教育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消灭文盲，根据地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识字班，以推动农村的青壮年文化教育。
一方面，酒店业行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性行业，普通员工入职都是从基层做起，所以人员录用的门槛较低，从社会招聘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人员的录用门槛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饭店业复杂的工作氛围，工作氛围的复杂性造成员工跳槽思想变得正常和随意化；另一方面，酒店行业大都有面临经营的季节性，淡旺季的经营差别也致命整个饭店行业的员工需求弹性较大，有一些酒店不得不根据淡旺季的员工需求量来安排员工的人数，人员的经常变动也会增加员工的不安全和不稳定感，影响到从事饭店业的人。
不仅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上，根据地想方设法为群众谋利益，而且在革命斗争中，也是把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据耀县照金人南云芳回忆：早在照金根据地时，红军对其家人都特别好。“每逢敌人进攻，就派人给我家喊话报信，有时还把我们家接上山寨躲避敌人。我们和红军的关系，真是骨肉深情。”[5](P362)
（三）坚持公平正义的农村社会建设理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在根据地建设中，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主席就经常深入群众，走村串户，了解群众疾苦，以及党的政策执行情况。根据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回忆：“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6](P627)还有，在土地分配中，苏区紧紧依靠贫农团和雇农工会来进行，所以分配土地运动进行得相当顺利。再如，蔡子伟在回忆中还谈到，当时苏区制定的粮食政策是：“没收地富的粮食和羊，除了分配给群众外，给红军游击队留一部分作为公粮、公羊，保存在村里，以备红军吃用，因此红军走在哪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的负担，军民关系犹如鱼水。”[5](P397)习仲勋在后来回忆刘志丹的文章中也谈到：在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为了了解农村社会情况，“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9](P11)陕甘边的几支游击队因此建立了起来，照金根据地也开始初具规模。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首先惩治地方反对势力和地主恶霸，没收其财产，赈济贫苦农民；接着在土地分配中对富农剥削的土地也予以没收；对待农民，按照主要生活资料、剥削、剥削程度等进行阶级成分的划分；照顾雇农和贫农的利益；废除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及租税；对于农村中的孤寡残疾和老弱群体，边区政府想办法进行扶持。这些政策，充分彰显了公平正义的原则，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巩固了革命政权。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农村社会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发扬民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
工农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行工农苏维埃制度，即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1931 年瑞金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法律依据。该大纲明确规定苏维埃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其全部政权属于工农、红军和劳苦大众，他们有权选派代表管理政权，从而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政治模式。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政权建设上遵循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实行工农民主政权，尤其注重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
1973年英国Pugh等人改良的Child分级方案迄今一直被采用Child分级[8]是对肝脏储备功能评估的判定。有研究者等[9]认为Child分级标准是用来评价肝硬化患者肝脏储备功能，可将患者病情程度量化评估，将肝硬化患者的5个指标：一般情况、腹水、血清胆红素、血清白蛋白浓度、凝血酶原时间，按不同状态分三个层次，以1，2，3分记，将三个层次得分相加，视得分情况分A、B、C三级，得分越高说明肝脏储备功能越差。
1.3.3 确定靶区 GTV为影像学上显示的转移肿瘤大小，临床靶体积(CTV)是GTV左右、前后分别外放0.4～0.7 cm，上下分别外放3～5 cm，在依据解剖屏障来调节；PTV为CTV外放0.6 cm；勾画两侧肾脏、脊髓、肝脏、双肺和心脏等保护脏器。
同时，为了方便日常生活，根据地在薛家寨的亭子沟开设了集市，每五天一集，农民常常把自己家中多余的物品拿到集市，活跃了市场。南梁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保证农民的正常的生活，为根据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苏区“鼓励农民生产，使之发展；成立牧场，养猪喂羊。”[8](P185)然后又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每十天一集来发展贸易，活跃市场，增加农民收入。而且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通过此举，打破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使苏区所需物资能从外地运动，也使苏区的特产销往外地，这样既保证了军队供给，也满足了群众生活所需。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陕甘边根据地全部实行供给制，从边区领导到普遍士兵和一般人员，经济待遇一律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农民积极发展生产。
1934 年11 月初，在南梁荔园堡正式举行了由一百多名代表参加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商讨根据地建设的重大问题。经过参会代表的充分讨论和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选举产生了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回忆到自己当选的原因：“因为我在照金作过政府副主席，在这里也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大家又选了我。”[3](P73)
（二）实行土地改革，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在近代中国典型的以农为本的社会中，土地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地主掌握土地所有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占有土地或者占有极少量的土地，他们以微薄的农业收入作为唯一的经济来源，这样的状况决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在近代的陕甘地区，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山地居多，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频繁，经济十分落后，农民生活困苦，大量的农民没有土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主和官僚阶级土地兼并严重，拥有绝大部分的土地。因此，实现土地改革，满足生存需要，是农民的迫切需求。
1932 年中共中央在《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中明确要求：创造巩固和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首先应该到劳苦群众中深入开展群众斗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和中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1933年3 月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要求：组织和领导农民，没收一切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作的条件下，分得一份劳动土地。”[6](P182)土地分配要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实行平均分配。这些政策规定，为陕甘边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政策指导。
照金根据地建立之后，中国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导意见，在土地分配中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政策有序进行，将没收的土地优先分配给贫农和佃农，中农适当予以分配土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这项政策实施后，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密切了党及其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不久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由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这个时期的土地革命，总结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土改的经验，改掉了以往没收地主和富农全部土地的做法，只是没收他们剥削的部分土地，用以分配给雇农、贫农和少地的中农。南梁苏区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根据地农村社会状况，制定了十大政策，其中，土地政策明确规定：“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不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后仍分土地；田、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如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情绪；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7]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南梁苏区的土地政策与照金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不仅参加劳动的地主可以分得土地，而且农民的土地分配也更加具体化，如：耕作条件较好的川地和台地，按照农民人口平分土地；但是耕作条件较差的山地，则按照农户的耕作能力按户来分配土地。这样的政策更加健全、周密和合理，更有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三）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陕甘边根据地建立以后，苏区一方面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刘志丹谈到：“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3](P74)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陕甘边根据地采取了多种手段，如组织兴办互助合作社，以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根据地在打土豪中缴获的牛羊，专门开办了小的牧场，其中饲养的牛大多用于为贫苦农民耕地。在发展手工业方面，照金苏区建有红军修械所和红军被服厂，其中被服厂的工人，全部来自当地的农村妇女，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
南梁苏区建立之时，当地交通不便，文化状况普遍落后，有人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建立不需要民主。但刘志丹却坚持从基层开始采用投票选举的方式，他认为：“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3](P73)最终，刘志丹的建议被苏区革委会采纳。按照投票的办法，先是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然后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政府委员。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很可行，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我们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选举很认真，果然很快选出了代表。”[3](P731)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Fault Warning System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s ZHOU Bing(133)
通过各项发展生产政策的制定，根据地广大农民得以修养生息，保证了根据地军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为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四）革除陋习，改造农村社会风气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很多的例如哥老会等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有的讲义气，有的有反动性质。对于这些社会组织，苏区的态度是区别对待：对其中反革命性质的组织，发动群众去清除，不直接出面干涉；对统治阶级具有反抗性的社会组织，尽量争取和改造。这样就避免了直接的矛盾冲突，维护了农村社会的治安。
同时，苏维埃边区各级政府针对根据地封建迷信传统浓厚、农民思想观念落后等状况，在根据地开展了移风易俗活动，用新思想和新文化教育农民，推动农村社会建设。专门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诫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革除了农村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陋习。另外，针对农村社会中存在的孤寡残疾，边区政府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救济，政府也予以帮助。这些措施的实行，使边区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社会风气得到了极大改善。
（五）兴办学校，推动农民教育
陕甘边根据地创建之前，照金地区和南梁地区没有一所学校，农民及其子女根本没有条件上学。
照金和南梁地区都处于群山横亘，沟壑交错的地区，地势险要，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但也是遭遇战火洗劫多次、物质极度匮乏的地区。老百姓生活异常困苦，特别是经过几次灾荒之后，农村经济空前破产，十分之七八的贫苦民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住。特别是在1932 年，春荒来临，加上豪绅地主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的剥削，农民群众在饥饿死亡中挣扎。陕甘游击队决定“立刻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在游击区域内，马上没收豪绅、地主、寺院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2(P265)]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在刘志丹、习仲勋的领导下，制定了“陕甘边根据地‘十大政策’”，其中大多都涉及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如：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设立集市，方便农民生活；颁布禁烟、禁毒、放足等条例，改造农村社会风气；救助农村社会上的孤寡残疾；兴办学校，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等等。这些政策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颁布之后很快引起了农民的认同和支持。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农村社会建设的启示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农村社会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同西北地区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正确领导，这块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成为王明路线失败后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的斗争经验和革命实践为延安时期的各项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它的农村社会建设也为今天的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了现实启示。
（一）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精神，也是其农村社会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影响，根据地党政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都先后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左”倾错误者对根据地的正确政策不做调查研究，横加指责。“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改革’”。[9](P5)但是他们没有计较个人得失，胸怀大局，坚持以党的利益为重。习仲勋在回忆中写到：“面对这种‘无情打击’，志丹同志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他心地坦然，毫不计较。”[9](P12)后来，《解决日报》对刘志丹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在远离中央的情况下，能够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党内的错误路线开展斗争，在西北革命实践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既是对刘志丹个人丰功伟绩的赞扬，也是对陕甘宁边区坚定党的领导的高度肯定。
当前，在农村社会治理中，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健全党在农村的领导体制和机制，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管理与村民自治保持正确方向，才能保证农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发挥，才能为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必须密切党群关系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虽然农业生产效率较低下，但农业收入却是农民唯一的经济来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地主阶级人数极少却占着绝大多数的土地。而广大的农民处于无地或少地的境况。除了土地以外，长期以来，农民还遭受着地方反对势力、豪强地主和恶霸的重重剥削和压榨。常年劳作，收入微薄，却要上缴地租和各种税收，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因此，对公平正义的渴求，是几千年来农民的夙愿；让农民享受到公平正义，也是陕甘边根据地农村社会建设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认同度的标尺。密切的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根本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今天，在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依然需要不断密切党群关系，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模式，牢记宗旨意识，不忘初心，让广大农民在农村建设中能够彰显主人翁地位，从而坚定的拥护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方针。
（三）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必须与国家的中心战略保持一致
革命年代，武装夺取政权、争取战争胜利，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建设过程中同样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之中，这是根据地最根本的特点。在革命战争条件下，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心任务当然是要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经济建设是为了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革命军队的给养和供给；政权建设和社会建设，也是为了激发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完成220.8亿件，同比增长27.5%；快递业务收入完成2745亿元，同比增长25.8%。
当前，加强农村社会建设也必须与国家的中心战略保持一致，聚焦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引领下来进行。具体地说，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和富农政策力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现代化。
2.3 条播播后要覆土镇压。可进行机械化作业。种子消耗量比较大。适用条件：迹地更新，次生林改造;主要为灌木树种和个别乔木树种。
（四）加强农村社会建设需要农民有序参与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和参与。红军开辟南梁苏区不久，就提出“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8](P169)。因此，习仲勋、张策等人在农村开始了深入有效的动员组织工作。张策后来回忆说：“我到南梁以后，就在当地群众中活动，村村开会，逢人演讲。习仲勋来后，我们一同在南梁郑大爷家里过完春节。经过一春的工作，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雇农会等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10](P400)农民发动起来了，踊跃参军参战，生产热情高涨，这也是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现阶段，农村的和谐稳定，是中国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农村的和谐稳定和长远发展，必然离不开农民。农民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实施乡村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需要亿万农民的有序参与，需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完善和拓展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方式和渠道，保障农民有效发挥自主性。
在这样的治水思路和 “互联网+”大战略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要求，已然成为每个水务企业必须积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如何将“水务运营、管理和服务”与“互联网”相结合，利用互联网平台智慧化、精细化、可视化的特色，实现供水管网安全分析、水质水量信息的识别、监控、模拟和预测，以线上管理指挥及时主动服务，以线下主动运维调控在线信息整合，推动水务企业步入智慧水务发展新阶段，是本文将要研究和论述的内容。
式中，各符号意义同式(1)；下标i分别代表各产业或者行业；*代表各产业(或行业)生产函数里的产出弹性参数。通过将L作为分母转变为人均形式的生产函数，式(1)和式(2)可改写为：
学校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研究确定与提高实践能力相适应的实践教学内容，按照企业的工作项目、工作过程、职业能力进行归并、梳理，建立“工作任务引领、突出个人能力、课程内容实用、强化学做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在专业实践课程内容上应与企业岗位技能需求紧密结合，并按照职业要求对实践课程体系不断进行完善，使学生所学知识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面对新情况、新变化不断调整实践教学的内容、充实新技术、新方法。同时，要结合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强化学生应用能力，提高综合技能，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发挥实践教学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生力军作用。
在水利工程建筑材料方面，安排了喷涂高抗冲磨、混凝土养护、高性能化学灌浆、高密度阳离子聚合物、纳米塑料合金等工程建筑材料的技术；研制了一批性能优异，施工便利的高性能建筑材料，并在新安江水电站、龙滩水利水电工程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得到成功运用；促进了我国建筑材料防护性能的提升，提高了我国建筑材料的环保性能，为建设环境友好型水利工程提供了支撑。
（五）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必须关心民众的实际利益
1935 年时任《大公报》记者的范长江到西北采访，对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农村社会建设状况做了这样的描述：共产党“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羊子给一般农民，反对苛捐，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极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因此，“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3](P793-794)
同样，今天的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服务和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当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由于乡村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导致农民利益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但归根一点，必须要明确该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要使广大的农民更具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精神生活更加的充实、生活更有保障、发展更可持续。这才是农民真正需要的实在利益。
（六）加强农村社会建设需要不断创新大胆探索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地处桥山山脉，沟壑纵横，交通不便，经济闭塞，加上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物产匮乏，农民生活困苦。为此，根据地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根据敌我斗争状况，在刘志丹和习仲勋的领导下，大胆探索，开设集市，发行货币，满足了农民群众的日常所需。正如习仲勋所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与中央中断联系后，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不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同陕甘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按照客观情况确定自己的政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11](P26)
当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全方位、全局性的乡村发展整体方案，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实行农村现代化，不仅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农民的有序参与，还需要各地根据自身特点，结合不同实际，大胆探索，不断创新。例如，改进农村治理方式，避免简单粗暴、行政命令方式，借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做到依法治理、民主治理、以德治理及综合治理，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利益。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M］.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一）［C］.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0.
［3］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 卷）［M］.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精编（二）［C］.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6］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C］.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7］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Z］.1986-8-14.
［8］本书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9］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精编（五）［C］.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10］张策.陕甘边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开辟［A］.陕甘边革命根据地［C］.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11］本书编辑组.习仲勋革命生涯［M］.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中图分类号：D231；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9）03-0067-07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文化传统的改造提升及当代价值研究”（立项号：17B D J070）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薛金慧（1980—），女，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潘维永）
标签：农民论文; 革命根据地论文; 根据地论文; 苏维埃论文; 土地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社科纵横》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文化传统的改造提升及当代价值研究”(立项号:17BDJ070)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