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思想研究】
摘 要1927年年初，陈独秀直接参加指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声明，企图阻止蒋介石叛变革命；1927年5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建立工农武装，更换国民党领导人，建立军事法庭，推行土地革命，已经难以执行；大革命失败后，对左倾盲动路线提出了不同意见。
关键词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联合声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广州暴动
一、迎汪抑蒋
必须打击一切右倾势力。1927年1月21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一八四期发表《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谈到中国社会的势力，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乃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并且他们的力量和政治觉悟都还太弱，只能拉他们倾向革命，不能算在革命的势力之内。蒋梦麟先生说：中国的资产阶级自己的政治理想还是君主立宪。梦麟先生的话，描写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深刻。[1]
3月6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一九○期发表《我们目前的奋斗》。他认为，中国革命者目前的奋斗，不但要反抗帝国主义，不但要歼灭军阀，并且要严厉打击想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的一切右倾势力(主要指即将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必须打击他们没有力量能够扶起垂危的反革命势力。[2]
促汪精卫销假复职。1927年3月6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一九○期发表《国民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他认为，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的要求。几个月以来，军事虽然发展，党务政治，反形退步，旧有的新生的问题，千端百绪，只因党的机关权威不振，所以都没有系统的根本的解决的方法。……我们不应该取非革命的和事老的态度，责以避免党内纠纷，在事实上帮助国民党内反革命的势力之继长增高！[3]
军事行动要和民众运动结合。1927年3月12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一九一期发表《答符琇》。他说：我们不是反对北伐，而是指出北伐的真正意义，即是说北伐要建设在民众的势力上面，北伐的军事行动中要兼顾到民众的利益。我们也不是反对军事行动，而是说军事行动要和民众运动结合并进，单纯的军事行动，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4]
夺取领导权。陈独秀1929年10月10日写《告全党同志书》，谈到他在上海暴动期间，提出暴动如果成功，必然发生政权问题。他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说这样的意见会导致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5]
二、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
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鉴于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的形势，决定停止暴动，由上海总工会下令复工，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新暴动，组织特委会指导新的暴动。自2月23日到3月30日，特委会召开会议31次，陈独秀到会30次。
群众的夺取武装和群众大会都重要。1927年2月26日，陈独秀出席特委会，并发言：我意北伐军不到上海，上海无法解决。在将到时，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至于总的市民大会，无甚关系，最要紧的是真正的群众大会……至于夺取武装，可以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两支都夺取，唯兵工厂究竟应如何夺取，应研究。
总同盟罢工问题，要决定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不应回到家去，不要为罢工而罢工。罢工时间，要在松江失守以后，事先要组织广大的交通队，又要迅速的侦探队，又要组织宣传队，以便很快的行动。[6]
对《民法总则》出台之前已蕴含“绿色原则”理念的物权制度，“物权编”应予承继。就解释论而言，《物权法》将“发挥物的效用”（第1条）作为整部法律的立法宗旨，确立物尽其用的原则，在厘定矿藏、水流、海域（第46条）、土地（第47条）、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第48条）归属的前提下，经由用益物权（第117条）、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第119条）、海域使用权（第122条）、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第123条）等制度安排以实现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防止资源滥用，充分彰显了物权规范的“绿色性”。
如何理解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的《联合声明》？1927年4月6日，陈独秀与汪精卫签署发表了联合声明，被认为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放了烟幕弹，放松了革命警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例子。但在此前，斯大林、布哈林、联共(布)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发电报，指示不要和蒋介石冲突，因此，陈独秀的此举，正是贯彻斯大林等人的指示精神。他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声明后，得到莫斯科《真理报》的赞赏。
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意见应该统一。1927年11月12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说见到中央通告十三号，明言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而共产国际屡次决议都说：“认为说民族革命已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革命已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陈独秀认为，这两者仍然是争执，不知道共产国际已改正否？此问题不弄清楚，将来的政策，又会有异见发生，因此，中国党应该起草、宣布一个经共产国际批准的明确的、不产生歧义的政纲。[18]
必须马上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1927年3月25日晚八时，陈独秀出席特委会。他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如果我们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8]
准备与来缴械的右派军队决斗。1927年3月25日晚八时，陈独秀出席特委会。在谈到蒋介石的军队将缴械工人纠察队武装时，陈独秀说：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重要的意义。[9]
强调夺取武装。陈独秀在1927年2月-3月领导上海起义期间，主张武装群众，主张召开真正的群众大会(建立群众政权)，体现了陈独秀武装工农和建立群众政权的思想，这个思想与他1926年三二○事件后主张找鲍罗廷要钱武装工农的思想是一致的，与他强调没有武力，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的思想是一致的。过去，我们否定陈独秀有武装斗争的思想，并不正确。
三、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声明
与汪精卫签署《联合声明》。1927年4月4日，汪精卫与陈独秀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经汪精卫和陈独秀签字后，在次日《民国日报》发表。其中说：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11]
为什么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陈独秀1929年12月10日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应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葬起来，避免和蒋介石的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合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12]
《真理报》赞扬《联合声明》。陈独秀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声明》——也是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迎汪抑蒋”策略的继续。见到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声明》后，因为符合斯大林的思想，马尔丁诺夫在立即在莫斯科《真理报》上发表评论，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
结合工程实践经验，针对于工期要求高的前提下，采用三轴式摊铺机进行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结合某一高速公路施工建设项目进行水泥混凝土路面修复施工，鉴于公路地处交通要塞处，为了能有效提高施工效率，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中采用到三轴式摊铺机。路面施工采用三轴式摊铺机，对整个工艺环节，如制作、安装模板、混凝土拌和、混凝土运输与摊铺、滚动、振动及整平等施工均采取严格控制，为同类工程提供参考借鉴。
四、执行共产国际电报的困难
不没收小地主及军人的土地。1927年4月26日，陈独秀出席了土地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他说，土地问题已成了重要的舆论了，但是到了实际问题便发生困难，如军人的土地问题，中小地主问题，策略问题等等，都有困难，各方面都不能满意。……我个人对土地问题的意见：(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13]
(2)第二个阶段：从“校内实践环境”到“企业财务工作环境”。新经济环境对会计业务影响较大，如营改增等政策变化、新会计政策制订和执行都会影响到《中级财务会计》课程内容。所以要了解企业最新的经济业务，使校内实践环境与企业财务工作环境结合更为密切。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使企业专家、学校任课老师在实践环节得到有效融合，也寒暑假社会实践、顶岗实习等途径来检验校内实践部分有效性，对实际岗位操作中出现的新趋势、新内容保持同步更新，防止校内实践教学内容过于陈旧。
短时期内不可能建立民主专政。1927年6月5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电共产国际说，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导保持良好关系。[15]
莫斯科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1927年6月7日，许克祥叛变革命后，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多数国民党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农民运动引起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共产国际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谈及土地革命。[16]
4月29日，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作《政治报告》。陈独秀说，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而，尽管我觉得我们过去的策略太右了，但是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是太激进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的多。[14]
五、反对左倾盲动
目前不宜暴动。1927年11月12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认为国民党眼前尚不至于崩溃，以群众力量扫荡他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行动中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便是错误。目前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发展我们的实在力量。……暴动失败(当然的失败)，我们什么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使国民党有组织黄色农民协会的可能。[17]
3月5日晚九时，陈独秀出席特委会。周恩来说：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世澄)绝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我意要集中在明天鲁军是否集中苏州而放弃松江与放弃上海问题上讨论。陈独秀说：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7]
关于广州暴动的意见。1927年12月13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就广州暴动一事，提出，暴动后不仅要解决农民经济问题，还要解决农村中一般病苦事件；不要提“独裁”“苏维埃政府”口号；只要赞成土地革命，仍然可以与国民党及其他任何党派、个人进行党外合作；广州离香港较近，反帝要谨慎……[19]
六、陈独秀1927年思想辨析
准备与蒋介石的右派军队决斗、准备防御战争。陈独秀在1927年3月25日特委会上，强调蒋介石的右派军队在缴械工人纠察队武装时，要与之决斗，现在要做抵抗的准备。第二天，陈独秀把蒋介石的一系列叛变革命行为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屠杀联系在一起看，提出我们要准备防御战争。陈独秀这些思想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电报，指示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发生冲突，要把纠察队的武装埋掉。这是革命力量和工人武装在四·一二被屠杀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党史界认为陈独秀没有看到蒋介石要叛变革命，没有做应对的准备。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3.7 中医耳压疗法 减少或消除ICU综合征，除了上述治疗及护理外，传统的中医治疗也有一定效果。曾影红等［29］报道，对63例ICU综合征患者进行中医耳压疗法，总有效率约68.3%，且此法具有较好的疗效，无损伤、无不良反应、操作简便和经济等优点。
教师确定好内容项目和任务体系，在课前利用智慧课堂网络平台向学生推送预习资料，学生将预习情况反馈给教师，教师进行相应的反馈，依据反馈结果制定合理的教学策略；课中，教师按照教学策略和资源指导学生完成特定任务，协助学生达成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课后，教师再次向学生推送知识拓展和巩固资料，学生完成任务并进行反馈和评价，形成整个教学过程的立体化互动（如图1）。
如何理解陈独秀说他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困难？1927年5月，发生许克祥叛变，莫斯科发来指示，要求推进土地革命，要求由工农领导代替国民党领导，要求建立工农军队，要求建立革命的法庭来审判叛变的国民党军官。共产国际不知道，当时的统一战线(国民党)是阶级的混合组织，国民党中的军官占有许多土地，许克祥是其中之一，正是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对象。加强土地革命必然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而后者是共产国际不允许的。陈独秀后来说，自己是在粪坑中洗澡，即处在悖论之中。
七、陈独秀1927年思想的意义
3月26日上午九时，陈独秀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会。陈独秀说：一、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害的都是C.P.二、在南京下关英美打死中国1-2千人。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个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10]
惯性导航技术利用高精度陀螺仪可实现较高精度的方位和姿态检测，然而，其通过2次积分实现位移检测的原理导致当加速度检测有偏差时，运行时间越长，定位偏差越大，无外部辅助定位时惯性导航系统的定位偏差可达1.852 km/h，虽然通过零速校准等误差补偿技术，可以有效控制惯性导航系统长时间工作的误差积累，提高系统的精度[16],但惯性导航系统的长时定位精度仍然难以满足厘米级定位精度要求。而机器视觉技术借助高分辨率的成像器件可在一定距离范围内实现厘米级定位精度。这一特点表明惯性导航技术与视觉导航技术在掘进机导航定位方面存在互补性。
反对和事老的非革命的态度。1927年3月6日，陈独秀在《国民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明确提出要与国民党内的右倾进行正面的冲突。他说：“我们不应该取非革命的和事老的态度，责以避免党内纠纷，在事实上帮助国民党内反革命的势力之继长增高！”陈独秀的思想，与布哈林、联共(布)、斯大林的思想有明确的冲突。
由于最近我认真复习，模拟考试一连几次都是“优”，尤其是数学，连考了好几次一百分。我想：只要自己继续努力，期末一定能考出好成绩。想到这些，我的心里甜甜的。
如1927年3月10日，布哈林给鲍罗廷电报：“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召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务必参加，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我们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绝对需要密切合作……”又如1927年3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中共中央电报：“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再如1927年3月31日，斯大林给鲍罗廷电报：“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席卷哲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专业，“后现代”翻译理论趁机蓬勃发展，女权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思潮，试图从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为译者拨云散雾，并逐渐突破译者以往的“禁忌”与“桎梏”，使译者也开始享有与原文作者一样的“自由”创作权以及作为“作者”应有的平等的主体地位。
行向社会主义。1927年4月6日，陈独秀在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胜利后发表演讲，其中说：中国国民革命之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二)是由资产阶级之手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假招牌之—卜，回复到帝国主义的统治。——陈独秀关于行向社会主义的思想，明确表示国民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彻底否定了1923年提出的所谓“二次革命论”思想。
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与他在大革命后期的一系列思想不无关系。如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期间，他就看到了蒋介石即将叛变革命，提出防御、提出决斗，只是因为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决定不一致而不能实行。此外，共产国际1927年五月指示，在联合战线中不可能实行，并非陈独秀本人有意不执行。
反对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2日，12月13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三封信，反对现在举行暴动，去建立工农政权。他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央在当前的革命性质问题上不统一，并且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防止再次出现异议。陈独秀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主张在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有正确的、明确的政纲，他的思想，是深刻的。后来的历史证明，左倾盲动主义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29.437.436.472.430-431.433.440.456.457.435.455.465.465.481-482.483-484.489.473-476.479.485.
*本文系作者为本刊撰写的“陈独秀思想研究”系列文章之十三。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19)05-0134-04
作者简介朱洪(1957-)，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桐城派、新文化运动史、中共早期党史、皖江文化史等领域研究。
【责任编辑：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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