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意义]智库建设和发展是目前国内关注的重点和热点，智库评价对智库建设起引导作用，完善智库评价体系，可进一步促进国内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方法/过程]调研国内外已有智库评价方法，总结出智库评价流程，并对比分析国内外智库评价在流程各阶段特点。[结果/结论]国内智库评价的一般流程为界定评价客体、指标体系构建原则、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主体、评价结果；国外智库评价流程与国内有相似之处也有其独自的特点；最后以国内智库评价流程为主线，对比分析国内外智库评价的共性和特性，并小结国内智库评价优势及可进一步完善之处。
关键词：国外；智库；评价方法；比较分析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随后2015—2017年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颁布以及相关智库建设措施的实施和推进，表明了国家对智库发展的重视和建设新型智库的决心。
黎永兰被林雪川试图拖往河边的过程中，至少有包括出租车司机、市民罗先生、沿路商户在内的三拨人看到了这一情况，出租车司机还拨打了110报警。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能改变41岁的副区长黎永兰被重伤致死的事实。
政府部门对智库建设的重视和推动，在社会上引起“智库热”现象。国内智库在数量上取得一定成就，根据《2017全球智库指数报告》[2]美国智库数量为1872家，居全球首位；中国有512家智库，居全球第二。皮书研究院编撰的《中国智库名录 2016》[3]数据显示国内已有1192家智库。造成国内已统计出的智库数量与《2017全球智库指数报告》不一样的原因，除智库定义未统一外，也存在剩余未被提及的智库在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上还未得到普遍认可的可能性。同时1192家智库在国内的可比性和影响力，同样值得思考。于2018年3月发布的《2017中国智库报告》[4]提到2017年的参选智库为464家；“中国智库索引”(CTTI)截至2018年4月收录的智库为604家；2017年12月发布的《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5]从外围的2335家智库经过筛选后仅有531家智库参评，最终入选的智库为166家。从这些数据可说明中国智库有一定的数量，但在国际和国内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智库不到二分之一，国内仍需进一步推动高水平智库的建设与发展。
在智库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智库评价存在哪些特征？且已有的智库评价对智库建设又起怎样的推动和引导作用？国内智库评价与国外相比又存在哪些优势与可改进之处？这些都为本文所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国内外智库评价概况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国内外已有众多学者和机构对智库评价进行相关研究，已有的智库评价从是否使用客观指标方面可将其划分为定性评价、定量评价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评价。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国内虽有学者也进行智库评价的研究，但研究所得出的评价指标很少能进行实际的应用，这可能与智库评价属于一个复杂和繁琐的过程有关，并且评价过程也需要诸多的参与者。同时考虑到智库定性评价不仅会受到评价主体主观意识的影响，并且与所在国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相关等因素。
2.2.2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数据的可获取性及指标的可操作性为国内外开展智库定量评价时必须考虑的原则。国内智库评价中普遍认同的评价原则为“以评促建”；虽然国内智库评价指标体系有自身构建原则，但有部分学者认为指标体系的构建原理有所缺失，仅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使用了“社会结构”理论作为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理。然而智库影响力评价的原理是否真的缺失，笔者尝试从国外最早开展智库评价的原则进行分析。
由此，本文主要集中于调研国内外机构或学者已开展的有实际评价结果的智库评价；且国外智库评价部分主要调研采用客观评价指标的定量评价方法。调研结果如表1、表2所示。
1.1国内智库评价概况
表1统计了目前国内已有实际评价结果的6家机构的智库评价报告。零点研究咨询公司于2015年1月发布《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由于原始的完整版未对外公开以及该报告自第一版后未有更新，笔者未将其纳入本次分析中。朱旭峰较早也较为系统地研究国内智库影响力定量评价方法，并基于社会结构理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6]，随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也使用该理论作为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7]，因此，在本文研究中增加朱旭峰所做智库影响力评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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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内开展智库评价且进行排名的机构
开始时间机构名称智库评价报告名称评价次数概况评价方法2014年1月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中国智库报告》[7] 每年对国内智库影响力进行一次评价定性2015年11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 《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5] 2017年首次对国内智库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定性与定量相结合2015年11月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智库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7)》[8] 每年公布一次国内智库影响力评价结果定性与定量相结合2016年12月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与光明日报社智库研究中心 《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体系建构与实证》《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发展报告(2017)》[9] 2017年首次对国内智库进行评价定量2017年1月 “中国智库大数据评价研究”课题组联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智库大数据报告(2016)》[10] 已有2017/2018两年的评价结果,评价智库的公众号、文章在微信以及智库专家在微博平台的影响力定量2017年12月 浙江大学信息资源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全球智库排行 《全球智库排行评价报告(2016)》[11] 2017年首次开展全球智库评价定量
1.2国外智库评价概况
除表2所提供的国外智库定量评价发展历程以外，将纳入目前国际上较为知名且具有讨论度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该报告自2009年开始每年发布一次，虽然有许多不足和值得商榷之处，但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很高，似乎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并驱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全球智库排名，因此本文将额外补充对《2017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2]的分析，提取可借鉴之处。
第一，企业贷款困难。中小企业贷款困难是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中的最基本问题，之所以中小企业贷款困难，主要在于抵押和担保两项因素。具体来讲，中小企业抵押贷款办理过程中，需要相关部门对企业的抵押物进行资产评估，这样之后，中小企业贷款才能生效。但是，我国已有的相关评估部门缺乏较为全面的评估系统，这就导致在对中小企业抵押物评估过程中，产生一系列问题。评估程序繁琐，评估结果不准确，与当前的市场调研结果存在较大的差距，收费的标准高。
2国内外智库评价对比分析
2.1国内外智库评价流程
2.1.1 国内智库评价流程 本文结合朱敏、房俊民[25]所提的“智库评价流程”，刘登等[26]提出的“新型智库评估理论框架体系”，唐果媛[27]提出的“智库评价流程”，将目前国内智库评价流程中共同点总结如图1所示。
图1中，需对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进行区分，评价主体和客体是一对相对概念，两者相互作用，存在于一种特定的关系中。就“智库评价”而言，评价客体即为智库，评价主体是对评价客体的作用、功能、价值等方面开展评价的活动者和行为者，评价主体需根据相关评价标准开展针对评价客体的评价活动。由此便产生评价过程的三大要素：评价客体、对评价主体起规范作用的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标准”可细分为“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对评价指标的确立起指导作用，由此将其放置于“评价标准”的第一位；由于国内智库尚处于发展阶段，使用定量评价方法时，“评价指标体系”中所采用的指标会受数据可获得性影响，因此将“评价方法”列于“评价指标体系”之前。最后两步即为“评价主体”的确定以及评价主体根据标准对智库进行评价。
该流程中将“数据获取”置于评价的初始阶段，考虑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目前国内智库建设及评价皆处于发展阶段，对智库开展实际评价活动之前，基本会提前完成数据获取或确定数据的可获得性，并根据数据的获取状况对指标进行调整；二是由于所获取数据基本围绕“智库”进行，属于“评价客体”的一部分，因此将其置于起始位置。
表2 国外智库定量评价方法概况
时间机构/学者评价方法概述1996—2013年(2010、2011、2014年中断)多尔尼(M.Dolny)[12] 基于LEXIS/NEXIS数据库中美国主流媒体对20多家智库的引用总量的统计结果,对智库进行排名,最后简要分析年度引用变化情况。1997年进行了回归分析1999—2010年埃布尔森(D.E.Abelson)[13] 收集三类数据:①智库观点在媒体中的引用量。②(美国)智库在国会中的引用量。③(加拿大)在议会委员会中的引用量。利用斯皮尔曼系数分析媒体援引次数与向议会陈述观点的次数、政府部门交流情况的次数,向议会陈述观点的次数与政府部门交流情况的次数三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从而说明知名度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2000/2002/2005年英国《世界经济》杂志(The Maganiz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14-15] 邀请一些学者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引用量为依据,对经济研究类智库及在其中任职的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进行排名。在2005年进行的评价中S.Trimbath尝试探讨了智库的意识形态、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对智库媒体报道量的影响2001/2004年安德鲁·里奇(A.Rich)[16] 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智库的意识形态与国会作证、报刊引述(6家全国性报纸)之间的关系。并非进行智库的影响力评价,而是说明智库的确存在影响以及意识形态与智库影响力、知名度之间的关系2009年凯思琳·麦克纳特(K.Mc-nutt)、格雷戈里·马其欧顿(G.Marchildon)[17] 加拿大学者麦克纳特等通过考察智库与政策共同体,以及其他政策参与者网站之间的超链接状况分析加拿大十多家智库在社会政策、气候变化等5个领域核心政策网络中的影响力以及在更大政策共同体中的影响力。他们认为网站链接更能反映智库产品的可靠性、可信赖性,是衡量智库受欢迎程度最重要的指标2011年斯塔克(R.J.Struyk)及海达威(S.R.Haddaway)[18] 两位学者依据对 19 个发展中国家的 34 家政策研究机构相关多种指标的统计和赋值,试图在智库的影响力与其运营方式和环境之间建立起统计学上的变化关系2012年P.T.Leeson,M.E.Ryan,C.R.Williamson[19] 从实证角度采用计量回归的方式研究美国州一级的以自由市场导向为意识形态取向的智库(State-Based Free Market Think Tanks,SBFM)与经济政策的关系;选取了在税收、政府支出以及私有化三大政策领域的8个相关公共政策,使用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回归分析说明智库支出与政府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从公民的态度出发验证智库在公民意识形态中的影响力2013—2014年全球发展中心(CGD,位于华盛顿)的克拉克(J.Clark)、路德曼(D.Roodman)等[20][21] 尝试从完全定量的角度对智库进行评价,并使用预算规模进行均一化处理,以提高最后结果的可比性。使用的指标为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的粉丝数,网站的流量、链接数、媒体引用量以及学术引用量。最终对宾大智库排名前18的美国智库以及排名前30的国际发展智库按照每项指标下的得分进行分析,发现与宾大的排名有一些出入2013年大卫·古托姆森(D.S.A.Guttormsen)、伊万·梅迪纳(I.M.Iborra)[22] 通过对英国外交事务智库所举办活动的主题、主要出版物、被主要报刊的引用次数以及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上的粉丝数来说明智库的知名度2013—2016年国际气候治理中心ICCG[23-24] ICCG挑选了智库中可进行量化的活动、出版物和传播作为3个一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15项二级指标,全部指标均为定量指标。而指标权重的赋值是通过9人组的专家问卷调查,获得智库指标权重的初始数据,再利用非可加测度(Non-Additive Measures,NAM)方法测算各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并得出每个指标的权重值。最终排名分两种情况,一种按所有指标的总分值进行排名,第二将总分值除以机构人员数量得出的标准化排名
图1 国内智库评价一般流程
2.1.2 国外智库评价流程 国外智库评价流程与国内十分相似，但并不一致，主要区别在于评价流程中的第二、三、四步。其中第二步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因评价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第三步的评价方法基本为定量评价、定性评价或两相结合的评价方式；第四步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有些学者的评价研究，特别是国外早期学者对智库影响力的评价，基本上采用的为媒体报道量、在社交网络上的知名度以及国会证词等单一指标，很少形成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由此国外智库评价流程大致为：确定评价客体；设定评价指标；数据获取；最后进行结果分析，且国外智库定量评价研究中有部分[13，16]未有详细排名，主要目的在于研究所挑选指标与智库影响之间的关系。
2.2国内外智库评价异同
本文研究目的是对国内智库评价提供借鉴，因此在分析国内外智库评价异同点时，将以国内智库评价流程中每部分的特征分析为主线，兼考虑国外智库在相应部分上是否与国内智库存在共性或国外智库评价独有的特性。
2.2.1 评价客体的产生及数据获取 国内外智库评价挑选智库的考虑因素：①智库的知名度，即智库对于政界、学界或公众具有一定的辨识度；②智库的资政功能，即智库为政府部门提供思想支持与政策建议的作用；③特定要求，即若针对特定研究领域的智库开展评价，则所选智库须在该领域已有一定成果产出和知名度；④其他，如已有评价所挑选的智库、智库官方和权威统计结果等公开材料也作为智库挑选的重要参考。由于未形成统一的智库定义，因此评价客体的产生也未有统一标准。
黑龙江垦区首先应加大力度研究开发先进的经济实用的低碳型农机产品，积极引进和推广先进农机新技术和新机具，提倡使用耗油率低、作业效率高、安全性能有保证的农机具。其次，根据作物的种植面积、农机保有量和作业情况合理配置农机数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综合效益，使之成为减少碳排放量的有效途径及措施。
特殊教育老师、康复员轮岗到保育中心照顾孤残儿童的生活。通过接触保育中心的工作，了解到孤残儿童生活的相关情况，有利于康复员和特教老师在专业服务中调整康复和教育目标，满足学生实际的生活需求。特教老师和康复员也可以将自己的专业融入到孤残儿童的生活中，指导保育老师对儿童进行护理、康复和教育。
国内外数据获取基本为3种方式。一种为公开渠道，官方公开的统计数据、智库官网上公开的数据、一些数据库中所搜集的数据(如：多尔尼所借助的LEXIS/NEXIS数据库)；第二种为借助爬虫软件所获得网页链接状况等数据；第三种为问卷调查的第一手材料。
脑卒中是一种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是当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1]，在我国每年新发病例约200万人，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的特点。脑卒中偏瘫患者出院后的自我康复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脑卒中患者机体功能受损，其参与功能训练的积极性受到经济能力、心理因素、认知水平、社会支持等诸多方面的影响[2-4]；脑卒中的家属或照顾者对康复训练的认知、态度、照顾能力等也影响患者出院后康复效果[5-6]。已有研究显示：出院后开展有针对性的延续护理服务可有效减少这些因素对患者自我康复的影响[7]。因此，加强脑卒中偏瘫患者出院后康复护理服务是十分必要的。
国外智库定量评价的最初原则有3个：①智库是否真的存在影响力[16，19]；②探索智库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知名度和影响力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哪些[13，18]；③直接利用智库的知名度指标说明智库的影响力[12，22]。
国外从最初开展智库评价研究的三原则，演变为无论国内外在开展智库评价时都通过使用智库知名度说明智库的影响力。而知名度与影响力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笔者根据所调研材料，将两者的关系总结如图2所示。
图2 智库知名度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
从图2可看出，智库知名度直接影响对象为“与政策制定相关的人员”，该步的确定是根据国内智库影响力评价的“社会结构”理论，国外对智库影响力评价产生影响的多元主义理论、精英理论、制度主义理论提出的。智库影响力评价使用的社会结构理论[6]将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相关人员按不同层级进行划分；多元主义认为最终政策制定是由利益相关方竞争所得出的结果[28]；精英理论认为由社会中的少部分精英掌控了政策的制定[28]；制度主义的“认知(学术)共同体”重点研究学术共同体如何通过次政府活动来影响政府决策[28]。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考虑对政策产生影响的参与者，而“知名度”指标可理解为智库为了提升对政策参与者的影响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或宣传举措，由此知名度指标的直接作用对象为“政策参与者”。
知名度高说明所影响的政策参与者的范围广，而影响度的深浅、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无法通过知名度直接反映出来；同时埃布尔森的研究结果中有些高影响力的智库不一定对应着高知名度；考虑以上两点，笔者添加第三步，影响政策制定的相关人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最终政策制定的概率，而无法确定影响概率的大小、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
最后一步为影响政策的制定，国内外普遍认为若智库能影响最终政策制定，则说明智库的确产生了影响力，而影响力的提升可提高智库的知名度。
图2中左右两边小方格说明对智库“知名度”和“政策制定的概率”产生影响的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各国民主化程度和公民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各国不同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传统[29]，智库是否位于行政中心等因素。
推进全域旅游是海南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必须突破产业界限，深入加强产业融合，促进旅游产业与各个产业的的融合发展，全域都是景区，全域协同发展，保护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没有遭受破坏的当地植被和自然景观，浓郁的热带民族风情和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热情友善的当地居民，打造诚信可靠、便捷周到的服务体系。什寒村的营销推广必须充分利用琼中县整体的旅游营销活动，通过节庆活动、旅游联盟、媒体联盟等多渠道宣传，通过举办各类主题活动，比如"奔格内"琼中绿橙旅游季、好美琼中·"奔格内"乡村旅游季、"三月三"黎苗文化旅游节、"乡村旅游音乐节"等，不断挖掘琼中什寒旅游新热点、新卖点，成功打造什寒乡村休闲旅游品牌。
由此说明国外进行智库影响力评价时所使用的“知名度”指标基本源于上述理论的内化。但国内除上海社会科学院将知名度指标与“社会结构理论”相结合对智库影响力进行评价以外，笔者尚未找到直接研究智库“知名度”与“影响力”之间关系的文献。
表1中《中国智库报告》《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7)》集中于评价智库影响力，《中国智库大数据报告(2016)》也为影响力评价但主要评价智库在社交平台“微信”上的“知名度”；《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CTTI来源智库发展报告(2017)》《全球智库排行评价报告(2016)》的评价指标设计时体现了“投入—产出”的逻辑框架，考虑了智库的管理和运营能力。
基于单一模型成像效果良好，继续进行多个球体模型成像，分别设定中心埋深相同和中心埋深不同两种情况进行成像，对结果进行分析。
刘克崮认为，对收入高、中、低等人群的划分，应采用国际通行的五等分法，即在样本总量中的高、中高、中、中低、低收入五类人群各占20%。为了更直观解释这一观点，刘克崮拿出笔，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并分成了5等分，而15%显然占据着高收入人群的最前端。
1)智库评价指标的特征、作用和缺陷。在进行评价指标分析之前，需理清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即智库评价和智库影响力评价的区别，智库评价是对智库机构综合价值和发展潜能的评判，因此智库评价包含智库影响力评价，而智库影响力评价只为具体的影响力的评定。
2.2.3 评价指标的特征及权重设置 由于评价方法基本在指标体系形成之前已确定，评价方法的种类已列于图1中；同时国内外在智库评价方法选择上基本相同，为纯定性评价、纯定量评价，或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因此本部分主要分析由智库“知名度”对指标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不同评价指标的指导原则下，“评价指标体系”中评价指标的特征、作用、缺陷及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设置的特点。
从表2可看出国外智库定量评价以“知名度”产生的单项指标居多；ICCG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除考虑“知名度”以外还将智库的“研究基础”纳入指标体系中；有一类别专门研究智库是否产出影响力以及影响力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国内外在开展智库评价时都考虑“知名度”指标，在智库成果产出的指标上缺少质量评价部分。从指标体系的完善度方面考虑，国内在定量评价指标的设置上较于国外更为完善，同时国内智库评价考虑了智库的影响力、管理能力、资源投入等多方面的指标，但缺少对智库产生影响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专门研究领域智库排名的缺失。
2)指标体系的权重设置。完全定量评价方法的权重设置，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气候治理中心ICCG将对专家的问卷调查与非可加测度(NAM)方法结合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及指标之间的关联性，既体现指标的重要性又兼顾指标之间的关联度；国内《全球智库排行评价报告(2016)》采用数学建模的方式对指标进行权重的赋值，优点在于可以结合前人已有研究成果，但缺点也在于目前智库影响力评价就理论以及指标的设置而言并没有形成公认的标准，而该方法未有自身理论体系的突破。
其余指标赋值的方式，全定量评价中有使用因子分析法，若为全定性评价则偏向于采用专家赋值法，若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则有选择使用专家赋值法或层次分析法。
2.2.4 评价主体、评价排名 图1中所列的评价主体基本为参与智库评价的单独个体。而智库评价还存在不同的评价模式，如：政府主导的评价模式、市场主导的评价模式、学术机构评价模式等[25]，其中真正开展评价的为不同评价模式中的团队成员，个体成为接受问卷调查的对象。国内在参与智库评价的评价个体组成上存在一定缺陷，即智库主要的影响对象决策者占所有参评者的比例较少。
国内外最终结果的排名，可按数据处理方式划分为两种，一种为根据总得分进行排名，另一种为将总分除以智库预算或智库工作人员而产生的排名。
3结束语
从本文分析可发现国内外智库评价有相似之处，国外智库评价以“知名度”的单一指标居多，国内智库评价所构建的完整性指标体系居多；同时国内智库评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不仅考虑智库的影响力，同时考虑智库的管理及运营能力。而目前国内智库评价与建设仍处于发展阶段，面对现有的缺陷(如缺少智库研究产出质量评价指标、评价主体中智库主要影响对象决策者比重的提升等)需要一个不断更新与发展完善的历程。
虽然受西方智库理论的影响在智库评价过程中产生了知名度指标，但知名度指标的出现也属于智库功能体现的一部分，例如：在社交媒体或新闻上的引用率，可实现在国际国内智库的“舆论引导”功能，学术影响力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智库产品的质量及其对学术界的影响。但如何从国家需求角度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同时，又能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智库所产出的成果，这两者之间的均衡，是智库发展过程中需考虑的问题，也是智库评价需权衡的关键点。
同时，由于目前国内智库评价理论的缺乏，与对智库本身定义、功能、作用等理论研究的缺失也存在一定的关系，无论是国内或国外大部分国家智库仍处于发展阶段，智库评价与智库建设、智库所处的环境等相关，同时智库又有自身所特有的被普遍认可的功能和属性，因此国外智库评价可为国内智库评价的发展起到经验上的借鉴与启示作用，但无法直接应用于中国智库评价中，中国智库的评价应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即考虑其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多元利益竞争关系，因此智库很可能成为不同利益代表方的“发声器”，而国内智库的发展源于国家治理对“智力”的需求，智库应成为不同专业领域的“智力”容纳器，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需求。由此国内智库建设与评价仍需要探索适合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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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AnalysisofThinkTanksEvaluationMethods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is an important focus in China,to some extent,the evaluation of think tanks can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them.So,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ink tanks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think tanks.[Method/process] Investigate the existing evaluation methods of think tanks,and summarize the evaluation process,then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think tanks evaluation methods within the process.[Result/conclusion] In China,the process of think tank evaluation report is defining the appraise object,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evaluation method,evaluation index system,evaluation subjects and the results.The evaluation process of other country is similar to that in China and also has its own character.Finally,compare the common and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aluation methods during the think tank evaluation process.Give a brief summary of the evaluation advantages and defect in China.
Keywords: abroad;think tank;evaluation method;comparative analysis
DOI:10.16353/j.cnki.1000-7490.2019.04.028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情报和期刊出版领域引进优秀人才计划”择优支持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传播字[2014]10号。
作者简介：雷佳丽(ORCID:0000-0002-4232-2011)，女，1993年生，硕士生。研究方向：情报理论与方法。郑军卫(ORCID:0000-0001-7390-5757，通讯作者)，男，1973年生，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情报理论与方法。
作者贡献声明：雷佳丽，材料收集与撰写论文。郑军卫，提出论文思路，论文审阅与修改。
录用日期：2018-11-16
标签：评价论文; 影响力论文; 国内论文; 指标体系论文; 指标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管理学论文; 咨询学论文;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4期论文; 中国科学院“情报和期刊出版领域引进优秀人才计划”择优支持项目的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传播字[2014] 10号论文; 中国科学院大学论文;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