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着成人(道德)和成物(技术)两种实践论传统。作为理性在实践领域的体现，实践理性的内涵表现为正当性、向善性和有效性三个原则。依此标准，发现两种实践理性关注域存在不同偏执。在辨析各自存在动机性理由(强内在主义)或规范性理由(强外在主义)偏重基础上，为广义视域的实践理性应持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共融观点提供辩护，分析成人成物实践理性走向统一的必然性：终结形而上学自足性存在观，转向生存论视域下的中介性存在观，强调实践理性的历史性、情境性、具体性和交互生成性。
关键词：实践理性；成人实践论，成物实践论；动机性理由；规范性理由
在西方哲学史中，由于实践概念的演化而使实践哲学出现不同传统：即注重成人的道德实践论和注重成物的(科学)技术实践论。[1]前者是亚里士多德及其拥护者以道德哲学(及其延伸的政治实践)为基本内容，因专注人与人的社会和政治等实践领域的研究，而称为成人(或成己)实践论。后者自近代肇始，实践超验道德关怀之维逐渐消解，在亚氏“实践”之外的“制作”和实验自然科学被纳入实践范畴，使实践含义发生了经验化技术化转向，因专注人与物(自然)实践领域的研究，而称为成物实践论。一般地，理论理性关注人之认识如何合乎外部存在；实践理性则是通过慎思和实践推理来解决如何行动问题的一般能力，关注如何使存在(人与物)符合人的理想和合理需要。撇开理论理性，这两种实践理性的历史演化脉络如何，究竟存在哪些异同点，以及能否走向统一值得讨论。
一、传统实践哲学中分裂的两种实践理性
首先，看看成人实践论及其理性认知传统。自智者始，古希腊哲学由偏重自然研究转向偏重人与社会研究，但停留在感性阶段。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扯了下来，引入城邦甚至家庭之中，使之考虑生活和道德、善和恶的问题”[2]73，由此进入实践哲学领域，兼顾思想上“自知”和行为上“毋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首先成为哲学概念。他把人的行为和思想分为理论、实践和制作。其中，实践是“以自身为目的完成的行动”；非人之生命维持之物质创制活动，非人与自然间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广义的伦理和政治行动。应该说，亚氏更多主张实践是关于至善的实现活动(注重成人的道德实践论)，制作是以功利为目的的生产活动(注重成物的技术实践论)，此后的实践思想大多源于这两个传统。
在词源上古希腊的实践与伦理类似，是指人们习惯性行为和行为准则。换言之，实践或伦理、政治行为非自然生成，而是通过习惯获得；习惯就是人们生活中形成的经常性行为，含有普遍性行为之义。自苏格拉底始就寻找这种人之行为的普遍准则，以维持善之普遍性。亚氏沿袭苏格拉底进路来研究实践学科中的理性问题，主张理论求真，实践则求善。康德的理性有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主张实践理性专注实践域，所关心的并非存在的实然，而是成人法则当然。他还认为实践理性与人心欲求的机能相关，体现在意志的自我立法，从而与感性意欲相区别。具体来说，亚氏的实践理性就是“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3]172-174；它善于策划对自身的善，是作为理智的一种德性而非一种技艺；人的德性在于生活得好或幸福，故德性非认识问题，而是注重实践行为问题，实践学科即关乎这种普遍最高的善(幸福)。康德在实践理性之域突出的是道德行为的普遍法则和普遍形式，并视此为“绝对命令”，以期保证道德行为的合理展开。
其次，讨论成物实践论及其理性认知传统。在亚氏那里，制作基于的理性是努斯，即科学与技术的理性(两者思考类型相同，但所涉对象不同)。在古希腊，科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呈现非功利性，其对象是不变的必然性存在，努斯即关注这种永恒性；而制作(关乎技艺)则是工匠经验的功利活动，其对象与实践一样，皆关涉可变事物。说制作的理性是科学的，是因为努斯的本性穷究永恒事物原理；说它是技术的，是因为一切技术皆相关于生成。因此，亚氏之制作不同于实践(其“明智”理性追求不变的至善)，就是慎思可能之物如何生成，依自然原理而制作。
然而，近代以来，亚氏的实践内涵出现经验化技术化转向。伴随西方中世纪理解世界的神性图式消解，世俗化图式日显，逐渐重视亚氏的制作(生产)与实验(非纯思辨)自然科学的功利价值。培根与百科全书派将技艺[注]古希腊的“技艺”比今天的“技术”含义较为宽泛。和自然科学、实验一并纳入进来，使实践内涵出现经验和技术化转向。培根在审视古希腊以来重成人轻成物实践论传统基础上，认为亚氏的自然观(人与自然关系)沿袭形而上学传统，并以此存在观构筑世界，造成其自然哲学中的经验常被剪裁以适合先验形式，独立的成物(技术)实践论无法真正形成。进一步地，培根将古希腊科学的无功利性转为功利性，使科学与实践结合，转向经验化技术化和理论工具化，变实践为科学理论的技术运用。如此，科学成为一种成物实践的技术原理和可操作的知识，“一种用来探究真理和搜集新知识的工具性观点”[4]61。在此背景下所言的实践哲学为亚氏的制作添加了“科学的技术化活动”内涵，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出现，即使纯形式科学(数学)也需经验验证。由此，亚氏的制作在近代经培根发展成为另一种实践论传统：成物(技术)实践论。
二、成人(道德)成物(技术)实践理性的局限性
就实践理性来看，它与关注合乎实然的纯粹理论理性不同，其思考重点在于人之行动如何使存在(人与物)符合人的理想和人的合理性需要。若从实践理性形式层面的正当性原则，实质层面行为价值的向善原则，实践过程中价值实现的有效性原则[5]三个方面来考察，成人成物两种实践理性关注域存在一定局限性。
所谓“称谓语”，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对彼此的称呼用语。对于这一术语更详细的理解可以解释为人们因亲属或其他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称呼、名称。称谓语可以根据场合的不同被划分为很多种，其主要功能在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称谓语也是社会用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交流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有关称谓语的使用会因其传统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引起两种语言中称谓语的不同。
从统计结果来看，模型基本适配指标良好，各项测量指标的因素负荷量都介于0.5～0.95之间，而且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具有良好的效度证据，模型内在质量较好，而整体模型的适配度指标也达到基本要求（如表6）。
天然橡胶的生物合成是由一系列酶促反应构成，其间涉及许多的基因、中间产物及催化酶，想要提高天然橡胶的产量，需要研究清楚其所涉及的相关基因及调控机制。因此，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究该类基因，是提高橡胶产量，改善我国目前资源缺乏现状的有效措施[9]。
简言之，普遍性的价值原则和实践规范作为实践理性正当性原则的内在要求，所体现的就是行为的社会认可与实践认可。但在成人实践论传统中，因只关注价值原则、实践规范的先天性和普遍性而忽视正当性原则的具体内涵和行为的个体性和历史性，造成实践认可和社会认可判据的空泛性和抽象性。同时，其实践原则和规范仅规定在成人实践域中应做什么与如何做，以及正当性原则构成道德实践选择的根据并引导成人行动展开，而忽视成物实践如何展开。
辩护策略一：强内在主义和强外在主义的分野统一于人之生存论。不论哪种实践哲学，其实践理性皆关乎行动和选择的理由问题。对此，亚里士多德、霍布斯、休谟和康德等均做出解释。[7]1-29可以说，人类活动包括人与人交往的成人(道德)实践和人对自然改造的成物实践。两种实践理性皆统一于人之存在论，只是存在引导行动的理性指向不同，偏执于或强内在主义或强外在主义。具体来说，关乎实践的价值关切和理性判断有两种辩护：实践动机性理由和实践规范理由。前者相关于“行动的信念-欲望观点”。在此框架下，欲望(行动者的主观动机集合)提供行动非认知(非理性)状态的本质动机，信念是实践主体对如何行动的事实和价值认知。欲望和信念组合在一起便可提供行动理由：即在行动事实信念上合乎实践客体的实然，在行动价值信念上合乎实践主体的合理需求，加上行动者主观欲望动机，才能够在实质层面提供实践理由。这个观点的论证来自“内在主义”：行动理由中缺乏主体内在欲望动机，即使存在忠实表达外部世界的信念也不足以提供行动的动机。进一步说，某个理由对于实践主体来说是一行动理由，仅当在内在欲望触动下，理性慎思(合乎主体合理需求的向善原则)和相关理性知识(基于客体的实然规律)能够理性地引导他被这个理由激发起来行动。后者相关于规范理由的认知主义，其论证来自“外在主义”：规范理由(如道德理由)所具有的权威不依赖于我们内在的动机结构。换言之，不管行动者怀有何种动机，在他开始实践慎思前，就有一种理性慎思理性地把他引向那个合适的动机(如外在的先天绝对命令或经后天选择和沉淀的社会认可)发起行动。
在康德那里，则在突出成人实践普遍性原则的同时，注重实践理性的价值之维，强调实践“自身就是目的”。基于这一理解的“实践命令”永远强调人是目的，而绝非手段。这意味着对人自身内在价值的肯定具有实质内涵。但这种实践理性以人为目的的原则与实践的现实过程相分离，表现为对行动结果的悬置。就康德来说，道德行为仅表现为关注道德律令本身，而忽视行为可能产生的具体结果，如此行动所依循的原则一定表现为缺乏实质内容的空洞形式。另一方面，康德还将实践理性主体(人的存在)视为类似物自体的存在，略去其现实品质；同时又搁置实践中的具体情境，将人自身及人之存在境域抽象化。
可见，成人实践传统悬置具体行动结果、过滤掉人的存在及其背景的情境性，使得亚氏和康德实践向善原则的价值之维虽涉实质层面，但缺乏具体内容。
最后，就如何实现实践价值目标而言，需有效性原则来提供保障。亚氏认为人的生命活动、感性活动(动植物也有)不能说明人的幸福，幸福仅同人的德性相关，体现在成人道德实践领域。而德性是通过人的习惯或伦理行为获得，它不来自自然也不违背自然。为此，他既批判智者派“认为空谈就可以成为好人”[3]42的哲学思想，又批评苏格拉底“德性就是知识”的知识论德性观，[3]189-190主张通过德性将人的幸福(善)同人的生命实践联系起来，认为实践即人之灵魂合乎理性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其本身就是善的行为；实践并非经验总结，而是通过人的理性所能把握的实践智慧。可问题是虽然亚氏作为实践目的的善包含普遍内涵，但作为实现善的手段德性只关注实践主体需求的理想化，忽视人之存在的具体性和历史性。这就在目的和手段的连接中形成张力，使实践推理呈形式化，而缺少实质性实践情境分析，直达成人实践目的的有效性通道尚未打开。
康德将实践理性相关于人的欲求机能，但欲求在人的现实层面上与客观需求相联系，其本身可视为需求的主观体现。应该说，正当性原则引导和约束着欲求，向善原则表现为对满足合理需求的确认。然而，实践理性不仅关涉人之欲求机能，更应以作为实然(存在之事实)与必然(存在之理由)统一的存在法则为根据，否则实践过程的合理性便不能真正实现。可是，康德在实践理性与欲求的关系上更多强调理性的自我立法，并以之消解实践有效性的存在法则。这种抽象解读“既悬置了作为道德实践背景的社会历史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内在法则，也掩蔽了更广实践领域所关涉的实然(事)与必然(理)。”[5]若依此进路，成人实践规范的形成与实践实质性价值的实现，均将失去现实根据。
概言之，只有亚氏和康德引入有效性原则，以合乎存在法则(把握“事”和“理”)为指向，在实践过程中承认实然与必然的存在和统一，便可克服向善价值在实质层面上有效实现的抽象理解。
但是，来自形式逻辑或经验权威扩展的实践规范仍有先天性或经验归纳前提结论的不对称性问题，关注了实践操作的普适性，却忽略实践认可情境性和历史性，更加狭隘化实践价值的社会认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危机)。此外，成物实践理性虽强调实践规范的操作合理性，扬弃物的本然性以强求合乎人的需求，但因片面追求物质需求，抛弃实践目的的理想化，使之滥觞为意识形态化的唯科学技术主义成物实践。
就传统成物实践理性反思而言，也有以下三点。第一，就正当性原则来看，成物(技术)实践理性含有不同于成人(道德)实践理性的具体内涵。一方面，尽管在亚氏那里，制作区别于实践，但二者均关涉可变事物，以“推理”和“考虑”进行理性活动。另一方面，亚氏的理论学科包括形而上学、神学、数学和各自然科学，这些学科的题材不属于推理和考虑的理性活动范围，凡不变的、必然的事物皆属于理论研究之域。成物实践论则改造了亚氏的实践涵义，其理性表现在被技术化的科学知识技术应用中。这种成物技术理性[注]严格来说，尽管主观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属同义，可交叉使用，但它们的内涵有所不同。本文为讨论方便，仅以技术理性或成物理性通称成物(技术)实践论的实践理性。关心改造手段的优先性，关注被认为理所当然或未经反思的目的之手段的适用性、有效性，但很少关注实践目的当然合理性问题。换言之，这是一种针对工具而非目的领域的有限理性。它以知识、工具的效率和对行动方案的正确抉择为诉求。不同于成人实践规范，技术规范性奠基于非历史性的形式逻辑结构中，或由经验科学产生的权威转移或扩展而来。依此认识论规范制定普适性的操作规程来指导和评价科学实验和技术生产，以实现实践认可和成就世界。比较而言，成物实践理性在忽略成人道德规范后，一方面以征服自然、万物“为我”和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为普遍性价值诉求。另一方面，以逻辑和后验必然性的普遍规范为诉求来追求事物的实然性(基于事实)和必然性(强化实践认可弱化社会认可)，以及以技术规则来保证技术实践有效性，使之获得科学共同体进而社会共同体的认可。
（2）午餐或下午茶吃多了的人。比如午餐吃了自助餐，下午又没有很大的运动量，到晚餐时间一点都不饿。对于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不吃晚餐。还有下午加餐的朋友，点心、水果、酸奶、坚果、薯片、饼干……样样都不少，吃得饱饱的，也可以考虑省去晚餐。
就传统成人实践理性反思而言，有以下三点。首先，就正当性原则合乎价值原则(社会认可)和实践规范(实践认可)的判断标准来说，亚氏和康德的成人实践理性仅在形式层面展开，并无更为具体的内涵。其一，亚氏以最高的善，康德则以绝对命令，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或对错，判断标准并未关乎所涉领域具体的原则、规范及操作规程。二者不仅均以上述形式化的普遍性原则来达到行为的社会认可和实践认可，而且视它们为先天预定，并非现实社会实践过程的凝结。其二，退一步说，亚氏和康德的成人实践理性原则和规范能引导个体行为的正当性，使得社会共同体中不同诉求的多样行为超越偶然和随意的形式而表现为有序形态；个体也因这种形式化的原则和规范引导而不断融入社会，使其行为为社会所接纳。但这里的社会性因实践理性原则和规范的先天性而使行动的展开并未关联具体社会情境，从而使社会认可抽象化和虚化。其三，与社会认可一样，体现行动合理性的实践认可(即在实践过程的环节、手段等方面)因缺少具体可靠的程序性论证(见下述有效原则部分)而难以保障。
第二，成物实践论也因实践认可和社会认可指向而表现出一定价值取向，但其价值内涵主要在于实践结果合乎人的物质需求等具体的善。就向善原则来说，在基本层面上，成物实践理性改变科学的价值中立性，把“自然”数学结构化为科学知识，使之成为操控自然的工具，经验化技术化为指导和评价实践的规则，从而实现人类对物质的需求及万物“为我”、征服自然的实质价值内涵。在终极层面上，因为这一理性局限于工具行为的抉择，放弃存在之“自在”，忽略成人实践域的终极价值追求，人的精神需求被注重技术效率等片面性需求所遮蔽，唯剩下征服自然的价值追求，也忽视人的需求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使得实践理性应关注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转向成物实践论单向度人诉求的价值偏转。尤其是技术实践理性无限制的沙文主义式扩张造成它向社会更多领域渗透，形成一种支配各方面的技治主义，从而使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变成物(技术)理性为非理性(计算理性)的野蛮主义。
第三，成物实践理性关乎的价值目标如何实现？如前所言，实践有效性原则表现为合乎实然和必然统一的存在法则。但成物实践理性强化人与自然之科学世界的逻辑-工具事实层面，弱化生活世界的人与社会的意义层面。在事实层面，首先，培根以归纳法(尽管存在前提与结论的非对称性)将科学紧紧束缚于经验，并成为可操作的技术原理。其次，成物实践理性所涉规范来自康德的知性这种计算理性，或笛卡尔精神-自然二元对立的体验自然方式。它们图解世界为一个被操纵的集合体，从纯粹的感性材料剖析客体，提供有关事物知识，形成具体指导实验和生产的操作规程。显然，以此构造出的现代科学，并非价值中性，而是具有内在工具主义特点，技术成为科学应用。概言之，技术理性是以围绕成物实践形成目的的-合理的行为方式(哈贝马斯语)来解决实践在实然方面的有效保证。所谓目的的-合理的行为，即工具行为或理性抉择，或两者的结合。工具行为受技术规则(经验知识)支配，理性抉择受策略(分析知识)支配。“目的的-合理的行为在给定的条件下实现其目标”[6]。
为了规范招投标行为、净化招投标环境，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招标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高校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宽松的学术氛围、和谐的人文氛围和风清气正的廉洁氛围，需要领导干部带头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人，确保实现不敢腐的目标，强化不能腐、不想腐。作为高校管理资产的部门更应该要加强廉洁教育，杜绝贪污腐败事件的发生，要坚持对各级领导干部和与招标采购工作有关人员进行廉洁从业和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加强审计、监察、财务等的监督，有效降低廉洁风险。
可以说，成物实践理性遵循的逻辑匹配目的的-合理的行为结构。但这种人的行为结构源于亚氏将真理与现实割裂开来的一种不结果实的形式逻辑。一方面，概念与控制的联系得以强化：实在可抽象、演算和操控，概念是演算和控制实在的工具。另一方面，自然可量化使其成为被合理算计对象：将实在数学化再化为技术实践来改造它们。显然，这种思维方式支持不证自明的技术先验性，加上形式逻辑、知性等工具性范畴皆是先验抽象性，既忽视实践情境性和社会历史关联，又忽略终极价值原则对实践的引导，从而遮蔽或狭隘化了更广实践领域的实然与必然的统一，未显为见利思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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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成物(技术)实践理性因专注征服自然而表现为一种集中于工具选择的有限理性，放弃了道德域价值诉求。从历史事实看，这一结果直接造成成物实践理性极端地走向非理性，放于利而行，见利忘义。它不但因盲目征服自然而造成生态问题，而且还抑制了人的内在自然本性和多样性需求。
由此可知，成物实践论倾向行动理由的强内在主义观点，成人实践论则偏执于强外在主义规范理由的实在论和建构主义观点，造成对人之整体实践理性认知的分裂，从而走向各自偏执之路。我们认为，不论成人实践论还是成物实践论，皆为人之基本生存方式，并在生存论框架下持内在和外在主义共融的实践理性，既有现实层面的内在动机性理由激发，也有长期积淀非先验的外在规范理由引导，在现实层面发挥价值理性与逻辑事实理性的统摄力等理性的能动性，确保欲求和需要实现过程的有序化。
三、两种实践理性的统一性辩护
成人成物实践论传统的分裂导致了实践理性的分裂，也狭隘化了人类实践认知。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框架来为两种实践论及其理性的整体性进行辩护。
其次，成人实践的价值向善原则因包含人之现实合理需要和具体实践背景，而使实践理性之善呈现出实质的价值之义。古希腊文之善表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尺度，相关于实践与伦理之善的含义就是为了建立社会秩序而个人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但这种尺度并非由变化的经验来确定，而是相关于理性和努斯，故亚氏主张实践是人之灵魂符合逻各斯的行为。他虽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3]3，但人类活动所具有善之目的是多样的：实现活动本身(至善)或活动以外的产品(具体善)。如何实现至善？不同于制作，亚氏的至善实现体现于个人和城邦生活中：前者持适度原则，后者造就城邦共同体。不过，尽管这种实践旨在追求个人幸福生活或和谐共同体，应皆是实现至善的实践，但终因脱离人的现实需求和具体实践背景，忽视具体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现实形态而使得实践价值的向善原则缺乏实质可操作内容。
分而言之，成物(技术)实践论持强内在主义(或内在主义优位)的动机理由为实践理性辩护：征服自然的欲望，加上科学技术万能的行动事实信念和万物为我价值信念。这种强内在主义在理性引导成物实践中弱化外在主义至善规范理由，强化成物(技术)理性的工具合理性、欲望和事实-价值信念的融贯性标准。另一方面，尽管成人(道德)实践论也分享对动机内在主义的承诺(如主体内在的道德承诺)，但它们坚信规范理由外在先验性观点(这种观点不完全主张行动理由在动机上的有效性取决于人之内在欲望，而是主要取决于外在先验原则)。可以说，这是一种弱内在主义强外在主义(或外在主义优位)理由辩护。
专注于成人(道德)实践论的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皆持强外在主义(或外在主义优位)规范理由为实践理性辩护。譬如，亚氏坚称善和价值是先于我们的理性选择而存在，并可成为理性认知对象。换言之，亚氏主义者认同关涉实践理性之善和价值的外在实在论，认为对善和价值的理性认识自动提供行动理由(不管这种外在信念或认识与主体内在动机有无慎思联系上的程序合理性)。可问题是，外在的价值与善如何自动产生内在的行动动机？对此，亚氏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然的动机追求终极目标幸福，并主张理性慎思和行动的必然性都来自于对幸福的欲望，但对欲望地位的评价并不来自于我们对欲望对象所持的正确事实-价值信念。内在主义者则认为对欲望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事实-价值信念和知识。
针对如何实现善之目的，亚氏诉诸于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只要兼有思想美德(具有把理性表示出来的稳定倾向)和伦理美德(具有要求理性的稳定倾向)，即使在成人实践理性的价值认识与其现实的动机趋势不能建立如何慎思联系，针对如何选择和行动也能作出适当判断。可见，强外在主义认同实在论的价值概念，善能够提供行动理由，无需满足程序合理性要求。[7]17换言之，成人实践理性的强外在主义规范理由在引导行动指向上具有优先性，而弱化行动者的内在动机欲望。
同样，在康德看来，若逻辑规则(理论理性)不取决于内在主观欲望，则实践理性的有效性也不取决于内在主观愿望。但这里存在两个争议假设：逻辑规则是否具有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有效性，以及两种理性推理活动是否有本质类似性。即使逻辑推理具有独立于人类存在的有效性，也很难设想成人实践价值(及与此相关的规范理由)能够独立于人而存在，况且行动和选择与价值追求还具有本质联系。
当然，不同于亚氏，康德主义者并非价值和规范理由的实在论者(预设规范性真理的外在性)，而是表明实践理性本身具有某种自发性(即有独立于感性欲望而激发主体行动的能力)。由此，康德主义者转而对价值和规范理由采取建构主义观点：实践理性就是理性能动性的构成性原则，这些原则对主体具有约束力，是因为在意愿任何事情上主体必须承诺要服从这些原则(即对实践目的的承诺必然导致对实现这个实践目的的必要手段的承诺)，而并非完全取决于主体具有任何内在行动欲求(虽然康德也将实践理性关联人之欲求机能)。
然而，依照亚氏和康德的观点，个体和群体是否分享这种外在理由仍存疑问。纵然承认亚氏认为人之使命就是实现善之目的的观点，但仍需说明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是否算作“理性的失败”。即使个体均有追求幸福的自然动机，但各自对此的理解或设想也不尽相同。另外，因现实社会条件下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无法设定具体人的规范性标准，人的生活必须是“从内部”来的具体生活。外在社会的规范和标准确实先于或独立于个体而存在，但针对它们对于内在欲望导向的个体合理性有待论证，是否通过行使公共理性的交流而提出符合现实实践境况的理由更为合理。此外，康德虽仍以外在先验规范理由让主体具有服从绝对命令的动机，但这种观念仅是一实践预设，在情境性的经验世界中无法企及。
当然，民主选出“带头人”以后，还必须通过民主管理实现村民对“带头人”的“授权控制”，重大支出和事项都必须通过“说明情况—答辩解疑—民主表决”的方式最终决定.相比于从本村人员中用“海选”方式选举，上述选举方式更符合目前农村情况，更容易选出一村“带头人”和全体村民共同利益的代理人.
综上所述，一方面，成人实践论传统的理性探讨主要沿袭亚氏实践之域，限于伦理和政治或道德领域，皆主张实践理性体现在社会领域人与人的互动，而忽视也体现在人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从广义上看，无疑这种理解狭隘化了实践及其理性的内涵。另一方面，历史地看，成物实践论传统的理性探讨则限于科学实验和生产性活动领域，主要沿袭亚氏的制作和科学之域，仅关注主体对象化的改造活动，忽略道德伦理和政治领域，亦即关注成物，而忽视成人。成物实践理性不应仅体现在具体之善的实践目的与手段关系的调节上，而且也应体现在对至善之实践目的的正确理解与把握上，对行为后果的预见和义利权衡上。总之，从两种实践理性只是完整的人之理性在实践域的不同体现来看，无疑这两种实践论皆狭隘了实践理性内涵。换言之，就理性在成为一种人类选择和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而言，不论成人实践还是成物实践，应该具有共同特征。
辩护策略二：两种实践理性统一于人之存在论。通过实践哲学发展史分析可知，广义的人类实践活动实际包含人与人(成人)及人与自然(成物)之间的行为。上述两种实践哲学传统割裂了人类行为的完整性，各自的实践理性也走向片面化，关注不同认知方向。
具体来说，因袭亚氏制作的科学技术活动脱离了因循亚氏实践传统之道德终极关怀的制约，形成的成物(技术)实践理性异化了人与自然关系。近代以来，科学领域(由技术理性支配)与生活世界(由价值理性支配)分离之后，凸显了纯粹的事实领域。膨胀的技术理性消解了主体价值理性的存在，在实践领域只注重成物而忽略成人。针对成物实践中自然科学遗忘主体的成人理想化倾向，胡塞尔从理性批判角度坚持生活世界在现实层面对科学世界的优先性，海德格尔从人的生存论出发将人与物融于“共在”来讨论科学技术实践，后库恩时代的科学实践哲学抛弃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先验逻辑和后验必然性诉求。这些皆呈现出对充满意义和价值的，社会性、历史性和物质性的具体实践情境分析的可能转向。
大约30亿年前，多细胞生物出现了，包括真菌、植物和动物。第一个进化出脊椎骨的动物是鱼类。所以，从理论上说，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是鱼类，包括人类。
而因袭亚氏实践的成人实践论传统，片面地将人之存在理解为形而上学的自足存在，忽视生活-实践世界，按照形而上学的自足性在场者模式来构建成人实践活动。亚氏和康德无不纠缠于这种形而上学存在观中构想实践活动，即使对形而上学抱有警惕之心的海德格尔也未逃脱这种束缚，在宣称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等待是仅有的选项。更何况这种实践理性推理还存在休谟原则的逻辑断裂，即由“是”与“是”事实理论关系，在转换成“是”与“应是”道德理性推理中如何实现问题。造成事实逻辑与生活逻辑断裂的原因是成人实践论没有走出形而上学存在观阴影，片面追求实践价值的抽象性，悬置实践有效性原则，无涉存在论视域中“生活-实践”逻辑问题。
智慧城市的改造，以路灯的线路和灯杆为载体，将传统路灯灯头更换成智慧节点。通过电力载波的方式来实现智慧节点的功能[2]。
事实上，成人成物实践行为及其实践理性皆统一于人之存在论中。首先，人之存在的完整性。如今，实践哲学应在整体层面研究成人成物实践统一性问题。由于人类任何行为均根基于人之存在，存在之完整性必然体现在实践及其理性完整性上。人之存在方式包括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科学世界的先验意义)，以及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社会学意义)，成人成物实践统一于这种人之存在的生活世界。近代以来的成物(技术)实践因其具有特定的专业方法和真理技巧，而获得某种前科学生活所不具有的“普遍有效性”[8]135，忽视成人实践对道德维度的关注。于是，作为原本的生活世界反而成为科学(技术)世界的摹本。而成人实践论关注的道德维度一方面被技术理性消解，一方面走向康德式的抽象化和空泛化。通过现象学解蔽，发现两者的偏执实为生活实践自身分裂的表现。只要进入先验还原和普遍搁置的现象学中，就会发现二者统一于人之存在论中。
其次，实践行为的整体性。如前所述，亚氏主义者执着于实践与制作的共时性对立；人与人交往行为为成人实践论关注，人对自然改造为成物实践论关注。马克思则把人之实践作为整体来研究，将亚氏的制作和实践置于劳动的历史过程中，变共时性对立为历时性对立，用劳动来融贯两者的对立。这种以劳动为基础的成物(类似于马克思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即亚氏的制作)与成人(类似于马克思语境下人之本质的自由劳动，即亚氏的实践)实践的统一性表现为，有何种成物实践水平就有何种成人实践水平，前者的发展(科技进步)为后者提供相应手段，并制约交往深广度；成人实践水平同样制约成物实践表现方式，亦即人-人/社会关系是人-自然关系现实化历史化的背景和底色。总之，相互绞合的成物与成人共同构成人类行为的整体。
2017年8月25日，《南方周末》发布《南方周末反侵权声明》。文章指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日渐繁盛，大量媒体、网站、移动客户端、自媒体平台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未经授权擅自转载南方周末报纸、官网以及旗下其他官方自媒体平台刊发的作品，要求尊重原创。截至2017年8月15日，已处理非法转载文章3013篇，对和讯网、投资界等14个网站提起诉讼。2017年7月，在起诉国内两家知名门户网站非法侵权转载南方周末文章的案件中均获胜诉。
最后，实践理性的统一性。在亚氏那里，逻各斯是一种普遍和完整的理性，实践和制作的不同理性(明智和努斯)是逻各斯在实践域的不同体现。可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世界是事实世界，成物(技术)实践理性附和理论逻辑(“是”到“是”)，强调工具理性，忽略“是”到“应是”逻辑推理的可行性和生活世界成人实践理性的道德价值理性。亦即从实然之“是”逻辑无法导出成物(技术)实践“应当”道德逻辑。成人(道德)实践理性以“是”为行动基础，“应是”为行为引导，但同样存在“是”到“应是”的逻辑断裂。实际上，如果从成人成物实践理性统一性来看，生活世界即实践世界：事实导出价值意义，再由后者规范实践的推导和规范因人之存在的中介性而消除其逻辑的跳跃性，突破形而上学存在观中理论逻辑实然的局限性，引入中介性存在观后实现价值合理性的必然关联。总之，两种实践理性在人之存在论层面关注事实与意义交融领域，兼有事实和价值合理性，符合生活-实践逻辑。如从遵从理论逻辑转为遵从生活-实践逻辑来看，事实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统一于生活世界，在人之存在论域中体现人之成人成物实践理性的完整性。
四、结 语
通过以理性为主旨展开讨论，两种实践哲学传统能否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研究得以推进。从实践是人之基本存在方式来看，两种实践理性必然趋于一致。新实践哲学将致力这一分裂状态的修复，重构生活世界的完整实践理性，实现基于成人成物实践论融合的人之全面发展。当然，这一理解是建立在对实践哲学本体论根基(人类学实践哲学)之上，并以完整理性消除因成人成物实践理性的片面性而造成的人的自我分裂和生活世界分裂，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另外，两种实践理性走向统一，意味着实践哲学走出了理论理性主导的形而上学阴影，新实践哲学范式出现。由上述可知，传统形而上学自足性在场者模式中的理论理性无力构筑实践哲学，难以完成实践哲学中由“是”到“应是”的逻辑推理。消解形而上学自足性存在观后，在生存论视野下揭示实践哲学蕴涵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中介化的存在观，主张一切存在皆为中介性存在，通过他者的中介来呈现两种实践理性的统一性。一方面，在成人实践的中介性存在结构中，体现为主体间关联形式，个人在实践中通过创造他人的存在，才能获得自己的存在，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在成物实践的中介性存在结构中，人只有在实践中通过自然的存在才能显示自身的存在，反之亦然。更为重要地，从人之存在论出发，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中介性关联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性关联”[9]也互为中介，并以实践为核心汇聚而成中介性关联整体，从而指向一种新的中介性存在观，表现为成人成物实践传统统一于通过他者的中介才能显现存在(人与物)交互性创造的实践哲学范式。这种交互性实践实现差异性存在的相互生成，并消弭形而上学自足性存在观要么与其他存在对立隔离，要么吞噬其他一切存在，导致形而上学之抽象存在的出现。这种转向弥补两种实践论传统对各自实践理性片面性关注的不足，突出广义上实践理性的历史性、情境性、具体性和交互生成性。
当然，走出形而上学桎梏，实践理性仍关涉理论理性。作为理性在实践域的体现，广义的实践理性既慎思对象世界改造，也慎思人自身之存在、生存过程。其发展路径经历从亚氏、康德哲学形式化和功利主义功利化理性考虑的片面性走向统一性：形式上表现为正当性原则(合乎普遍规范)、实质上表现为向善原则(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方式的有效性原则(实然和必然的把握)，三者展现了走向统一的实践理性的具体内涵，并在中介性存在观中引导不断交互生成存在(成人成物)的实践过程。不过，展望实践哲学演进趋势，成人成物实践虽在理性层面走向统一，但理论是不是实践问题(亚氏主张沉思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3]305-311)值得进一步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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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以明.中介性存在观和实践哲学范式[J].哲学研究, 2010(8).
ADiscussiononTwoKindsofPracticalReasons
WANG Defei
(School of Marxism,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ethics and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What practical reason focuses on is embodied in the principles of rightness, goodness and effectiveness. We can recognize there are different one-sidednesses on reason cognition in the two practical philosophie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standards. On the basis of discriminating their respective emphases between motivating reason and normative reason, it is manifested that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in broad sense must hold an integrated practical reason comprised of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two practical reasons' consistency can be revealed: appearing the turn from existentialism of metaphysics to intermediary doctrine, emphasizing the history, contextual, concrete and interactively generating features of practical reason.
Keywords: practice reason;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ethics;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motivating reason; normative reason
*收稿日期:2019-0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态学范式争论的哲学研究”(16ZDA112)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湖州市为例”(16@ZH005)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汪德飞，博士，讲师，从事科技哲学与科学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19)07-0042-08
[责任编辑杨 敏]
标签：理性论文; 实践论论文; 成人论文; 康德论文; 价值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辩证唯物主义论文; 认识论论文; 反映论论文;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7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态学范式争论的哲学研究”(16ZDA1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湖州市为例”(16@ZH005)阶段性成果之一论文; 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