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其思想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与中国近代大变局紧密相关。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成为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有为思想的挑战性和历史现实感、对儒学现代转型的价值和意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思索。刘星博士的《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一书作为康有为研究的奠基之作，一定会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启蒙；刘星
康有为处在清末民初中西、古今之争惨烈冲突的特殊时代，康有为是那个时代通盘考虑保国与保教、君主与共和、儒学与宗教、经学与西学、大同与小康、据乱与太平等问题并拿出整套建设方案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刘星博士的《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的出版，对我们理解近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变革努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的写作背景
在学界纪念康有为诞辰160周年以及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应该说，“中国近代哲学放眼看世界肇始于康有为，正是他的努力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寻找到从西方科学、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中汲取‘通经致用’思想资源的理路。”[1]《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重在对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产生背景、康有为今文经学产生的理论根源、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会通与嬗变、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价值与历史局限性、以及通过对康有为热点问题的探讨来对儒学的复兴及其发展提供一定的价值与启示。康有为援东传之西方科学对今文经学的改造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从内在理路来讲，“公羊三世说”是其思想理论的精髓；从外在理路来看，达尔文进化论理论，西方星云假说，透过几何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的吸纳、升华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及西方近代西学、西政等东传科学知识是其改造儒学的工具。“康有为不仅是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把儒学引入现代，推动了儒学现代化，无愧为定于一尊的现代新儒学的鼻祖。”[2]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以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为视角，重在考察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理论建构，康有为今文经学会通与嬗变过程中科学与儒学相容性问题以及东传科学视域下对儒学的社会功能进行深入探讨。康有为以东传科学为视角对今文经学的重建，当以《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物质救国论》等著作为“主干”，以《中庸注》《论语注》《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诸经典的注解为“枝叶”，至《大同书》达到其理论思想的臻美境界；具体内容亦延续至变法的具体措施、大同理想的设想以及“物质救国”的工业化道路等等。而这些天才的构想对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中国寻求救国救民出路是极有价值的思考。康有为的努力“促使中国传统的儒学发生裂变并强化了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是中国人向外部学习的一种有益尝试，成为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奋起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3]
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成为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对整个二十一世纪思想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康有为此番努力的客观结果虽未达到他的主观预期，但是也洞开了思想解放的洪流，开新儒家的滥觞。”[4]晚年康有为，在道德价值和科学理性之间力求平衡，试图把二者进行有机融合与会通，不管结果如何，康有为的努力在旧学与西学融合过程中都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价值。因此，康有为儒教问题、儒学问题、儒学与科学问题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或热点。“康有为元气论为其‘以元统天’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依据，康有为宇宙论与本体论上的一体性对其人格诉求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撑。”[5]新儒家以心性之学为基本取向，向内凸显出儒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来安顿人的心灵和生命；向外则主张“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出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外王，以此来实现儒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与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有学者主张，突出儒学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内容，继续康有为孔教运动的思路，面向社会，建设宗教团体和社会建制以发挥效用，接续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和孔教思想来回应现代性问题以实现儒学的现代化。因此，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
二、《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的主要内容
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向的拐点，是处理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体系。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对如何面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们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亦有重要启示。探寻康有为今文经学问题，对新儒家缘起，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孔教运动的成败与启示等问题的探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民房变客房”。当前，不少地方都把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抓手，观光农业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等新业态层出不穷。例如，北京农业嘉年华、江苏高淳国际慢城、陕西泾渭茯茶特色小镇等利用农村闲置土地和农民闲暇时间，不仅让闲置的土地“忙”起来，农民的钱包鼓起来，更让传统乡村文化“火”了起来。
住宅在很多学科领域中都有自己特定的涵义。从建筑学上看，住宅有广义和狭义之释。狭义的住宅是专指以满足所有人类生活起居、活动等要求作为主要使用功能的建筑物；广义的住宅是具有供人们的基本生活起居、活动等使用的建筑物，都可称为居住建筑。除了建筑学上住宅的涵义，其他的一些学科领域也有自己对于住宅不同的解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社会学家认为住宅是社会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政治学家认为，良好宜人的住所是所有居民的基本人权；市场学家认为住宅是市场流通中一组权利束的物质实体；地理学家认为住宅是人类聚落的房屋集合体。”［1］23在通识上，住宅的概念通常表现为：具有居住的功能，环境良好、安全，并为人类所聚居之处。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的论述。《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首先从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展开：儒家传统价值指向的转变、“礼”的秩序向“力”的秩序的转变、东传科学与康有为思想历程的转向以及东传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康有为的影响等问题；接着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问题进行展开；最后刘著对康有为“通经致用”思想进行阐述。纵观近代的中国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的康有为当属志士仁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值历史巨变之际，“康有为突破传统思想的藩篱，以东传科学为契机改造儒学，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6]可以说，康有为的努力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对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以及儒学现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从学术研究的发展理路来看，《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嬗变的深度研究具有时代拓荒性。近年来有关康有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以《康有为全集》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较少回归时代深度挖掘时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较少站在学术史的视域去审视，即使偶有成果问世，也是对康有为的专题性个案研究，而《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的问世弥补了这一缺憾。刘星博士对东传科学背景下康有为今文经学嬗变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总结，问题意识明显，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无疑是康有为研究领域的又一拓展。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这部分主要围绕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缘起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等问题展开。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是探讨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问题所涉及的主要人物是康有为，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问题进行个案研究具有典型性。刘著一书深度挖掘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形成及其嬗变，以此窥见康有为援东传科学改造今文经学以求“通经致用”的基本特质。因此，对于此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他首先公布了2015年份梅多克士族名庄官方甄选结果。此份全新官方甄选结果汇集了梅多克271家士族名庄，源自梅多克的七大产区：梅多克、上梅多克、利斯特拉克-梅多克、慕里斯、玛歌、波亚克和圣爱斯泰夫。2015年是自2010年以来最好的一个年份，对葡萄而言，这年的天气条件极为理想。七月高温、干燥，而八月少雨且更偏温和，这样的天气让葡萄果实缓慢成熟，还保持了不错的清爽度。此外，凭借各家酒庄所恃的卓绝风土，以及每年严格依靠盲品完成的质量甄选程序，梅多克士族名庄信守对消费者的承诺：葡萄酒品质可靠，价格亲民！
对此，中国应通过对话平台，积极帮助东道国改善其国内投资环境。同时，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中应事先做好调研工作，合理规避潜在的东道国制度风险，充分发挥中国OFDI对双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刘星博士站在东传科学的视角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嬗变问题所做的深入阐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五年来，刘星博士围绕康有为发文十多篇，显然是沿着既定的学术研究理路，有步骤、分体系地推进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相关研究。
第四部分重在对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进行详细展开。这部分也是《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的主体部分。分别从康有为“援西入儒”“以西化儒”“儒西并尊”和“以儒化西”四个阶段展开。本部分重在探讨康有为对科学与儒学这两种异质的文化进行的调适、会通以及在调适会通过程中的态度问题，以期对此问题作出更为客观、中肯的结论。
康有为利用东传科学重构今文经学的主观愿望固然美好，但是康有为生硬地将二者糅合在一起，在客观上违背了“默顿规范”的科学精神，与“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相违背，正因如此，康有为开启的儒学进路客观上造成了儒学的式微，这是其失误的地方。但是通过此一问题研究，我们更多的看到：科学与儒学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多元的、矛盾的关系，儒学对科学具有强大吸收能力和最广阔的包容性。另外，科学对儒学又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通道：科学与儒学有着相契合、亲和性的基因，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共同发展。要达到科学之“真”与儒学之“善”的完美统一。“儒学之‘善’不仅能纠正科学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也会为整个人类发展提供更有益的动力与精神上的滋养。”[9]作为中华民族沉淀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精髓，儒学要想实现现代化只有通过与西方异质文化相交融，只有接受东传之西方科学的涤荡与洗礼才能适应多变的现代社会。因此，“客观的、一分为二地看待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对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研究便有了总结教训、启迪未来现实的价值与意义”。[10]
三、《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的创新与价值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深入浅出地指出儒学与科学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多元互动的。在儒学遭遇异质的东传科学而凸显其弊端与缺陷的时候，应该如何正视自己，正是儒学所应努力完善的方向，这为儒学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儒学如果要想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文化任务，必须借东传之西方科学之长来补益儒学固有之不足，学习东传科学的优秀因子，尤其是理性与求真的科学精神，”[11]才是儒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克服一如康有为那样近乎偏执的文化自尊的致命缺陷，才是实现儒学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五部分重在对康有为今文经学若干理论问题的讨论。本部分是对前几部分的总结与升华，通过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的嬗变过程研究，总结为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从康有为的主观愿望来看，他试图借助东传科学对今文经学的重构来达到作为儒者改革家的政治目的；从康有为主观努力的方向来看，通过对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进行整合与会通，以期达到利用东传科学构建其今文经学体系，藉此实现其人生的政治理想；从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的性质来看，透过东传科学助推作用，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立足于东传科学时代潮流之下所凸显的“通经致用”思想以及一以贯之的“尊孔”特质；从康有为“我注六经”的解经方式来看，他的治经方式是对科学精神一定程度的背离；从嬗变的客观结果来看，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潮流，同时也导致了经学的式微；从此一问题研究的启示与现代意义来看，“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促成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型，掀起了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先声，客观上又成为新儒家的源头活水。”[8]
第三部分作者围绕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科学思想根基展开。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理论根源主要是春秋的“公羊三世说”理论，其理论具有东传之西方科学性质的还有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星云假说”等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由此形成了具有东传科学性质的康有为元气论思想、“以元统天”论思想以及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对几何学等自然科学吸收、升华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体系等。“东传之西方科学尤其是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深深地影响了康有为的一生，”[7]经其系统阐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体系。
其次，从具体研究的对象来看，刘星博士既关注康有为研究学界主流的研究成果——维新变法思想、大同思想、儒教国教化等传统问题，又关注产生这些事件的内在理论根基。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标志着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了国家的战略层面。因此，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正式升格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时刻，选取东传科学视域下康有为今文经学嬗变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价值。
再次，从《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的整体布局来看，全书在体系上结构合理，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创新性。刘博士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整个发展状况进行详尽解读，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结合作者自己对科学与儒学互动的独特视角梳理阐发，层层推进、体系完备、一气呵成。刘著一书在立论上对康有为今文经学进行了深入分析。学术著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更体现在研究内容的创新，这一点《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表现得非常明显。刘著对康有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及约定俗成的研究观点，既没有人云亦云，也没有刻意地标新立异，而是在甄别康有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康有为今文经学进行比较阐发，具有重要的创新性。
所用NiAlW粉末是较规则的球形颗粒(见图1)，由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金属材料研究所生产。喷涂前，将粉末置于80 °C的干燥箱中烘烤1 ～ 2 h以去除其中吸附的水汽，防止喷涂过程中送粉管发生堵塞，从而保证送粉顺畅。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通过对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得出四点结论：康有为开启了儒学现代化的肇端；康有为见证了古典经学的式微与科学大行其道的必然趋势；以儒学为本的“中学中理”，一方面在“尊德性”层面要优于以科学为宗的“西学西理”，另一方面在“道问学”层面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儒学的核心价值“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仁者爱人”等理念对科学有纠偏之功。而这四个结论旨在明确这样一个价值指向：中国儒学不是造成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动因。诚如康有为所言，“故知西人学艺，与其教绝不相蒙也。以西人之学艺政制，衡以孔子之说，非徒绝不相碍，而且国势既强，教籍以昌也。”[12]所以，“儒学阻碍科学论”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这也是本书要要阐发的一个重要议题。
刘星博士的《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是应时之作，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典范。该书在诸多方面颇具时代价值，呈现了应有的新意与特色，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此书以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为核心对推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书的问世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提高全民族人文素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提供资源。
参考文献：
[1]刘星.东传科学视阈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重估与反思[J].湖南社会科学,2016(5).
[2]刘星.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2).
[3]刘星、刘溪.康有为进化论思想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5(9).
[4][10]刘星.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12、259.
[5]刘星.康有为“以元统天”论思想探析[J].齐鲁学刊,2017(5).
[6][7][8][9][11]刘星.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35、88、240、248、347.
[12]康有为著，姜义华等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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