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地扶贫搬迁是统筹解决我国贫困地区贫困问题的最佳方略，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易地扶贫搬迁实地调研为基础，采用文献分析、数据分析等方式探讨W镇易地扶贫搬迁执行概况。从政策执行的效果来看，易地扶贫搬迁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执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如建设规划不完善、文件管理机制不健全、部分农民适应环境较为困难等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以理想化政策、政府组织机制、政策执行的乡土文化背景为基点，动态分析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困境：乡土文化逻辑与政策执行机制的冲突、多元执行任务与单一执行主体的错配、理想化政策与政府组织机制的矛盾。通过构建信息管理体系、调整政策执行标准、提升政策执行能力、升华政策执行效果可以破解易地扶贫搬迁的执行困境。
关键词：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执行问题；困境；破解路径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1]报告中新目标、新思想、新征程的提出把扶贫攻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在诸多解决策略中，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路径。李克强总理指出：“易地扶贫搬迁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贫困地区发展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2]2015年，基于农村贫困地区的现实情况，中国政府将“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列为新时期脱贫攻坚“五个一批”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年度报告(2017)》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底，全国22个省1282个县(区)搬迁项目完成了249万人搬迁建设任务，2017年将再完成340万人口扶贫搬迁建设任务。虽然我国各地区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进程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易地扶贫搬迁任务仍旧繁重，工作执行难度很大。
一、文献回顾及评述
笔者梳理中国知网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相关研究发现，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可以归为以下几类：一是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相关理论的研究，生态贫困理论认为贫困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有很大关联，麻朝晖指出在我国的广大贫困地区，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往往是生态贫困。区位理论为易地扶贫搬迁目的地的选择及经济发展路向提供了借鉴，指出搬迁地应选择交通便利、市场较好、运输成本较低的中心城镇地区为宜。人口迁移理论主要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的影响因素和搬迁过程中的迁移选择问题，指出易地扶贫搬迁一方面要优先选择自然生态条件、经济基础最为恶劣的地区，另一方面要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产业配套、提高就业岗位等。社会适应理论关注移民易地搬迁后面对新环境的适应问题，指出易地扶贫搬迁要充分按照搬迁地生产、生活特点进行合理安排；二是对于易地扶贫搬迁中实践方式和基本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叶青、苏海以贵州省的易地扶贫搬迁为例，分析了贵州在异地扶贫搬迁中的一系列创新做法：实施差异化的补助和扶持、采取多元的安置方式等，指出构建多元互动的整合型政策实践网络、创新移民安置方式及调整移民生计方式可以使贫困群体在新的生存空间实现重新聚合；[3]三是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执行实际效果的研究，一类学者关注该政策的积极作用，如陈胜东等人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于农户的减贫效应,指出易地扶贫搬迁行为能够有效地增加移民农户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显著提高移民农户生计资本从而达到农户减贫的目的；杨福军提出通过拨付财政资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可以有效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而另一类学者关注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和问题，如吴新叶、牛晨光通过建立“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分析易地扶贫安置社区治理的问题，提出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问题，一方面正式制度须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及时自我变革，另一方面社区群众要接受制度的规约自觉转变；陈坚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执行过程分析框架指出易地搬迁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政策执行困境，通过建立政策跟踪反馈机制、提高政策执行能力、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全面优化政策实践环境可有效破解困境。[4]
危难关头，他双手握住铁棍，猛地向上一抬，将棍身卡在了对方的刀柄处。刀尖抵在他的心口前，用力下压，奈何对方气力太小，不能使之前进分毫。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是内嵌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结构性制度框架。关于易地扶贫的研究总结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出现的问题和制约政策执行效果的各类因素,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大部分学者采用单一视角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的逻辑较为简单。易地扶贫搬迁问题的出现可能是实践环境、执行主体、政策受众等多维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一些研究结论距今时间太长，已不适应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发展的需要。
二、易地扶贫搬迁中W镇执行情况及偏误
(一)执行情况
W镇地处淮北冲积平原，属长江北岸贫困区，2012年被评为国家扶贫开放工作重点城镇。全镇总人口5.61万人，贫困人口居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搬迁贫困户原址房屋多为高危砖瓦房。依据《Y县“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实施细则》《W镇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方案》等文件，坚持群众自愿原则，W镇稳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落实。2017年W镇开始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共计投入资金1760万元。
如附表所示，截至2017年11月5日，除X村3户、N村1户贫困户原住宅因特殊原因未拆除外，W镇12个村已基本拆除原住宅。安置区共有444套房子，截至2017年11月，政府已安置169户搬迁户入住。但原住宅房屋拆除后土地不具备复垦条件，原址复垦率较低。总体来说，W镇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但距离“稳得住”、“能致富”、“活资源”的标准有一定的距离。
附表W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情况统计表
W镇易地扶贫搬迁情况调研已完成未完成完成(合格)率原址拆除户数164597.04%原址复垦户数131567.69%新址实际入住户数1241773.37%一户一档资料存留户数957456.21%W镇易地扶贫搬迁达标村数31023.07%
(二)执行偏误
为深入了解易地扶贫搬迁具体情况，进一步探寻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所在，易地扶贫搬迁调研团队三次前往W镇，通过文献调查、问卷调查和田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从搬迁前的规划设计阶段、搬迁政策实施阶段、搬迁后的政策落实阶段全方位剖析易地扶贫搬迁中的问题。
1.易地扶贫搬迁建设规划不完善
一方面是由于安置点建设不完善，本身存在许多问题。笔者将搬迁户对安置点的满意度划分为5个维度，分别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十分不满意，制成调查问卷并在调研过程中交给100户搬迁户填写，统计结果显示搬迁户对安置点总体比较满意，但也存在较大比例对安置点环境不满意的搬迁户，表达不满意态度的总人数占比37%。搬迁户对安置点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方面，如无消防设施、停车棚、菜市场、医疗设施缺乏等；另一方面离开扎根已久的乡土环境后，农民心理上无法自我调适。访谈中，多名搬迁户都存在心理无法合理调试的问题，其中一位贫困户说：“明明环境更舒坦了，日子更好了，可俺睡觉却没以前踏实了，心里光难受。”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推行天然地需要依靠乡镇政府行政力量，在政府执行机制的运作过程中乡村社会固有的平衡会被打破，乡村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不可避免地面临重组的命运。面对新的变化，农民一方面呈现出焦虑和不安等情绪；另一方面在这种情绪的驱动下会运用乡土文化逻辑同政府行政权力进行互动，互动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群体性事件如集体上访、聚众斗殴向政府表达不满；二是通过假装顺从、装糊涂等拒绝无法抗拒的政府权力，在W镇呈现出原址拆除困难，贫困户不断拖延签字时间等问题。三是运用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工具跳过正式性、非私人性的政策执行机制，同乡镇政府干部个体直接进行互动。不能忽略的是，正式组织不可避免地镶嵌在社会文化之中，处于政策执行机制中的乡镇干部个体亦无法脱身于乡土文化。村委会既要服务于自上而下的压力型科层制组织和贯彻执行上级政府的各项政策，又要直面乡村社会的人情文化。W镇H副镇长曾说道：大家都搁一块嫩(那么多)些年了，互相都熟识，做啥事都得考虑考虑，得按照规矩来，不能搞类(的)里外不是人，那还咋混？”为了完成政府考核目标，W镇乡镇干部一方面运用政府的威权向贫困户施压，另一方面依据经验将威权的使用灵活控制在贫困户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只要贫困户客观上服从了乡镇政府的威权，便不再过问搬迁户主观上对政策接受程度如何。
W镇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如何透过纷繁复杂的执行问题探究易地搬迁执行的问题，是正确分析问题并寻求破解路径的关键。史密斯将易地扶贫搬迁的有效执行分为四个要素，包括理想化的政策、政策执行机构、政策目标群体、政策实践环境四个要素。一方面中国的政策执行有其特殊性，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并不完全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过程；另一方面单纯从要素静态分析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的问题并不能正确探究出真正的问题。因此笔者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要素分为理想化政策、政府组织机制、政策执行的乡土文化背景，并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动态分析政策执行的逻辑困境。
在机械工业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往往需要把各种各样加工好的零件按设计要求连接起来制作为成品，其中焊接就是将这些零件连接起来的一种常用的加工方法。目前，金属焊接作为机械设备制造与维修中一种基本的工艺方法，广泛应用于各工业部门。在焊接生产过程中，焊接设备是保证焊接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不同的焊接方法需要借助不同的焊接设备来实现。
在以W镇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社会中，人情面子是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情理规范和非正式治理的软法规制。乡土文化赋予血缘亲情以至高无上的涵义，它是一种以“人情”为内核，以特殊主义为特质的人伦关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并不是依靠外在权力来推行的而是在启蒙过程中形成一种个人敬畏感。[5]概括来说，乡土文化逻辑有三个特点：一是将人情消费作为取得社会关系的工具；二是以低姿态的反抗应对权威，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风险；三是弱势群体抱团应对不可抗因素。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但乡村社会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仍隐匿在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
调研发现，在W镇前期规划阶段，由于设计者缺乏实地考察基础上的整体规划，未能充分考虑贫困户搬迁意愿、搬迁补偿标准合理性等因素，导致以下问题的出现：一是贫困户原址拆除困难。具体表现为搬迁户原址在拆除过程中受到贫困户的抵制；二是安置点距耕地距离较远，交通不便。由于安置点距离耕地较远，上午出去种地的居民中午无法返回安置点；三是安置点基础设施，医疗设施建设规划不完善。X村很多贫困户身体状况不佳，更需要相关的医疗设施，但X村安置点目前尚未配备医疗室；四是安置点社区治理存在较大问题。其一是安置点治安环境差，具体表现为安置点偷盗行为较多。W镇L村、C村、J村10余名搬迁户家用电动车电瓶曾经被偷。其二是W镇安置点目前尚无物业管理组织，搬迁户新住址存在的问题没有渠道反映。
三、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问题探析
一是资料缺失。在查阅乡镇一户一档资料时，笔者发现74户资料缺失，其中M村10户；G村7户；Y村5户；Z村1户；L村户；W村7户；C村5户；J村48户。二是文件不实。具体表现在：一是各乡镇村民大会内容几乎无差异且无与会人员签字；其二是协议签订时间前后逻辑不通，召开签署协议会议在后，签署协议时间在前。村支书解释说村中惯例是在召开会议之前带着协议走访后当场签订，镇领导却说此事有待确定；其三是信息后期改动较大，文件签订日期、会议日期、小组决议签字均出现明显变更。三是信息登记错误。其一是基本信息错误，具体表现为姓名前后不一致，一户一档信息与实际信息不符。其二是部分档案出现户口簿复印件上会出现两个户主导致含糊不清。
(一)乡土文化逻辑与政策执行机制的冲突
3.搬迁至新居后，W镇部分农民存在适应环境困难的问题
2.W镇在文件管理方面存在较大问题
现如今是凤凰古城苗族银饰发展的转折点，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壮大、交通的日渐便利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如果能够被充分重视，加以适当的发展策略，苗族银饰可以更好地被外界了解接受。
3.以市场导向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014年，广州高新区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区被中宣部、 科技部、 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为第二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广州国际媒体港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成为国家级广告产业园核心区，越秀区被国家授予“版权贸易示范基地”称号。中国(广州)国际漫画节已成为国内娱乐、商贸、互动氛围最浓厚的大型动漫展会，更是国家“十二五”时期动漫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扶持的三个动漫节展之一，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TIAN Shi-yin, CHEN Qi, XIE Zhi-hui, HE Jia, WU Cheng
(二)多元政策执行任务与单一政策执行主体的错配
在W镇实地调研过程中，笔者了解到：易地扶贫搬迁仅仅是乡镇政府名目繁杂的考核任务中的一项，此外乡镇干部还要忙于诸如对口扶贫、禁烧秸秆、美丽乡镇建设等工作。各级地方党政组织为了推进各项工作，通常把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落实到下级组织以及个人，并催促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W镇乡镇干部说：“上边千根线穿下边一个环，俺(我)们就这几个人，就算从白天到黑来闷头干，就这都干不完。”一方面，诸如易地扶贫搬迁等需要耗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系统性工作仅仅由数位乡镇干部来执行；另一方面，乡镇干部长期处于乡土环境中，政治道德素质和政策执行能力都有待加强。被置于倒金字塔式“压力型体制”[6]下的乡镇干部在现有资源短缺和执行能力有限的条件下，通常采取权宜之计和灵活处理的策略。钟海在研究村级组织执行与权力运作的策略时将村委会面对“压力性体制”的应对策略划分为以下五种：其一是村委会绝对掌控决策权，主导和左右审定结果，根据人情、关系及利益的远近亲疏配额。其二是针对名目繁杂的各种表格，村委会采取“倒推法”测算家庭收入和支出。其三是贫困户的签名和按手印被村委会“代理”执行。在W镇易地扶贫搬迁会议参与表上的完全相同的字迹就是采取了此种应对方式。其四是公示公告“简约化”。如W镇公示公告字迹模糊，前后逻辑难以自圆其说。其五是剔除非乡村人情网络中的村民。[7]当按照正常制度轨道推进政策执行并不能完成既定目标，而适应政策目标的制度规则创建又不具备合法性时，只能产生以半正式半隐蔽形态存在于乡村社会的种种隐形规则。
(三)理想化政策与政府组织机制的矛盾
史密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阐释：“理想化政策指的是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但在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难以同时实现。[8]理想化的易地扶贫搬迁存在“政策红线”，政策弹性不大，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难免遇到困难。如W镇在易地搬迁过程中出现的搬迁人口无法确定、安置点住房面积不切合贫困户人口实际情况、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连体房等问题。周雪光先生指出：一统体制的有效运行正是得益于政府组织的稳定结构与政治化教育的配套机制而推行。在这一制度基础下大规模强力推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需要付出大量的行政、资金、人员、技术成本。在严密的政府组织制度下，政府组织的政策执行越是强力，地方的治理权就越容易遭到削弱，长此以往，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成为缺乏自主思考的政策执行机器，费尽心力强推与地方实际不相符合的政策和忙于处理社区利益纠纷，导致政策执行脱离地方实际情况。同时，在政府组织机制下，组织中及组织内部的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普遍存在，组织间互动的过程中，一方可能拥有更多的信息，可以策略性地利用信息以追求私有目标，这必然导致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政策目标群体三者之间话语体系迥然不同。政策目标群体的诉求被“父爱主义”的治理范式[9]主导，被动卷入政府主导的这场易地扶贫搬迁之中。理想化政策的输入导致政府组织肌体产生抵抗性，政策制定者改善全体人民福利的初衷和实际政策执行的效果背道而驰。
四、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困境的破解路径
(一)体系构建：建立易地扶贫搬迁信息管理体系
一是建立搬迁意愿甄别体系，区分不同贫困人口并给与适度差异的搬迁政策扶持。笔者在W镇田野访谈中发现，当前阶段贫困户群体的搬迁意向具有差异。政府对搬迁政策的引导应给予适度的区别，这在表明政府对于乡土文化的尊重的同时也有利于提升贫困户搬迁的内生动力。二是建立扶贫搬迁整体规划评估体系。其一是要完善地方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法规，将政策评估的地方性标准、流程固定下来；其二是构建易地扶贫搬迁评估的运行管理制度，推进第三方评估机制建立。其三是健全易地扶贫搬迁的技术支持体系，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平台，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数据收集系统、数据归类系统、数据分析系统的建设。三是建立政策反馈机制。其一是树立科学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反馈理念，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改进为目的，尊重不同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全方位、多层次、发展性的理念评价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其二是建立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信息反馈平台，定时定期收集反馈意见。四是建立多种力量参与机制，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媒体、专家教授学者、社会团体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开展调研活动，认真对待社会各界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给与的建议或意见，并根据这些意见建议不断修缮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效果。
(二)制度优化：调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标准
一是调整指标分配方式，指标分配方式的调整要建立在易地扶贫信息管理体系完善的基础上，在调整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易地扶贫搬迁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部分地区的搬迁指标。如：设置特定浮动范围的变化区间，允许在区间内变动。二是调整搬迁安置方式，安置方式的调整要建立在对县区需求的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在调整过程中注意尽量不增加用地指标。其一可以整合社会闲置资源，对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房屋进行改造，以适应易地扶贫搬迁标准；其二在已建安置点内进行灵活调整，如：调整乡镇各安置点规模和人数。三是灵活住房、占地面积标准，在控制安置点总量的前提下，对于安置点内的房屋户型和面积采取适度灵活的分配方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住房及占地面积标准的灵活调整仅仅针对于特定的情况。如：地方风俗、残疾人贫困家庭等。四是试行有层次化差异的补助政策，在W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严格的标准线，在分数线以上的可以享受搬迁补助政策，略低于分数线的贫困户却享受不到任何的搬迁补助政策。一方面，应当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界定搬迁贫困户的不同补助标准；同时应根据不同的补助标准制定相应的补助政策。
(三)增能赋权：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能力
一是要通过电视媒体、报刊、网络论坛和乡村广播站等渠道宣传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相关内容，让搬迁群众深刻理解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进而降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的难度。二是统筹政策执行队伍与政府各部门职能的关系，以解决“压力型体制”下以乡镇干部为代表的政策执行主体压力过大的状况，一方面通过构建各部门联合行动机制，减轻乡镇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应明确各项任务的责任主体，形成“专人专责”的责任机制。三是建立政府、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机制。四是以文化扶贫助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贫困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落后和资源短缺问题，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贫困的形成植根于一种特定的贫困文化。所谓贫困文化，是指贫困地区的人们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具体表现为自卑、无助、缺乏安全感、不求上进、固守旧有的生活方式、视野狭窄等等。[10]因此，推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需要从贫困群众的心理层面出发，以文化扶贫推动政策扶贫。其一是通过电视媒体、宣传手册等渠道宣传拼搏进取、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其二是加强教育投入，解构贫困文化母体。若想拆解贫困文化，必须从儿童入手，切断贫困文化传承的链条。对于贫困户子女，应适当降低入学门槛，加大财政对于贫困户子女的补贴力度。
别呦呦说：“有句话叫‘雨后春笋’，说得就是这个。春笋的力量可大了，别说穿破泥土，就是石头也能掀翻。春笋得了雨，力气大了，胆子也大了，顶着我的亵裤，在风中卖弄呢。这风看起来，也花花绿绿的。”
(四)政策改进：升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效果
一是加大国家政策对于扶贫搬迁地区产业的支持力度。笔者在与搬迁户的访谈中得知，很大一部分搬迁户最担心的就是搬迁后的生存问题，稳定的当地就业是重新安置家庭最关键的问题。首先，相关产业的财政支持应与国家政策相结合，落实搬迁地区产业政策要求的配套资金，同时引导有技术的贫困户从事与自身技术相关的产业。二是依托自然文化资源，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充分发掘当地的自然文化资源，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发展旅游业，将地域文化与社区建设相结合打造美丽乡村、美丽社区。三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标准；其次要完善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保证让符合条件的贫困户都能享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坚持按标施保；最后要逐步完善贫困地区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贫困地区医疗保障的实现。四是优化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投资资金结构。由于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耗费资金庞大，需要大量的资金持续投入。目前，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主要来自中央财政基金、省级财政专项基金、市、县财政支持基金和信贷资金等。要想保证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必须充分发挥金融投资的杠杆作用，吸收信贷资金、社会资金等投入到扶贫搬迁项目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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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叶青，苏海.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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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ImplementationofEx-situRelocationPolicyinPovertyAlleviation——TakingWTownofAnhuiProvinceasanExample
ZHANG Yuan-hang, FAN He-sheng
(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The ex-situ relo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best strategy to solve the poverty problem in China’s poverty-stricken areas,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the implementation of ex-situ relocation in W town is discussed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data analysis.From the effect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the ex-situ relo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d some results.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such as the imperfect construction planning,the imperfect document management mechanism,and difficulties of some farmers in adapting to the environment.Based on the ideal policy,government organization mechanism and local cultural background,the dilemma in the ex-situ re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nalyzed dynamically: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logic of local culture and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the mismatch between multiple execution tasks and the single executive body,as well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dealized policies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mechanism.By constructing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adjusting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andards,improving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capacity and sublimating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ffect,the implementation dilemma of the ex-situ relo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be solved.
Keywords: poverty-stricken areas;ex-situ relo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execution problems;the dilemma; path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471(2019)01-0029-06
DOI:10.3969/J.ISSN.1674-1471.2019.01.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采煤深陷区‘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关系演化规律及调控机制研究”(14ZDB145)
收稿日期：2018-09-23
作者简介：张远航(1995-)，男，安徽涡阳人，安徽大学社会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社会治理、社会心理学等。
标签：政策论文; 贫困户论文; 搬迁户论文; 一是论文; 贫困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发展和变迁论文;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采煤深陷区‘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关系演化规律及调控机制研究”(14ZDB145)论文;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