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控制权结构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控制权,结构,成本,大股东,家族企业,股利,现金流。
控制权结构论文文献综述
叶云龙,江诗松,潘国悦[1]（2019）在《家族控制权结构与研发投入——基于区域市场化差异的调节效应》一文中研究指出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家族控制权结构可以完整地解析为股东会剩余控制权、董事会决策权以及经理层经营权叁个层级,最终形成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以2007—2013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检验区域市场化差异、家族超额控制与研发投入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股东会家族超额控制,亦即,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之两权分离度,抑制家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董事会及经理层家族超额控制激励其研发投入强度,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缓解此两权分离度的抑制效应,增强董事会及经理层家族超额控制的激励效应。(本文来源于《珞珈管理评论》期刊2019年02期）
张梦琴[2]（2019）在《投资者保护、家族企业控制权结构与股利平稳性》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对我国GDP贡献巨大,尤其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数量占民营企业数量几近一半,不仅助力于缓解我国就业困境,其经济效益也不容小觑。但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较大缺陷,长期处于一股独大的现象使得大小股东利益矛盾十分尖锐。同时,在中国家族伦理文化的影响下,家族团队往往会涉入企业管理层,并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在我国目前投资者保护较为薄弱的情形下,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以及大小股东之间由于利益诉求差异产生的矛盾可能会由于家族特性与外部治理机制而产生变化。有鉴于此,我国家族企业内部代理冲突引发的公司经济行为值得研究。平稳的股利政策不仅是一种抑制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手段,也能向市场传递企业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与较好的财务业绩,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突破企业融资瓶颈。近年来,为保障资本市场健康运行,补齐资本市场的立法与司法短板,维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国证监会陆续出台多种政策以对企业分红行为进行约束,并就此取得了颇多成果。由此可见,股利政策不仅与中小股东利益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证监会关注的重点。因此,基于中国国情现状,围绕股利平稳性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整个证券市场乃至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将管家理论、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置于同一系统理论框架中,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了家族企业在外部投资者保护机制下,内部控制权结构对股利平稳性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控制权结构的差异对股利平稳性的影响不同,且在创始型与非创始型家族企业中其作用机理也有所差异,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无论在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或在非创始型家族企业中,家族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大,股利不平稳程度越强。(2)在创始型家族企业中,家族董事会控制权越大,股利不平稳程度越弱。在非创始型家族企业中,家族董事会控制权越大,股利不平稳程度越强。(3)无论在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或在非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投资者保护水平均能降低企业股利不平稳程度。(4)在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投资者保护水平正向调节家族董事会控制权与股利不平稳程度之间的关系。在非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投资者保护水平负向调节家族董事会控制权与股利不平稳程度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结论为家族企业制定规章制度提供依据,也为政府及监管部门制定符合国情的制度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来源于《重庆工商大学》期刊2019-05-15）
朱保,张金贵,朱允露[3]（2018）在《区分大股东控制性的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与代理成本关系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基于2010-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单一大股东的控制权结构细分为单一控制性大股东、单一非控制性大股东两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等方法,分析单一控制性大股东、单一非控制性大股东和多个非控制性大股东等叁类控制权结构的代理成本大小及其对应关系,研究表明:单一控制性大股东的代理成本最低;单一非控制性大股东的代理成本居中;多个非控制性大股东的代理成本最高;国有性质对叁类控制权结构影响代理成本效应均有正向的调节作用。(本文来源于《财会通讯》期刊2018年30期）
桂荷发,王晓艳[4]（2018）在《融资约束、终极控制权结构与环保投资——基于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融资约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股权结构和股权性质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且融资约束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了显着的抑制效应;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量权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环保投资的抑制效应;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越高,融资约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抑制效应便越强;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环保投资的抑制效应强于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为了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推动其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建议对重污染行业扩大环保投资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引导企业开展环保技术改造,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环境治理;推行财政贴息、税收减免、专项贷款等政策措施,降低企业环保投资成本,提高外部资金可得性;引导两权分离度较高的企业优化股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国有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同时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善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本文来源于《南方金融》期刊2018年10期）
赵国庆[5]（2018）在《控制权结构、税收筹划与债务融资成本》一文中研究指出为保证企业资金链的良好运转,寻求如何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方法已成为企业外部融资的一大命题。资金提供方基于企业信息对企业的违约风险水平进行判断,进而决定债务融资成本的高低,而融资双方面临的信息不对称与代理问题会影响资金提供方的判断,因而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定价。因此,研究哪些因素能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增强资金提供方信心从而降低债务人的融资成本,这个问题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现实的实践指导价值。我们认为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会向资金提供方传递企业潜在偿债能力的重要信息,税收筹划行为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存在重要的关系,但在不同的公司控制权结构下,税收筹划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也不同。在控制权集中的公司中,税收筹划往往能在终极控制人有效的把握限度内与企业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方向一致,因此,这种制度环境下的税收筹划行为也传递出了企业潜在的较强偿债能力信息,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但是在控制权分散的公司中,税收筹划行为可能会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从而会产生削弱公司偿债能力的不利后果。因此,公司能否通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而使税收筹划行为和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方向一致,进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立足于我国的制度背景,分析不同公司控制权结构下税收筹划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理论分析阶段,本文主要依据委托代理理论、M-M理论、优序融资理论、权衡理论、管理者激励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等经典理论,归纳整理了目前国内外学者己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通过研究控制权结构、税收筹划、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税收筹划和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2)控制权结构对税收筹划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有重要影响;(3)在控制权分散的公司中,内部治理能够加强税收筹划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4)在控制权分散的公司中,外部治理也能够产生加强税收筹划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负相关关系的效果。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从理论上来说,丰富了目前对债务融资的研究。目前理论界税收筹划和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相关关系的检验仍存在争议,本文基于将控制权结构与强化公司治理措施相结合,综合检验了税收筹划对债务融资的影响,提供了债务融资成本研究的新思路。从实践来看,我国正在推进税银互动工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获取企业在税务机关的纳税信息评估企业的贷款能力和融资成本。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于帮助金融机构正确认识税收筹划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加准确评估融资客户的潜在偿债能力,从而给予合适的融资成本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当然,由于中国制度背景下对于企业融资成本、税务内部数据获取的局限性,本文在研究的数据和变量的准确衡量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针对这些不足本文最后也提出了改进意见与研究展望。(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期刊2018-10-01）
朱保[6]（2018）在《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配置与代理成本》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不同股权结构下的代理成本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而由于研究视角、方法以及数据的不同,研究结论出现较大的差异。我国普遍存在集中股权下的大股东控制,股权分置改革后,治理环境发生改变,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成为公司治理的焦点,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问题亟待关注。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使用独立样本均值差异检验分析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代理成本高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DID)等实证分析模型分析叁种类型控制权结构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控制权结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1)单一控制性大股东的代理成本最低。(2)单一非控制性大股东的代理成本居中。(3)多个非控制性大股东的代理成本最高。(4)产权性质对单一非控制性大股东控制权结构影响代理成本的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单一控制性大股东控制权结构影响代理成本的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有:(1)研究视角创新。以往研究大都未区分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性问题,控制性和非控制性的第一大股东产生治理效应可能有巨大的差异,这可能是导致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本文区分第一大股东为控制性大股东和非控制性大股东,对控制权结构展开更深一步的研究,以期拓展该研究的视角。(2)研究方法创新。目前关于控制权结构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大都未能充分缓解内生性问题,控制权结构影响代理成本的大小,而代理成本的提升可能迫使上市公司大股东改善控制权结构,提升股权治理能力。因此,一般的计量方法可能难以支撑研究结论。本文采用DID(双重差分模型),充分缓解计量研究的内生性问题,更精确地反映控制权结构与代理成本的因果关系。(3)控制权结构配置的代理成本计量指标创新。现有关于大股东控制下的控制权配置代理成本的研究较少,关于代理冲突的文献对代理成本的度量主要有两种方向,一是计量企业的效率损失或额外支出,例如管理费用率、营业费用率等,二是基于现金流的视角,计量公司的经营绩效,较高的经营绩效往往反映较低的代理成本,而较低的经营绩效体现公司存在较高的代理成本,此视角下的研究采用成长性、息税前利润等指标。遵循控制权配置—代理成本差异—公司运行效率差异的思路,本文采用第一种计量方法,选用研发效率作为公司运行效率的替代指标,衡量代理成本的大小。(本文来源于《江苏科技大学》期刊2018-05-10）
张小燕[7]（2018）在《控制权结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对股票的发行和流通提供便利,为公司筹集资本提供了一定保障,被称为金融市场寒暑表。但我国股市普遍存在的“暴涨暴跌”现象给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和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甚至还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平稳发展。由于公司管理者暂时隐瞒坏消息,使得坏消息累积到一定极限并突然释放到市场,最终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价值判断和对未来股市的信心,因此会出现投资者大量抛售股票的行为,股票价格在短时间内就会急速下跌,出现股价崩盘的现象。近几年来股价崩盘不断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分为四章进行研究,第一章阐明研究背景和意义,同时分别对实际控制人和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归纳,描述了国内外实际控制人特点和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做简单的评价;第二章对理论进行分析,分别对控制权结构和股价崩盘风险概念进行界定,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机制进行阐述,最后描述了控制权结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理,这为下面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第叁章为控制权结构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通过作出假设,同时对变量变化趋势进行描述和分析,并选取2011年至2016年(滞后一期为2010年至2015年)中国全部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从实际控制人的视角探讨了控制权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总结了本文的结论,同时提出了本文研究有待完善和提高的地方。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占多数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还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控制人控制权比例的倒数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正相关;两权分离度对股价崩盘风险有显着的负向作用,这表明若实际控制人所有权与控制权差距越大,则股价崩盘风险越低;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链条长度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正相关。最终,选取两权分离度作为度量控制权结构的最优变量。(本文来源于《兰州大学》期刊2018-04-01）
蓝发钦,赵建武,王凡平,陈后兴[8]（2018）在《控制权结构、估值水平与并购支付方式选择——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沪深两市2013—2015年发生的并购重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检验影响上市公司并购支付方式选择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尤其是控制权处于相对不是那么稳定的状态时,并购支付明显的偏好选择偏现金方式;股票估值水平越高,并购支付方式越倾向于选择股份方式。另外,不同于现有文献的普遍观点,实证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和并购支付方式相关程度不大,这个结果反映了现阶段大部分中国上市公司"不差钱"的真实状态。(本文来源于《江淮论坛》期刊2018年01期）
林少艾[9]（2018）在《地方政府寻租、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控制权结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之中,而地方性公共权力对市场介入导致地方政府寻租行为的发生。正式制度的匮乏,过度的政府干预,以及过重的企业税赋等因素均促使以家族控制为主导形态的民营企业通过寻求政治关联等非正式的替代性机制来弥补正式制度缺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全面系统地分析地方政府寻租行为,探讨民营企业趋向于设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原因,以及地方政府寻租、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影响企业控制权集中程度,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究的。本文基于寻租理论的视角,从寻租的非直接生产性活动定义出发,结合中国制度背景理论,研究地方政府寻租、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控制权结构叁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7-2016年间我国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地方政府寻租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相关性,地方政府寻租与控制权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政治关联在地方政府寻租对控制权集中程度影响中产生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和集中的控制权结构的激励机制是寻租,地方政府寻租激励着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并选择集中的控制权结构。研究结论如下:(1)寻租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之间有显着的相关性,并且是正向相关作用。这表明了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是地方政府寻租的结果,并且企业与政府关系越紧密,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2)地方政府寻租对民营企业的控制权结构有显着的正相关作用,地方政府寻租激励越强,民营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集中程度较高的控制权结构;(3)在地方政府寻租与民营企业控制权结构的相关关系中,政治关联在两者之间产生的中介效应不显着。但是地方政府寻租引发了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寻租有助于企业集中控制权结构,其中地方政府寻租引发的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控制权集中程度并没有产生显着的影响。(本文来源于《浙江工业大学》期刊2018-01-01）
徐康[10]（2017）在《终极控制权结构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投资决策行为是决定它的价值和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之一,投资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成长发展前景以及未来现金流的增长。因为投资可以将公司治理结构与价值有效的结合起来,所以通过对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和效果的悉知,可以在理论和实务方面指导预测上市公司的业绩价值或对已公布的价值进行分析。在中国,因为种种历史因素的存在,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够完全。在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我国的上市公司都普遍存在非理性投资,所以研究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质量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目标是探究终极产权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将投资行为分为投资规模和投资质量两个维度分别讨论。将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加入到Vogt模型和扩展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探究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和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这叁个变量对投资规模的影响;同时将投资质量的影响因素加入到多元回归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因为他们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我们引入了岭回归的方法估计分析终极产权变量对投资质量的影响。本文在理论模型和假设准备基础上,采取筛选后的我国2012年～2014年A股上市公司3042个数据做实证研究,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我国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投资与现金流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2)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企业投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也是显着正相关,而现金流权与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3)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企业投资质量呈负相关关系,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与企业投资质量也是显着负相关,而现金流权与上市公司的投资质量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据此,本文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宏观而言,1)完善法制建设,强化法律保护关注意识,完善投资者利益的法律保护,从法律方面对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行为明令禁止,从法规制度上监督并惩罚利益侵占行为。2)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金融保障机制,适当放低企业上市的门槛,在市场准入降低之后更多的企业才能通过上市获取更多资金,大力发展公司业务与此同时我国应该加快银行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对银行业务的干预,放宽借款利率波动的幅度。微观来说,1)上市公司应增加投资规模和提高投资质量,可以适当增加其融资负债水平和提高自身技术的先进性来适当增加投资规模,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经营管理制提高投资质量,从而使投资高效地进行。2)规范董事会建设,首先,改善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位设置情况,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两职分离;其次,建立以董事会为代表的充分务实的高管层约束体系;最后,要完善经理人任用机制。(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7-03-25）
控制权结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对我国GDP贡献巨大,尤其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数量占民营企业数量几近一半,不仅助力于缓解我国就业困境,其经济效益也不容小觑。但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较大缺陷,长期处于一股独大的现象使得大小股东利益矛盾十分尖锐。同时,在中国家族伦理文化的影响下,家族团队往往会涉入企业管理层,并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在我国目前投资者保护较为薄弱的情形下,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以及大小股东之间由于利益诉求差异产生的矛盾可能会由于家族特性与外部治理机制而产生变化。有鉴于此,我国家族企业内部代理冲突引发的公司经济行为值得研究。平稳的股利政策不仅是一种抑制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手段,也能向市场传递企业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与较好的财务业绩,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突破企业融资瓶颈。近年来,为保障资本市场健康运行,补齐资本市场的立法与司法短板,维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国证监会陆续出台多种政策以对企业分红行为进行约束,并就此取得了颇多成果。由此可见,股利政策不仅与中小股东利益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证监会关注的重点。因此,基于中国国情现状,围绕股利平稳性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整个证券市场乃至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将管家理论、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置于同一系统理论框架中,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了家族企业在外部投资者保护机制下,内部控制权结构对股利平稳性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控制权结构的差异对股利平稳性的影响不同,且在创始型与非创始型家族企业中其作用机理也有所差异,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无论在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或在非创始型家族企业中,家族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大,股利不平稳程度越强。(2)在创始型家族企业中,家族董事会控制权越大,股利不平稳程度越弱。在非创始型家族企业中,家族董事会控制权越大,股利不平稳程度越强。(3)无论在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或在非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投资者保护水平均能降低企业股利不平稳程度。(4)在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投资者保护水平正向调节家族董事会控制权与股利不平稳程度之间的关系。在非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投资者保护水平负向调节家族董事会控制权与股利不平稳程度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结论为家族企业制定规章制度提供依据,也为政府及监管部门制定符合国情的制度提供经验证据。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控制权结构论文参考文献
[1].叶云龙,江诗松,潘国悦.家族控制权结构与研发投入——基于区域市场化差异的调节效应[J].珞珈管理评论.2019
[2].张梦琴.投资者保护、家族企业控制权结构与股利平稳性[D].重庆工商大学.2019
[3].朱保,张金贵,朱允露.区分大股东控制性的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与代理成本关系研究[J].财会通讯.2018
[4].桂荷发,王晓艳.融资约束、终极控制权结构与环保投资——基于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南方金融.2018
[5].赵国庆.控制权结构、税收筹划与债务融资成本[D].南京大学.2018
[6].朱保.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配置与代理成本[D].江苏科技大学.2018
[7].张小燕.控制权结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D].兰州大学.2018
[8].蓝发钦,赵建武,王凡平,陈后兴.控制权结构、估值水平与并购支付方式选择——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江淮论坛.2018
[9].林少艾.地方政府寻租、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控制权结构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18
[10].徐康.终极控制权结构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7
论文知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