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管理实践本在地具有价值，自然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在解释管理行为的价值本性所形成的管理学知识方面存在自身难以避免的困境，而管理行为的价值本性内在必然地要求建立基于情感和意志的管理学研究新范式——价值管理。为此，依据质料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在诠释管理实践行为价值本性的基础上，基于科学界定的解读来分析这种新范式成立的可能性。
关键词：价值管理论；管理范式；管理实践行为；情感和意志管理学
任何管理实践活动都涉及价值问题，美国著名管理思想史学家雷恩[1]曾说：“我们对人、管理和组织的思想，是根据整个历史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道德准则和制度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但是，伦理管理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成为关注的话题。有关管理与价值的关系有以下3种观点：①模式论，即基于价值的管理是一种管理模式。徐维群[2]认为，“伦理管理作为管理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本质上是体现伦理理念和手段的管理。从伦理价值层面去思考，价值管理是更具人文性、价值性、理想性的管理，它带有鲜明的价值倾向性”。②互动论，即管理与伦理相互促进和辩证统一。龚天平[3]基于文化的视角认为，科学管理学派的伦理主题是经济绩效主导下的有限人性，行为管理学派的伦理主题是人性主导下的经济绩效，而文化管理学派的伦理主题则是经济绩效与人性的平衡和辩证统一。这种互动表现在“管理与伦理是相互涵包的关系，即管理之中有伦理，伦理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这种关系为管理与伦理具有双向互动的价值提供了可能。管理对于伦理来说，可以为伦理奠定基础，调节伦理生活，建构伦理秩序，推动伦理更新；伦理对于管理来说，具有调节-整合、认识-评价、教育-改造、激励-升华等价值”[3]。③二重属性论，即管理价值包含工具价值和终极价值两种属性。吕力[4]认为，“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从以上3种观点可以看出，在管理和价值二分的条件下，管理中应该涉及价值问题，价值与管理之间不仅需要互动，而且价值管理也是管理的一种较优模式。因此，自然引出以下两个问题：若管理和价值的关系本然具有某种统一性，其内涵是什么？从价值无涉的管理科学到价值涉入的人文性科学管理，其科学性如何体现？因而，本研究试图探索管理活动的价值本性，以及拓展到意志和情感领域的价值管理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即基于价值或意欲的管理研究模式是否可能存在？
1 管理研究的困境问题
毋庸置疑，管理和价值是属于不同范畴的用语，之所以存在管理和价值的二分法，原因在于人们以自然科学知识的方式来看待二者，即关于价值的知识和关于管理的知识，二者“应该”存在某种关系，或者为了管理更有效而必然使得管理要获得有关价值的知识。但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实践活动，一个基本行为蕴涵着“价值”就意味着是“应该”做的，一般认为也是“善”的，而不是人们认为是合于某种规范的所谓“善”的而被评价为是有价值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又必须论证规范自身的合理性问题；同时，价值判断领域的管理学是否具有科学性也存在疑问。因此，本研究就从管理经验知识(“是”)、自然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文范式——如果是在知识的层面(“是”)——在解释管理实践活动所存在的困境问题等3个方面进行探讨管理学的困境问题。
1.1 管理的经验知识
一般而言，依据经验或知识获取的方式，关于“是”的经验知识有3种类型：日常生活经验、科学经验知识和意识知识。日常生活的经历所形成的经验，冗杂而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性；科学方法在排除主观性之后，通过对现象的简化，能够获得某一范畴中抽象知识的较为确定和准确的描述，从而获得科学的经验知识；而关于“意向”(或意识)的知识，则是指通过现象在意向中的明证性来确定其在意识中存在的奠基关系，即如胡塞尔[5]所说:“一个行为的被奠基并不是指这个行为——无论在哪种意义上——建立在另一些行为之上，而是意味着，就其本质，即就其种类而言，被奠基的行为只有建立在奠基性种类的行为上才是可能的”[5]，从而获得现象学的意识知识。在这3类经验知识中，科学经验知识和意识知识是针对生活经验的明晰性建构的知识类型，科学知识(包括对物的通过观察和实验形成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对人的通过理解和诠释形成的文化知识)由于依据某类标准对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抽象从而具有符合对象的明晰性；意识知识由于在朝向对象的意向活动中可以被原初地明确把握而具有明晰性。在管理研究领域中，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的，即泰勒之前的管理实践都是依据管理者的管理经历所形成的经验进行管理，而泰勒之后的管理实践趋向于依据普遍化的管理经验即管理理论进行管理。“趋向于”的含义是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缺乏指导性意义，原因在于管理理论(知识)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①从管理理论(知识)的形成上来看，管理学是一门文化科学，但是知识的获取却主要采用自然科学的方式；②从管理文化知识的对象上看，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不断创造着文化客体，因而形成的文化知识不具有如自然科学知识那样的恒常性和精确性；③从管理文化知识的功能上看，文化知识的目的在于实践中的主体体验和理解文化处境而促进主体之间的协作，而并非如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可预测性对物进行控制；④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来看，由于缺乏关于实践意义上的意识(意志)的知识，实践中的知识的功能得不到确定性的阐释。
其三，通过细心观察发现相应的问题。利用多媒体等使学生在直观的观察下发现相应的问题，其中最值以及点的运动流程都可在图中发现与掌握，同时对于分类讨论情况的研究与探索有着较为有利的帮助。
1.2 自然科学主义的困境
在科学经验理论中，有两类对象的知识一直以来都无法进行很好的调和。关于物质实在的知识，可以通过分解(或简化)的方式，以观察和实验为手段，特别是通过借助数学的方法，以纯粹逻辑的形式取得了较为精确的和严格的表达；而关于人的知识，却不具备这种精确性和可预测性。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内在本质要素，是在一切事物之中持续着的创造力[6]，“时间的不重复、不间断性保证了生命的存在，生命冲动本质上是纯粹的、真正的时间之流，它每时每刻在创造新的东西，这种不断创新的变化之流是不可分析、不可定义的”，而“科学是以分析为基础的，……，分析的本质都是通过摧毁事物的本质来认识事物的，……这些科学不过是根据那些可以说只是生命的外观符号的东西来研究生命活动的，……理智是为了利用物质而生产的，因而理智的功能是有限的”[7]。因此，科学管理采用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将人简化为“经济人”从而得出的“物化”的管理理论。显然，其范式是基于斯密[8]的框架，即“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也就是说，管理中的主体作为经济动物，在自利的理性算计基础上，实现着社会财富的增加。
1.3 人文主义范式的困境
从行为的主体来看，每一个行为都会体验为是“我”的行为，是一个自我价值行为。因此，需要在自我层面上讨论行为的一致性，首先应该考虑自我统一性的问题。
从研究对象上看，价值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实践行为所指向的价值，价值是一种质料直观的事实，舍勒[17]认为，先天价值和价值序列是通过伦常明察的价值直观而被给予的，“价值和它们的秩序不是在‘内感知’或观察(在这里只有心理之物被给予)中，而是在与世界(无论它是心理的世界，还是物理的世界或其他世界)的感受着的、活的交往中，在偏好和偏恶中，在爱与恨本身中，即在那些意向作用和行为的进行线索中闪现出来!”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11]将狄尔泰意义上的精神科学称为文化科学，从对人性的剖析开始，通过人文科学的基本概念的分析，以“实然”的角度谋求自然科学和人文世界的统一，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自然主义”。卡西尔[11]认为，“人性并不是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过程”。换句话说，“人的本质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而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外部的财富、地位、社会差别，甚至健康和智慧的天资——所有这些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灵魂的内在态度”[11]，人类是通过符号来理解文化客体的，“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11]，“人文科学的目的不是规律的普遍性，也不是事实和现象的个别性，……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以成千上万不同形式和面目展现出来的，不过是‘一种相同’的人的本性而已。这种统一性不可能通过我们的观察和量度获得，也不可能通过心理学上的归纳获得。证明它的唯一途径是实现它的行动”[12]，文化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教我们去诠释符号的，以便将其中隐藏的意义揭示出来，使这些符号原先从中产生的那种生活得以再现”[11]。管理学中的人文精神也可以从人性假设体现出来，管理科学思想史上梅奥的“社会人”假设、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假设、沙因的“复杂人”假设以及威廉·大内的“文化人”假设等，都是在批判“经济人”假设基础提出来的。首先，和具有基础性学科性质的文化哲学的批判相比，管理人文主义范式由于囿于管理组织“效率-利润”的范式，管理思想中的人文倾向依然是把对人的关怀当作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而不是人本身就作为目的，简单地说就是：尊重员工就是为了员工努力工作。其次，关注员工未必能达到组织的最大的善，从功利主义原则(最大幸福原则，其终极目标是其他一切渴望之事的参照点和归宿——无论是考虑自身的善还是他人的善——就是让生活尽可能远离痛苦、尽可能丰富快乐[13])来看，员工的自我实现并未能实现组织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后，管理人文主义范式对人的关怀的前提条件并不充分，以人文主义范式的典型代表“自我实现人”为例，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已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无疑，自我实现需求的正当性的前提条件——“需求正当性”的依据由于人性的复杂性，不能提供合理的证明；同时，从超越功利性的神圣性价值来看，满足个人需求也未必是最有意义的，这也是管理学中人文主义范式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研究管理学现象时都存在自身的困境，自然科学主义主要表现在：①分析方法割裂了人性；②“人性假设”的“物化人”的局限性；③理性在解释管理学现象的不完备性；④抽象的“经济动物”必然造成对人性的压抑。人文主义主要表现在：①人文关怀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②个人幸福最大化不是组织福利的最大化；③需求正当性不具备合理性条件。因此，需要重新审视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管理实践活动，从管理活动自身的内在属性来探寻管理科学性问题。因此，本研究从管理行为的本质出发，借鉴价值哲学和人文哲学的理念来建构实践管理学的理论，试图弥合自然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自身以及二者割裂的困境。
2 管理价值行为
从最原初的行为意识上看，任何的有所觉识都是与某一对象相关联的，为了言说的方便，可以将此纳入到一个“意向——意向所指之物”的基本结构之中。意向对所呈现的意指之物的“有所觉识”构成了人们的经验和知识，针对每一个对象，意向中总存在至少三方面的不可化约的要素：意向在指向对象时所建构的现象是什么，行为意愿的指向的价值为何，意识的愉悦感受如何。在实践意识中，意欲行为整合了这3种意向要素：基于“是”的意向基础上，从“应然”意识中即在“有价值”(或者说“有意义”)的感受中意欲一个行为，也就是说，行为原初地奠基于意欲中的价值，具体到管理领域，可以说管理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行为，并在实践意欲中达成管理经验知识和“应然”管理的统一。从审视行为的模式(尺度)来看，结构化行动中蕴含的价值包括所指向的先天纯粹价值、先天行为结构中的价值、关涉主体性的自我行为价值和管理实践场域中的实践行为价值。因此，本研究从这4个方面对管理价值行为进行分析(见图1)。
2.1 先天纯粹价值
从理性上看，康德[14]以自由意志为道德法则的条件，通过纯粹实践理性法则(这样行动：你的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作为普遍立法的原则)，而达致德福一致的至善(既然德行和幸福共同构成了一个人对至善的拥有，并且与德行精确匹配的幸福也构成了一个可能世界的至善，那么至善就意味着全部而完满的善……德行始终是至上的善……而幸福总是以合乎道德法则的举止为前提条件)，从而建构了理性主义的形式义务道德价值。
从情感上看，哈特曼[15]以情感(情感是表象与意志之间的联结环节)为基础，从道德意识现象学的角度建构了人类道德体系：品味道德、情感道德和理性道德，并区分出伦常义务感的3个阶段：“尚未分离状态的第一阶段是无辜、无意识的或自然的伦常性；战斗与争执的第二阶段是合义务性、有意识地被反思的道德性；重获和平或重建和谐的第三阶段是德行、禀好与义务的一致性、无意识的伦常性与有意识的道德性的统一”。
在管理学领域中，齐善鸿等[22]从价值质性的差异性和先天价值秩序角度，提出管理活动场域中的组织道德(价值)分为5个层次：功利性道德、利他性道德、义务性道德、生态伦理性道德和神圣性道德。从组织价值规范到管理实践行为需要如下的两个条件：①共同感，如加达默尔[23]所言:共通感在这里显然不仅是指那种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而且它同时是指那种导致共同性的感觉，……造就这种共同感觉，对于生活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组织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共同感是形成组织人格的基础；②内化，组织中的互动活动以及组织共同感，形成米德意义上的“客我”范畴，在与本具先天价值的“主我”的互动中，约束自我中的负价值因素，形成符合价值规范的可实行的管理实践行为。
自由作为道德意志(自由只是意志的一种表征)的条件本身不具有充分性，“自由作为基础也就意味着一切都没有基础；它意味着——这等于是一回事——奠基工作的每一次都重新开始”[16]。舍勒[17]将道德(价值)意志奠基于具有质料特性的情感上，并从现象学的奠基关系描述价值直观中所呈现的先天价值和先天价值秩序。在批判康德形式主义义务论伦理学的基础上，舍勒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了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以形式的价值质性为前提条件，形成纯粹本真质料先天的价值秩序：与感性感受功能和“感觉感受”的感受状态相符合的适意与不适意价值；生命感受价值，对应于那些包容在高贵与粗俗的质性的实事价值；精神价值，包括美与丑以及纯粹审美的价值、正当与不正当和纯粹认知真理的价值；与极乐或绝望感受相应的神圣性价值。
生日，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有很多人为他们过生日，他们也能收到很多礼物，不过很多同学却忘记了，生日不仅是自己人生的开始，还是爸爸妈妈新的人生的起点。孩子们只有心存感恩父母之心，才能时时心存感激，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2.2 先天价值行为
尽管未必任何一种行为(如基于本能冲动的行为)都是价值行为，但是任何有意义的行为原初地必然蕴含价值，不仅包含价值的形式，还有价值质性。一切意愿都奠基于质料之中，然而它们仍然可以是先天的，只要它们存在于价值质性之中，意愿的意向内容要根据质料的价值质性才能得到规定。依据舍勒的价值伦理学，可以简单描述这一原初的价值行为的生成，以明晰意识领域内的情感价值要素种类(在行为者理性的概念、判断之前)在相关意志要素生成之中的奠基关系。
(1)志向——人格对价值的意愿朝向在意欲的现象学一般中所原初地被直接给予的是一个做的意欲，可以先设计一个场景，在办公室的门口闪现了一个老板的身影，尽管可能那不是真正的老板，也不明确“老板”会不会布置任务，更无须谈论意识到做的内容、结果或者目的等，但是，在意识的最原发处必然存在一个要“做”什么的意欲，并且伴随一个或者是正价值或者负价值的价值指向(没有善恶的理性判断)，这个朝向价值的意欲就是一个志向。其中可明证性地觉识到：志向是一个可经验的事实，而不是幻相；志向承载的感受价值具有质性，如不同于欣赏一幅画时的价值感受；能够在一个实事面前保持固存；志向的变更是原发的并独立于所有意图构成的，其价值的指向规定着意图的生成；朝向更高价值的可能性等。
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在会计信息披露工作中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其他发达国家在该方面已经有了充分的实践，通过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能够在考虑到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适当的预测性披露，这样在后来的实际披露过程中，一旦信息数据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就能够及时发现，从而寻找问题，这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十分有利。因此，国有企业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也可以建立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吸收外国企业的经验，建立科学合理的预测性报表，保证预测性信息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从而帮助信息的使用者提高决策的准确率。
结合上述手段-目的规范和伦理规范的讨论，可以总结管理实践行为本然的特点：①行动者是具有指向更高价值的本具先天价值的人格；②组织的目标在于培育更高层次的个人人格，其隐含的意义是人格价值要高于一切实事-组织-共同体价值；③行动的手段在有限理性条件下服务于奠基于价值的目标；④伦理规范应内化于实践主体的人格中，以指导管理实践行为。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食品的种类逐渐增多，人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对于食品的安全重视程度也在逐渐增加，特别是微生物的污染问题，是造成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通过微生物检测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问题造成的影响，最大程度上保证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另外，由于食品加工操作过程中的微生物数量和种类随着环境的变化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通过微生物检测技术的应用，也能够帮助食品加工企业制定合适的处理措施，从而对食品加工过程中的微生物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处理。
(3)运动意向——奠基于意欲做所应改变的对象与意欲做的内容的联结运动意向始终依赖于意欲做的起点(处境)以及对象与内容，并且随着它们而变更[16]，生理器官和外部躯体的位置秩序只是在调整着运动意向的实现。因此，运动意向中可明晰地觉识到：意欲做的志向以及意欲做的内容；身体性的位置秩序；运动冲动的身体性统一，等等。
(4)打算——意愿与经验现实发生直接的接触所有的意欲发生于其中的“处境”都是在“在世之中”的身体性在意向构造作用下建构的，打算意识将行动意识置于“处境”中以实现志向价值质性的实现，因此，打算意识中可明晰地觉识到：建构着的“处境”意识、意欲做的“实践”对象、可能的感性感受状态、运动意向中的身体性、充实着的志向价值感受等。
由于行为是一个连续绵延的过程，行为存在的本质就在于只能在进行本身中被体验到并且只能在反思中被给予，一个行为永远不会也是对象。先天价值行为从志向到打算无不指向先天价值及其秩序，因此，其统一性和完整性必然奠基于人格之上，舍勒[16]认为，“人格是不同种类的本质行为的具体的、自身本质的存在统一，它自在地先行于所有本质行为的差异”，并朝向更高的价值运动。
2.3 自我价值行为
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狄尔泰[9]将社会和历史实在作为研究主题的各种科学称为“精神科学”，“只有当一个学科的主题，变成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建立在生活、表达和理解之间的联系之上的程序而加以理解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学科才会属于精神科学的范围”，实在就是生命的生理心理单元组成的系统，是通过意义建构的意图系统，意义指“既是生命本身所特有的范畴，也是历史世界所特有的范畴；它的确是生命本身所内在固有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存在于生命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那种特定的关系；全部生命都包含着这种关系，它对于描述这样的生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9]。生命的整体性体现在两类意图系统中：一是结构化的个体意图系统，无论是当根植于人类本性的某个侧面之中的意图(这种意图正因为如此而具有了持续性)把不同个体的心理活动发生关系、从而把他们结合成为一个意图系统的时候，还是在各种持续存在的原因(无论这些原因根植于对于社会生活的自然的明确表达之中，还是根植于各种界域人类本性的意图之中)把许多个体的意志结合成为单一整体的时候，这些持续存在的结果都会存在；第二种结构则使我们能够观察人类为自己创造的外部组织，……，人类历史的具有必然性的意图网络，恰恰是借助于这种由具体个体、由他们的激情、由他们的虚荣自负和旨趣所组成的互动过程，而得到实现的[10]。无疑，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范畴涵盖了管理学领域，因此，狄尔泰通过体验和理解的方式来研究有意义的意图系统的精神科学研究方式，对管理学研究有3个方面的启示：①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管理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具有意义的意图系统的生命体，而不仅仅是一个进行理性算计的经济动物；②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不仅局限于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还可以采用体验和理解的方式；③通过有意义的意图将人与物统一起来。
例如，在讲解《海上日出》一课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通过多媒体的介入，来创设出教学情境，增强学生的阅读体验，使其的阅读效果得以强化。比如，教师可以先利用课前导入这一环节，以多媒体为载体，为学生播放出海上日出的小视频，引导其观看；而在这之后，教师就可以继续引导：“同学们，你们看过日出吗？”“日出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觉得在作者的笔下海上日出会有什么不同呢？”让学生进行分析、阐述，使其畅所欲言，并自然而然的投入到课文阅读中，达到强化其阅读效果的目的。在此模式下，可以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并深化其的阅读体验等，使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耿宁[18]认为，意识的统一，正如它明见地从我们内感知中可以认识到的那样，就在于：所有在我们之中可以同时发现的心理现象，无论它们有多么不同，如看和听、表象、判断、推理、爱与恨……，只要它们作为共存的而被感知到，他们就都属于一个统一的现实。也就说，布伦塔诺的意识统一首先应该有一个自我的存在。显然，这个自我是一个纯粹的自我，如胡塞尔[19]所言，每一“我思”，在特定意义上的每一个行为都具有自我行为的特征，它“从自我发生”，自我在行为行动中“实显地生存着”。耿宁[18]的意识自我的统一性主要表现两个方面：①历时性统一，即被体验之物或被经历之物的当下化；②共时性的被体验之物的统一，包括以被体验到的、主观的、本己的身体为中心的感性空间的统一性、被感知空间事物的统一、基于注意力的当下世界的形象—背景结构联系、包括冲突形态在内的联系构成周围世界的追求特征及相应的主观追求。
一个有意义的行为只有在对身体的周围世界、对身体和对自我的被体验到的作用性中才能得到完善的诠释，因此，结合自我统一性，意识中自我价值行为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①自我统一性，自我是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之中”筹划各种可能性，在内意识中呈现的自我是一个动态的、以人格价值为中心的建构复合体；②处境的统一性，基于本己身体形成的体验空间的秩序性；③意向建构对象的统一性，即所有的意向质料由于都是关于某一对象的而形成一个整体，如一朵花的颜色、味道、形状等；④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使得被体验之物、被经历之物、被期望之物的当下化而形成的统一性；⑤行为中价值意向中的统一性，包括先天价值的次序统一性、较高价值对较低价值的统摄性以及由之奠基的行为序列的秩序性，由此可以理解狄尔泰生命的整体性中的个体意图系统；⑥奠基于价值及其序列的价值感受的统一性，感受活动原初地指向价值，因而，感受活动才会是一种有意义的感受并且能够被充实和不被充实。
2.4 场域中的实践价值行为
帕森斯[20]认为，一项“行动”(作为“单位行动”)在逻辑上包含有：①一个当事人，即“行动者”；②必须有个目的，即该行动所指向的未来事态；③该项行动必须在一种“处境”内开始，其发展趋势在一个或几个重要方面不同于该行动所指向的事态即目的，包括行动者不能够控制的，即行动的“条件”，和行动者能够控制的，即行动的“手段”；④这个单位在用于分析时，它的概念内在地包含着这些成分之间某种形式的关系，即只要该处境允许对于达到目的的手段有所选择，在那种选择内就存在着行动的一种“规范性取向”。因此，可以说，管理实践行为就是在一定的场景中，管理者为达某种目的而对管理对象采用某种方式进行协调的过程。鉴于本研究的主题主要是讨论管理与价值的关系，仅就管理实践行为的规范性取向，并结合自我先天价值对实践价值行为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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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实践行为的规范性取向主要有手段-目的的功效规范和伦理合理性规范两种模式。功效的手段-目的规范性取向的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在目标既定的条件下，只要行动可以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追求目的，而所有的手段则是行动者所利用的手段中，根据可以理解的并且可以由实证经验科学的理由来看在本质上最适合目的的手段，这种行动才是合理的[19]。在管理学领域中，目标的设定可以有多重含义：首先，如果设定的管理目标是利润，那么在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条件下，基于帕累托最优可以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情况只出现在抽象的经济学模型中；在有限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合理的决策行为在多个方案中是可以选择出最合适的，帕森斯表述的正是这个含义。其次，如果设定管理的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福利)，那么必然不仅会涉及到幸福的原则是什么，还会涉及到组织经济利益和个人幸福之间的矛盾；当然，在功利主义原则条件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模式无疑是最优的管理模式。最后，从指向更高价值秩序的自我价值性行为来看，即使是世俗中的宗教组织，管理实践行为也无法达到个体人格的最高层次。
军工企业作为国防科技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在技术水平上实际上是比较先进的，但由于很多军工企业的军用产品研发与民用产品研发出于完全割裂的状态，因而这一技术优势并未能够在军民融合发展中体现出来。针对这一问题，军工企业需要加强军民技术间的交流，通过对相关流程与标准的制订来对军民技术传到机制进行完善，使企业在军用领域方面的技术成果能够尽快转为民用技术，并提高现有军用技术的军民两用性。这样一来，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军用领域的技术优势自然也就能够在民用领域的产品研发工作中得到更好的体现。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和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积极行动并形成合力。进入新时代，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扶持应当既重数量也重共治能力。政府购买服务重心应向基层下移，重点扶持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着力提高社会组织的社区嵌入性能力和专业服务能力；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城乡社区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调节作用，成为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桥梁。社会组织积极嵌入社区治理的行动，应以专业服务为立足点，以创新公共物品生产为关键，运用积极的合法化策略，获得在社区治理中的结构性位置。
伦理合理性规范属于义务论的伦理学的范畴，伦理行为的合理性表现在规范应然的行为价值实现。王海明[21]认为伦理学研究包括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并从行为的道德最终目的——保障社会存在发展和增进每个人的利益——出发，推演出优良道德的总原则“善”和社会治理道德原则“公正”“平等”“人道”“自由”“异化”、以及善待自我道德原则“幸福”，进而推导出“诚实”“贵生”“自尊”“谦虚”“节制”“勇敢”“智慧”“中庸”八大优良道德原则。价值行为和伦理合理性规范的关系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伦理规范不是开启一个行动的充分条件，只有当内化的伦理规范作用于一个追求时并且该行为的可实现性能够被体验到时，伦理规范才作为一个要求作用于这个行动；②组织中所有正价值的行为都是应当的，而只有当伦理规范的内容是有价值的时候，才有规范的意义，因而，伦理规范建基于价值之上，但是有价值的未必是规范完全包含的；③只有在正价值不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谈及应然的问题，也就是说，规范应然在缘起处建基于一个负价值的存在上。
本文选取银行信任的研究视角，考察我国情境下银行信任对小微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以期为理解和缓解我国小微企业信贷约束提供有益参考。借鉴Howorth and Moro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信贷约束的可观测后果的视角出发，先后从信贷可获得性、贷款利率和抵押要求三个维度展开实证研究。[17]
（3）根据国内通用富硒标准对重点区进行了硒含量评价，划分出了富硒土壤区，其中高硒区域主要分布在新关镇、新铺乡与易家渡镇等乡镇。
(2)意图——意欲做“特定事情的”意愿纯粹“做”的意欲在对实事状况的意欲的过程中通过“能够做”的选择中被赋予意欲内容，也就是说，意欲的原发意向首先指向一个实事状况或“价值状况的实现”，然后才会有一个“意欲做”与这个实现相联结。并且，意欲的志向规定着“能够做”和“意欲做”的价值指向。因此，意图中可明证地觉识：意欲中的志向；由志向的价值方向规定着的“能够做”和“意欲做”以及相应的价值感受；“意欲做”的事实状况；“能够做”中“不能做”及其相关内容的消除，等等。
综上所述，管理实践行为本在地是一种价值行为，不存在管理与价值需要互动的假设的条件。从行为的本体论上看，任何行为奠基于有价值的行为意愿，基于价值的管理实践行为才具有讨论的意义；从生成论上看，朝向价值秩序的先天价值行为指向更高的价值，从而实现人格升华，组织规范的最终价值也在于对于个体人格的实现上，即在具体的管理实践场域中，行动着的实践主体在建构自我的过程中践行着指向先天价值及其秩序的人格价值，因此，有必要确立一门基于价值合理性的价值管理学。
3 管理研究的价值范式转向
众所周知，科学的对象必然是一种事实(实在)，不管是自然事实还是观念事实；对事实的占有能够形成一种陈述，这种陈述能够从逻辑上或者经验上被证实(或被证伪)，即陈述与对象要相符合；科学陈述所把握的客观关系能够对未来事物的状态进行预测。
3.1 价值管理学的科学性
卡尔纳普尽管并不认为价值规范的伦理学可以称之为科学，但是，作为心理事实(情感和意志)的伦理学是一门科学[24]：“伦理学”一词是一门经验的研究，亦即对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这些行为的情感和意志之起源亦即对别人的影响；这种意义的伦理学是一门经验的科学的研究；它属于经验科学而不属于哲学。不管卡尔纳普所论述的情感伦理学是否必然属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笔者试图依据有关科学界定的几种方式来论证价值管理学的科学性问题。
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常务副主任、广东海事局局长陈毕伍表示，通过本次演练，进一步加强了海上应急联动机制，全面检验了湛江海上防污应急救援能力，有效验证了辖区应急设备资源、应急技术力量、应急组织决策的有效性，有助于推动全省海上人命救助和海洋污染事故方面的应急响应能力建设。
从研究方法上看，价值管理学的研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要借鉴人文主义的或者现象学的方法，以“理解”为例，加达默尔[23]认为,“理解是此在本在的存在方式：我们所探究的绝不只是所谓精神科学的问题 (尽管我赋予精神科学某些传统学科以优先的地位)，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先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规范和规则的问题。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
从可验证性上看，价值管理学的合规律性主要表现在行为意志的奠基关系，如上述志向—意图—运动—打算的奠基关系，和组织价值秩序的客观性(功利性价值—利他性价值—义务性价值—生态伦理价值—神圣性价值)；可证实性不仅可以通过价值直观的方法，而且还可以通过奠基于价值的感受得到验证，比如一个后悔奠基于在同样条件下，本该做一件较高价值的事情而做了一件较低价值的事情，如果一个行为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危害到其他人，那么必然会伴随着懊悔现象，不管这种懊悔是否表达出来；如果一个实现行为是为了保护环境而使得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这种意识中真实存在的“懊悔中的快乐”感受也表明组织价值秩序的层级之间的不可化约性。
从可预测性上看，价值管理学在不排除主体性时，其相应的命题自然具有相对性，也就是说，经验自我对相同的价值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感受。如果考虑到卡西尔[11]提出的人文科学不是为了预测和控制，而是为了理解以便于更好地协作，那么可预测性这一标准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
从知识的逻辑表达上看，价值管理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描述性的价值质料的奠基关系(前文所述)和纯粹逻辑的表达形式。以胡塞尔[25]提出的选择的意志规则为例，选择中存在着任意的一个意志主体，它与任意的一些实践可能性相关联，在这些实践可能性影响下会出现肯定价值W1和W2；如果W1<W2的话，那么实践上仅仅决定选择W1不仅比仅仅实践上决定选择W2更恶，而且它本身就是恶的；不理会更善的东西，和优先选择更恶的事物，从二者合二为一来说，它们就是不正确的，这样选择只能得到恶的评价。笔者认为，这种选择意志原则的表述方式符合科学的纯粹逻辑的表达。
3.2 管理学价值转向的内涵
库恩于1962年在《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一文提出范式的概念，吕力[26]认为，应该以“前库恩”时期的“科学共同体”和“后库恩”时期“不可通约性”来理解“范式”的概念。本研究认可“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即认为“范式”是一种观察或考量对象的一种尺度、准绳，是人们观察世界的特定视角或方式，比如纳米尺度的世界和日常生活尺度的世界就具有某种不可通约性。
价值管理学奠基于管理行为的价值本质，因而价值管理学的管理学转向不能简单描述成从效率到人文、从事实到意义、从实然到应然、从形式到内容的形式化表达，其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人性永远不会被假设，所有假设的人性都是“非真”，因此，从逻辑上看，基于人性假设的所有推理及其结论都会因其前提的“非真”而“非真”；价值管理学所理解的人是具有精神性人格的，人生在世都在筹划着各种可能性，只有朝向更高价值的生命才会有意义。
(2)企业的性质永远不会是纯粹经济性的；组织是为某种目的而建构的人的共同体，这个“目的”因创造社会财富而具有自身的合理性，然而，从价值管理学来看，功利性组织的最高价值局限于功利主义(穆勒意义上的，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福利)的范畴；但是，基于共同感的组织人格因其成员的精神性人格而具有超越功利性的特点，此为组织价值秩序的合理性的缘由；如果企业性质局限于经济性的界定，那么“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必然因个人需求的正当性和组织目的的经济性而沦为利润的工具，这也是人本主义管理范式困境的基本原因；价值管理学认为组织具有组织人格并且个人人格高于组织人格，组织人格因个人人格而具有超越功利性范畴的组织价值秩序，而功利性目标也因朝向组织价值秩序而具有自身的合法性。
(3)由于行为本具价值并朝向更高的价值，管理实践行为是在管理实践场域中，经验自我在组织规范(奠基于价值)内化的条件下实现自我价值和组织价值的过程，从管理知识内容上看，由实践行为的特点可以推出管理场域中三大基本关系：基于情感和意志的价值行为生成的奠基关系、基于手段-目的(基于价值)的实践理性关系和基于抽象关联的管理实践现象之间的经验关系；从知识的表达形式来看，针对三大关系形成的管理学知识，既有形式逻辑的表达方式，也有质料奠基关系表达方式。由此，建构的管理学知识体系才真正形成面向实践(基于意志)的有意义的管理学理论，也就是说，从价值管理学来谈论“实践”才有意义。
(4)从研究方法上看，在管理实践场域的互动活动中，只有在理解别人的躯体姿态所指向的价值的时候，人们的沟通和协作才有意义，显然基于对“物”的自然科学方法(如观察和实验等)不完全适合对“人”的研究。因此，价值管理学认为应借鉴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如理解、诠释等)，采用适宜的方法对上述三大关系进行研究。
4 结语
任何管理实践活动都涉及价值问题，管理和价值的关系并非是模式论、互动论和二重属性论等所论述的二分关系，之所以存在价值与管理的二元论说法，原因在于，基于自然科学主义方法研究管理实践所形成的知识并不能解释管理行为的生成与本质，因此本研究随之论述了自然科学主义方法在研究行为主体时所存在的困境。而管理学人文主义范式与在批判自然科学主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文化)科学相比，仍然囿于功利性范畴并且由于不能论证其自身存在的人的需求正当性问题，同样存在自身的困境。因而，本研究鉴于卡西尔的文化行为和狄尔泰的意图系统，都将“意义”(符号)作为研究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从而将“意义”(符号)赋予价值的内涵，并从先天行为结构中的价值、关涉主体性的自我行为价值和管理实践场域中的实践行为价值等方面，论证了管理行为本身本在地具有价值，从而证明价值管理的合理性。进而，依据科学的概念界定，从价值管理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可证实性以及知识的逻辑表达等方面论证了价值管理的科学性。
价值管理学提出的理论意义可以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①管理行为本身本在地具有价值，从而弥合了价值与管理的二元分割；②通过价值行为三大关系的研究，将自然科学主义方法形成的经验知识统一于基于情感和意志的价值行为之中，并依据组织价值秩序，为人本主义范式的需求正当性和文化哲学的意图和意义赋予价值内涵并形成超越功利性的价值秩序，即从价值管理学来看，都获得自身范畴内的合理性；③价值管理学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突破了自然科学主义的范式，从而为本土化管理的科学性提供一种论证的可能性；④承载价值的行为是知识通向实践的桥梁，从而管理行为的科学研究为管理实践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必然的理论基础；⑤当组织承载超越功利性的价值时，不仅仅是现有的所有管理学研究领域需要重新解释，而且让品德统领财富，则会重塑生命的意义和组织精神。价值管理学提出的实践意义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价值管理论的功利性超越的管理价值秩序，可以引导实践中的领导者将经济绩效、利他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生态文明意识等融入组织成员“天地人神”的思想价值体系中，以解决组织中的利益和价值观冲突；②基于人格的自我价值行为为实践中组织沟通和合作行为的协调提供了相互尊重、见贤思齐的人格化伦理基础，而不是斤斤计较的唯利是图的利己行为；③价值管理论将管理价值秩序引入管理实践，从而会使得管理制度的制定、管理职能的完善、企业文化的塑造、绩效评估的标准，以及员工的日常行为规范等方面实现质的提升和完善。当然，本研究只是对价值管理的一种探索性研究，同时，价值管理学在管理实践场域中的应用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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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ValueManagementTheory:ValueTurnofManagementResearchParadigm
LI Liang1 QI Shanhong2
(1.Ludong University,Yantai,China;2.Nankai University,Tianjin,China)
Abstract：Management practice behavior was of value originally.The explanation of the value nature of practice behavior and thus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management field was difficult to avoid predicament by Natural Scientism and Humanism.Meanwhile.Therefore,a course of Emotion Management or Will Management was inevitably required because of intrinsic value nature of management behavior.By virtue of the related theory of material ethics,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value nature of management practice was demonstrated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new paradigm was established,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of science itself.
Keywords：the value management theory;management paradigm;management practice behavior;emotion management or will management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9.04.003
中图法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9)04-0491-09
收稿日期：2017-11-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472093)
(编辑 刘继宁)
通讯作者：齐善鸿(1963～)，男，河北沧州人。南开大学(天津市 300071)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管理创新、国学与管理哲学。E-mail：18622290111@163.com
标签：价值论文; 管理学论文; 组织论文; 伦理论文; 范式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管理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71472093)论文; 鲁东大学商学院论文; 南开大学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