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当今世界】
摘 要：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随着西学东渐和国人的留学运动而引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留日学生一直是这一学说的主要输入者。他们通过创办报刊、组建学会、译介书籍、撰写文章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留日学生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多少带有照搬、模仿日本的痕迹。但是其社会影响十分深远，正是因为留日学生的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进入国人的思想。
关键词：留日学生；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指出，“以往民族自给自足的状态将不复存在，将被各个民族之间的往来和联系所取代，不仅是物质生产，同时在精神生产方面均有所体现，不同民族的精神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共有的财产，被世人所承认。”[1]无论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学说，诞生之后会逐渐在人类社会传播，从本土传播到世界范围内，对各国的社会思潮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初作为一种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半个世纪之后，由一批走在时代前列的留日学生引入中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及中国革命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关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这一论题，已有成果多为学者利用文献资料进行的宏观论述或个案研究，缺乏深入系统的考察。有鉴于此，笔者将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客观分析19世纪末至中国共产党建立期间，留日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路径、内容、特点及其影响，进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态势及规律。
一、留日学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背景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中国的兵权、利权、商权等丧失殆尽。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大清“天朝上国”的迷梦方得初醒，朝野上下大为震撼，忧心如焚。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一衣带水的东方邻邦，对日本明治维新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产生了强烈的探究愿望。“同文同种”的日本何以变得如此强大？中日两国昔日的情况何其相似，而日本竟然能在短短的40年后远超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不自觉地把目光从泰西转向东瀛，纷纷学习效仿。维新派代表人物杨深秀向光绪皇帝上书《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其中指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2]张之洞谈及留学日本的好处时说：“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日本以同文接壤，变法自强革故鼎新之迹尚可追寻，帆影轮声，往游日众。”[3]学习日本成为甲午战败后中国各界的普遍共识，成为国人自强变革的自觉反应。大批国人也因此走出国门，东渡日本学习考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留日热潮。
1896年，日本外交大臣兼教育大臣西园寺公望接受清朝驻日公使裕康推荐的13 名通过考试的留学生，这是最早的中国留日学生。1898年3月，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提供了3000 个由日本政府负担经费的留学名额。此后，留日学生人数不断增加。1902年，各种留日官费生、自费生总数已达600 余人，1906 增至8000 余人。如此巨大的留学生教育规模，是以往留美、留欧教育都无法比拟的。留日学生中主要以20 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但也不乏老翁、幼童、甚至缠足女子。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朱执信等，未来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彭湃、周恩来、王若飞等，都相继踏上了求学的路途。他们进入日本学习后，置身日本文化的土壤，强烈感受到中国与日本的现实差距。稍能懂日文，便开始广泛阅读日文版的西学书籍，于是新思想、新知识，“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判若两人”[4]。相应的，一大批日本化的西方思想及文化学说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同样，在日本逐渐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及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当作西方思想引入中国。
早在1870年，明治时代官界和学界的总帅加藤弘之在其著作《真政大意》中首次提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经济学说。[5]有“东洋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相继发表《近代社会党的沿革》、《革命社会论》等文章，谈及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893年，东京“民有社”编写《现实の社会主义》用较长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首次向日本民众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在日本的进一步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资料来源。其中，日译本《共产党宣言》成为最初汉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文本依据，而安部矶雄所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则成为中国学者翻译《资本论》的最初来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1917 至1918年间，堺利彦等创办的《新社会》杂志开始不断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获得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马克思主义也获得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仅在1919年，《新社会》发行量即达到31.5 万份以上。另外一部由河上肇创刊的、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第1 册、第2 册，也创造出12 万份、8 万份的惊人发行量。这一时期，还有大量日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出版，如《资本论解说》（考茨基著，高昌素之译，1919年）、《马克思〈资本论〉大纲》（1919年）、《唯物史观解说》（荷兰郭泰著，河上肇译，1920年）、《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河上肇著，1921年）、《马克思学说体系》（1921年）、《雇佣劳动与资本》（1921年）、《工资价格和利润》（1921年）等。值得一提的是，从1920 到1924年，高昌素之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工作，翻译出版了《资本论》全卷。大橙阁也开始翻译并出版《马克思全集（附恩格斯全集）》。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著也相继译成了日文。日本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促进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留日学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
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将十月革命看作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兼着世界的革命”。12月，他又在《新青年》5 卷5 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两篇重要文章，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加赞赏，提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著名论断。1919年初，日本学者河上肇文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从日本漂洋过海，辗转流传到李大钊手中。李大钊看过之后，颇有知音之感。于是，也开始着手搜集资料，于9月和11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8]随后，他相继发表《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和讲演，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和观点，影响带动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同年6月，师事河上肇的李达接连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旗帜鲜明的指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为了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状况。8月，李汉俊发表《怎么样进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类进化与生产发展的历史，阐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11月，杨匏安撰文《马克斯主义（一种科学社会主义）》，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称“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出现后，使以前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顿失其光辉”[9]。
从20世纪初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留日学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输入者。这些译介者和传播者虽然在宣传立场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上存在差异，但是其社会影响十分深远，中国人早期主要是通过留日学生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因为他们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进入国人的思想。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撰写《谈政治》一文，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10]同时还领导创办工人周刊《劳动界》，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8月，陈望道以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为蓝本，翻译出版了第一个中文本《共产党宣言》，该译本一再翻印，广为传播，影响了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一时期，留日学生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论著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食力转译河上肇《劳动与资本》，《晨报》1919年5月 9日至 6月 1日）、《贫乏论》（李凤亭译述自河上肇《贫乏物语》，泰东书局1920年7月版）、《科学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原著，郑次川转译自远藤无水的日文本，群益书社1920年8月）、《唯物史观解说》（荷兰郭泰原著，李达转译自堺利彦的日文本，中华书局1921年5月版）、《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德国马尔西原著，李汉俊转译自远藤无水的日文本《通俗马克思资本论附马克思传》，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9月版）、《苏维埃研究》（日本山川均著，王文俊译，北京知新书社1921年8月版）等。
第二个“5”是50万吨基础性氟化工材料。“目前瓮福掌握了全球唯一的磷矿伴生氟资源回收利用核心技术并率先实现商业化，变废为宝。目前已形成四条生产线共10万吨无水氟化氢产能。计划‘十三五’‘十四五’初在国内形成20万吨、海外布局30万吨产能，成为全球最大、最具竞争力的战略性氟资源供应商。”
不难看出，留日学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有大量照搬、模仿的痕迹，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都是引自转道日本的二手材料。并且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留日学生在传播强度、传播效果上是不同的。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未形成规模，其影响只局限于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当作众多西方社会思潮中的一种，仍停留在“感性的认识”。十月革命后，传播主体变成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觉将这一理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单纯的理论研究到与中国革命实际和建设相结合的过程。这一传播过程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人正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经由日本中转的。20世纪初，即日本出现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时，留日学生便开始通过创办报刊、组建学会、译介书籍、撰写文章等方式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1902年10月，留日归来的梁启超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提及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泰斗”[6]。1905年，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的朱执信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向中国人具体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并翻译《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篇章，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文。1907年，刘师培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他十分推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称这一学说“最有俾于历史”[7]。
1905 至 1907年间，《译书汇编》、《民报》《新世界学报》、《浙江潮》、《江苏》、《时务报》、《新世界学报》等大众媒体也相继刊登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文。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宋教仁译自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近世社会主义评论》（杜士珍编译久松义典的著作）、《社会主义》（罗大维编译村上知至著的著作）、《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高非难民生主义者》等。这些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传播，激励更多中国知识精英投身马克思主义研究。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开始迅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寻中华民族新生的希望。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其中，贡献较大、社会影响较深远的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杨匏安、陈望道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群体。
高校管理模式要想实现根本转变，首先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上树立新的管理理念，不断提高学校的创新能力，并激发全体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以此来实现高校内部资源的组合优化；其次是落实管理制度的改革，为每个教师培养出责任意识；最后人才的补充实行竞聘上岗，让有能力的人在行政岗位上工作，从而激活行政管理队伍。
三、留日学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
本次论坛选择在“2012'中国国际煤炭加工利用及煤化工展览会”期间举办，旨在总结“十一五”煤炭工业节能减排与循环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研究探索“十二五”期间加快节能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推动煤炭生产与能源消费方式变革。
1.推进了早期中国知识精英世界观和信仰的转变。20世纪初，面对着日渐衰败的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忧心如焚，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慰藉心灵，指引方向。在辛亥革命以前，他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这些早期知识精英。“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11]因此，他们去邻国日本学习考察时，带来了先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学说所倡导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主题，鼓舞了当时中国知识青年的斗争精神，直接激发了他们要求进步、追求真理、争取解放的热情。研读这一理论也逐渐成为当时的社会潮流，许多知识精英的世界观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先前有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在留日学生的宣传下，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更多知识青年开始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毛泽东就是因为看了留日学生所译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三本书，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信仰。[12]
2.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1920年7月，蔡元培为《社会主义史》作序，其中提到：“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周刊上。后来有《民声》周刊简单的介绍一点。俄国广义派政府成立以后，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13]蔡元培在序言中介绍了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种途径，对留日学生的传播作用给予了积极肯定。从20世纪初至中国共产党建立的20年间，留日学生将大量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介绍到中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文本来源。有学者统计，仅1903年介绍社会主义的日译著作在中国的出版量就达到34 种之多，《共产党宣言》在1920年前的四种节译或摘译本、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全本，以及《资本论》的部分卷册都是经由留日学生将日文译本转译成中文的。这一时期，通过留日学生的宣传，国人初步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迹，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学说也有了基本认识。例如，李大钊在谈及唯物史观时就曾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14]虽然这些认识都是初步的，但大致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面貌，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3）管用分开，航标维护质量提升。船舶运行服务外包过程中，我处作为用人单位，在用人方面不受限制，平时对外包船员做出相关的管理规定，按分配的工作任务进行管理、考核，做到“你用人，我管人”，管用分开，用人方式可以机动灵活。结合相应的考核办法，从船舶自修维护保养和航标维护保养两方面进行考核，通过考核对外包船员进行评分，进一步体现在工资待遇方面，以此来确保外包船员积极开展船舶自修保养工作，不仅使船容船貌得到改善，而且航标维护质量得到提升。
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受时代和认知水平所限，早期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很粗浅的，他们向国人介绍的马克思的学说带有翻译、转述日本马克思主义论著的痕迹。另一方面，受日本社会主义学者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影响，留日学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同时具有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定式。如日本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主张“根本解决”的学说，主张“经济定命论（economicdeterminism）”，李大钊也曾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过分重视经济和物质作用的偏向，带有“命定的色彩”，因而不可整个搬来应用于中国社会。[15]这些认识也主要是由于留日学生在日本所学并非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同时也是他们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还不够成熟的表现。但瑕不掩瑜，留日学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小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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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丝屋寿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史[M].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2.
[6]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J].新民丛报，1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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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1]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12]埃德加·斯诺，董乐山.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
[13]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4]蔡元培全集（第 4 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15]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9）03-0022-04
收稿日期：2019-01-19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日本渠道研究”（2014A0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高校的农村调查活动研究”（17BZS0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鹏（1982-），山东济南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责任编校：赵立庆］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日本论文; 中国论文; 马克思论文; 学说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3期论文;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日本渠道研究”(2014A0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高校的农村调查活动研究”(17BZS084)论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