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最新统计年鉴等其他数据，本文从结构差异视角对新疆人口转变及特点进行描述分析。相比于全国的人口转变进程，新疆人口还处在转变的后期阶段，比全国要慢。从新疆人口转变内部的结构差异来看，在区域差异上，北疆先于南疆，城市先于农村；在民族差异上，汉族先于少数民族；另外还有以流动人口为主的建设兵团自身特殊的人口转变轨迹。新疆人口转变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新疆发展过程中多种问题并存和叠加的基础。在充分认识到新疆人口内部结构差异性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在新疆发展过程中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更好地实现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构想。
【关键词】人口转变 结构视角 新疆问题 一带一路
一、引 言
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即第一次人口转变，是概括描述18世纪后期以来一些西欧国家因为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变化而出现的生育和死亡下降的现象。该理论指出伴随着西方工业化、现代化，人口都会从一个以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为特征的近乎静止的状态，转向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的人口状态（Ansley J.Coale，1986[1]；Dirk J.Van de Kaa，2008[2]）。传统人口转变理论雏形是由法国学者兰德里1909年于《人口的三种主要理论》一文中率先提出的，后来许多著名的人口学家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如美国学者汤普森提出的人口转变三阶段模型，诺特斯坦和寇尔提出的人口转变四阶段模型，以及英国人口学家布莱克提出的五阶段模型等（A.Landry，1909[3]；S.Thomson，1929[4]；Notestein，1945[5]；Ansley J.Coale，1973[6]）。虽然作为一种现实，人口转变这一过程至今只完整出现于部分国家和地区，而且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各不相同，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它揭示了人口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在后发国家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预测性（Bongaarts and Watkins，1996[7]）。
20世纪中叶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并走上现代化道路，而其人口转变也陆续启动。针对20世纪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人口转变自身的变迁过程和特点，美国人口学家安斯利·寇尔（Ansley J.Coale，1973[6]）指出，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育率转变较之于死亡率变化的滞后性，而这种滞后的后果则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诺德斯坦（Notestein，1945[5]）就曾指出，“死亡率相对迅速的下降是对外部变迁的反应，因为人类总是渴望健康。然而，生育率的下降则有待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逐渐消失和有关家庭规模的新观念的逐步确立。”可以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中，人口生育率滞后于死亡率的变化是一种普遍现象。自新中国成立，伴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医疗水平迅速提高，我国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开始了人口转变，短短不到5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人口转变历程。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人口转变不同，首先，我国人口转变的动因不同。我国人口转变除了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之外，还有人口政策特别是生育政策的强力干预，这是我国后半段人口转变的突出特点，被学界称之为外生型人口转变（李建新，1994[8]）。其次，虽然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但是其内部存在结构性差异，广大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教育医疗条件基础薄弱，又有不同于内地汉族人口的生育政策，使得其人口转变与西方国家内部相对同步的人口转变不同，中国人口转变存在其不平衡性（李建新，2000[9]）。
聚焦新疆，在不平衡的全国人口转变过程中，新疆人口转变有相对滞后性和结构差异性的特点。滞后性是相较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一段时间的全国人口平均水平而言的。对于处在转变末期阶段的新疆而言，这种滞后性主要是指生育率转变的不稳定性。结构差异性（即内部不平衡性）是指，不仅新疆整体上经历的人口转变历程不同于国内其他省份，而且其内部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兵团与地方也经历了不同的人口转变路径。所以本文尝试以结构差异性视角来描述新疆人口转变的过程，呈现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边疆地区相对完整的人口转变模式；为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基础的参考依据。
二、新疆人口转变的研究视角
传统的人口转变论认为，人口转变主要是通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来实现，并且是一个含有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历史发展过程，亦即出生率和死亡率由均衡转变到新均衡的长期变动过程（李竞能，2004[10]）。从宏观的非人口学变量来看，经济、政治、文化都会对出生、死亡这两个要素产生影响，继而影响人口转变过程（Kirk，1996[11]）；从人口变量自身来看，人口结构也会通过不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水平呈现不同的人口转变历史。笔者将按照上述宏观现代化进程和结构差异的视角来对新疆人口转变进行划分。所谓结构差异性视角是指从总体内部异质性入手（谢宇，2006[12]；李建新，2009[13]），从内部差异划分着眼，按照最能反映总体内部差异的特征来划分总体，这样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描述分析新疆人口转变，从而实现在内部差异性中把握总体。
针对2018年全国Ⅰ卷理综第6题考查细菌基因重组问题，教师在讲授必修2中有关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时，让学生思考：如果将S型菌的RNA与R型菌混合培养，是否可以得到S型菌？为什么？细菌中的基因重组有哪些方式？并适时补充有关细菌的转化、转导、接合等。那么，学生在面对这道题时一定会更得心应手。
首先，从区域发展视角来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祖国西陲，全区总面积达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天山山脉将新疆分为三个区域，通常称天山以北为北疆，天山以南为南疆，天山东麓为东疆。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生产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三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5年北疆为62755元，东疆为49831元，而南疆仅为26123元①数据来源：2016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官网。，南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北疆和东疆，三个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发展梯度。社会经济发展是人口转变的原动力，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必然带来三个区域不同的人口转变路径。所以分别考察并比较北疆、东疆和南疆人口转变能够更好地展现新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人口转变过程。
由于衬砌施工是在陡于1∶2的坡面上进行切缝，且自动行走，应在机具的坡顶一侧进行配重，且配重部位靠近机具中下部位。配重块还应注意与切缝机链接牢固，因采用绑扎链接容易使整个机具抖动并引起刀片不稳定，从而影响切缝均匀度，所以尽量采用焊接等硬连接方式。
其次，从民族属性和人口政策上来看，新疆是多民族、多文化和政策差异地区。据2016年新疆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末新疆总人口2359.7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498.63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63.51%；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口达1459.01万，占新疆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7.36%。信仰差异背后也是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体现在居民看待生育、死亡和迁移的态度和具体行为上（李建新，2007[14]），这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影响了人口转变的轨迹。同时由于我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在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差异，不仅生育控制的尺度不同，而且执行的严格程度也不同，这必然导致其人口转变的后半段即生育率转变，产生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的差异。所以考察新疆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的转变，能够发现新疆内部不同民族人口群体和不同生育政策干预下的人口转变过程。
根据表2绘制出四川旅游团餐游客满意度IPA分析四象限图(图1).IPA分析图以重要性为横轴(X轴)，以满意度为纵轴(Y轴).可以看出，样本中游客对四川旅游团餐的重要性的感知平均分值为3.87，处于“重要”的程度，满意度的感知平均分值为3.42，处于“满意”的程度，说明游客对四川旅游团餐的感知评价从整体上来说持有积极的态度;从二者的比较均值差来看，游客对四川旅游团餐的满意度指标虽然较好，但其均值全部低于重要性指标均值，这也指出四川旅游团餐的服务质量仍存在提升的空间.
综上所述，笔者将会从经济发展区域、民族构成、兵团建制三个角度对新疆人口转变进行描述和分析。新疆在这里是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一行政区划，并不是宽泛的地理概念或是文化概念。新疆人口是指自建国以来自治区区内的人口（自治区虽在1955年10月1日成立，但早在建国之前自治区雏形已经形成）。描述和讨论新疆人口转变就是聚焦于这一特定时空之下的人口转变的历史过程。
三、新疆人口转变概述
图1 新疆自治区1949～2015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资料来源：《新疆人口统计年鉴1999》《新疆人口统计年鉴20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官网；《中国人口》（新疆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75。
（二）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完善助力绿色产业发展的价格、财税、投资等政策。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推进社会化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
从1973年开始新疆人口转变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人口生育水平开始下降。在此阶段，死亡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且稳定的阶段，对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减小。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由于新疆汉族人口受计划生育政策（“晚、稀、少”等）的影响，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下降，从1972年的38.3‰下降到1982年的21.16‰，下降了近一倍。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动由死亡主导变为生育主导。不过，由于新疆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牧民、农村居民的影响有限，而恰恰这三类人群在新疆的比例又较高，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一孩政策为主的只针对汉族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带来全疆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快速下降，截至2015 年，人口出生率仍为15‰左右，三十多年出生率只下降了5 个千分点。当然，新疆相对内地较高的人口出生率还有一部分是由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影响。
通过与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诸多方面比较之后，发现两者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也有相同之处。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采取方法和措施不断完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促进民间非营利组织健康快速发展。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新疆人口在变化模式上有相似之处，表明有共同的影响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三年困难时期和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但是从局部来看，二者又有不同，在转变的开始阶段，全国平均出生率为36‰要高于新疆的30‰；死亡率相差不大，均为20‰左右，说明就人口增速来看，新疆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起初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新疆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就死亡率而言，建国后死亡率都迅速下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新疆只受到了轻微的影响。到21世纪全国平均死亡率稳定在7‰左右，而新疆仅为5‰，这当然与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新疆仍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口。一般认为我国人口转变完成是在20世纪末，但新疆人口转变的完成要晚十多年。目前，全国人口平均出生率稳定在12‰左右，而新疆的出生率却依然波动在15‰左右。
新中国成立伊始，新疆人口转变同全国一样开启（见图1）。按照人口转变理论的四阶段论来看，新疆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建国之初，即死亡率下降阶段。几乎所有的人口转变都是以死亡率的下降为开端的，死亡率在解释（第一次）人口转变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Dirk J.Van de Kaa，2008[2]）。在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死亡率的下降带来人口数量的激增，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后发优势使得各种医疗技术和设备能更快地投入使用，从而使死亡率下降得更快。新疆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就体现出了这种后发优势，当然这也有建国后的医疗福利制度的作用，比如赤脚医生制度（李建新，2009[13]）。在新疆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1949～1973），死亡率从建国初的近21‰下降到1966 年的9.4‰，在此期间新疆虽然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但死亡率波动并不大，没有高于出生率出现人口负增长。1973年新疆人口死亡率已经降至7.8‰，并一直持续低死亡水平，由此对新疆人口数量的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出生率来看，建国初期一直维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短暂的下降之后，新疆人口出生率从1962 年至1973 年继续维持了十多年的30‰以上的高水平，1964年还一度达到了42.26%的峰值水平。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新疆人口的自然增长，主要是由迅速下降的死亡水平所主导的，而随后的人口转变更多的是受出生水平变化的影响（见图1）。
图2 全国1949～2015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6），国家统计局官网。
可见，新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其人口转变存同也存异，人口转变的差异不仅仅是发展阶段滞后造成的，也与新疆内部多重差异有关。新疆的地区差异、民族差异以及建设兵团和地方的差异使得新疆内部人口转变各带有其自身特性，因此只有从其内部的具体结构出发，才能将新疆人口转变的多样性更加清晰的呈现出来。
四、结构差异视角下的新疆人口转变
（一）经济发展区域下的人口转变
虽然上述三个地区级的人口转变数据从1998年开始，但是也能从中发现完成转变前后三地人口的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三地基本相同，同处于向低出生、低死亡的稳定状态过渡。2005年之前，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平稳，南疆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在数值上都要高于北疆和东疆。2005年之后，南疆东疆的出生率波动较大，并且在波动中缓慢上升，同时东疆的死亡率也存在较明显的波动。从数值来看，2005年之前北疆和东疆，差别不大，出生率在14‰左右；死亡率也基本维持在5‰上下；2006年之后，南疆的出生率迅速攀升，达到了20‰以上，而北疆则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南疆和北疆的死亡率较为稳定，东疆的则波动较大，但最后都趋于稳定。
南疆位于天山山脉与昆仑山脉之间，大部分地区位于盆地之中，南疆为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全年降雨量25到100毫米，广阔的地域被沙漠覆盖，人口聚居于绿洲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农业依托于塔里木河水灌溉和丰富的光照资源，经济作物棉花和其他温带水果产量丰富。工业依托于棉花、油气资源、煤炭，已经初步形成了石油化工、煤电能源、煤焦化、棉纺以及优质果品加工等工业基地。不过相对闭塞的交通、薄弱的基础设施和脆弱的自然环境依然是制约南疆发展的重要因素，南疆2015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2963 亿元，不足北疆的一半，人均GDP 为26123 元，为三地最低。人口约为1134万人，占全区人口的48%，近全区人口的一半。
东疆主要是指哈密和吐鲁番地区，是连接内地的交通要道，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气候类型介于南北疆之间，地处天山东麓，人口约占新疆的14%，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为632亿元，人均GDP为49831元人民币。
新疆的地理特征通常简述为“三山夹两盆”，最北边的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为北疆，包括乌鲁木齐、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昌吉地区、伊犁、博尔塔拉等地区，为中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年均气温-4到9摄氏度，降水量在150到200毫米之间，农牧业也比较发达。山脉地区有森林资源，石油资源十分丰富，有著名的克拉玛依油田。全区的经济政治中心首府乌鲁木齐市坐落于北疆，加上石河子市和克拉玛依市，带动了整个北疆的经济发展，建国后北疆的经济水平就逐渐超过南疆，北疆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为7443亿元，人均GDP为62755元。2015年末全区常住人口2360万，北疆人口896.8万，占全区人口38%，人口数量少于南疆。
从图3来看，1998年至2004年，新疆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是十分平稳的，如果单就这一人口指标来看，似乎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南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稳定值要高于其他两个地区。2006年新疆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虽然对少数民族人口计划生育提出了具体要求，但政策实施力度和约束力都有所削弱，2007年之后，三地出生率都有所反弹，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南疆地区。南疆地区人口出生率从2006年的13.58‰反弹到2007年的20.22‰，并在其后一直保持在20‰以上；相比而言，东疆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反弹较小，从12.86‰回升到16.36‰；而北疆地区影响最小，仅从11.05‰增长为13.88‰，从数据来看已经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当然，也不排除这些人口数据或许存在着一定的质量问题。
（一）力量训练的发展趋势是针对项目特征的专项力量训练，短跑专项力量是短跑专项速度和专项技术发展的前提。
从图4中对比可知，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转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分民族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新疆汉族人口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死亡率的回升是由于年龄结构的影响，而出生率整体来看是稳中有降的，这符合人口转变理论中完成人口转变后的人口变化趋势。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高的出生率来看，少数民族未完成人口转变，还处于相对较高的人口增长阶段。由于这一差异，在不考虑人口迁移的条件下，未来新疆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比例将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人口在全疆总人口中的比例将不断上升。
图3 南北东疆1998～2015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
资料来源：新疆统计年鉴（1999、20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官网。
进一步从测量现代化尺度的英克尔斯指标中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总体上北疆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标准，东疆次之，南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较现代化标准还有很大差距，这也印证了为何生育政策的松动会在南疆出现了更大程度的生育反弹。当然，除了经济原因，少数民族人口和农村人口占比高以及少数民族人口较汉族人口更倾向于早育的特性等都是造成南疆出生率高于北疆的原因，但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从2010 年开始，新疆人口进入转变的第四阶段，人口出生率徘徊在15‰左右，死亡率水平则在5‰左右。由于长寿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永恒目标，所以一般死亡水平的下降虽然迟缓但不会停止，不过随着新疆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死亡率会表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新疆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在2010年后略有上升，随着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变动的相对平稳，人口机械变动将会左右新疆总人口的走向。
表1 2015年北疆、南疆、东疆部分经济指标
资料来源：新疆统计年鉴（20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官网。
人均GDP（2000年美元价格）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6399 15 45 30 8048 11.8 48.7 40.1 3155 24.3 36.9 69.3 6019 13.5 37.9 55.1+ - + -
若将新疆整体人口转变（图1）与分地区的人口转变折线图（图3）放在一起对比就会发现，新疆整体人口转变趋势掩盖了南疆明显回升的出生率；分别观察之后可以发现，南疆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水平波动较大，而北疆出生率保持平稳，人口转变较为平稳。
（二）民族结构差异下的新疆人口转变
据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新疆人口2181.58 万，其中汉族人口882.99 万，所占比重为40.47%，少数民族人口1298.59万，所占比重为59.63%。2016年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末新疆人口为2359.73 万，其中，汉族人口861.1 万，所占比重为36.49%，少数民族人口1498.63 万，所占比重为63.51%。五年间汉族人口减少，少数民族人口增多，除了人口的机械变动外，主要还是人口自然增长的原因。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数量已达到55个（李建新，常庆玲，2015[16]），不过在新疆众多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只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2015年人口分别为1130.33万、159.12万、101.58万，分别占新疆总人口的47.91%、6.74%、4.31%，少数民族主要集中牧区和农村地区。2017年以前，在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人口生育政策存在着差异，如按照2003年新疆颁布实施的计划生育条例，第三条实施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每个公民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所以无论是否是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控制生育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同的，但在第十五条明确了不同民族、城乡、牧区享有不同的生育政策，“城镇汉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一个子女，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汉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图4描绘了从1978年至2015年，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转变的过程。
最后，从人口属地建制构成来看，新疆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划单位，作为全国最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兼具戍边和屯垦两大职能，实行“军、政、企”合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设兵团、师、团三级，团级单位除团场之外还有六个县级市。在兵团除了大量的部队转业人口，还有大量的外迁人口，是一个以迁移变动为主的区域（刘月兰，2007[15]），人口转变过程也深受其特殊人口结构的影响。2016年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末兵团总人口276.56万人，其中汉族人口234.75 万人，占兵团总人口的84.88%，是一个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内汉族占绝对多数的特殊区划单位。这种特殊的人口构成使得兵团表现出不同于新疆作为整体的人口转变过程。同时，兵团呈现出新疆特殊的开放人口与新疆地方相对封闭人口的转变差异。
图4 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1978～2015）
资料来源：《新疆人口统计年鉴1999》《新疆人口统计年鉴20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九八四年人口统计资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九八五年人口统计资料》。
从图4可以看出，从1978年开始，少数民族出生率的下降十分有限，几乎保持在20‰以上，只有少数年份低于20‰，如2005年和2006年为18.5‰左右。究其原因有三，首先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水平有关。从全国来看少数民族多集中于老少边穷的地区，新疆也是如此，虽然在城市中少数民族占据相当比例，但在相对落后的农牧区则比例更高，使得少数民族人口缺少实现现代化的契机；其次是宗教文化的影响，新疆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而穆斯林认为，胎儿是阿拉的馈赠，不能随意节制生育和堕胎（从恩霖，2000[17]；李建新，2007[14]），所以新疆少数民族在维持高生育率方面有其宗教特殊性；最后一点是计划生育政策差异。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允许少数民族生育两胎或多胎，所以少数民族人口的多胎比例比较高。可以说以上三个原因共同作用使得新疆少数民族出生率保持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死亡率下降十分明显，从1978年的10‰以上，下降到2013年的5‰以下，死亡率的水平和全疆平均水平相差不大，而出生率却大大高于全疆平均水平，尤其是在90年代后期，全疆出生率由20‰逐步下降至15‰。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出生率、较低的死亡率和相对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而汉族人口的出生率则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6.54‰下降到1986年的9.7‰，然后从1987年开始缓慢上升，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人口惯性增长出现了人口出生率的峰值，在1993年达到16.53‰。随后又逐渐下降，至2008年出现明显的低谷，之后出生率略有回升，整体来看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就死亡率来说，前期基本保持在2.8‰左右，从1992年之后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出现了逐步回升的态势。1978年汉族流动人口较多，由于迁移人口的选择性，迁移人口多是年轻健康的汉族人口，所以死亡率更低，低于3‰。随着迁移人口的定居，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从表4可以看出，汉族的老龄化速度要远远快于少数民族，1990年汉族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仅为3.18%，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就已经达到8.92%，超过了老龄社会临界值，汉族人口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但少数民族人口还未进入。
表2 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老龄化水平（单位：%）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民族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010年6.48 8.92 4.82新疆汉族少数民族1990年3.91 3.18 4.35 2000年4.67 4.94 4.48
JME患者中失神发作最容易被忽视，较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少见，对于一些失神发作的儿童或青少年需警惕是否为JME的早期表现，因为失神发作出现的时间往往早于首次肌阵挛或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 3～5年，此时就需要仔细询问、密切观察是否合并有肌阵挛发作及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
（三）新疆兵团人口转变
图5 新疆兵团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1953～2015）
资料来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1996）》，《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2016）》。
在新疆人口转变的过程中，除了区域差异、民族差异，其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地方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5年末总人口276.6万人，占全疆汉族人口的32.0%，占全疆人口的11.7%。作为全国最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在20 世纪70 年代曾一度被撤并，但其基本保持了屯垦和戍边两大职能。无论是戍边官兵，还是大型团场从事工农业生产的群体都极大地影响了兵团人口结构（王朋岗等，2012[18]）。根据2016 年统计年鉴数据，新疆兵团总人口的性别比为110，男性要明显多于女性；此外，劳动力人口比重比较高，2015年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7%，人口呈现两头尖中间宽的菱形。201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机械增长率为10.7‰，机械增长占总增长的90%，是自然增长的近10倍，所以人口迁移增长是兵团主要的人口增长方式。由于人口迁移因素的强烈影响，兵团人口显示出了其人口转变的独特性。
从图5可以看出，兵团人口的转变不同于一般的人口。由于第一批兵团人口大多是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人及其家属，所以年龄较轻，而且身体健康，从一开始兵团的死亡率就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从1953年到2015年六十多年间，兵团死亡率未超过6‰，整体出现了一个十分缓慢的上升，从3‰左右上升到了5‰左右。这一方面是由于年龄结构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兵团人口构成发生了变化，从原来以军人为主体的人口，到后来以居民为主体，所以死亡率才会有这样微弱的变化。从出生率变化来看，在兵团成立之初，因为军队的性别比问题，难以实现普遍的婚配，所以出生率十分低；但是随着军人的定居，从外地迁入的女性和当地女性成为兵团军人成婚的对象，加之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地从内地组织大批青年移居新疆提高了适婚和育龄人口所占比重，所以出生率出现了一个迅速的攀升，从起初的15‰到60年代达到峰值的55‰，高出生率水平持续了十多年时间。
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兵团局部开展，加之兵团建制1975年撤销，农场企业划归地方带来兵团人口大量减少，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兵团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到80年代中期，出生率已经降到了10‰左右，十几年的时间下降了40‰之多。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兵团的恢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兵团人口又出现了回升，大量外来育龄迁移人口拉升了持续下挫的出生率（刘月兰，王学华，2008[19]）。
新疆兵团的人口转变，因为死亡率几乎不变，所以按照出生率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军人转业定居阶段（人口迁入阶段），出生率稳步提高，类似于人口转变四阶段论的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兵团人口高出生率在维持了1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出生率出现了大幅持续下降；80年代之后，兵团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进入低水平的平稳阶段，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如今新疆兵团的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近几年接近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接近趋于零增长。
对于兵团这一本身具有生育潜力的人口，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的高出生率，由于占兵团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口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同时还由于迁入的人口多是来自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所以可以预见，即使新疆兵团未来的定居人口增加，人口生育水平上升也不会十分明显。
五、结 语
人口转变是西方人口学家根据西方人口变化资料总结形成的经典人口理论，在解释后发国家人口转变的过程中本身就存在着不适用的情况，人口转变的地区特色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呈现出来（Leete、Alam，1993[20]；Locoh，Hertrich，1994[21]；Hayes，1994[22]）。新疆作为西部欠发达的省份，与内地其他省份相比，在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各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就新疆整体而言，新疆人口转变不仅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新疆内部还存在着很大差异性。就新疆内部差异方面，首先表现在地区差异上，北疆人口转变先于南疆，城市先于农村；其次，表现在民族差异上，汉族人口转变先于少数民族；此外，新疆兵团人口转变呈现出特殊轨迹。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尚处于生育率不稳定的新疆部分地区和民族人口可能存在着反弹的态势。事实上，由于新疆内部结构差异性较大，任何忽视这种差异性的描述都会掩盖新疆人口转变的杂糅性和复杂性。因此，从内部结构差异的视角来描述新疆人口转变，能够更清晰的呈现出新疆人口转变的特征和趋势。
新疆人口内部结构三个维度的描述易于我们对新疆人口转变特征的理解和解释。地域划分主要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解释。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一个突出面向，能够有效地驱动人口转变，能够很好地解释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不同人口转变阶段。民族划分主要强调政策法规和宗教文化的解释。文化是影响人口转变的重要因素，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也关注传统和现代文化在影响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而人口转变理论在跨文化应用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文化会与当地物质因素一同形成路径依赖，从而影响人口转变的过程（Dirk J.Van de Kaa，2008[2]）。兵团与地方的差异主要从人口迁移和独特的体制中寻找解释。兵团与地方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人口，兵团的特殊性表现在高迁移率及因之而生的特殊人口转变路径，并且未来也会因为政策、产业调整等制度性原因而发生变化。当然以上三种结构划分本身存在着交叉性，比如南疆地区与少数民族相叠加，兵团建制与汉族人口高比例相重和，所以即使做出了相应的划分，各局部人口转变的原因凸现出来，但仍然不能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口转变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综合的，即使分析的单位落到了地市一级。事实上，从新疆人口转变结构上的差异性，阶段上的不同步性，影响上的复杂性可以折射出新疆在社会转型期、现代化进程中发展问题的特征。笔者希望通过以上结构差异分析，从人口转变的视角透视分解出新疆发展问题的“多元”性，期望引出对新疆问题中的“杂糅性和复杂性”的再思考，牢牢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更好地实现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愿景。
本文主要介绍榆林—济南输气管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解决办法及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一些思考及建议。
最后，虽然本文主要讨论的人口转变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内容，即出生率和死亡率从传统上的高水平状态转变到低水平状态，但由于新疆内部人口转变的差异性，出现了南疆和少数民族人口还处于第一次人口转变之中；北疆和汉族人口已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并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部分特征；而兵团人口则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功能，处于类似于第三次人口转变，即迁移人口影响下的人口结构变迁的过程中。由于第二次人口转变涉及家庭结构的变迁（Dirk J.van de Kaa.1987[23]；Lesthaeghe and Surkyn，2004[24]）和第三次人口转变需要更详细的迁移人口数据（Coleman，2006[25]），未来笔者希望根据本文的发现和新的数据去探究更加广义和细分的新疆人口转变过程。✿
一是开展新进公务员培训。坚持每年对新录用公务员、转业干部等开展国土资源专业法律法规知识培训。以学法用法为载体，夯实国土干部法治理念。据统计，省厅每年举办各类培训班二十多期，这些师资主要来自各相关业务工作领域，由处室负责人或者业务骨干讲解，通过这种“传、帮、带”的教育培训，新进干部受益非浅，为他们及时转换角色适应工作打下了基础，反响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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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Xinjia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Differences
LI Jian-xin，YANG Jue，JIANG n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ixth census data in 2010，the latest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other data，this paper descripts and analysi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Xinjiang from a structural differences view.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process，population in Xinjiang is still at the late stage of transition，slower than the country.From the view of Xinxiang internal structur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ifferences，northern Xinjiang ahead of southern Xinjiang，the city ahead of the countryside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national differences，Han ahead of ethnic minorities.There are also the speci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ath of 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in which floating population is in the majority.In Xinjiang，the difference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o a certain extent，reflects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are coexist variously，the fundamental and complexity of the superposition of multiply.In fully understand the population in Xinjiang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difference，we can better promote national unit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to promote social stability and security，to better complete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Key words】Demographic Transition；Construction Perspective；Problems in Xinjiang；The Belt and Road
【DOI】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3.003 【收稿日期】2018-11-05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9）03-0023-11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项目课题“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与人口发展”（项目编号：XJEDU2017RI012）。
【作者简介】李建新，新疆伊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人口学、人口社会学；杨珏，安徽宣城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姜楠，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已毕业），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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