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智库建设的成效成为国家提升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从2013年至2018年，中国智库建设经历了重要的五年发展期。项目组经过调研，对中国智库建设的五年重要历史时期进行回顾，分析当前需要解决结构和区域不均衡，社会智库的力量较弱；高端智库仍然较少，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提出确定智库发展方向；多元化宣传及应用智库成果；实施智库人才优化工程，提升核心竞争力等未来中国智库的建设走向的路径。
关键词：智库；社会治理；中国特色；人才体系；指标
近年来，智库建设的成效成为国家提升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自2013年至2018年，中国智库建设经历了重要的五年发展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重要目标提出之后，国家先后出台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以及配套的一系列的政策、人才、资金等方面的文件。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又再次提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这不仅再次重申了智库建设的重要性，而且把中国智库建设提到了长久发展的层面。五年来，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发展中心、研究所、各高校、社会智库等众多力量为中国各层次、各方面的智库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智库建设的成效也呈现在方方面面。于此时，中国智库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建设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成为智库建设能否持久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中国智库建设五年发展回顾
我国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简明政治学辞典》词条定义：“所谓智库，是指为政府、国会、企业、公司和社团就外交、国防、战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为决策机构估计形势、制定政策、确定目标、提供依据的特殊研究咨询机构”。[1]据孙蔚研究，中国智库建设之路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是在总结和学习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按照我国基本国情建设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应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后，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重视官方智库阶段（1978—1985年）、民间智库出现阶段（1986—1999年）、智库的思辨定位发展阶段（自2001年以来）[2]。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对中国智库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中国智库报告》项目组《2013—2017年中国智库发展与评价》调研显示[3]。近五年，中国智库完成了四个方面的建设，并取得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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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位中国智库建设的方向、职能，完善了智库的制度建设
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4·15”重要批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22字方针为新时期中国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开启了新时代探求智库定位、智库职能、智库制度等基础性问题的元年。近五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智库建设的方向，基本形成了以党和政府智库居中、科研院所和高校智库包围、社会智库外围的圆圈型智库结构[4]。在此基础上，厘清中国智库概念、智库的标准和智库的分类，并第一次提出“活跃智库”的概念。
（二）解决了中国智库建设中“新型”和“特色”的问题
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新型”和“特色”是新时代中国智库建设中的核心问题。近五年来，许多学者分别就美国、马来西亚、欧洲等地智库的先进经验进行研究，意欲借鉴西方智库的经验，建设我国的智库。其中王俊生（2018）提出要学习美国智库的开放性，增加智库的时效性，邀请政府官员参与智库，并建立实习生制度[5]。李龙等（2018）提出要借鉴马来西亚智库，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政策与社会经济相关的智库[6]。这些学者主张借鉴国外的智库建设的经验，建设我国智库。这些借鉴的初衷并没有错，但中国的具体国情较其他国家并不相同，不可能照搬照抄他国的智库经验。近五年来，中国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中国智库建设必须按照中国“特色”，这个“特色”要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符合中国“特色”的智库概念、特点、功能的定位。“新型”指与“传统”相比，在继承传统智库建设的基础上，建设符合“新时期”、“新世界”、“新形势”、“新技术”等一系列的“新型”智库建设。
（三）“国家治理”与中国智库建设相接轨
智库的成果应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对策性问题的解决方法；一类为思想性问题的引导方法。目前，国内外的智库建设和发展偏重对策性问题的解决，而忽视了思想性智库成果。在实际的运作中，任何改革或者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思想的根基和转变。因此，在成果应用中，应注意不同类型的智库成果的应用。梁丽等学者在中外典型智库建设比较研究中提出[8]，国外智库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即 “成果应用与宣传”，第一种方式出版专著和调研报告，其中调研报告要具有权威性和应用性。第二种方式举办专题会议、演讲等方式阐述观点。第三种方式通过电视台、广播、报纸等方式进行宣传。第四种方式通过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采访扩大影响。第五种方式听证会的方式。在我国经常使用第一种和第二种方式，但在第三到第五种方式上，稍有欠缺，应加强多元化的智库成果宣传，奖优罚劣，形成全民关注、讨论之势。
（四）打造中国高端智库建设
根据表4及图1，高风险性(Ⅲ级)区主要涉及中山区(2-1、2-2、2-3单元)、低山区(3-2、3-3单元)、深切丘陵区(4-1单元)、浅切丘陵区(6-1单元)等7个地貌单元；低风险性(Ⅰ级)区涉及河谷区(7-1、7-2、7-3、8-1单元)等4个地貌单元；其余23个地貌单元均为中风险性(Ⅱ级)。
近五年，我国在智库建设方面从认定方向到深入治国理政的实际国情，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但如何更为有效的增加国家的软实力和竞争力，就需要建设更高层次的国家智库。为了支持高端智库的建设，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 (试行)》和《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关于高端智库建设相关的文件，并在《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文件中提出高端智库参与决策的相关制度，旨在通过制度建设，打造中国高端智库。2016年全球智库数据报告显示，美国拥有1835家智库，在全球保持总量第一；中国总量排行第二位，拥有435家智库。2017年全球智库数据报告显示，全球7815家智库中，中国512家，在全球百强智库榜单中的中国智库排位有所提升，其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位列全球第2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位列全球第38位[8]。从国家到地方，逐渐从建设高数量的智库转向建设高质量的智库，推进中国智库发展进入新阶段。
二、现阶段中国智库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结构和区域不均衡，社会智库的力量较弱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社会智库的支持和投入，使社会智库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一定的提升。2017年国家出台《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社会智库的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规范和引导，提出了“扶持与规范”并重的思路，使民间智库的散落态势转变为规范性经营的社会智库，但咨政建议的效果仍然薄弱。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7年调研显示，目前我国社会智库在党政军、研究中心、高校的圆圈外围，发挥着“鲶鱼效应”的作用。学者李佳等（2018）根据中国智库体系总体结构统计显示：官办智库（其中包含教育系统人才智库）的数量占95%，民营智库仅占全部的5%[9]。另外，据调查显示，中国智库存在区域的差异，60%的活跃智库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京、深圳、上海等特大城市，中部和西部的活跃智库分布所占比例较少，仅仅占17%与 17.5%[10]。
（二）高端智库总量较少，国际竞争力弱
利用这种方法，需要在后期调整白平衡的程度就小了很多。当时间允许，或者照明条件非常复杂时，自定义白平衡就能派上用场了。
（三）智库运行及附属机制不健全
距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已经过去10年，国家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明显增强，但类似犯罪仍然层出不穷，“黑心染色馒头”“毒生姜”“僵尸肉”等陆续被曝光，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是现阶段关注度很高的社会问题。相关部门由于欠缺全面性的食品安全监管，以至于暴露了食品安全的较多漏洞，甚至带来某些突发性的食物中毒事故。探究其中根源，在于某些经营者单纯关注于谋求利润，忽视了潜在性的毒害食品威胁。[1]因此，如何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此类犯罪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近年来，国家健全了智库的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了智库的运行程序，保障智库工作顺利开展。但调研发现，仅国家出台相关的制度规范是不够的，智库运行的细节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智库目前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签约阶段、咨询准备阶段、研究分析阶段、报告完成阶段、成果评审阶段和成果提交阶段[13]。但具体到每一项具体的阶段，都没有更为科学、细致的步骤和要求，致使智库的运行机制运转正常，但在每个阶段都存在影响决策质量的问题。另外，智库除了运行机制外，其资金筹集机制、激励机制、成果运用机制等均不健全，特别是成果评价机制。目前，成果的评价机制和成果的应用机制并未有效的结合，往往是评价的专家与使用的部门不存在关联，容易产生评价较高、实用度较低，或评价较低、实用度较高的问题。
（四）智库人才体系不健全，制约智库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智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愈加密切，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一是未来的智库发展一定是走在国家发展的前列， 形成 “智库”+“政府”、“智库”+“企业”、“智库”+“媒体”等方式的运作之道。目前，一些企业出版了《中国智库建设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其中提到，未来社会方方面面离不开“智库”。二是未来智库发展要清楚的界定解决的问题，应该将需要咨政的问题进行分类，按照“真问题”、“新问题”、“精准的问题”进行划分，以期问题确定的重要性。三是未来智库的发展中，需要思考新时期智库应该怎样开展研究，既要区别一般的学术研究，又要区别一般的实证研究，找寻智库开展研究的精准之路。四是新时期智库的成果，不仅要关注实际问题解决的对策性结果，更需注重思想智库成果，用新的思想引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将思想型的智库成果研究内化于对策型的智库成果之中。
三、新时期中国智库建设的走向
（一）确定智库发展方向，研究的问题及开展研究的方法
人才建设是智库建设和发展的核心要素，没有人才体系的持续性和创新性，智库就难以保障。近几年，党和国家加大了智库建设的人才保障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智库的人才梯队仍存在问题，各类人才比例不均衡。适应咨政需求，并具有多学科交叉背景的智库人才缺乏[14]。具有实践经验，并根据具体问题，提出富有实效的解决之道人才匮乏。同时，智库人才体系中缺乏智库人才的持续性培养机制，人员选拔和流动也并不灵活、福利保障、职业发展都受到传统行业的限制，影响了高水平智库的产出。据调研表明，民间社会智库中不乏有水平和有能力的智库人才，但因为编制的限制，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制约了智库的发展。
尽管中国智库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提升，但高端智库的缺乏，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其中智库的影响力和质量占据重要的地位。据调查显示，2017年全球智库数据报告中，全球100名中中国智库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智库名列其中，仅仅7名。在全球前10名高端智库的排名中，中国智库未见其名，但美国智库前10名中占据一半。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多项措施，引导发展中高端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建堂（2018）提出目前中国智库存在重数量而轻质量，重形式传播而轻内容创新。智库决策中战略谋划能力、综合研判能力、政策研究质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11]。卢江阳、吴湘玲（2017）提出根据调查问卷显示，智库的科研及其管理、智库的人才队伍建设是制约高端智库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12]。
（二）多元化宣传及应用智库成果
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国家治理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等诸多层面，较为复杂和困难。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2017）等官方智库均提出“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孙蔚（2014）提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必须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方向[1]。近五年来，中国智库建设紧紧按照能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将“国家治理”与智库建设紧密联系，为国家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发挥咨政建言、理论创新等重要智库功能，这也是新时期中国智库建设的重要责任[7]。
（三）实施智库人才优化工程，提升核心竞争力
智库建设的核心即人才工程的建设。目前，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智库人才工程的建设，但如何将现有的智库人才进行优化，形成科学、合理、高效的人才体系是目前最为重要的问题。一是要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和有效性的人才流动方式，实现智库人才能进能出、能上能下，高效的流动性是促进智库人才的根本。二是建立激励和绩效考核机制。人才优化工程中需要强调的仍然是激励和考核机制，考核机制设置的不科学，激励机制未起到应有效果，都会影响智库人才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影响智库发展。三是科研配套经费中的人才绩效经费。尽管国家规范了科研项目的使用方式，但智库人才优化中要考虑到科研经费中的人员绩效问题，尽可能按照项目完成的比例进行支配，拒绝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四是可借鉴“实习生制度”，将实习生引入智库人才建设及优化建设的工程中。
（四）发挥社会智库作用，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所谓的政府购买服务，指政府通过确定社会公众需求的问题，采用向社会公开进行招标、定向委托等方式，将原先政府部门需要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的限定工作，以合同的方式转交社会组织或企事业单位的一种方式。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化，我国政府加快“放管服”一系列的改革，借鉴西方先进的公共管理思想，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想[15]，以期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满足社会公众更为多元化化的需求。在智库建设和发展中，也可以尝试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在运作方式上可以仿效政府采购其它公共服务的经验，采用招标或定向委托的方式，引入竞争与淘汰的相应机制，活跃社会智库，完善智库的公共服务市场。但政府购买智库的服务要区别于一般的公共服务，这是由于决策问题的性质和风险性决定的。对于社会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决策问题，根据决策问题的性质，政府可以将“政府规划”、“调查研究”、“政策预算”等前期准备工作采用政府购买智库服务，分阶段、分步骤的实现灵活的智库购买机制，从另一个侧面，也起到了活跃社会智库，发挥社会智库参政议政的作用[16]。
（五）建设高端智库，增加国际竞争力
高端智库即拥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最高决策咨询机构[17]。一是要根据高端智库的建设情况定目标。高端智库建设不能仅依靠国家制定和扶持，需要根据国际高端智库的标准，定目标、定标准，并根据每年高端智库的建设和影响力的情况，进行考核。二是要根据国际的情况，将国家高端智库主力外推。高端智库的竞争力更多的是在外，要积极引导国家高端智库的外部竞争意识，参与到他国的决策咨询和决策制定上，增加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实力。三是实施我国与他国高端智库的共建和联合培养人才制度。通过共建和联合培养的制度，不仅提高了我国智库的咨政能力，而且提高了国际影响力。英国剑桥卫生服务研究中心是美国兰德公司协同合作伙伴，通过共建的方式，提高了各方的综合实力。
采用SPSS 18.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总之，2013年至2018年，中国智库建设经历了重要的五年发展期，尽管从制度建设到机制创新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面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形势，仅满足一般智库建设是不够的，需要不断探求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契机，不断完善智库的各方面建设，增加智库的咨政能力，增加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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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8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中符合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的研究——以河南省为例”（2018B432）
作者简介：李琳（1984- ），河南警察学院警察管理系副教授，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公安管理、公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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