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太雷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文章回顾了90多年来公开发表的张太雷研究文献，综论其研究历史、现状和代表性成果，简要讨论了该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认为张太雷研究经历了早期的自发、20世纪80年代的自觉、90年代的突破和新世纪的繁荣4个阶段。要实现张太雷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发掘新史料，利用新方法，建设新队伍，着力从张太雷与革命文化传承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为当代中国提供思想资源。
关键词：张太雷；张太雷研究；史料；革命文化
张太雷(1898—1927)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其短暂的一生，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人民军队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关于中国革命、统一战线、青年运动等方面的思想至今光辉闪耀。自其1927年于广州起义前线牺牲后，人们就开始了对他的研究和评价。90多年来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全面展示了张太雷革命的一生，为中共党史研究筑就了一块块沉甸甸的基石。张太雷研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有什么不足？本文以90多年来公开发表的张太雷研究文献为中心，综论张太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代表性成果，前瞻未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张太雷研究的自发阶段(1927—1976)
张太雷研究的萌芽在其牺牲之后即开始了。1928年1月2日，距离张太雷牺牲20天后，张太雷的挚交瞿秋白即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悼张太雷同志》。瞿文简要叙述了张太雷的生平、领导广州起义的功绩和牺牲情况，高度评价张太雷抛弃一切为党工作、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其文不长，但却是瞿秋白撰写的第一篇中共人物传，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张太雷的传记，开创之功，不言而喻。
1936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编辑出版了《烈士传》。化名李光的滕代远撰写了其中的《张太雷同志传略》，评价张太雷是广州起义“政治上军事上最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八七会议“太雷同志是曾积极参加与有力主持的”，南昌起义部队抵潮汕之时张太雷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领导正确，促其最终“成为以后中国伟大红军最基本的部队”①。该传记在延安、菲律宾等地都有传播，流传甚广②。瞿、滕两文虽然简略，各有侧重，但相同的是，两文都一致高度肯定了张太雷的革命功绩，鉴于瞿、滕两人身份和文章发表背景，可以将其视为中共对张太雷作出的最早的历史评价。
张太雷是中共第一个红色外交使者，曾多次前往苏俄，参与共产国际远东事务。其牺牲的消息也惊动了共产国际。1928年3月，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N·弗金《纪念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张太雷同志》③，这是目前可见的来自共产国际的第一篇纪念悼文。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革命的东方》等报刊也登载了张太雷的照片和其殉难的消息，以资纪念。此一时期，关于张太雷研究最具分量的文献，是鲍里斯·舒米亚茨基撰写的长文《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以下简称“舒文”)。其分量在于：首先，作者舒米亚茨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事务负责人，曾与张太雷共同经历中共、共青团创建，熟悉内情；其次，该文发表时间距离张太雷牺牲仅4个月，大量使用了张太雷携带至共产国际的资料，以及他在苏俄期间所写的文件，有些资料至今还是孤证，找不到中文原件佐证④。此文遂成为研究早期张太雷革命活动及其思想的核心史料之一。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中共对张太雷这样的烈士始终有所纪念、研究与宣传。但实际上，因形势所迫，有限的研究成果难以深入，宣传动员的指向也大于学术性研究的追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环境趋于安定，对中共党史的研究，革命史料的征集工作提上日程。张太雷的亲友陆续发表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回忆张太雷的青少年生活、投身革命的经历，披露了最鲜活、最宝贵的细节。这些回忆在重点提及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的功绩之余，也触及张太雷的思想变化，以及他在天津、共产国际等处的革命经历。
20世纪50年代，人民出版社还集中影印出版了张太雷曾发表过大量时政评论的《向导》《前锋》等一批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期刊，为此后整理张太雷文集，研究张太雷思想提供了便利。“文革”期间，党史研究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关于张太雷的文献搜集、研究工作也停滞了，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该工作才重新走上正轨。这期间，日本也发表了一些与张太雷有关的文献。1959年11月，日本共产党机关刊物《前卫》在纪念日共创始人片山潜的增刊上刊登了一张张太雷、片山潜和胡志明在1923年的合影，其意义在于展示张太雷在中国、日本和越南革命中的纽带作用，启示后来的研究者需充分重视张太雷的国际色彩及其对东亚共产革命的影响。
扫描电镜试验过程中，实际分别观察了不同煤样的十余个观测点，观察范围涉及较广，考虑一般位置及裂隙发育等特殊位置，放大倍数在30～3 000，其中，大部分表面结构变化不明显，笔者仅对干燥及饱水煤样分别列取2个、共计4个观测点，由试验结果可直观得出，液氮对干燥及饱水煤样的微观破坏形式、破坏程度不同，这与渗透率试验结果一致。
回顾1927年至1976年这50年里的张太雷研究文献，最突出的特点是：面世文献存有不少讹误，仍有大量疑点亟须厘清，但经由张太雷亲友回忆录，已可大致梳理出张太雷一生的经历脉络。整体来看，此一时期的张太雷研究基本上以回忆悼念、政治评价为主，还没有进入研究与教学领域，仍处于前奏性的自发阶段。
二、张太雷研究的自觉阶段(1978—1990)
张太雷研究从自发阶段走到自觉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展开的。1978年起，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和思想解放的进行，从中央到地方陆续成立了党史研究机构和党史资料征集部门，大量革命时期人物的文献得以公开出版，中共党史研究不断开辟新领域，走向学术化成为时代的大趋势。
新时期开张太雷研究风气之先的当属北京学者丁则勤、王树棣、王毓钟与广东学者林鸿暖等4人。1981年，丁则勤、王树棣、王毓钟联名发表了《张太雷年谱》，初步梳理了张太雷的一生事迹⑤。这是张太雷的第一个年谱，也是张太雷研究走向学术性的自觉研究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埋没。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太雷文集》(1981)收录了张太雷102篇文稿，成为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张太雷研究文集。林鸿暖编著的传记《张太雷》(1981)系统利用了当时面世的回忆录、报刊等档案资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张太雷传记。
1983年，王一知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兼具回忆与研究性质的长文《回忆张太雷》，较全面、生动地介绍了张太雷光辉的一生及其崇高的思想品德。王一知曾长期与张太雷一起生活，知其甚深。其文对张太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主编《人民周刊》等方面经历的叙述，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⑥。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系列与中共创建有关的文献，其中多有涉及张太雷者，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包惠僧的《包惠僧回忆录》等等。张太雷的母校天津大学的研究者也开始围绕张太雷在天津的求学、革命经历，发掘整理了大批原始资料，如张太雷学籍档案、《益世报》《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关于张太雷的资料⑦。
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高职院校就业教育在毕业生的学科设置、层次比例以及培养方式上需承担起人才培养的重任，进一步对就业教育进行深化改革[1]。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张太雷年谱、文集、回忆录的陆续出版，相继有学者进入张太雷研究领域，张太雷研究迅速繁荣。据不完全统计，这10余年里，学界发表的张太雷研究论文即有50余篇。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可资利用的文献有限，总体上仍然较为粗放，但研究视野已从以广州起义为中心，逐步触及张太雷与中共、共青团创建，张太雷革命思想等方面，呈现出由点到面的繁荣之势，显示出张太雷研究已步入学术正轨，走向学术性的自觉阶段。
三、张太雷研究的突破阶段(1990—2000)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拓荒与积累，进入90年代后，张太雷研究迎来突破性进展。从学术交流上看，1990年张太雷研究会在张太雷故乡常州成立，会聚了温济泽、陈铁健、丁则勤、钱听涛等一大批专家，同人团体的构建有力地引领了张太雷研究向纵深发展。在一系列以张太雷为主题的征文、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推动下，天津、上海、常州等地涌现了一批张太雷研究专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1992年，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70周年之际，全国首次张太雷学术讨论会在常州召开，征集论文汇编成《张太雷研究学术论文集》，这是张太雷研究成果的第一次集中亮相，标志着张太雷研究的全面展开。同年，《张太雷文集》(续编)出版，收入大量新发现的家书，致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遗文。集全国张太雷研究专家之合力出版的《张太雷年谱》，成为第一部系统梳理张太雷生平和事迹的年谱，反映了当时全国张太雷研究的最新水平。
从文献资料的发掘看，张太雷研究进展与新史料的发掘具有高度相关性。90年代初以来，中共党史学界在资料发掘上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海外文献大量翻译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最为引人瞩目。这套丛书史料价值之高，对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革命研究的影响，一时无出其右。该丛书公布的大量俄共、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文电、会议记录中，与张太雷直接相关的就有《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等。这些新史料的面世，为张太雷研究带来了崭新的视角。如，围绕80年代末新发现的《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史料，王毓钟、王述观、叶孟魁、钱听涛等人发表了多篇文章，深入分析了张太雷被派往共产国际的来龙去脉，明确指出因张太雷在党的创建时期做出的重要贡献，其党的创始人地位已成为研究者共识。该报告中提及的“三月会议”，更是成为研究中共创建史的焦点问题之一，至今争讼纷纭⑧。
1998年，纪念张太雷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曾庆红代表中央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曾庆红对张太雷作出的历史评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在回顾张太雷的革命历程时，指出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较早地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阐述和分析”，对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三大制定的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起到了重要的奠定思想基础的作用”，在党的宣传工作、青年工作等方面也业绩卓著，思想永存⑨。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张太雷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对张太雷作出的最全面最权威也是最新的历史评价，为此后张太雷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实验探究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须提高。一轮复习补知识，二轮复习补能力。对考生区分度最高的两项能力就是实验探究和信息获取，平时练习刻意找这两类题型进行专项训练。
上述回忆录大多于1984年被辑录于《回忆张太雷》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张太雷的回忆录文集，它与此前出版的张太雷文集、年谱等文献共同构成了张太雷研究的最底层基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张太雷研究史料的关键性突破是发现了《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1921年即刊登在共产国际刊物《远东人民》上，但因是俄文，未曾被国内学者留意到。该报告是张太雷在舒米亚茨基指导下，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撰写的报告。全文共分9个部分，约2万余字，含有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状况分析、中共早期组织等方面的资料。1987年，《报告》中译本面世，迅速引起学界注意，不仅成为张太雷研究，也成为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核心史料。
上述学术活动、资料发掘都是张太雷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相较于80年代，90年代的张太雷研究，在广度上几乎触及了张太雷短暂一生的所有面向，在深度上则对其在中共、共青团、人民军队等方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形成了广泛共识。据不完全统计，90年代张太雷研究论文发表了150余篇，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张太雷研究学术论文集》(1993)、《张太雷研究文集》(1998)、《醒世惊雷》(1998)等集中面世意味着张太雷研究已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在土地流转的实施过程中，宋某及其公司与Y乡政府及下辖的村干部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互动关系。Y乡政府的领导以及下辖的村干部所反映的情况表明，乡政府和村干部之所以积极参与宋某公司的土地流转，并在其中积极协调各方的关系，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落实上级的政策精神，并在落实政策中获得相应的激励。
四、张太雷研究的繁荣阶段(2000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张太雷研究成果迭出，连续出版了多部极具分量的张太雷研究专著，进入收获季节。其中，叶孟魁出版了《张太雷革命实践与思想研究》(2006)文集，张太雷研究会和张太雷纪念馆也在广泛搜集各种新史料的基础上编订了《张太雷研究史料选》(2007)，天津大学张太雷研究中心主持编纂的新版《张太雷文集》(2013)增录了31篇新发掘文章，它们都为推动张太雷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随着大量文献的公布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涌现，旧有年谱、传记已亟须修订。2011年，由丁言模、黄明彦、张浩典等人编著的《张太雷年谱新编》，丁言模撰写的《张太雷传》出版。相较于此前的张太雷年谱、传记，这两部著作汲取了张太雷研究的最新成果，并进一步扩大了史料搜寻范围，纠正了多处以讹传讹的错误，立体地展现了张太雷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在农村语文的教学过程中还要渗透一定的科学知识，因为我国的农村教学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农村教学环境还算不错，有多媒体教学设备，而有的偏远农村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教学环境非常恶劣。很多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由于没有受到更多科学方面的教育，在看待一些事物的时候，还是模仿农村监护人的思维进行，很多的事物都严重地误导了学生。
观察90多年来的张太雷研究，其成果可以概括为革命功绩、思想理论、生平事迹三大方面。关于其革命功绩的研究，核心在建党、建团、建军方面；关于其思想理论，则以共产主义、统一战线、青年运动思想、新闻宣传思想等为主；关于生平事迹，侧重于考证活动经历、家世传承、与瞿秋白等同时代人的交往等等。回顾90多年来的研究文献，历经早期的自发，80年代的自觉和90年的全面发展阶段，张太雷研究文献史料基础已基本奠定，研究论题形成系统，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收获了一系列重量级的成果，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阶段。
截至目前，集中反映新世纪张太雷研究的较有深度、广度的新成果是由丁言模、李良明合著的《张太雷研究新论》(2016)。该著作为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成果之一，从张太雷生平、相关人物、文本3个方面展开研究，全面梳理了张太雷研究的难点、疑点和热点。该著中虽仍有大量推论“有待挖掘新资料”予以证实，但也有了一系列新突破：发掘利用了广州起义期间广东区委报告等新史料，尝试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新视角考察张太雷，明确提出张太雷没有建立天津党组织，没有参与上海建党建团工作的新观点。
张太雷研究视野日益拓展，提出了一系列亟待深化的课题。这方面比较有新意的成果有翁莹香的《共产国际背景下的张太雷革命实践与思想研究》、钱听涛的《张太雷家世新探》(未刊稿)。前文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宏观背景出发，梳理了张太雷一生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后者通过实地调查、访问知情者、查阅家谱资料等方式细致入微地考订了张太雷的家世传承，为研究张太雷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环境及其思想发展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此外，围绕张太雷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关系、在《华北明星报》的工作情况、其青年运动思想的现实意义等等论题，也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从张太雷青年运动思想等角度出发的研究，目前以江苏、天津等地的学者为著，代表性成果有熊焱生的《张太雷青年运动思想及其对当代青年的启示》等。
五、张太雷研究的未来趋向
状态监测是依赖汽车、发动机结构完整性理论按照其设计和实验性能指标、主要参数建立监控“基线”，根据使用要求确定控制参数的偏差或准则通过模型或专家系统诊断给出科学养护建议。
(2)为了实现高密度，采用了靶丸注入和分子束、中性束注入。而靶丸注入和超声分子束注入会降低温度，入射深度也有问题。
首先，在史料的考辨上，张太雷研究中的核心文献存有大量讹误，在研究中必须小心辨析。因张太雷的主要革命活动时期处于中共初创期，许多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原始资料极端匮乏，诸多口述回忆“事实”都是孤证，其可信度都有待进一步辨析。比如对张太雷何时入党、为何派往共产国际、去苏俄次数、何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等问题，学界至今都未能找到第一手的权威、核心的史料来证明，只能依据回忆录等文献进行推测。研究早期张太雷的核心史料“舒文”提到的“张太雷文章”，有部分其实是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著作，关于张太雷毕业于教会学校、曾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等说法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利用舒米亚茨基的回忆来说明张太雷入俄时间和身份，以及他与早期党组织的关系，可靠性值得怀疑⑩。再如，现行著述多认为张太雷是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上当选为执委会委员，但原始史料表明这个说法很可能是以讹传讹，目前只能证明张太雷是在青年共产国际“三大”上当选为执委会委员，“二大”之说仍疑点未清。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中，“舒文”的讹误仍被大量研究者不加辨析地反复征引。
①李光：《张太雷同志传略》，存萃学社编：《1927—1945年国共斗争史料汇辑·第2集》，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第299-303页。
其次，在研究的选题上，张太雷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大量文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思想。对张太雷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其青年运动思想、统一战线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且成果丰硕。但近年来，部分研究者在进行张太雷思想研究时，未进行扎实的学术史回顾，导致大量选题雷同，重复研究，甚至出现学术失范现象。许多论者的观点、“新”发现或者建立在已被证明讹误的史料上，或者早在80年代即已经有学者做过精当阐释。特别是对张太雷在中共创建、国共合作、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中存在的关键疑难问题，泛泛而论者居多，具体、细化的研究则罕有学者涉及。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当前的张太雷研究整体上仍是因袭革命史范式，以传统的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证方法为主，视野较窄。事实上，从目前的史料看，张太雷区别于其他党史人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自身具有浓厚的国际色彩。他不仅是中共出使共产国际的使者，而且与日本、越南等地革命家有密切联系。这种国际性特点，启发论者可以将张太雷放置在更广阔的视野下，从整个东亚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来研究张太雷，将其生平、思想转变置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全局，结合当时的政情演变来分析，而不能抽离时代背景，泛泛而论其文章内容、思想的“先进”之处。
当前研究成果中一个明显失当的表现是：过度解读史料，倒因为果。比如，张太雷1921春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这不仅是张太雷生平经历的大事，也是研究中共创建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大事。但究竟张太雷是如何被派往苏俄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还是空白。现有的研究成果只是依据颇显含糊的回忆录作了一般性的推论：张太雷是受中共早期组织，或者李大钊派遣赴苏俄。但这仅仅只是一种推论，仍需发掘新史料来佐证。但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这个尚待证实的观点从推论变成了定论，进而演绎出各种毫无根基的“史实”。
四是确保灾区群众有洁净水喝。组织制定应急供水保障方案，着重解决好伤病人员、集中安置点群众、救援队伍、农村和边远地区群众的应急供水问题。组织力量抢修城乡供水设施，尽快修复城市供水管网，以集中连片解决饮水问题。近期内难以修复的供水工程要采取新设临时供水设施、应急水质处理、拉水送水等措施保障供水。组织内地水务力量较强的供水抢修队伍帮助灾区修复管网和供水设施，确保灾区群众饮水安全。
改革开放以后，来自域外的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比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2006)中围绕张太雷入俄身份、报告形成过程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新观点，但国内学界对其汲取、对话仍然有限。美国、韩国学者也利用俄罗斯、美国等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对中共创建史进行了研究。今后的张太雷研究中，需进一步汲取日本、美国等国学者的最新成果，积极尝试利用新理论新方法来拓宽研究视域。
现任／北京和睦家医院骨科医生。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2004年经北京市卫生局认定为骨外科专科医生，于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对骨科学、包括脊柱外科学有着深入的研究。
张太雷与革命文化的关系、内涵、传承等方面的挖掘尤值得着力。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从地域文化角度而言，以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为代表的“常州三杰”是地方最为独特、最不可取代、最不可忽视的红色文化品牌资源。从中国革命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而言，对张太雷等革命先烈的研究，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历史资源，可以为当代中国提供深刻的思想资源和现实启示。这些领域此前虽有一定研究，但开拓的空间仍然较大，值得期待。
2.过度进行商品包装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一些不可分解的材料影响了整个环境。这明显不符合生态经济的环保要求，过度的包装物浪费了各种资源，甚至成为一种垃圾。从社会资源应用的角度看，商品过度包装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浪费行为。
综观90多年来的张太雷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材料大同小异，内容陈陈相因，重演绎、轻实证等不足。在史料上不重视考辨；选题上，题材雷同，重复劳动；研究方法上，创新不足。
注释：
史料的匮乏是制约张太雷研究的最大问题。在张太雷研究中，每有新史料面世，则必有新观点、新成果涌现。在今后的张太雷研究中，必须拓展史料来源，除了在中国发掘相关资料，还必须到俄罗斯、日本、越南、美国等寻找资料，推动相关档案的解密和挖掘。比如，1920年11月，张太雷等人曾创办天津第一份以宣传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报纸《劳报》，后改名《来报》。但该报的实物至今没有发现，以至于难以确认该报是否真正发行过。在具体的研究中，应在对现有史料进行严格鉴别的基础上，深探语境，精析文本。再如，在天津求学期间，张太雷曾参与编辑华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日报《华北明星报》，秘密翻译了大量社会主义革命文献，迈出人生道路、思想转变的重要一步。对该报缺失年份的搜集、在张太雷革命思想形成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亟待细致地梳理、考辨。
②张道时、吴一舟、安岱：《不到延安誓不停》，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第39页。
③N·弗金：《纪念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张太雷同志》，《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9页。
④丁则勤、王毓钟：《张太雷早期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张太雷研究文集》，常州技术师范学院印刷厂，1998年，第77页。
⑤丁则勤、王树棣、王毓钟：《张太雷年谱(一八九八年—一九二七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第87-95页。
⑥王一知：《回忆张太雷》，《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1-31页。
⑦李义丹、刘玉珊：《永恒的纪念：天津大学张太雷宣传和研究三十年》，天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7页。
⑧黄爱军：《〈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材料来源考——兼谈1921年“三月会议”是否存在》，《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第121-125页。
⑨曾庆红：《在纪念张太雷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张太雷研究会编：《醒世惊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⑩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09-244页。
“王伯伯，王施凯其实非常聪明，我给他讲的题都是听一遍就会了，只要认真学，期末考试进到班级前20名也不是不可能。”
李曙新：《张太雷何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122-124页；丁言模、李良明：《张太雷研究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1-63页。
钱听涛：《关于张太雷如何加入中共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张太雷研究会编：《张太雷研究学术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23页。
张玉菡、姚金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综述》，《北京党史》，2016年第4期，第49-61页。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9)05-0017-06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9.05.004
收稿日期：2018-09-19
作者简介：李寅初(1985— )，男，安徽石台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常州三杰”。
责任编辑：庄亚华
标签：共产国际论文; 史料论文; 中共论文; 思想论文; 党史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5期论文; 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