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堂經解》是輯刻於康熙年間的大型經部叢書，與《皇清經解》《皇清續經解》合稱為清代三大經學叢書。收入唐代至清代經解一百四十種，共計一千八百六十卷，其中絶大部分為宋、元兩代諸儒所作説經之書，保存了宋元兩代大量珍貴經説和底本，因而也被稱為《宋元經解》，具有很高的經學價值和文獻學價值。
《通志堂經解》署名納蘭成德。納蘭成德，葉赫那拉氏，字容若，號楞伽山人，後因避太子保成諱，改名性德①關於納蘭氏，本文採用“納蘭成德”一名；部分研究成果中採用“納蘭性德”一名，本文在引用標題和語句時亦尊重原作。。滿洲正黄旗人，父為大學士明珠，母為愛新覺羅氏。順治十一年(1654) 生；康熙十年入國子監讀書，深得國子監祭酒徐元文之器重；康熙十一年中順天鄉試舉人，時主試官為崑山徐乾學；康熙十五年殿試二甲第七名，賜進士出身；康熙二十四年(1685) 卒，年僅三十一歲。納蘭成德生性聰敏，用功經史，尤擅詩詞，著有《側帽集》《飲水詞》，後人將二者合稱為《納蘭詞》。納蘭成德去世後，他生前的作品經師友收集整理為《通志堂集》，於康熙三十年刻板。
除納蘭成德之外，還有一人，與《通志堂經解》的成書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此人便是成德的座師——徐乾學。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江蘇昆山人，與弟徐秉義、徐元文並稱為“昆山三徐”。明崇禎四年(1631) 生，康熙九年殿試一甲第三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康熙三十三年(1694) 卒，年六十四歲。著有《讀禮通考》《資治通鑒後編》《教習堂條約》《憺園文集》等。他的私人藏書樓——傳是樓，在中國藏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通志堂經解》刊行之後，相關針對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清何焯《通志堂經解目録》、清翁方綱《通志堂經解目録》及關文瑛《通志堂經解提要》。時人和後人的著述中也有很多談及《通志堂經解》的記載，如清陸隴其《陸清獻公日記》、清王士禛《分甘餘話》、清葉德輝《書林清話》等。
热熔焊接宜采用同种牌号、材质的管件，对性能相似的不同牌号、材质的管件之间的焊接应先作试验。主要依据是设计图纸、《给水工程用埋地聚乙烯管材》GB/T 15558.1—1995和 GB/T 15558.2—1995、《聚乙烯给水管道工程技术》CJJ63—95。
林慶彰也認為，《經解》的輯刻，是納蘭成德嚮坐師徐乾學提出保存、刊刻宋、元經説的提議；除成德捐金四十萬以作經費外，其他朋友也或多或少有所捐助；徐乾學及其他藏書家為成德提供了一百四十種經説作為資料來源，因而《經解》可以説是集當時知名藏書家珍藏所成的薈萃。與其争論叢書的署名問題，不如將其視作滿漢合作保存文獻的佳例。
1.論文:主要有以下單篇研究文章發表(按照發表時間先後排列):梁容若《納蘭性德的傳記與著作》①見於《書和人》第192 期，1972年8月。山東大學2006 級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4月。；黄忠慎《〈通志堂經解〉 所收元儒書學要籍評介》②見於《孔孟月刊》十九卷十二期，1981年8月。；高岸《納蘭成德與〈通志堂經解〉》③見於《成德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9年第4 期。；姚崇實《〈通志堂經解〉 序簡論》④同上。；趙秀亭《納蘭性德著作考》⑤見於《滿族研究》1991年第2 期。；黄志祥《〈通志堂經解〉 輯刻者述辨》⑥見於《孔孟月刊》三十卷七期，1992年3月。；劉德鴻《滿漢學者通力合作的成果—— 〈通志堂經解〉 述論》⑦見於《清史研究》，1995年。；林慶彰《〈通志堂經解〉 之編纂及其學術價值》⑧見於《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8月。；王愛亭《〈通志堂經解〉版本研究》⑨山東大學2003 級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4月。、《〈通志堂經解〉 的總體特點、貢獻及不足》⑩見於《山東圖書館季刊》2008年第3 期。、《崑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 版本學研究》⑪見於《書和人》第192 期，1972年8月。山東大學2006 級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4月。、《〈通志堂經解〉 刊刻過程考》⑫見於《圖書館雜志》2011年第1 期。、《徐乾學、納蘭成德與〈通志堂經解〉 關係新探》⑬見於《圖書、文獻與交流》2011年第1 期。、《〈通志堂經解〉 底本考論》⑭見於《文獻季刊》2011年第3 期。；李東峰、舒大剛《〈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 的淵源及構成辯證——兼及作者歸屬問題》⑮見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3年第1 期。；趙秀亭《納蘭性德經解諸序編年考略》⑯見於《河北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4 期。；陳旭輝《〈合訂大易集義粹言〉 編撰與作者考》⑰見於《理論界》，2014年第5 期。。
2.論文集:由林慶彰主編的《〈通志堂經解〉 研究論集》⑱林慶彰、蔣秋華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5月。，收入學者相關研究論文九篇，附以陳惠美點校的納蘭成德撰《通志堂經解序》、翁方綱撰《通志堂經解目録》、關文英撰《通志堂經解提要》並黄智明編輯的《〈通志堂經解〉 相關資料彙編》。不僅彙集了《通志堂經解》的主要研究成果，而且為學者考察《通志堂經解》相關問題提供了豐富而詳實的材料。
3.專著:相關著作僅見一例:臺灣陳惠美《徐乾學及其藏書刻書》①陳惠美:《徐乾學及其藏書刻書》，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此書從徐乾學的生平事迹和著述交游切入分析，以求在知人論世的前提下，對其藏書刻書的情況進行更加客觀的研究和評價。此書於五、六章重點探討了與《通志堂經解》相關的問題。在第五章《〈通志堂經解〉 之刊刻與流傳》中，作者重點梳理了影響《通志堂經解》刊刻的幾個因素、刊刻的經過以及刻成之後的流傳情況。在第六章《〈通志堂經解〉 的評價及其影響》中，作者分别就刻書以存書、校書以存書這樣兩個角度，對《通志堂經解》的得失做出了較為公正的分析；隨後，又以清代的叢書刊刻為觀察視角，探討了《通志堂經解》對後世的影響。
對以上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關於《通志堂經解》的研究角度，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比較大的方面:與著作權相關的幾個問題、與版本學相關的幾個問題、對《通志堂經解》所做出的評價。本文嘗試分别從這三個方面歸納、梳理相應的研究成果，以求對《通志堂經解》研究現狀中存在的重點、難點、薄弱點，做出較為客觀的認識和分析。
6）主枝与大、中、小型结果枝组均呈单轴、直线延伸，螺旋排列或错生分布，不竞争、不轮生、不对生，不重叠、不交叉、不并生。
一、與著作權相關的幾個問題
與著作權相關的幾個問題的討論，是伴隨着《通志堂經解》的成書而出現的。相關的討論和記載在清代相關史書和清人的著作中屢有出現②如《清實録》《四庫全書總目》《書林清話》等。，但一直未成定論。隨着現代著作權意識的深化，這幾個問題更加成為近年來學者關注的重點内容。對於與著作權相關問題的討論，主要可以詳細分為三個方面:關於《通志堂經解》的輯刻者的辨析、《通志堂經解》中署名為納蘭成德的兩部書的著作權問題以及對經解諸序、總序作者的考察。
(一) 關於《通志堂經解》的輯刻者
關於《通志堂經解》輯刻者的探討，即現代所言的署名問題，一直是學者們重點關注和考證的一個方面。這一問題的産生，一則由於此部叢書規模之大，其選擇底本、書籍校勘、叢書刻印等步驟之繁，本非一人之力能够勝任。而《通志堂經解》始刻之年(康熙十二年)，成德年十九歲，當其亡故(康熙二十四年)，亦僅年三十一歲，對於成德完成《通志堂經解》輯刻能力的質疑，於情於理都存在着可以理解的成分；二則由於徐乾學與納蘭成德之間具有師生之誼，而徐乾學與成德之父明珠之間，又存在着以明清易代為大背景之下的政治關係，《通志堂經解》刊刻之時，成德拜在徐乾學門下學習經學，而《通志堂經解》中所選用的底本，有相當部分出自徐乾學的藏書樓“傳是樓”中，這些複雜的情況加劇了著作權問題考證的難度；三是由於成德、徐乾學二人為《通志堂經解》所作總序互有齟齬之處，時人、後人相關的記載、討論見解不一，也對選取旁證的過程造成了干擾。
高岸認為，徐乾學為《經解》的刊刻做了大量的準備和整理方面的工作。“納蘭成德晚年篤意於經史，有‘盡裒輯宋、元以來諸儒説經之書以行於世’ 的壯志，徐乾學是納蘭成德的座師，對他的潛心好學及整理古籍的壯志，當然要加以鼓勵，就把他所校訂的書拿出來給他，以成其志。”①高岸:《納蘭成德與〈通志堂經解〉》，《成德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9年第4 期。可見，作者認為徐乾學對於成德輯刻經解起到了助成的作用。
1.輯刻者當為徐乾學
梁容若在《納蘭性德的傳記與著作》一文中指出，《通志堂經解》為徐乾學輯印，署名通志堂乃是托名於成德，並强調此事已經乾隆帝“明諭糾正”①梁容若:《納蘭性德的傳記與著作》，《書和人》第192 期，1972年8月。《清實録》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九日高宗皇帝御旨:“ 《四庫全書》進呈《補刊通志堂經解》一書，朕閲成德所作序文，係康熙十二年，計其時成德年方幼稚，何以即能淹通經術? 嚮即聞徐乾學有代成德刻《通志堂經解》之事，兹令軍機大臣詳查成德出身本末，乃知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嵗。徐乾學係壬子科順天鄉試副考官，成德由其取中。夫明珠在康熙年間柄用有年，勢焰薰灼，招致一時名流如徐乾學等，互相交結，植黨營私。是以伊子成德年未弱冠，夤緣得取科名，自由關節。乃刻《通志堂經解》，以見其學問淵博。古稱皓首窮經，雖在通儒，非義理精熟畢生講貫者，尚不能單心闡發，發明先儒之精藴。而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廣搜博採，集經學之大成，有是理乎? 更可證為徐乾學所裒輯，令成德出名刊刻，俾藉此市名邀誉，為逢迎權要之具耳。”。乾隆皇帝關於《通志堂經解》所下的御旨歷來是分析《經解》署名權的重要材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御旨頒佈於乾隆五十年(1785)，距離《經解》始刻時間——康熙十二年(1673) 已有百餘年，乾隆皇帝對於此中原委的斷定以何為據、依據的來源是否可靠、依據本身是否真實，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考證的問題。並且，乾隆帝與納蘭家具有深切的政治立場之争，這種情況是否會促進乾隆皇帝形成對於成德有意或無意的偏見，也是學者們不可不察的一個重要因素。
陳惠美老師在其專著的第五、六兩章着重討論了徐乾學與《通志堂經解》的相關問題。第五章《〈通志堂經解〉 之刊刻與流傳》中，作者考察了與徐乾學同一時期或稍晚的記載，認為《經解》刊刻的主持者當為徐乾學。其刊刻《經解》既是源於自身對經史的珍重、朋友之間力倡刻存古籍的風氣，也有為自身邀譽和揚成德之名的考量。對於旁證的分析是考證的重要手段，然而時人、後人的記載中，持《經解》為成德主持刊刻者亦不佔少數，書中即列舉了《清史稿·文苑傳·納蘭性德》、顧陳垿《唐孫華傳》、張任政《納蘭性德年譜》、李兆洛《養一齋詩文集·詒經堂續經解序》、葉德輝《書林清話·洪亮吉論藏書有數等》、顧修《彙刻書目》卷一、張之洞《書目答問》卷五七條相關旁證。對於這部分意見，作者並未作出辯駁，僅於後文列舉了主張《經解》為徐乾學主持刊刻的七條旁證:王士禎《居易録》卷十、卷十五，張廷玉《澄懷園文存·宋元經解删要序》，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子夏易傳》，方苞《望溪先生文集·與吕宗華書》《望溪先生文集·與梁裕厚書》，蘇源生《書先師錢星湖先生事》。筆者認為，對於此一節的論述，值得重新考量之處有二:其一，書中雖持徐乾學主持《通志堂經解》刊刻之論，然而，對於納蘭成德為《經解》刊刻的主持者這一觀點及相關旁證並没有做出相應的辯駁，使得“有破有立”這一論證原則没有得到良好的呈現。這一論證過程中的缺憾未免使結論的得出顯得單薄；其二，作者對於《通志堂經解》刊刻之功歸於成德抑或徐乾學這兩方面，在分析二人分别所做的經解序之外，均列舉了七條旁證，且雙方的旁證或出自於重要史書記載，或出自於名家論學、論書之筆，均可以呈現出一定的分量。可以説，就作者所持的《通志堂經解》為徐乾學主持刊刻這一觀點來看，從列舉旁證的數量、質量上來説，都未能形成相對較强的説服力。
王愛亭在其博士論文題目中强調了“崑山徐氏所刻”，作者通過對於徐乾學所撰《通志堂經解序》、時人與後人的相關記載、《經解》編刻所需要的條件等方面的分析論證，得出結論:《經解》的編刻者為徐乾學，納蘭成德與《經解》的關係為捐資、作序、冠名①關於這一問題，作者另有專文發表:《徐乾學、納蘭成德與〈通志堂經解〉 關係新探》，《圖書、文獻與交流》2011年第1 期。。值得重點關注的是，作者在討論刊刻條件的過程中，除了資金來源之外，還重點考察了底本來源、專家校勘和大量刻工三個重要條件，通過對於刊刻條件的分析，進一步密切了《經解》與徐乾學之間的關係。《經解》各版皆標記了刻工名字，這是得以通過刻工來考察《經解》刊刻情況的基本前提。作者將《經解》所記載的近五百名刻工及其所刻《經解》中書、《經解》以外書的情況整理成《〈通志堂經解〉 刻工表》。由於參與刊刻的工匠多活躍於徐乾學的老家——江蘇一帶，且在《經解》刊刻的主要時間裏，徐乾學本人也主要活動於江蘇，因此，文中對於工匠的考察也進一步證明了徐乾學主持《經解》刊刻的現實可能性。保存有衆多參與《經解》刊刻工作的刻工姓名，是《通志堂經解》的一大重要版本特色，這一特色在清代書籍的刊刻中並不常見。而通過對於古籍刻工的分析，可以作為考察相應古籍刊刻的過程和質量、地域性手工業生産製造、地域文化特色、古籍出版行業的規則和秩序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切入點。然而，這一特點没有被歷來的《通志堂經解》研究學者所重，尚屬於《通志堂經解》相關研究中的薄弱點，同時也是王愛亭老師此文中亮眼的創新點。這一考察點基於並體現了作者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同時也為探討《經解》的刊刻問題提供了一個穩重而獨特的視角。
2.輯刻者當為納蘭成德
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相關論文和專著主要呈現了三種觀點:《通志堂經解》輯刻者當為徐乾學；《通志堂經解》輯刻者當為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當視為二人合力完成。
姚崇實提到:“納蘭性德於康熙十二年開始編輯《通志堂經解》，至康熙十六年刊成”。②姚崇實:《〈通志堂經解〉 序簡論》，《成德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9年第4 期。顯然是將《經解》之成歸功於成德。
在本文所考察的研究成果中，持《通志堂經解》為納蘭成德所輯刻觀點者僅為少數，且論證過程中，或證據略顯薄弱，或並未對此觀點進行考證，而是直接作為已然的事實在行文中使用。因此，《經解》輯刻者為納蘭成德這一説法，不屬於學術界認可的主流觀點。
3.二人合作完成
笔者在移动媒体英语课堂上使用创设语言环境法、唱歌法、游戏法、形象法、电教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把视、听、讲、读、议、写结合起来。笔者组织学生进行单词竞赛、朗读比赛或一分钟free talk。在讲授新同时常采用形象法，即借助实物、图片、简笔画、教学挂图和形体动作的方法，或通过游戏法如猜谜语，说笑话，有时把生词纳入形象生动的语境如英语谚语、句子、对话、滑稽故事、歌曲中来教，大大提高词汇教学的趣味性。
趙秀亭《納蘭性德著作考》的第一部分探討了納蘭成德經解類的著作，得出結論如下:成德刻經，乃是受“君親師”(康熙帝、明珠、徐乾學) 三種角色共同的推動，在《通志堂經解》成書過程中，成德和徐乾學擔任的角色分别是首倡和總編，《經解》中有相當部分由成德完成校勘，這也是徐乾學嚮他傳授經學的一種方式，即“為讀而校”。
黄志祥在《通志堂經解輯刻者述辨》中列舉了《經解》輯、刻者之説四種，經過文獻考辨後得出結論:《經解》之輯者為徐乾學，校者為顧湄，刻者以徐氏為先，此時尚未命名，後以板讓成德，成德續刻並完成，經解終以成德室號冠名。
迟羽在滑翔伞基地的人缘还是不错的。大约是大家都看出她被胖子缠得太紧，第二天，一名叫七哥的男教练主动提出愿意帮迟羽分担一些客人。迟羽求之不得，感恩戴德地把胖子推到了七哥的名单里。
劉德鴻認為，關於《經解》的編校，徐乾學具有核心和總裁的身份，而納蘭成德參與了搜集底本、參校核勘、撰寫序跋、捐資刻印等事務。作者同樣肯定了“邊讀邊校”這一傳授經學的方式。雖叢書成於衆人之力，但主要是此二人合作的成果，且“是清初滿、漢關係史上的一個範例”③劉德鴻:《滿漢學者通力合作的成果—— 〈通志堂經解〉 述論》，《清史研究》，1995年。。
近五十年來，關於《通志堂經解》的研究成果主要如下。
以上四位學者均不同程度地説明瞭成德和徐乾學二人在《經解》輯刻過程中的貢獻，或以時間先後之承接，或以分工有别之配合，論述二人合力完成《經解》的刊刻這一事實。《通志堂經解》本為一部規模浩大的經學叢書，從其輯刻所需工序之繁、學識精力之深、耗資之巨等方面，均可見《經解》之成實非一人之功。納蘭成德《經解總序》中有言:“逮宋末元初，學者尤知尊朱子，理義愈明，講貫愈熟，其終身研求於是者，各隨所得以立言，要其歸趨，無非發明先儒之精藴以羽衛聖經，斯固後世學者之所宜取衷也。惜乎其書流傳日久，十不存一二，余嚮屬友人秦對巖、朱竹垞購諸藏書之家，間有所得，雕版既漫漶斷闕，不可卒讀，抄本譌謬尤多，其間完善無譌者，又十不得一二。間以啓於座主徐先生，先生乃盡出其藏本示余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擇取而校定者。’ 余且喜且愕，求之先生，抄得一百四十種，自《子夏易傳》外，唐人之書僅二三種，其餘皆宋、元諸儒所撰述，而明人所著，間存一二。請捐資經始，與同志雕版行世，先生喜曰:‘是吾志也。’ 遂畧敘作者大意於各卷之首，而復述其雕刻之意如此。”①納蘭成德:《經解總序》，轉引自《通志堂經解研究論集》，第264 頁。徐乾學所作的《經解序》中也記載:“皇朝弘闡六經，表微扶絶，海内喁喁嚮風，皆有脩學好古之思。余雅欲廣搜經解，付諸剞劂，以為聖世右文之一助，而志焉未逮。今感竹垞之言，深懼所存十百之一，又復淪斁，責在後死，其可他諉! 因悉余兄弟家所藏本覆加挍勘，更假秀水曹秋岳、無錫秦對岩、常熟錢遵王、毛斧季、温陵黄俞邰及竹垞家藏舊版書若抄本，擇是正，總若干種，謀雕版行世。門人納蘭容若尤慫恿是舉，捐金倡始，同志群相助成，次第開雕。經始於康熙癸丑，逾二年訖工。藉以表章先哲，嘉惠來學，功在發余，其敢掠美，因敘其緣起，志之首簡。”②徐乾學:《通志堂經解序》，轉引自《通志堂經解研究論集》，第745 頁。可見，對於《通志堂經解》藉衆力而成這一點，納蘭成德與徐乾學二人在經解總序中都做出了清晰的説明。同時，在二人的經解總序中，都提及了師徒二人對於保存文獻、刊刻《通志堂經解》的熱心和行動。可以説，師徒二人一拍即合，各盡所能，協力主導了《通志堂經解》的刊刻。因此，對於這一項工程中徐乾學與納蘭成德師徒二人出力的討論，可論多少，而不論有無，是比較合適且合理的態度。並且，師徒二人均孜孜於經學，一個一心求教，一個傾囊相授。徐乾學以指導成德校勘經解的方式促進其學習經典，也是有着相當可能性和可行性的。古人對於輯刻大型叢書的署名權的認識較今天而言是不同的，以今人的眼光來看，《經解》署名成德一人，無疑是不全面的。
(二) 《經解》中署名為成德的兩部書的著作權問題
《經解》所收的一百四十部書中，有兩部署名成德所撰，即《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與《陳氏禮記集説補正》三十八卷③關於這兩部書的名稱，學者稱引略有出入，本文一律採用《通志堂經解》原載書名。。《合訂大易集義粹言》為宋儒《大易集義》《大易粹言》二書之合輯，内採宋儒易學論説十八家，並間含輯者所下考補訂正少量。《四庫全書總目》對於此書保存文獻與内容取材均做出了比較高的評價:“今《粹言》尚有傳本，已著於録。《集義》流播較希，尚藉此以見梗概。其中理數兼陳，不主一説，宋儒微義，實已略備於斯。李衡删房審權之書，俞琬鈔李心傳之説，並以取精擷要，有勝原編。此書之作，其功亦約略相亞矣。”①《四庫全書總目》卷六《經部·易類六》。《陳氏禮記集説補正》乃為補充、駁正陳澔《禮記集説》所作。對於這部書，《四庫全書總目》評論道:“凡澔之説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頗為詳核。而愛博嗜奇，亦往往泛採異説。……凡斯之類，皆徵引繁富，愛不能割之故。然綜核衆論，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②《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經部·禮類三》。對於這兩部書的作者，清代相關典籍記載見解不一，或以為前者為陸元輔所作③如《四庫全書總目》卷六:“相傳謂其稿本出於陸元輔。”，或以為後者為陸元輔所作④如張之洞《書目答問》卷一:“ 《禮記陳氏集説補正》三十八卷，陸元輔代納蘭性德撰。”。本文所考察的相關論文、專著中，關於這兩部書的著作權問題，亦有此兩種不同的見解。
梁容若對於這兩部書的作者均採用了《四庫全書總目》中的説法，並對《陳氏禮記集説補正》一書補充道:“性德卒時年三十一，得年比孔廣森少四歲，比劉師培少五歲。我們看了巽軒所著書和劉申叔遺書的包孕豐富，光怪陸離，就會覺得才人如性德，另有經學著作，並非不可能了。”⑤梁容若:《納蘭性德的傳記與著作》，《書和人》第192 期，1972年8月。作者通過横嚮比較的方法，提醒了我們，學者的學術素養和年齡未必呈現正相關的關係，年少如成德，撰寫經學著作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作者雖未下確論，但仍不失為嚮後人提示了一種開闊性的思路。
趙秀亭的《納蘭性德著作考》通過對於經解諸序及其他相關記載的考察，認為《合訂大易集義粹言》確為性德之作，而《陳氏禮記集説補正》則作於陸元輔。
李東峰、舒大剛兩位老師認為，對於《合訂大易集義粹言》一書，成德本人的貢獻是有限的。
陳旭輝認為:“ 《陳氏禮記集説補正》當為陸元輔供稿，《合訂大易集義粹言》當為納蘭性德親自主持編撰。”⑥陳旭輝:《〈合訂大易集義粹言〉 編撰與作者考》，《理論界》2014年第5 期。
關於這兩部書作者問題産生的争論，其根源在於古人對於著作權問題認識和處理上的模糊性。也正是由於這一點，相關經解序文的可信度也被一定程度地降低。同時，時人、後人的記載與討論有些難免各執一端，自説自話，加之成德早亡，這些因素都加劇了考證這一問題的難度。對此，學者應該保持一種公允持正的態度，在没有對相關材料進行全面的、透徹的、條理性的分析之前，輕易地肯定或是否定，無疑都是不合適的。並且，對兩部書中所體現出的經學特色、行文特色與相關學者的學術思想特點進行對比性分析，可以幫助我們進行著作與作者的相互匹配。
(三) 經解諸序、總序的作者
《通志堂經解》收書一百四十種，其中六十四種書前有署名成德的序①另外，成伯璵《毛詩指説》與張耒《詩説》二篇有跋。，並於全書卷首存署名成德之經解總序。關於經解諸序、總序作者的考證，是《通志堂經解》研究中的難點。學者相關論述大抵如下。
姚崇實《通志堂經解序簡論》一文，從經解諸序中分析納蘭成德的思想和思考，得出如下結論:納蘭成德重視理學，從改善滿漢關係、穩固清政府統治的時代需求大背景下來看，成德推崇理學具有很大的進步性；在哲學、政治、倫理方面，他注重事物的陰陽消長之理，主張統治者應該以賢能而非出身來任用人才，讚揚忠義節烈的民族氣節；學術思想方面，納蘭性德具有辯證的精神，注重讀者的道德修養，重視學術源流和師承。
趙秀亭的《納蘭性德著作考》一文指出，通過對於序中口吻、用詞等綫索的分析，可以確定其中五篇確為成德所作；通過對比《通志堂集》與《曝書亭集》所收序的文字，可以認定部分篇目為朱彝尊所作或與朱氏有明顯的關聯；而《經解》中大部分序的作者仍難下定論，且部分篇目明顯帶有當時政治背景之下漢族文人的情結。
林慶彰認為，《經解》中六十四篇序應視為納蘭成德所作，個别篇目參考了朱彝尊為《經義考》諸書所作序跋。
农村人口众多，由此产生的垃圾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包括生活垃圾、厨余垃圾、生产垃圾等。这些垃圾的成分复杂，有很大一部分很难自然降解，甚至有毒有害，对农村环境有很大影响。
趙秀亭《納蘭性德經解諸序編年考略》一文，將《經解總序》與朱彝尊、秦松齡、嚴繩孫等人所撰《成德祭文》内容相比對，加之序中所載書籍抄刻一百四十種，得出結論:“知序定稿必在《通志堂經解》大致刻竣時，即康熙二十八九年，其時性德物故久矣。”②赵秀亭:《纳兰性德经解诸序编年考略》，《河北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4 期。但並未對《經解總序》的作者作出確切的結論。同時，作者將諸序中署時康熙十五年者34篇與《通志堂集》及朱彝尊《經義考》《曝書亭集》等進行比較分析，認為若干序之作者應當或可能為朱彝尊、張雲章、黄虞稷。
《經解總序》概述了《經解》刊刻的背景和大概情況，成於《經解》基本刊刻完工之時，確屬理所當然。因而《經解總序》的作者問題又牽涉《經解》刊刻完成的時間，這又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對於署名成德的六十四篇序文的考察亦是一項有很大難度的工作。就每篇序言的具體内容來説，其中符合成德口吻的序文是否確為成德所作，還需要做出進一步的推敲，而其中帶有滿漢相争之下漢人口吻的序文也未必為旁人所作。納蘭成德本人廣泛結交漢族文人，不僅拜漢人徐乾學為師，並且與朱彝尊、顧貞觀、陳維崧、梁佩蘭、嚴縄孫等漢族文人結有真摯而深厚的情誼；除此之外，納蘭成德對於經學、詩詞學等漢族優秀文化具有非常深入的掌握和喜愛。因此，因成德的滿人身份而否定其對於民族氣節等品格的崇尚的可能性，無疑是一種武斷的做法；加之古人對於著作權問題認識的模糊，文人之間互相徵引、傳抄而不著出處者亦不在少數，因此經解諸序與《經義考》《曝書亭集》之間的關係同樣也是值得學者們進一步推敲的。
二、與版本學相關的幾個問題
從版本學及其相關問題入手展開分析，是從事書籍研究尤其是叢書研究工作中不可迴避的一個重要方面。作為一部以文獻保存為主要刊刻目的的大型經部叢書，《通志堂經解》共收入經説一百四十種。在這一百四十種經説中，從成書時代上來看，宋、元二代的著作佔絶大多數；從經説的思想内容上看，以朱子學派為主要的學術傾嚮；從書籍的選取上來看，版本優良的重要經説和世所難見的孤本、秘本互為輝映。可以説，對於《通志堂經解》所收一百四十部經説的底本進行細緻的考察，對於研究《通志堂經解》的編輯理念、收書標準和叢書質量來説，都具有重要的價值。作為一部收書宏闊的大型叢書，《通志堂經解》的刊刻工作顯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關於《經解》刊刻工作的起始年份、完成年份的考證，對於研究叢書刊刻過程和工作難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通志堂經解》刊刻完成之後，也經歷了重刊、補刊的過程，考察、對比《通志堂經解》在流傳過程中所形成的三個版本，可以幫助我們直觀地認識古籍版式特徵和裝幀形式，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探求《經解》的價值和流佈、收藏情況。從版本學的角度來對《通志堂經解》進行考察，是《經解》研究中的難點。本文所考察的研究成果中，主要體現了三個主要的關注點:對《通志堂經解》所收諸書底本的考察、《通志堂經解》刊刻年份研究、《通志堂經解》的版本。
(一) 所收諸書底本
對《通志堂經解》所收一百四十部書的底本進行逐一考察，是一項有相當難度並且複雜的工作。除重點翻閲翁方綱《通志堂經解目録》外，相關的藏書目録、讀書志、藏書志及文人論述也是需要關注並考察的資料①如《宋史·藝文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天禄琳瑯書目》、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瞿镛《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葉德輝《郋園讀書志》、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四庫全書總目》、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
山東大學的王愛亭在導師杜澤勛的指導下，針對《通志堂經解》，以版本學為研究角度，完成了碩士論文、博士論文等一系列文章。他的碩士論文:《〈通志堂經解〉 版本研究》，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總體概括了《通志堂經解》相關情況，包括徐乾學的生平與著述、傳是樓藏書情況、徐乾學所刻書籍；《通志堂經解》編刊者介紹；《通志堂經解》刊刻的時代背景、動機、條件、過程；《通志堂經解》收書數量；《通志堂經解》的版本情況；《通志堂經解》的總體特點、貢獻及不足等内容。下篇是論文的重點，考察了《通志堂經解》所收前五十種書諸書的版本源流，為此文最大的用功點和創新點。他的博士論文繼續了碩士論文下篇的工作，對《經解》中所收全部一百四十部書的版本源流進行了全面的考察，逐一列出所收諸書的版本特徵，並在綜合分析各藏書目録、藏書志、讀書志及其他相關記載的基礎上，明確諸書所據底本情況及諸書收入《通志堂經解》之後的流傳情況，並介紹了諸書的其他主要版本，為後人瞭解、研究《經解》所收諸書的版本問題提供了清晰的脈絡。此外，作者還列出《〈通志堂經解〉 底本來源表》，對今可考諸書的底本來源、底本類型、所依據的參考資料進行系統分析，從中可以得見《通志堂經解》的刊刻與明清之際的著名藏書家及藏書樓之間的關係①針對《經解》中所收諸書版本源流的討論，作者另有專文:《〈通志堂經解〉 底本考論》，《文獻季刊》2011年第3 期。文中將《經解》中諸書能够考出明確底本者76 部彙成表格，列出諸書底本及考察依據，據此呈現《經解》刊刻的水平和價值。，同時也為我們以此為基礎，探討《通志堂經解》的叢書質量和版本學價值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二) 《通志堂經解》刊刻年份
學者關於《通志堂經解》刊刻年份問題的考察，主要是對於《經解》始刻年份和完成年份的辨析。
對於《經解》始刻的年份，學界是取得了基本的共識的。納蘭成德的《經解總序》署時康熙十二年，徐乾學所撰《經解序》也有“經始於康熙癸丑(十二年)”的語句。因此，《經解》的刊刻工作始於康熙十二年，應無疑問，本文所考察的研究論文、專著也均認可這一事實。
對於《經解》刊刻年份進行辨析的學者們，多將致力點放在對於《經解》刊刻完成年份的考索上。這一問題的産生，源自於對《經解》刊刻完成相關記載上的矛盾:徐乾學的《經解序》中寫道“踰二年訖工”，根據《通志堂經解》刊刻工作始於康熙十二年的記載來推算，訖工年份應為康熙十四年；然而，署名成德的經解諸序，署時為丙申(康熙十五年)或丁巳(康熙十六年)；並且，徐乾學《經解序》篇尾的署時——康熙十九年——多被認定為《經解》刊刻完工的時間②如《中國叢書綜録》。，而這一結論，也受到了部分學者的質疑。
高岸從敢於突破舊説的開拓思想和重視作者的崇高品質兩個方面，對納蘭成德的編輯思想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評價納蘭成德思想的開拓性時説:“這表現了納蘭成德思想的開拓性，敢於突破經學家門户之見，而超塵拔俗，不落舊套。這種精神，開以後漢學家批判古文經的先河，推進了一代學術思潮。其意義實為深遠。”①高岸:《納蘭成德與〈通志堂經解〉》，《成德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9年第4 期。關於納蘭成德對於作者崇高品質的推崇，作者評價道:“書以人傳，由於作者的崇高思想，發為文辭，往往足以訓世勵俗。這種思想，就是通經致用的思想。後來颜、李學派特别强調躬行實踐，就是這種精神的發揚光大。”②同上。
除了库伦摩擦模型外，还有内聚力模型[15]，也可以很好地模拟面面之间的黏结作用.内聚力模型同样可以定义面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作用形式见图4(b).其中，Κ为弹性刚度，δ为相对位移，即模型处于弹性阶段.当应力逐步增加，大于临界应力t0、位移超过临界位移δ0时，面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变化，黏结作用开始失效，相互作用刚度开始下降，即面面接触之间开始发生损伤.δf为结合面完全失去黏结力的相对位移.
林慶彰也認為，《經解》於八年(康熙十二年至康熙十九年) 内刊刻完成較為合理。
王愛亭在博士論文中，反駁了“二”為“七”字之訛的説法，並且根據相關序跋、書目、傳記、詩文集等資料，對《通志堂經解》的具體刊刻過程獲得了新的發現，對於長期以來普遍認為的康熙十九年刻成這一説法提出了商榷:“ 《通志堂經解》於康熙十二年開始刊刻，在康熙十五年已有少量印本，至康熙十九年《經解》的主體部分刻完。但直至康熙二十四年以後，仍還有少量經解付刻，並且還有較多的經解正在校勘、修版。在這個過程中校訂好的經解同時在印刷。在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之間，《經解》全部校訂完畢，並有整套的《經解》印出。”①王愛亭:《崑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 版本學研究》，第74 頁。關於此問題，作者另有專文發表:《〈通志堂經解〉 刊刻過程考》，《圖書館雜志》2011年第1 期。
在以上論述中，王愛亭的考察廣泛分析了大量的記載，謹慎有據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並對他家説法進行反駁。可以説，王愛亭進行論述和得出結論的過程都是比較令人信服的。
(三) 《通志堂經解》的版本
王愛亭在他的碩士論文中，認為《通志堂經解》有兩個刻本:其一為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本，此版於乾隆五十年奉御旨補刊，稱為御定補刊本；其二為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重刻本。值得關注的是，在博士論文中，作者根據考察《經解》刊刻年份所得出新結論進一步提出，由於《經解》在康熙十九年之後仍有刊刻，那麽“著録其為康熙十九年刻本有不妥，以作康熙間刻本為宜”②王愛亭:《崑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 版本學研究》，第74 頁。，於文中稱其為“《通志堂經解》初刻本”，隨後考察了初刻本的版式特徵、流佈情況以及書版的流傳。並且，此文中，作者將補刊本單獨列為一種版本，稱《通志堂經解》的版本有三:初刻本、乾隆五十年御定補刊本、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翻刻本。
3.3.3 性别划分。近几年我国女性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是在就业、各项福利待遇方面仍亟待进行完善，在进行保险业务金额调整的过程中也应该结合男女岗位发展的不同情况，针对性的给与女性关怀与照顾，女性能够获得的保险业务金额相较于男性有小幅度提高，使个税递延保险的发展更好的促进社会公平。
黄志祥《通志堂經解輯刻者述辨》一文，附以《通志堂經解刊刻年代述辨》，分述並辨正《經解》刊刻年代三説:始於康熙十二年，成於康熙十四年；始於康熙十五年；始於康熙十二年，成於康熙十九年。同時提出，懷疑徐乾學所作《經解序》中所言“踰二年訖工”之“二”字可能為“七”字之誤，若此懷疑成立，則《經解》始刻於康熙十二年，終刻於康熙十九年的説法得以成立。
陳惠美的專著在第五章《〈通志堂經解〉 之刊刻與流傳》中，論及《通志堂經解》於康熙十二年始刻，在兩年期間完成初步之規模，後移至納蘭成德名下，書籍的選取收録又有了進一步的調整。康熙十九年初刻行世，後有乾隆五十年清高宗御定補刊本和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據菊坡精舍藏版重刊本。作者比對了三種刊本在版刻版式(版式、字體、卷首)、校勘内容等方面的異同，並分别考察了三種刊本的流傳情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表格的形式，展示了《通志堂經解》各刊本在臺灣和亞洲其他地區的現藏情況①陳惠美:《徐乾學及其藏書刻書》，第179 頁。，為我們考察《經解》的流傳情況、收藏情況、查找資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通志堂經解》於乾隆五十年補刊，本是乾隆皇帝“命館臣將版片之漫漶斷闕者補刊齊全，訂正譌謬，以臻完善，嘉惠儒林”②《清實録》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九日高宗皇帝御旨。。察此版本，並未對康熙年版本的内容進行實際上的補正。然而，經過重印之後，叢書的裝幀形式發生了改變，且卷首列有乾隆五十年清高宗上諭。故宜將此視作《經解》三種版本之一。關於各版本的流傳情況，上述兩位學者都做了相當程度的考察，而陳惠美所做的工作更為詳密，書中所附《〈通志堂經解〉 臺灣地區收藏概況一覽表》和《〈通志堂經解〉 亞洲地區收藏概況一覽表》清晰細緻地呈現了不同版本的輯刻者、册數、收藏處，為學者從事相關的後續研究提供了資料幫助。
三、對《通志堂經解》的相關評價
對《通志堂經解》這一清初大型經部叢書擇一角度進行評價，也是致力於《經解》研究的學者們重點關注的問題。能够選擇一個值得關注的、有探討價值的角度，對《通志堂經解》的相關方面做出一個較為全面且公允的評價，是需要建立在學者對於《經解》刊刻所涉及的相關問題的足够瞭解以及對於學術史脈絡的宏觀把握基礎之上的。學者對於《通志堂經解》所做出的相關評價，直接體現着其學術品味和學術眼光，因此，從事《經解》研究的學者們對於這一點也是十分審慎的。在本文所考察的研究成果中，所涉及的相關評價可以略分為兩個大的方面:一是通過對於經解諸序的逐一研讀，評價諸序中所包含的思想傾嚮和學術品味。其中，有部分學者將諸序中所體現的思想、學術傾嚮歸之於納蘭成德；二是從書籍選取、校勘質量、文獻保存等方面，對《通志堂經解》本身的質量進行評價，並從文獻保存和經學發展的角度分析《通志堂經解》的貢獻。
目前国内银行没有正确认识到产业风险评价的重要性，在对授信客户进行风险评价时并没有将产业风险评价摆在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而是着重强调对客户自身风险的评价，即使有些银行在进行授信分析时将产业风险考虑了进来，但其权重通常只占到了5%～10%，相比美国美林银行、JP摩根银行所赋予的30%权重，比重太小。在我国当前产业转型升级阶段，产业发展分化的格局逐渐显示出来，过剩产能产业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在这个新经济形势下银行进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时更要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产业发展的趋势，对产业风险评价加以重视。
(一) 關於經解諸序中體現的思想傾嚮
《通志堂經解》卷首刊有署名納蘭成德的《經解總序》和署名徐乾學的《經解序》。《經解》所收的一百四十部書中，六十四部書前有署名納蘭成德的序文。對於上述序進行逐一研讀，將其中所體現出的思想傾嚮和學術態度進行認識並歸納，是對《通志堂經解》進行評價所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趙秀亭在《納蘭性德著作考》中，通過分析幾位學者關於《通志堂經解》的刊成時間在納蘭成德去世之後的記載，得出了《經解》的竣工至早在康熙二十五年這一結論。
An on-chip 245 GHz antenna composed of two halfwavelength folded dipoles was designed with LBE technology (localized backside etching). Fig. 7 present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imulated gain and measured gain of the antenna [18]. Around 6–7 dBi antenna gain is estimated at 245 GHz.
劉德鴻《滿漢學者通力合作的成果——通志堂經解述論》一文，關於經解諸序所體現的成德之思想傾嚮，歸納為闡揚程朱理學、以經學濟理學之不逮、表彰忠節三點。
本研究中，MRI检出63例隐匿性骨折，检出率为92.6%；128层螺旋CT检出51例隐匿性骨折，检出率为75%，两者差异显著。
雖然對於經解諸序作者的認定目前還處於存疑的狀態，但是，對於諸序内容的解讀、對於序中所直抒或暗示出來的思想傾嚮進行分析，歸納作者在序文中所體現出的學術思想，無疑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並且，在對諸序内容進行解讀的同時，能否聯繫到明清易代的時代大背景，對序文中所體現出的思想和情感傾嚮進行情境回歸式的理解；能否從學術史發展的角度，對序文中所包含的學術態度給予恰當的評價；同時，以《通志堂經解》所載諸序中體現出的思想傾嚮作為典型範例，進一步明確清初學術在整個學術史發展過程中的走嚮和地位，也是對於學者學術眼光和思維的艱巨考驗。
(二) 關於《通志堂經解》及其貢獻
學者對於《通志堂經解》及其貢獻進行評價，通常集中在兩個比較大的方面:從文獻保存的角度評價《經解》的貢獻；從經學和清代學術發展的角度評價《經解》的地位。具體來説，《通志堂經解》對於保存唐代以來的經學文獻，尤其是宋、元两代儒者的經學著作來説，具有不可磨滅的功勞，許多孤本、稀見本通過《通志堂經解》的刊刻得以保存下來；同時，許多善本書籍通過《通志堂經解》的刊刻，得以被更多的人品鑒和誦讀，避免了藏書於一樓的局限和遺憾，可以説是一件嘉惠學林的美事；《通志堂經解》在收録經説的同時，對書籍的版本進行了慎重的選汰，並進行了大量的輯佚、校勘工作，很多在流傳日久的過程中不幸殘缺或内容竄亂的經説，由此得以重焕新顔。可以説，它是清初的一項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此後，“通志堂本”成了古籍整理、收藏界中被重點收録的一個版本類型。從學術的角度上來説，《通志堂經解》所收入的經説多為朱子學派，被部分學者認為是偏於門户之見的表現。然而，也正因為《通志堂經解》所具有的這個特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朱子學派經説的宏大資料庫。更值得注意的是，《通志堂經解》對朱子學派經説的集中收録，體現了清初這一時期學人的治學眼光和學術品味，是非常值得我們將它放在整個學術史發展的脈絡中去整體考察的。
黄忠慎《通志堂經解所收元儒書學要籍評介》一文，對《經解》中所收元儒書學著作十種分别就其作者、卷數、内容、自序等方面進行介紹，並對諸書内容有所褒貶。
高岸肯定了《經解》對於古籍整理、保存的重大貢獻，並且指出，清初正是經學發展的過渡時期，《經解》所收著作反映了經學發展的軌迹方嚮，成為學術史研究中一個標志性的關注點。
林慶彰從文獻保存和經學發展兩個角度來論述《經解》的貢獻。《經解》搶救了宋、元時代的經説，“也成了大家要利用宋、元經學文獻時，必須參考、取資的大叢書”①林慶彰:《〈通志堂經解〉 之編纂及其學術價值》，載《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8月。。經解諸序具有辯證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這一體例也被《四庫全書》等叢書所繼承。此後，《詒經堂續經解》《經苑》兩項宋元經解叢書的編纂工作也明顯是受到《通志堂經解》影響之下的繼續。
改善党的领导以利于发展基层民主，要求以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为核心，不断改善党的领导、组织、人事制度，使党的制度与发展基层民主相适应。从基层民主发展的现状来看，唯有通过改革的继续深化，基层民主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不存在固现状、求改革的可能性。因此，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迟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改革只要符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原则的有机统一，这样的改革就应该大胆尝试。
陳惠美專著的第六章闡述了對《通志堂經解》的評價及其影響，其刻書有保存文獻之功，但其部分底本選擇不精，校勘上存在粗糙和擅改的弊病，影響了《經解》整體的品質。儘管如此，《經解》仍不失為叢書輯刻中的先導和典範。更為重要的是，《通志堂經解》的刊刻對清代叢書刊刻具有先導和示範作用，“後來清代刊刻叢書之漸於精且傳，《通志堂經解》的前導之功不可没”②陳惠美:《徐乾學及其藏書刻書》，第179 頁。。此後，方苞用了二十餘年的時間，致力於删改《通志堂經解》，可惜今不得而見。為補《通志堂經解》之不足，張金吾和錢儀吉先後刊刻《詒經堂經解》和《經苑》。“通志堂本”形成之後，乾隆時期所纂修的《四庫全書薈要》經部中有部分便以之為謄録的依據，《四庫全書》所收書中也有數種以之為底本。其他叢書的刊刻也多有以“通志堂本”為底本者。有清一代，也多有學者選用“通志堂本”作為校讎之底本。
陳惠美對於《經解》本身質量的評價直抒褒貶，是一種非常客觀的學術態度。並且，評價《通志堂經解》的貢獻之時，眼光不局限於一時、一書之功，能够從整個清代學術發展的大脈絡、大環境中，去看待和評價《通志堂經解》對後世學術的影響，是很值得我們去認真學習和藉鑒的。高、林二位學者從文獻學和經學史兩個角度評價《經解》的貢獻，同樣也是十分精到的。
四、對今後研究的幾點設想
以上三個方面為目前從事《通志堂經解》相關研究的主要關注點和着力點。從某一個角度出發，致力於攻克關於《經解》某一方面的專題性問題，目前來看，已經取得了頗為豐碩的成果。然而，關於《通志堂經解》的研究，目前尚缺乏較為宏觀的比較性研究，關於這一方面，本文試提出幾點研究設想，以供諸位老師批評:
7.来稿请详细标注参考文献，在行文中按先后次序在相应位置标出序号，并依次按要求列于文末，其序号用方括号加数字表示。如[1]、[2]……文末参考文献格式：书籍为“[序号]作者.(作者，作者，等.)书名[文献类型标志].版别.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期刊为“[序号]作者.(作者，作者，等.)文题[文献类型标志].刊名，年，卷(期)：起止页”。例如：
第一，我國叢書的編纂，開始於宋代，繁盛於明清。編纂叢書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個值得注目的現象和特色，也是自宋代直至今天貫穿我國學術史的一項優秀的傳統。《通志堂經解》是清初的一部大型經部叢書，對於《經解》刊刻的動因、刊刻的過程、價值的探討等問題，時人留下了很多珍貴的記載，後人的相關討論也不在少數。那麽，為什麽徐乾學、納蘭成德等人要以叢書的形式來保存文獻? 刊刻叢書的組織工作過程是怎樣的? 與同時期其他形式的經學文獻相比，《通志堂經解》這套叢書具有怎樣獨特的價值和特色? 在從文獻保存和經學發展兩方面對《經解》進行評價之餘，可否從我國的叢書編纂史抑或經部叢書編纂史的脈絡中，對《經解》的特點、價值和地位做出探討? 相比於其他部類的叢書而言，經部叢書具有怎樣的編纂特色? 而這些特色在《通志堂經解》中又是如何體現的? 這些問題都是有一定思考和研究的價值的。
第二，《通志堂經解》中所收一百四十種書的底本有相當部分來源於明清時期著名的藏書樓，如傳是樓、培林堂、曝書亭等。如果將這些藏書樓中所藏全部經解類書籍與《通志堂經解》中所收經解做出比較，可以從中看出《經解》擇書的標準和眼光，從中也反射出清初文人對於衆多經解的選取態度。除版本的珍稀情況之外，經説本身的學術價值、受認可程度也是刊刻《通志堂經解》時進行書籍選取的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前代經説的流傳情況、版本情況以及收藏狀況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學術價值。並且，清初文人對於經解類書籍的評判和選取，與當時的學術大背景、政治大背景有着怎樣的關係，這些也是值得從多個角度討論的問題。
第三，對於《通志堂經解》這樣一部大型經部叢書，從刊行至今，在海外的收藏情況是怎樣的? 陳惠美所作的《〈通志堂經解〉 臺灣地區收藏概況一覽表》和《〈通志堂經解〉亞洲地區收藏概況一覽表》為我們展現了《經解》在亞洲地區圖書館和文庫的收藏情況。那麽，在亞洲之外的其他地區，《經解》的收藏和流傳情況如何? 《經解》的私人收藏目前可考情況如何? 海外的藏書機構及私人收藏家是如何認識《通志堂經解》這部叢書的地位和價值的呢? 將海外對於《經解》的收藏情況和相關評價與國内進行對比，可以看出海外漢學相關領域的發展和研究特色，同時也會幫助我們對於這部叢書做出更加客觀和全面的認識。
柳州之所处，在于柳江，柳江之所为，在于西江干线。摊开地图，柳州正是西江干线的起点之一。凭借柳州及西江干线的黄金航道，柳州上通贵州，下达南宁和珠三角。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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