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李达（中）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
毛泽东常常敢于和善于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彰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严于律己的作风。
借农民咒骂之事反思自己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其间，发生雷击礼堂事件，参会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当天，固临县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货的毛驴也遭雷劈死，他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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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干部闻言后，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他们很快抓到那位农民，还要将其送到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毛泽东知晓后，并没有愤怒，而是极其冷静地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并一再强调：要想想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引起群众反感。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释放那位农民。
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这位农民心里有气，偏偏又死了毛驴，所以才借着骂“雷”出气。
第三次是5月31日，他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结论中说：我有个经验，即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当时我听到这个话很吃惊。说这个话的时间是1941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此事。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随后，他让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才了解：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六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活。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她丈夫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一时气急，就将怨气撒到了毛主席和共产党身上。
毛泽东听后不仅没有责怪她，反而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派专人护送她回家。同时，叫人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说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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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基于以上数例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而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与意见。于是及时做出决定，很快纠正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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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毛泽东一直记着此事。仅在1945年4月至5月一个多月时间，他利用中共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
第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他在讲到领导干部要乐于听“闲话”，以便从中发现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说：“1941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
有报道,因子宫异常造成的习惯性流产占1.8%~37.6%,是晚期流产的常见原因。子宫异常包括先天畸形、子宫肌瘤、宫腔粘连、内膜息肉等。对复发性流产妇女进行输卵管子宫碘油造影或宫腔镜检查发现,Mtillerian管畸形占8%~10%,其引起习惯性流产的原因可能为:胚胎和胎盘的血管化不充分,宫腔体积减小或宫颈功能不全[4-6]。经验丰富的B超医生对子宫畸形的诊断有较高的敏感性,三维超声的诊断价值似乎很有前途,因为它不仅可以诊断子宫畸形,还可以对畸形进行分类,甚至可取代诊断性的宫腔镜和腹腔镜检查。
第二次是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时，又为这件事讲了一段话。
这一决定还指出：“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批评在报纸刊物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做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突然遭遇雷击毙命。她一边痛哭一边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同样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将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当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将她枪毙，以一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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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5日，延安各界两万多军民聚会，举行春节联欢活动
◇195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河北省委揭发和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的报道
第四次是在同一个报告中，在讲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再次表示歉意：“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20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善于纠错的正确态度，才有了革命胜利的一天。
告诫全党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防止执政后的腐败，使中共“赶考”出好成绩？毛泽东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第一次被写进《党章》。1950年4月19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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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发出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一时蔚然成风。
在党内外的公开批评下，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分别代表省委、省政府在《人民日报》上作了公开检讨。
1951年底至1952年初，在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张子善因巨额贪污被处决的一个月前，一些党员群众就投书《人民日报》，批评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质问道：“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
1952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河北省委书记的妻子弓彤轩对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检讨。因检讨不彻底，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李春、谷雨投书《人民日报》，要求“弓彤轩应重新作检讨”。2月6日，《人民日报》为这封来信加上编者按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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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实弹射击正式开始了。大清早，操坪的四角就有民兵把守了，看牛的放羊的砍柴的扯猪草的无论男女老幼各色人等，一律绕道而行，不许停留，也不许观望。参谋让招财将全体民兵分成五人一组，每人五发子弹。为慎重起见，参谋，武装部长、招财，另挑了两名男民兵组成了第一组进行试射。这时，太阳毒毒地照着，整个操坪里，空气凝固了。一阵噼里啪啦枪栓的掰动声响过之后，紧接的是惊天动地的砰砰枪声。再往下，就是报靶员的声音了：一号靶，四十九环；二号靶，四十八环；三号靶，零环；四号靶，二十八环；五号靶，三十五环。操坪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对李达的好心质疑承认错误
毛泽东与李达均为党的一大代表。他们在会上由相识到相知，并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逐步结成互相信赖的革命情谊。可是，当“大跃进”时代的战鼓刚刚擂响时，毛泽东与李达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几近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1958年秋，李达从学生的汇报中了解到，湖北各地到处流传这样两个口号：“宁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他感到，若这样发展下去，会影响社会主义建设。
这种公开批评尽管涉及高级别领导干部，但党内外并未感到不妥之处，也没有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相反，给广大干部群众一种振奋、一股力量，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党，拥护党的领导。
由于毛泽东当时正在武汉视察，李达立即找到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梅白说：“小梅，对这两个口号，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第一个口号是表示决心的，有些问题，但害处不大。第二个口号，是唯心主义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会害人的。你带我去见润之（即毛泽东）。”
梅白返回东湖宾馆后，一字不漏地将李达的那番话转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沉思一会儿后，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四，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就逆耳了，这是我的过错。”毛泽东叫秘书通知李达约个时间再谈，并让其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
李达见到毛泽东后，没有过多的客套，而是开门见山地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话通不通？”毛泽东说：“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口号不过是反映了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而已。鹤鸣（即李达）兄，你是搞哲学的，这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继续说：“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有点不高兴地反问道：“肯定怎祥，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润之，你切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你脑子发热，高烧到39度，那么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沉吟片刻后，李达将自己意识到的问题严重性和盘托出：“再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受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除了强夯以外翻压也是处理湿陷性黄土的一种处理方案，在没有确定挤密桩方案前，渠段（74+660～75+095）与之相邻的上游渠段采用翻压施工。翻压施工时不会产生振动波和噪音污染，但施工时将处理深度内的土全部挖出再进行碾压回填。本工程取土综合运距4.5km，施工周期长、成本高，其沿线存在较多软弱地基，换填、翻压的处理方案非常普遍。
在回家的路上，李达认为自己太情绪化了，对梅白说：“小梅，今天也许我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在你们面前没有给润之面子。我这是心里急呀！润之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写得何等好啊！想不到他现在把主客观颠倒到如此程度！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
◇1958年，毛泽东在湖北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
◇1962年，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邓小平接见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
◇毛泽东阅读古籍
中职学校需要有适合中职学生的教材。目前很多学校鼓励教师开发校本教材，就是从当前中职学生的特点，自身优势等角度考虑的。可以设置旅游必修课和旅游选修课，引导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旅游管理方向，让该专业的学生在择业前，就对自身的专业方向有所了解。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旅游专业学生的自我专业认识，并能从实际出发，分析当前形势和自身特点，努力提高自身技能。另外还要多方了解和广泛关注旅游行业人才需要的发展变化，以便及时调整实践教学相关内容。在课程设置上，应体现旅游专业的特色，如可以将旅游实践课作为教学计划的一部分。另外，还需要根据旅游培养方向的不同，在实践内容上有所侧重。
李达听了毛泽东秘书转述的意见后，十分感慨地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
寻机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
1962年1月至2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人，共7000多人，故也称作“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针对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需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检讨错误、统一思想认识。
会议开了多天，有些代表反映，心里要讲的话还未说尽；有的代表说，会上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鉴于此，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让代表们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让他们把“气”出完，以利开展新的工作。
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热烈的掌声中抓过麦克风，围绕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言简意赅地讲了六点意见。他借历史上“霸王别姬”的故事，来批评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他指出：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毛泽东身为党中央主席，也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责任。他指出：“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 月12 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开展经典诵读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学生的诵读体验，多样化地开展诵读活动，不应该把经典诵读局限于课堂之上，可以利用课后阅读、班级“经典诵读角”、经典诵读沙龙，让学生“自由自在”地进行经典诵读活动。其次，教师还可以利用新媒体、微课等新兴的教学辅助工具，进一步丰富学生经典诵读的体验，让学生能够在视频、动画模拟中感知到诵读素材的背景、人物事迹等，营造趣味性的诵读氛围。
这次会议让很多人“出了气”，也推动了全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
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中国历史书。唐太宗李世民是个从谏如流的皇帝，毛泽东很欣赏他这一点。在阅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时，毛泽东在李百药上书给李世民的《封建论》上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这四大工作方法是：
在使用可穿戴传感设备前，每个用户的手机需要与设备借助轻量级认证协议完成用户与传感器之间的身份认证。其次，再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体域网中多方身份认证过程。在传感器端生成数据后，使用证书中心生成的公钥将数据加密，传输给路由器。这期间，为保证新加入的节点身份的正确性和真实性，账本端启用共识算法，用于验证新节点身份。新节点需经过智能合约的判断：当有半数以上的节点通过审核时，系统自动认可该节点被记入帐本，并记录到主链上；否则，本次请求视为无效，该节点不被放入主链中。本系统架构能有效地防止恶意节点的加入，确保了节点的正确性和安全性。新节点加入区块的智能合约流程如图3所示。
退思进省，凝神动虑；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
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
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
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
通俗点说，就是退朝则反省自己的行为，考虑是否劳累了百姓；不希求留下万古的英名，只希望留存真正的成就。避免外出游玩，上朝时听取群臣意见，心中考虑大事，道德普及天下。下朝后和重臣们继续讨论是非，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晚上和有才学之士论事，听取他们的闲话，议论典籍，即便到了深夜也不知疲倦。
这四大工作方法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也反映出毛泽东在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考虑和特点。显然，这四大工作方法与毛泽东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上是一致的。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1958年1月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写道：“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这年11月，毛泽东又专门给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写信，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中还希望领导干部“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因此，“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所谓“冷一下”，就是要挤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冷静回味及深刻反省，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更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编辑/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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