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严复吸收了庄子与《周易》学说中“通”的概念，确立起了“以通救贫”的观念，力图揭示贫困的成因与危害，并对各种“不通”的救贫方案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严复将“通”之观念贯彻到理财观念与生财之道上，进而提出其围绕“通”建立起的“商通”“政通”“人通”的救贫体系。严复的反贫困思想突破了诸多传统观念，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在今天的反贫困斗争中仍具有启发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严复 贫困 反贫困 “通”
引言
贫困作为人类苦难的一大根源，既剥夺了个人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也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存续，由此长期成为思想家的关注对象。近代中国饱受内忧外患，贫困问题极为突出。[注]近代史的著作中对贫困现象多有论述，例如彭泽益在其著作《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晚清财政上的贫困状况；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一书中对佃农的贫困化问题亦有详细论述；夏明方在其著作《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对1840年之后百姓因灾害致贫而不得不食人的状况进行了统计。为解决这一问题，时贤从各个角度设计了多种救贫方案。严复作为这一时期启蒙思想家[注]相关论述可参见萧萐父：《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萧先生指出：中国的哲学启蒙始于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潮，而这种哲学启蒙可分为五代，其中严复与谭嗣同、康有为等属于第三代。的杰出代表，出于其切身经历[注]严复自留学归来后虽身居要职，但也不时遭受贫困之苦。相关论述可参考严复生平的相关著作，如皮后锋著《严复评传》等。严复晚年曾作诗回忆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陟冈则无足，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来。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 (见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8，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0页)此外，严复在与他人的通信中也多次表达其在经济上的窘困，如他在与陈宝琛的通信中曾写道：“惜近者生事式微，月无一钱之入，珠米桂薪，家累甚重，不得不乞先生更商陈君，若稍贬损至月廿饼者，即当□命。”(参见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8，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及对救亡图存时局的认识，亦从学理上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贫困问题作了深切反思，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救贫理论。
严复因其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学术思想，长期受到学界重视，研究成果颇丰，但他的反贫困理论却鲜有学者关注。事实上，严复的反贫困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亦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是其思想体系中颇为重要的部分，值得深入发掘与整理。目前学界对其反贫困思想的研究已初步涉及其具体的路矿救贫思想[注]参见王俊香：《试论严复的铁路救贫思想》，《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3期；张军：《论清末民初的救贫思想与实践》，《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及其辛亥革命前后的救贫思想。[注]参见俞政：《严复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救贫思想》，《近代中国》2004年第00期。这些研究成果的贡献在于：一是揭示了严复救贫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并初步阐述了西方经济理论对其思想的影响；二是揭示了严复的反贫困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后于内容上经历了路矿救贫说、教育救贫说、综合救贫说到小农经济救贫说的阶段性变化，并详细阐明了这些学说的具体内容。大体而言，这些研究既阐述了严复的救贫思想的主要面向，又从思想史的向度发掘出了其中的具体内容及变化历程，为我们初步描绘了严复救贫思想的展开历程。
但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救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或政治问题，它与哲学、伦理学等相关理论紧密相关。在严复看来，要解决贫困问题，要从根本上建立正确的救贫理念与理论支点，这样才能产生行之有效的救贫实践。严复以其独到而深邃的理论眼光，深入研究和诠释了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通”之概念，并将其作为根本精神和根本方法论展开其救贫理论。他的救贫思想亦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并不独立于其“人学”思想之外。就历史意义而言，严复的救贫思想不仅从属于近代中西哲学会通交融思潮，更是中国近代人文精神理论勃兴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这些内容都是当下严复研究的理论成果中并未得到充分彰显的部分。本文力求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严复以“通”为基本纲领与理论支点的救贫理论，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国家、省级、市级不同层面分别制定垃圾减量分类的政策、实施方案，指导各区和街道开展实践；坚持“以点带面、简便实用、公众参与、规范持续”原则，划分垃圾分类不同区域，积极探索垃圾分类的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引导群众分类投放；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和处理系统建设，鼓励实行就地、就近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减少末端垃圾处理量，提高回收利用率；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多种主题宣传活动，积极听取居民意见，形成共治局面，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一、“变通”“流通”“会通”——严复对“通”之概念的阐释
严复的救贫理论虽然散见于其政论性文章及按语之中，但均有一以贯之的理论支点——“通”。“通”这一概念在严复这里兼含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意味。作为本体论的“通”实际上就是“道”，这是严复对庄子“道通为一”[注]“道通为一”出自于《庄子·齐物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皆有其独特性及内在价值，由此可以齐同万物，将万物作一平等观。道的视域下万物都是平等的，“道之通”正是建立在万物平等的基础之上 ，万物平等才可能“往来不穷”，不平等的情况下只会单向流动，所以“通”本身就内含着平等。此外“通”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庄子称之为逍遥游，这种出入无间通达无碍的自由境界实际上就是“道”，因此作为本体的“通”也意味着自由境界。严复继承了庄子论道强调的平等与自由，并将其贯彻到救贫思想中。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严复认为“格物穷理之事，必道通为一，而后有以包括群言。故虽支叶扶疏，派流纠缭，而循条讨本，则未有不归于一极者。”[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8页。探究事物的道理，必须达到道通为一的境界才算至理，才有广阔的涵摄力。“穷理致知之事，其公例皆会通之词，无专指者。惟其所会通愈广，则其例亦愈尊。理如水木然，由条寻枝，循枝赴干，汇归万派，萃于一源。至于一源，大道乃见。道通为一，此之谓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5，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8页。只有实现了众理的“通”才能见“一”明“道”，“通”是“道”的基本状态，离“通”则无道，所谓“道通为一”，“通”即是“道”，“道”即是“通”。[注]将“道”释为“通”的观点另见商戈令：《“道通为一”新解》，《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此外，有关“通”之释义的考论，可参见吴根友：《通之道(引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之思》，《哲学分析》2013年第2期；《易、庄哲学中“通”的观念及其当代启示》，《周易研究》2012年第6期等论文，由于篇幅与主题所限，本文在此不作详细展开。
在严复这里，作为方法论的“通” 则有变通、会通、通达之意。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他对周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周易》全书六十四卦就是在提示人们如何预知变化，进而趋时而变，作出顺应时势变化的行动。该书关于“通”“变通”“通达”的论述极多，《系辞上传》中明确揭示了“通”的内涵：“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注]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92、400、402页。将变化的无穷性定义为“通”。在《系辞下传》中将“变通”定义为顺应时势的变化，所谓“变通者，趋时者也”。[注]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92、400、402页。《周易·系辞下》中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注]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92、400、402页。可谓是对全书的精要概括，体现其价值取向就在于由“变”实现“通”进而达到恒久吉利。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一卦“未济卦”也提示着变化是无穷的，永远没有终结。此外，“通”在《周易》中还有融会贯通、通达之意。
严复力图将其对传统哲学“通”之范畴的理解化为具体理论方法论予以实行。他认为要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做到“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8，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02页。在论述救贫问题时，严复将“通”作为其基本的理论纲领，对中西思想资源均加以取用。总体而言，在严复那里作为本体论的“通”即是“道”，而作为方法论的“通”与“变”相连，强调的是变通、融会贯通、通达。严复的救贫思想就是建立在“通”这一观念之上：在理论上强调对经济规律——“通之道”的把握，在实际的发用中强调对“通之变”的应用，这两个方面呈现出里与表、体与用的关系。这正是严复以“通”作为救贫支点的理论根柢所在。
严复为何以“通”作为理论基点来论述其反贫困思想？“通”内涵上即本体亦方法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可能，而贫困的词源义的启示、他个人对贫困的理解，以及时代对“通”的召唤这些因素则促成了这一理论选择。从词源上看“贫”的篆体字形为“”，义为“财分少也”，[注][汉]许慎撰，[宋]徐炫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127页。表示对钱财的分割而导致钱财的不足。这种不足既可能是由于财富总量小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分利之人过多造成的。困的甲骨文字形为“”，象征着树木被围墙圈住而无法舒展生长；就字形来看“困”包含着因不通、没有出路而丧失活力陷入困境的意味。贫在古代多指财货的紧缺，困则指生活没有着落、前途没有出路，两者内涵不同，但却密切关联——贫易致困，困能致贫。严复在实际论述中正是将困包含在贫之中来说的，在他看来，未来生活缺少机遇与出路正是贫的一种表现。贫困的字义就提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出路在于“控制人口总量”“生财”以及以“通之道”释放人的经济活力，而前两者的实现与后者密切相关，这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通”的基础性意义。事实上，严复正是依循这一理路来论述其救贫思想的。
潘美丽那始终带着怒火的声音拉得老长：老邓啊，你们这还做不做笔录啊，是不是只记那些臭不要脸的？她说着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梨花，梨花的头埋得很低。老邓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家吓了一跳，潘美丽下意识地用双手捂住头。
HBeAg阳性人群中(HBsAg-HBeAg-HBcAb阳性模式)，Pre-S1 Ag、Pre-S2 Ag及 HBV-LP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89);HBeAg阴性人群中(HBsAg-HBeAb-HBcAb阳性和HBsAg-HB-cAb阳性模式)，Pre-S2 Ag、HBV-LP检出率均显著高于Pre-S1 A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Pre-S2Ag和HBV-LP对小三阳HBV患者检出能力明显优于Pre-S1 Ag。见表2。
严复不仅揭示了贫困的成因还论述了贫困的危害。他认为贫困对个人而言意味着物质的匮乏，贫困会使个人面临着疾病、饥饿、死亡的威胁，会导致家族陷入嗣续艰难的困境。而且贫困会使个人丧失得到教育的机会，这样会导致民智不开，人们急于婚嫁，进而导致社会人口的激增，然而有限的财富无法保障过多人口的生活，这样就会使社会人口呈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总量大增的特性。严复认为贫困还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且会导致民德风俗的败坏，他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指出贫困会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在我国门户大开、东西交流日益密切的情况下，百姓通过对比西方的富强和我国的贫弱，会产生“既忿忿于操柄秉制者之无术矣，又况彼之法令所以保民身家者也，我之刑律所以毁人身家者也。不平之鸣既兴，则其怨毒必有所中，而议者或欲以威力压制行之，庸有济乎”[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4，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40～241、349、270页。的愤懑与质疑，因而会对现存制度及统治者严重不满甚至产生暴乱，这时即使采用暴力手段来镇压也未必凑效。严复还指出贫困会使国家和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贫困会使一个民族在民德、民智、民力三方面都落后于人，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容易成为被征服的对象，国家则因为贫困面临着内忧外患，内部会因贫困产生各种社会乱象、官民矛盾突出，最终爆发农民起义使政权的存续受到严重威胁，外部则因贫困无法在军事方面提供财力保障和高素质的兵源，使得国家遭受外敌入侵威胁的几率大幅提升，并且在入侵发生时无法给军队提供足够的供给以击退敌人。总之，在严复看来，贫困会使个人的生存发展受到饥饿、疾病、死亡的严重威胁，使宗族的延续受到影响，使民族缺乏竞争力，存在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些危害凸显出救贫的急迫与必要。
正是基于上述对“通”的理解与关注，严复论述了致贫的原因与危害，并对当时种种不通的救贫方案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认为这些方案无法实现救贫的目的。进而，他提出了建基于“通”之上“商通”“政通”“人通”的救贫体系。
二、“忧贫者日求国富，而恶为其通”——严复对“不通”致贫的分析
综上，严复强调，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想要脱离贫困的泥淖，就要试图打破“不通”的壁垒，在思想上树立“流通”“变通”“会通”的“通”之观念。
在对贫困的理解上，严复认为贫困可分为国贫与民贫，而且这两者密切相关。这一分类思想在其学术生涯早年便已形成。在《救亡决论》中，他指出，“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31、414、414页。其中已可窥见“国贫”思想的雏形。在《原强修订稿》中，他提出“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31、414、414页。此处的义理结构中已经蕴含了国贫与民贫的观念，并已初步描述了二者的关系。严复明确提出这两个概念是在1912年的《原贫》一文之中。他说：“国贫犹可，民贫必亡”。事实上，“国贫”与“民贫”这两个概念古已有之，[注]例如晁错《论贵粟疏》中就有“民贫，则奸邪生”，《宋史·河渠志一》中亦有“当此天灾岁旱，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知其有大不可者五”。可见民贫与国贫是古代就已经有的词汇。但少有人将两者对举而论。严复创造性地将两者放在一起加以论述，并揭示出两者之间的深刻联系。他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只有实现国家的富强才能摆脱西方的奴役。严复综合吸收了儒家的“民本论”思想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指出国家的富强离不开百姓的富强，国家虽贫，若有百姓支持还能存续；若百姓贫困，则国家必然灭亡。在他看来，贫弱的百姓是无法组成富强的国家的，若国家贫弱，则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实现生活上的富足。这实际上是将国家视作一有机整体，而将个人看作国家的组成部分。这一论述，是对传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注]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312页。国家观念的突破——国家不再是皇室家族的私产，而是“四万万民人之国”。[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31、414、414页。在这种国家观念下，百姓作为整体的有机成分决定着整体的状况，有其特殊性和独立性，地位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百姓不再是帝王的家仆，而是国家的主人，对国家负有义务与责任，也享有国家所赋予的权利。可以说，严复的这一思想展现出了深刻的现代性意义，呼唤着人的解放与自由。而他对国贫与民贫关系变化的描述，则是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背后根本的政治哲学观念——政权合法性——的现实演变，即权力来源由“君权神授”演变为了“政权民授”。在传统社会中，君权源于神授，君主只需对神负责，即使对百姓负责也是居于对神负责的附属地位，因此极易出现百姓贫困，帝王一家一姓生活侈靡的现象。而现在权力源于百姓的认可与支持，须对百姓负责，若百姓贫困，则政权的合法性无法得到保障因而必将灭亡。因此救贫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故处今而言救贫之事，其所忧者常在民，惟民实贫，而吾国乃以不救，此今昔大异之点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31、414、414页。实现了由救一家之贫到救万民之贫的任务转变。这种国贫与民贫一体相通、相互影响的观点，让严复意识到唯有以“通之道”贯穿到贫困问题之中，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国富民强。
“政通”包括“政道”与“治道”上的“通”。[注]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一文中，指出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他认为中国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政道上的“通”，就是要做到国家体制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严复认为“今夫政学家之言国制也，虽条理万殊，而一言蔽之，国立所以为民而已。”[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4、170、98、98页。政治学家关于国家政体的论述虽多，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国为民而立，立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实际上是要求突破传统不平等的君民关系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国民关系，将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严复强调欲救国贫必先救民贫的原因。严复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弊端丛生，其宗法体系与宗教信仰更是国家富强之大梗，与宗法社会相应的专制制度导致国家行政职能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百姓没有不可被剥夺的权利，经济活力也受到抑制，如果不从根源的制度上作出改变，实现由宗法社会到军国社会(亦称国家社会)的转变，而只是从细枝末节方面学习西方的技术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由贫到富的转变的。严复对于“政通”救贫的效果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由西方富强的历史经验出发，指出富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可以气馁。他还指出，由贫转富的现实途径就是“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9、47、25、31、33、34页。也就是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制。这种制度下百姓与国君都受到宪法约束，人人享受法律上的平等与自由，一切适宜百姓自行办理的事情，政府都不会干扰，而任其经济活力自由释放，百姓在渴求幸福的欲望驱使下自然会富裕，这种自由放任在严复看来与黄老道家的修养生息之政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又辩证地强调，这种自由放任并不是无限度的，在不宜于百姓自行办理或政府办理更易收效的公共事务方面，诸如邮政、电报以及奖励发明等，政府必须履行其职能，这样才能收到大利。因此他反对无政府主义。
其次，“不通”还表现在制度与具体政策的实施上。严复认为专制制度、科举制度、混乱的币制等是引发并加剧贫困的重要原因。专制制度的腐朽造成国内农民起义兴起、对外战争失败及赔款。“发捻之乱，则有釐金，甲午败而东偿于倭，庚子乱而西偿于欧，为数十余万万，为时三四十年，辇亿兆之膏脂，所以仰事父母、长养子孙者，致之海外，问所由然，则专制政府之偾事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4，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40～241、349、270页。科举制度则导致国家缺乏实用人才，造成国家贫弱，“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74、240页。此外，币制不精、度量衡的混乱以及白银、铜元贬值也加重了贫困，严复指出“度量不同，圜法不谨者，其国必贫，又计学之公例也。而中国之数者之放纷杂乱，为全球之所无。”[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74、240页。中国在这些方面都极度混乱，所以必然贫困。严复认为国家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也存在着“不通”的现象，例如与科举制度相应的“智育之术”的不得法也是国家贫困的原因之一：“以中国前此智育之事，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国亦因之贫弱。”[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74、240页。
再次，风俗上的不合时宜，不能趋时变通，顺应时代发展需求，这也加重了贫困，比如耻尚失所、早婚早育、吸食鸦片、重男轻女的风俗等。严复认为国人价值取向上的耻尚失所加重了贫困。例如“农工商贾，贤者不居，美术九流，才士所鄙，则其国不特不强也，且以不富，不特不强不富也，且百为简陋，野邑漱秽，其气象乃日趋于野蛮，其学术技能，无足道者。”[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4，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40～241、349、270页。这种以做官为荣以农工商贾艺术等职业为耻的价值取向，严重误导了人们的职业选择，导致国人皆乐于做官，而不愿从事农工商业，艺术行业更是遭受唾弃，这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物质生产能力与精神生产能力，造成国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早婚早育的风俗也加重了贫困。早婚导致男子不知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女子不知为人妇为人母的责任，且没有养家的能力只能承庇祖荫，导致财富消耗严重而没有增长。这种早育的风俗与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相结合，导致人口激增，带来过多的分利之人。[注]严复遵循孔子“庶-富-教”的教民理路指出，中国之所以以人多为苦，是由于国人“富教不施”，增加的人口没有接受教育，文化未开，嗜欲重、虑患轻，急于婚嫁造成的。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创造者，而是意味着出现更多的游民、更多的低素质人口、更多的分利之人。而吸食鸦片则直接耗散民财，影响劳动力与兵源数量的稳定与质量的提升。重男轻女的观念易导致女子无法参与社会工作分担男子养家的重任。
2.1 连作障碍严重 连作会使土壤养分严重失调[3]，产生次生盐渍化和酸化，土壤微生物种群失调，土传病害和虫害增加，导致作物产量降低，品质变劣[4]。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渭河流域韭菜种植已有30多年的历史，许多地块已连续种植多年。由于极少采取休耕、倒茬等农业措施，产量已由以前的6万kg/hm2下降到现在的3.75～4.50万kg/hm2，减产25%以上；原来较少发生的病害如韭菜疫病、灰霉病也开始发生，严重影响着渭河流域韭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这一时期由于缺乏对外国基本的了解，导致与外交通的过程中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国人由于缺乏对西方宗教与文化的了解，时常与外国传教者爆发冲突，导致这一时期教案频发，累及国家与人民。交通与通讯上的闭塞与落后，导致货物与信息流通效率大受影响，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巩固国家统治。观念、风俗上的因循守旧，也带来诸多弊病。种种不通的现象，让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掀起了对“通”的热切关注，例如梁启超、谭嗣同都大力倡导“通”的学说，谭嗣同更是建立起以“通”为核心概念的“仁本体论”。“不通”的社会现状带来的诸多灾难与困境以及思想界对“通”的普遍关注也刺激着严复思考如何以通救贫。
严复认为要想救贫就必须要做到善于理财，即“取财之出于天地之间条而理之，使不遗弃而已矣”，[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页。即让天地间出产的财富能够平顺流通，都能得到有效利用而不被遗弃浪费。他说：
理财之道，通一言足以蔽之矣。今之忧贫者日求国富，而恶为其通，此何异医者日进填补之剂，而塞病人之二溲。如是而不杀人，未之有也，乌在其能肥乎！[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69、157、12、175页。
在他看来，理财的关键就在于做到“流通”之通。当前国人虽急迫于救贫，用尽各种办法，但是没有做到“流通”的良性循环，所以收不到救贫之效，一旦做到，自然可以实现国富之目的。此外，“通”还体现在“流通”背后对自由与平等的认同基础之上的相互尊重与良性的“沟通”精神。在严复看来，西方之所以富强不是一两个圣君贤臣的力量，而是群体的力量，而这种群体力量的聚集依赖于“通”：“然则今日谋吾群之道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4页。这一“通”之精神有助于建立个人热心公益的精神，能很好地将个体的力量导向群体的事业实现国家的富强。尽管严复在此仅从“理财”的角度批评了“不通”的精神，但经过考察严复的论述后我们可以发现，严复将“恶其为通”视作造成国家贫弱的元凶。而“不通”的救贫政策非但不能挽救倾颓的局势，反而会使得贫困愈演愈烈。因此，他对几种“不通”的救贫政策予以批判，以凸显“通”之精神在救贫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首先，严复猛烈批评了违背“因果之通”的移民实地方案。在他看来这一方案的提出者在认知上就存在“明于此而闇于彼”的问题，对因果的把握不全面，只见其果而不明其因，且倒因为果，忽略了地之所以荒芜的原因就在于垦地的回报太低。因此这一方案脱离实际，在逻辑上就犯了颠倒因果的谬误，所以根本就行不通。
除经济政策外，严复亦将其“通”之精神贯彻到了政治层面的救贫理论中，提出了“政通”的救贫思想。严复强调，救贫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生财之术多门，而民富必基于政美”，[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4、170、98、98页。要想救贫实现民富就必须做到政美，政美实际上就是政事通达，即“政通”。为何“政通”能救贫？他认为，“行穷变通久之术，则法可因民而日修，而民亦因法而日化；夫而后法与民交近，上理之治，庶几可成。而所谓富强之效，抑其末已。”[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4、170、98、98页。“通”体现在具体的政事上，就是法律制度能够在百姓的推动下不断革新与完善，百姓也能在法律的约束与规范下得到教化，两相符合，最终国家大治，这时富强不过是这种治理下的应然效果。
其次，严复批判了闭关锁国之说。主张闭关锁国者或以“卮漏之说”为理论前提，或以“华夷之辨”为理论依据，隔绝与外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交流。此举必然无利于“流通”精神的贯彻，更不要说以之实现救贫。持“卮漏之说”者视金银之多为富，认为与外国通商为“绝大卮漏”，甚至将外国人比作鬼魅，认为其会吸吮百姓膏血，因此主张抵制通商闭关锁国来防止财富外流。但严复从学理上深刻地指出“国之贫富，非金银之所能为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69、157、12、175页。国家贫富的关键不在于“进出差之正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69、157、12、175页。并吸收了亚当·斯密经济学的观点而主张“金银亦货，进出之间初无所谓有余不及者，多少必相抵”。[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69、157、12、175页。因此，“卮漏”之说纯为谬谈，不攻自破。针对少数顽固士大夫严守传统“华夷之辨”而认为中华文明为世界的中心，无需与外通商的“天朝上国”思想，严复从经济现象上指出，真正富强的国家，不仅货物出口总量极大，而且进口总量也极大。他进而沉痛地反驳说，西方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在精神文明的很多方面也优于我们，如果我们不加强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那么我们只能在天演中被淘汰。因此，闭关锁国的抵制之说理论上行不通，现实上也违背了自由通商的世界趋势，在世界交通日益大通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在此基础上，严复也批评了“保商之政”，他认为这些措施名义上是保护国内的产业，虽有一时之利，但是长久来看不利于提升国内产业的竞争力，最终仍会丧失市场，无助于实现国富民强。
最后，严复还批判了违背社会经济规律的救贫方案，如鼓铸新币，以轻名重，印造宝钞，命无作有等。严复认为这些方案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它的施行根本无救于贫，甚至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恶果。这一方案不能起到救贫的原因就在于它既没有遵循经济规律做到对“道”的把握，也没有实现时空上的“通”，只考虑一时一地之利，忽略全局与长久之利，因此必然会失败。
在严复看来，理财之道的关键就在于“通”。值得注意的是，严复所强调的“理财”并非狭义的财务管理，而是广义的“生财之道”与脱贫致富的根本手段。在他看来，理财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要有理财的观念，二是要有财可理。所以严复的理论既重视国人理财观念的培养，亦重视生财途径的开拓，力图在这两方面都实现“通”，做到两者的通达无碍。在他看来这两者密不可分、互相助长，无论是在理财观念的培养上，还是生财之道的探寻上都应贯彻“通”之精神，否则，必将因“不通”而导致贫困。
三、“通一言足以蔽之”——严复“以通救贫”思想的具体展开
前文已反复申论严复在救贫思想的观念方面对“通”与“通之道”的重视。严复所强调的这一精神绝非空谈，必然要落实于具体的救贫手段中。通过对严氏的论述进行考察后可以发现，严复“以通救贫”思想在具体方法上的展开可归纳为“商通”“政通”“人通”三个方面。
1.“商者，财之所以通也”——商通
严复非常强调“商通”对于救贫的效果，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贫富可以由这个国家的商政之盛衰看出来。严复对“商通”方面着墨甚多，足见其重视程度。“夫商者，财之所以通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261、62、32页。商通能够让财富流通，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新的财富，从而达到救贫的目的。在救贫的产业选择上，严复指出“救贫之方，何由出乎？将以农乎？将以工乎？将以商乎？曰三者皆宜修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441、420、419、420、100、101页。主张农、工、商三者都应该大力发展，因为这三者都能够创造财富，有救于贫，但是他认为“补救之施，在农工难而在商易”，[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441、420、419、420、100、101页。三者之中商业的救贫效果最为显著。正是这种产业观使得严复反对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主张与西方自由通商，大力发展商业，甚至提议中国驻外使节应留意访求能够销往该国的国内货物。这一观点也使得其对农业有一持平之论，早年在大家都主张重农抑商的时候他提倡重视商业，在其晚年大家强调商业忽视农业的时候他大力提倡发展农业。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实际上根源于他对“通”之道的追求，力图让所有的生财之途保持畅通。
脂肪主要提供脂类和必需脂肪酸，提供能量并帮助机体对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整个孕期孕妇平均增加体脂2～4千克。这是可调节重量，如果孕前体重比较重，可相应减少孕期体脂的增重量，如果孕前体重比较轻，就应该增加这部分的增加量。另外，胎儿储备的脂肪是其体重的5%～15%。脂质还是脑及神经系统的重要成分，脑细胞组织脂肪中约1/3为亚油酸和亚麻酸，亚麻酸对髓鞘和细胞膜的生成更为重要，因此孕妇膳食中应含有足够的脂肪以提供饱和与多不饱和脂肪酸。
严复不仅从宏观上强调“商通”的救贫作用，而且还在具体的理论中熔铸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在商品经济的各个环节这一微观层面均强调“通”之作用。亚当·斯密认为“租庸息三者，国富之源也，民生之本也，而凡邦用财贿莫不资者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441、420、419、420、100、101页。在斯密看来地租、工资、息利(赢利)是国家富强的源头，民生的根本，国家和人民支出的钱财都来源于此，严复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救贫之方，本不一术，而亚丹·斯密之三要素，终不可离”，[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441、420、419、420、100、101页。由此他非常强调与租庸息对应的土地、人工、母本在救贫中的作用，主张在这三方面也应通达无碍，如此方有救贫之效。“商通”就是要实现商品由生产领域流向消费领域，即以货币为媒介实现商品交换，通商欲获厚利就要使货物的生产和流通顺畅、通达不受阻碍，实现货通四海，即“通货”，而这都离不开土地、人工、母本的参与。因此，具体而言，严复的“商通”又可分为狭义上的“通货”“通功”“通财”三个方面。
严复极其强调土地对“通货”的基础意义。他认为，土地出产原料及能源，也为工业和商业提供用地，“夫工业必资于原料”，[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441、420、419、420、100、101页。煤铁“其为制造之母业”。[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441、420、419、420、100、101页。他甚至将铁矿提高到诸金之王的地位，在他看来欧洲的富强并不在于黄金、白银的众多，而在于黑铁产量的丰富，至于煤炭作为工业能源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因此他极为强调原料和能源产出的通达无碍。“原料，农业之所出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441、420、419、420、100、101页。因此，中国不应该耻于言农，而应该持守天之所分大力发展农业，若能以原料出口称雄世界，也可逐渐实现国富的目的。[注]严复这一观点提出于1913年，是针对当时“耻于为农”的观点的。煤铁方面中国虽然储量丰富，但是产能却比较低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铁路交通的不便。相较于中国而言，西方由于受惠于铁路大通而黑铁产量大盛。严复认为煤矿的盛衰与铁路的关系最大，铁路好比人身的脉络，没有铁路，人体气血不畅，诸疾皆现。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没有铁路，国家利源不广，贫弱之患迭起，“通商惠工为空谈”。[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441、420、419、420、100、101页。因此，严复力倡“通路”，主张大力发展铁路交通：“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而又于国家无大费。”[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441、420、419、420、100、101页。铁路的发展能够带动矿业、制造业、农业、商业等行业的发展，促进生财之途的开拓，并保证其通达顺畅，从而让百姓富起来，达到救贫的效果，最终达到百姓富足、文明之治以兴的社会局面。
在人工方面，严复主张以“通功”的方式救贫。“通功”这一概念取自《孟子·滕文公下》的“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注]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3页。“通功”在这里就是分工合作的意思。事实上严复正是以“通功易事”来译介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合作的思想的，他肯定了亚当·斯密的“通功易事也，异事而相资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441、420、419、420、100、101页。观点，承认行业间的分工与合作能够促进彼此生产效率的提高。他在此基础上又富有洞见地补充了斯密的观点，认为行业内部的分工也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他将此称为“同事而相助”。[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32、198页。斯密认为分工有三大益处，第一，分工能够让事情变得简单，提高工人劳动的熟练度；第二，分工可以节省不同类型的劳动间转换的时间，从而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第三，分工还有助于新的技术与机器的产生。这三者最终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益，从而实现财富大增有救于贫的效果。严复补充道，分工的益处不止这三者，还有不异人而事办，不异事而效收，人各得其才，地各产其所宜的好处。[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32、198页。在这四者的共同作用下，人类实践活动的范围和规模得以极大的扩增，从而实现财源大开，收获有救于贫的效果。此外，严复还强调“通功”与“易事”之间所具有的依存关系，肯定了农工商业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反对重此轻彼的观念。他的这一论断，实际上是从劳动分工的角度肯定了行业间的平等，深刻展现了启蒙与现代性精神。
此外，严复还非常注重货币的流通即“通财”带来的救贫效果。他认为“母财”非节用不生，若一味节俭而不用来投资，使货币进入流通领域，那节约的钱财就不能作为母财发挥生利救贫的作用。货币通畅流通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一斑。他认为“泉货大通于中国，有无穷之利，此亦富国之本谋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4、170、98、98页。货币流通顺畅，既能降低交易成本，亦便于百姓筹集母本，扩大再生产，从而收到救贫之效。严复认为，根本而言货币的流通程度受币制、度量衡以及金融机构的普及程度影响。在币制上，中国币制混乱且采用银本位，而西方国家币制精良且用金本位，导致大量白银流入黄金流出，货币贬值严重；度量衡上极度纷乱，地域差别严重，不利于货币的流通；金融机构上中国缺少近代意义上的银行，多是钱庄、账局和票号，钱庄和账局地域限制严重，只服务当地，而票号主要的服务对象则是官府和大宗商号，百姓无法受益，这些都不利于货币的流通和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如何实现“通财”，严复基于当时的现实条件指出，金本位制可以暂缓实行，但关系到一国之盛衰的币制不可以不确立；度量衡混乱的问题亟待解决，否则其他理财之政也不必过问；银行的设立势在必行，因为银行不仅是富国之术，而且具有敦风化俗之效。严复于统一币制、度量衡，设立银行方面亦提出了具体方案：“定制以一银元，以银九铜一为成色，设国家银行于京师，设支店于各直省，而立造币之局于南北洋，统计所以流通者，每省应用若干兆元，一律由其制造，及期传布，散入市廛。”[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4、170、98、98页。如此即可使财货大通，实现救贫的目的。
2.“行穷变通久之术”——政通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财务风险管理是首要任务，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为了推进企业的发展，必须要进行合理的财务风险管理。财务风险管理理念需要在不断更新的基础上进行，可以有效促进企业财政风险的减少，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利润收入，促进企业进一步可持续发展。
这次之所以进行个税税制改革就是为了降低工薪各个收入层次的税收负担，不过通过分析能够看出，在绝对额方面，中高收入群体在进行税制改革得到收益明显少于低收入群体，改革的结果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公平。
严复认为导致贫困的“不通”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体现在观念上的“不通”。国人只知因循守旧，尚古因人，不知趋时而变，导致观念落后严重阻碍经济活力的释放。具体表现在没有理财的观念，不重视理财之计；消费观上过分崇尚俭素、知足；义利观上强调重义轻利；产业观上主张重农抑商等。这些观念严重地影响了资本的流通与财富的增长。针对重义轻利与重农抑商的观念，严复进行了大肆批判。在他看来，重义轻利与“重农抑商”的观念只是统治者消弭纷争实现一统大局的统治策略，具有很大的危害。这种耻于言利的观念导致生财的途径极其有限，国家因此财用严重不足，容易陷于贫困的危险之地。处于贫困的境地就要变通以图富强，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要改变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就必须让人们意识到对利的追求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严复从人性以及国家礼义的维系离不开经济的保障这一角度出发，充分肯定求利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他认为对利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人人都渴望过富足的生活，这种欲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应扼杀这种正当欲求。此外，他还借用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廉耻”[注]李山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09年，第2页。的观点强调国家的兵力、教化、礼、义、廉、耻，这些都需要富足之后才能得到保障，所以我们不应该扼杀对利的追求。他认为传统重义轻利的观念实际上是将义利二者对立起来，这种观点就其本意而言固然是良善的，是一种值得倡扬的高尚的道德追求，但是从现实社会运行的角度而言，社会的发展进步绝对离不开对利的追求，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实际上非但不能真正地维护仁义，反而有损于仁义。这种观念不利于国家的富强和族群的存续，因此亟待改变。严复继承传统事功学派义利统一的观点，并吸收亚当·斯密的功利主义思想主张以“两利为利”“开明自营”的义利观对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进行改铸，变两者关系由绝对对立到对立统一，实现义利观上的“通”。他指出“未有不自损而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05、7页。其次严复还反对重农抑商之说，他认为生财之术多途，每一途径都应畅通，这样才能使出于天地之间的财富不被遗弃，而重农抑商的做法却是“闭财之多途使出于一”，[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05、7页。这种做法严重阻碍了生财之途，只见一不见多，是“不通”的典型表征，亦是导致与加剧贫困的重要原因。
此外，在“治道”即具体政策上也要做到“通”，做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符合现实需要，通达无碍。这包括教育、礼法、商业、对内与对外政策等，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教育方面，“废八股，讲西学，有救于贫”，[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9、47、25、31、33、34页。创办新式学堂；在礼法上，也应趋时进化，这包括废除早婚、提倡婚姻自由、主张男女婚恋关系上的平等。商业政策上，废除阻遏生财之机的诸多政策，鼓励自由通商。在对内与对外政策上，严复根据时局主张要“通下情”与“通外情”，并认为“通外情”更为急迫。在他看来中外很多矛盾冲突尤其是各类教案就是由于不通外情导致的，中国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通外情”有助于了解西方的宗教、礼俗、科学，减少矛盾冲突，促进国内的思想进步及技术革新，他由此主张广译各国报刊。这些具体政策上的通达都有助于解放人们的思想，释放人们的经济活力，以收救贫之效。
3.“民力、民智、民德皆关于生财尤巨”——人通
救贫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的实践活动，因此严复也极其强调“人通”。这一“人通”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造就“通人”的理想人格，其二是实现“人我之通”“人人之通”的通达与平等。
严复极其赞赏“通人”这一人格，认为“通人”学识渊博、人情练达，在智、德、力三个方面都能够做到“通”，能够顺应天演变化。为何智、德、力三个方面的“通”能够救贫？斯宾塞认为，“群之变也, 视民德之进退, 群性与民性，群德与民德, 相待为变, 其例则群学之所有事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3，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0页。赫胥黎认为，“故欲郅治之隆, 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 求其本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1，第19、28页。“群之治乱强弱, 则视民品之隆污, 主治者抑其次矣”。[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1，第19、28页。严复采借了斯宾塞与赫胥黎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指出，“盖生民之大要三, 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 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9、47、25、31、33、34页。“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治从之”，[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9、47、25、31、33、34页。在他看来国家的强弱贫富治乱的状况是民力、民智、民德三者状况的征验，只有这三者的通达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文明与进步。严复认为“民力、民智、民德皆关于生财尤巨”，[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民力属有形之利，民智、民德属无形之利，这三者之中“民之手足体力是国家富强之基”，[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9、47、25、31、33、34页。“民智者，富强之原”，[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9、47、25、31、33、34页。民德则是国家富强的保障，这三个方面的发展都是救贫的有效手段。
依据KPI设计的基本原理，在设计课堂教学质量预警指标时，可以从学生、教师、课堂效果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关键要素，量化少数关键指标，依据KPI指标，再去设定覆盖课堂教学全过程、涵盖教学质量全要素的预警指标。学生发展维度主要从学习方法、能力提升、知识运用、职业素养四个方面着手；教师教学维度主要聚焦教学计划、教学形式、师德素养、文化传承等方面[4]；课堂效果则包括教师授课状态、学生参与状态、师生互动状态、目标达成状态。课堂教学质量预警指标具体要素及KPI指标如表1所示：
“人通”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通达与平等。通达即对三者的发展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推进三者的不断提升与进步，确保三者顺应时代的需求；平等意味着人人在智、德、力方面的平等，做到了这三者的平等，郅治之世就会到来。严复主张推进三者的发展，使其达到平等的状态，但是他反对“未至而强平之”，[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4，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9页。认为这一做法会导致没有富贵贫贱的差别，而且根源上抹杀了富贵贫贱的成因，违背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只会导致整体的贫贱。因此，严复反对以“强平”的激进方式追求郅治之世，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推进社会进步。
小鹿看了不信，说：“哪有这种好事，有人开玩笑吧!”小猴听了也动摇了：如果果子有毒咋办？我还是把它扔了吧!
如何实现“人通”？严复认为，“人通”的造就有赖于教育。教育能够开发民智、更新民德和强化民力。与智、德、力相关，教育应当分为智育、德育、体育，早年严复认为智育最为急迫，在他看来西方之所以富强，是因为科学知识的迅速更新与新兴学科的突飞猛进。在其晚年见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巨大危害后，他认为科技如果没有用于正道，那么它越发达危害越大，因此主张德育重于智育，智育重于体育。从教育的普及程度来讲，严复既主张普及教育又主张高等教育,认为普及教育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使劳动者有能力胜任更多的工作，增加就业机会，扩大收入来源。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主张设立新式学堂，教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及教育方法，以此培养高素质的实用型、创新型人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严复特别注重实业教育及女子教育。实业教育则是工业技术教育，严复认为中国实业受制于不懂得如何利用机器以及不明了物理、化学之理，科技理论方面的极度落后严重限制了国家财源的开拓，因此实业教育成了最急之务。严复认为实业教育能够让中国紧跟外国实业发展的步伐做到“息息相通，不致转瞬即成故步”，[注]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51页。它能够推动技术创新、科技发明，提升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使人人都有自食其力的技能，从而扩大国家的财源，收到救贫的实际效果。而在女子教育方面，严复认为女子教育有助于培养女子的独立人格，让女子拥有谋生的技能，参与社会工作，实现从依附于男子到自立自尊的转变，有助于男女平等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能够减轻男子养家的重担，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既有救贫的作用，也有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效果。
结语
与严复同时期的谭嗣同、梁启超等，在有关“通”之概念的阐发中与严复表达出了共同的理论智慧。大体而言，首先，他们皆将“通”提升到本体的高度，从“根本义”的角度，以“反向格义”的方式重视阐发“通”之概念的理论价值；其次，尽管谭嗣同、梁启超等各自的救贫理论重点均有所差异，且并未如同严复一样直接阐明“通”之作为哲学观念在救贫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但他们都自觉地将其作为指导实践的根本方法论，并将彰显人人平等的“人我通”作为共同的社会与政治目标等。尽管他们拣择了不同的表述方式，但“通”之精神是他们理论中所共有的内容。而这为身为后来者的我们在当代反贫困理论建设上提供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第一，要大胆地吸收传统的救贫观念，并根据现代社会实际生活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例如传统社会中崇简的消费观与消费刺激生产的观念相结合，有助于建立起理性消费、适度消费的观念。这一方面的“以通救贫”的观念则能很好地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观与保护环境的绿色消费观。如此种种，正是“古今之通”在反贫困理论建设中的具体体现。
1008 Short-time therapeutic effect of stent angioplasty for acute intracranial large artery atherosclerosis occlusion
克里斯庄严地为自己准备了一个皈依的仪式，在荒野的木板上刻下了他所有想得到的词句，宣告自己正式成为自然的居民。荒野的自由与人类的自由，荒野的文明与人类的文明，可以不那么对立，不那么冲撞，荒野的自由统摄人类的自由，荒野的文明统摄人类的文明。
第二，平等看待中西文化，正视各自的优缺点，在树立起对传统文化的自信、相信传统文化中亦有救贫的理论资源与可行方案的基础上，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经济学理论的不足之处，积极吸收和学习西方的经济学说与救贫理论中的合理因素。这正是反贫困理论建设中“中外之通”的要旨所在。
第三，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实践证明，反贫困不仅亟需具体的政治、经济、法制理论的完善，更需要以人文主义精神为根柢的哲学观念作为实践的指引。要求我们立足于社会现实，以人人通达、平等为基础，始终以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精神为准绳，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充分发挥现有条件的作用，在“群己之通”中反击贫困。
人类历史上与贫困的斗争从未止息，当代中国的反贫困斗争亦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反贫困斗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的内在要求。我们有理由期待，随着对以严复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的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能够于今日再度散发出璀璨的光辉，当代中国的反贫困理论亦能够在古今、中外思想资源的滋养下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足以应对贫困问题在当代提出的全新挑战。
〔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6-0055-10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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