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5年开始，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即以生产逻辑为主导的阶段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阶段。前者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后者以《资本论》为标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变革，确立了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立了资本逻辑，并以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将自己的哲学推进到新的层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形成了从生产逻辑出发揭示社会存在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的基本构架。
通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之途
如果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1845年前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受鲍威尔自我意识思想的影响，从理性的自我意识出发面对理论与现实问题；二是从1843年夏到1845年或1846年，这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及青年黑格尔派人员的关系较为复杂。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随后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思想为基础，以人的解放为理论指向，对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展开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强调，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政治国家是从家庭与市民社会中产生出来的，需要以费尔巴哈的方式重新颠倒过来。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利己主义的战场，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出发，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发生异化的场所。将人从这种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马克思此时的理论指向。
在《论犹太人问题》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宗教解放并不是人的根本解放，人的解放就是要回到人本身，而要实现这个解放，无产阶级的革命则是必要的途径。在这个讨论中，虽然马克思在运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但他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明显有着黑格尔的痕迹。这也表明，马克思此时虽然受到费尔巴哈的重要影响，但他不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简单追随者。而马克思从无产阶级出发来探讨人的解放问题，则表明共产主义思潮已经直接影响到马克思的哲学建构。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对市民社会的分析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才能完成，而在此时，马克思并没有真正进入经济学研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将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各种共产主义思潮批判融为一体的理论尝试。虽然从哲学基础来说，马克思强调费尔巴哈的奠基性作用，但马克思从来没有成为费尔巴哈主义者。在第一章中，虽然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作为自己论述的价值指向，但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作为逻辑的构架，从而将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批判引向了市民社会的异化劳动批判，这是哲学与经济学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论述人的解放的新的内涵。不过，这一逻辑建立在人本学的“应该”基础上，并没有超越康德意义上的伦理学的设定。
高 嵩(1989—)，男，黑龙江大庆人，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内河船型标准化、江海直达。E-mail: gaosong@wti.ac.cn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鲍威尔的哲学批判则体现出他们历史理解的重要进展。在这个批判中，他们一方面揭示思辨哲学的逻辑结构，另一方面则试图揭示思辨哲学的社会基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不是一个逻辑完整的文本，在这一文本中，一方面存在着从“应该”出发的价值批判，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从现实历史出发的哲学思考。在插入第三手稿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马克思实际上是在以黑格尔的哲学反思自己的哲学前提，即费尔巴哈哲学。正是在这个讨论中，马克思理解了黑格尔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这意味着，要真正理解人的异化，黑格尔比费尔巴哈更有借鉴意义。在这里，类本质的异化批判理论与现实劳动本身对人的生成和影响的理论同时存在，这构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深层结构。
在《评弗雷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虽然马克思在思想总体逻辑上还处于人本学的影响下，但他从工业实践与人的解放视角出发，提出了要消灭劳动的主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被消灭劳动的理论所取代，工业的历史意义开始得到现实的审视。
第三，意识形态的颠倒性源自社会生活本身的颠倒性。如果人们的意识与现实的关系是颠倒的，那么这种颠倒性的根源来自社会生活本身的颠倒和错位。只有存在社会生活本身的颠倒性，才会产生青年黑格尔派关于人的“异化”与人的“类”本质的设定。因此，人的“异化”就不能通过在思想中消除“异化”观念来消除。
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也是实现自主活动的现实前提。只有占有发展了的生产力的总和，人们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主活动。但是，这种占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联合才能实现；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情境中，这种占有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由此可看出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与当时德国流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以上述讨论为基础，马克思对他的新历史观做了概括。马克思通过把思想、语言置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实际上是打破了旧哲学中的思想中心论，从而扬弃了早期从“应该”出发的哲学批判，实现了自身思想的变革。这实际上也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对于哲学来说，重要的不仅是思想的自我批判，更重要的是这种自我批判与社会历史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义就在于，马克思实现了对近代以来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为自己的哲学奠定了新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变革。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生产逻辑的理论构架
第一，确立了物质生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性地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永恒前提，生产逻辑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起点，只有在生产逻辑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社会存在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理解市民社会、国家及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将物质生产确立为社会历史的基础，从而打破了过去哲学从理性出发、将社会历史看作理性注脚的观念，实现了历史观的变革。就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来说，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评李斯特手稿》中的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历史的实践观的形成，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物质生产概念，这体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将物质生产作为人类历史的核心，又体现出马克思哲学的变革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生产逻辑的理论构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从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社会现实的哲学分析，这是马克思跳出近代以来理性中心论之后加以讨论的问题；二是在社会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去理解理性的内容及其逻辑，马克思在强调理性具有相对自律性的同时，更强调揭示理性与社会历史的内在关系，特别是两者之间的内在同构关系。
第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打破了传统哲学理性自律的神话，将意识、思想奠定于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存在上。这也意味着，哲学批判不仅要实现一种逻辑批判，而且要将这种逻辑意义上的理性批判变成来自社会历史生活的批判，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超越青年黑格尔派及费尔巴哈的地方。
研究证实，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洞察力变化是在深度睡眠期间出现的。深度睡眠与记忆处理密切相关，大脑在储存记忆前必须先重建记忆，才能加强创造性思维。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得不到充分休息，就会影响大脑的创造性思维和处理事物的能力。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不断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并力图在理论前提上与他们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方面批判地考察了德国的思想界，另一方面也转变了自己的哲学基础。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打破了从思想观念出发的思辨哲学的思考方式，从而将现实的逻辑充分展现出来。
第四，一切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关系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结合所有制发展的形式、现代世界的形成等分析来揭示这一矛盾的具体形态。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在催生出市民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传统家庭和共同体的解体，而现代社会的交往形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在未来的共同体中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罪恶的后果，但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它仍然具有社会历史的合理性。
第五，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行动才是可能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展现出与当时德国流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分歧。
第六，分工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探索。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以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来解释社会历史结构的内在关系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结合分工的发展过程，进一步讨论了城市的形成、行会的产生、资本在城市中的自然形成、商业的发展、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以及工场手工业如何催生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上述过程，也是私有制的形成过程。正是私有制社会产生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对立，产生了阶级对立。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把分工看作私有制的另一种形式，并以分工为基础展开对所处社会的批判。首先，分工带来社会不平等。其次，分工使劳动成为一种分离的形式。再次，当社会结构及人的整体性与分工相对立时，分工形成的社会力量就会成为外在于个人的异己力量，人的活动变成了异己的、强制性的活动。正是出于对这种异化的痛恨，马克思提出要消灭劳动，并以未来共同体中人的自主活动来代替当前社会中的异化劳动。与分工相对立的是“自主活动”，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这种“自主活动”也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相比人本学的异化批判理论，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建立在新的理论基础上。
2003年11月25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时任中央综治委主任罗干作了重要讲话。中共浙江省委于2004年5月和2006年4月先后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决定，强调要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2008年11月24日，纪念“枫桥经验”45周年大会召开，周永康、孟建柱等中央领导专程视察枫桥，给予新时期“枫桥经验”高度评价。
第七，共产主义是改变现实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共产主义变成人的谓词，从而将共产主义变为一个空洞的范畴。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在常规综合治疗的基础上采用羟苯磺酸钙治疗,患者临床总有效率明显较对照组高,治疗后患者血清肌酸酐、尿素氮、24h蛋白定量及尿白蛋白排泄率等指标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且显著低于同时期的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用药未引起患者明显不良反应,表明羟苯磺酸钙治疗糖尿病肾病成效显著[3]。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一开始就谈到青年黑格尔派离开现实空谈思想的错误，进而认为：（1）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构成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从而否定了过去思想家以思想作为人和动物区别的根本尺度；（2）思想、观念、意识都是人们物质生产的结果，语言也是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及交往过程中发展而来的；（3）任何意识都是对现实关系的意识，意识的独立性发展源自社会分工的发展；（4）意识的独立性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相关，也与社会存在的方式相关。
《动物防疫法》明确规定动物、动物产品在进入流通和消费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检疫，可实际上，在畜禽流通过程中，检疫工作有时尚不到位，尤其家禽的产地检疫、流通检疫，给家禽疾病的控制增加了难度，造成一个新的疾病在某个地区发生，往往就有可能传播到其他地区，尤其是养殖密集区严重影响养殖业经济效益，有时会给一个地区的养殖业造成致命的打击。因此对危害畜禽健康的主要传染病进行严格实验室检疫，和运输工具的消毒工作，将重大疫病控制在养殖区之外。
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新的共同体，即与当下社会中虚幻的共同体相区别的真正的共同体，才能被建构。只有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实现。相比现有共同体，这一新共同体具有如下特征：（1）它是个人的一种联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2）这种共同体自觉地把前人的创造，看作自己发展的前提，这是一种自觉的意识；（3）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体是有个性的个人，即摆脱了偶然性支配的个人，自主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可能的；（4）在新共同体中，个人的发展与其他人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第八，“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虚幻的说教。从哲学上来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总体上强调，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没有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个别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对立、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活动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先验的规定，从而将社会主义变为“爱”的宣言。其空谈“人”的类本质、纯粹的人，并将之作为历史的最终目的，将现实社会只看作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从而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空谈。
白丽筠说，这是H公司新办公大楼，他们叫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我矜持地点点头，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实话，这座大楼真是富丽堂皇，要不是白丽筠领着我，我连电梯都找不到。我们上了主楼十八层，这是H公司人力资源部所在楼层。那个手上掌握着我的录用大权的季经理就在这个楼层。此时我手心冒汗，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联想到生死簿和阎王殿之类的场景。还是在车上，白丽筠就看出了我的紧张，她跟我说了一个关于季经理的笑话。
花园水库位于龙江县济沁河下游，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Ⅱ型水利枢纽。枢纽建成后，阻隔了鱼类洄游通道，并对鱼类产卵场造成不利的影响，拟修建垂直竖缝式鱼道过鱼，修建鱼类增殖保护站开展人工增殖放流，作为主要鱼类保护措施。据调查采集鱼类和文献记载，济沁河主要洄游鱼有细鳞鱼、哲罗鱼、雷氏七鳃鳗、黑龙江茴鱼、江鳕等珍贵冷水性鱼，以及鲢、鳙、鲤、银鲫等温水性鱼。鱼道的设计流速主要根据主要过鱼对象的克流能力而定，综合考虑几种过鱼种类的克流能力，鱼道设计流速取1.0 m/s。
当代中国宪法学的发展不仅具有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一般性意义，更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历史意蕴。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为宪法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契机，也为宪法学研究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使命。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哲学的再定位
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国内外学术界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即大多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实现了哲学变革，将哲学从理性思辨中解放出来，创立了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共产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再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经济分析上，《资本论》是重要的理论成果。从最近的研究来看，将《资本论》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应用的结果这一论断得到重新审视，这也意味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地位也需要再思考。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的论述。与过去哲学将社会历史看作理性的外在化不同，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第一次从物质生产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存在与发展过程。马克思的这些解释带有一般人类学的意义，即强调对人类历史的一般解释维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解释可以直接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仅从物质生产出发是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过程的。这样的物质生产概念在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那里已经存在。这意味着，从一般的物质生产出发，并不能实现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
继《德意志意识形态》描述了一般物质生产理论之后，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最大的错误就是将现存的社会看作永恒的、超历史的社会。对于马克思来说，需要讨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即一种历史性的物质生产。在这种物质生产中，支配性的不是一般的物质生产要素或生产主体，而是资本；不是从一般物质生产逻辑出发来说明资本的本性，而是要从资本逻辑出发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这是一种重要的逻辑转换，即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换。在这个转换中，马克思扬弃了蕴含于生产逻辑中的劳动本体论，走向了资本逻辑结构化理论。
经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中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形成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理论思路。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实现了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确立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使哲学回到现实生活，并揭示了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完成了自身思想的发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又一次重要转变，即从生产逻辑转向资本逻辑，实现了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真正跳出古典经济学家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窠臼。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摘自《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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