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正变说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风雅,公羊,儒家,郑玄,毛诗,手稿,诗经。
正变说论文文献综述
郑伟,王子君[1]（2019）在《儒者之思与毛诗“正变”说》一文中研究指出毛诗"正变"说是颇富争议的老问题。此说将周礼乐诗转换成为美刺讽喻的文字经典,它联系着儒家"周政共同体"的理想及其垂鉴万世的文化意识,并以经学的方式规定了后世的诗歌史路线。"正变"说饱含儒者之思,纯知识学角度的考辨难以体谅其背后的隐含意义。(本文来源于《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1期）
田丽[2]（2017）在《许学夷与叶燮“正变”说比较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许学夷与叶燮皆是中国古代着名的诗学理论家,近年来,关于许学夷与叶燮“正变”说的比较研究,风毛鳞角。虽有相关文章涉及,但其研究没有深入展开,尚未形成公论。本文以许学夷《诗源辩体》与叶燮《原诗》为研究文本,试图对许学夷与叶燮的“正变”说进行比较研究,以阐明许学夷与叶燮“正变”说的诗学内涵,以及二者的正变价值取向。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简析评述近叁十年国内外关于许学夷与叶燮“正变”说的研究现状,并阐述本研究课题的选题背景及现实意义。正文共分为叁章,主要比较研究许学夷与叶燮的“正变”说。第一章从诗之源流与诗之正变两方面比较分析许学夷与叶燮诗歌发展观的异同。在诗之源流上,许学夷与叶燮虽然都继承了《叁百篇》为源、《叁百篇》而后为流的论诗传统,但在审其诗之源和诗之流时,论述的方式迥异。关于诗之源,许学夷的论述呈现出多元性,可以归结为“源之正”,叶燮的论述呈现出整体性,可以归结为“源之盛”;关于诗之流,许学夷以“世次定盛衰”而论,叶燮以“递衰递盛”而论。在诗之正变上,许学夷与叶燮都继承了“风雅正变”思想,但在审其诗之正变时,论述的方式迥异。关于诗歌正变之规律,许学夷从诗歌自律与他律的维度,认为“同正异变”,叶燮从“正变系乎时”与“正变系乎诗”的维度,认为“正变互为循环”;关于诗之变,许学夷以“变而入神”为最高境界,叶燮以“变能启盛”为诗歌发展的动力与整体趋势。第二章从创作主体与创作方法两方面比较分析许学夷与叶燮正变创作论的异同。关于创作主体,许学夷与叶燮认为创作主体的识、才力与诗歌发展密切相关。许学夷提出“识为主,才力辅之”,有识正变自分,才力既大而诗之善变。叶燮提出“识为体才为用”,有识是非明,力大才坚而诗之大变,自成一家。关于创作方法,许学夷与叶燮虽然都强调创作中对“正”与“变”的把握,但又略有不同。许学夷从诗歌体制规范之正与体式格调而论,提出“体有常法”、“格有所限”;叶燮则以“死法”与“活法”而论,强调诗歌创作应遵循诗歌固有的形式规范与创新。而在取法于古人上,许学夷强调“取古人所长,济己之短。”叶燮则主张“不忽略古人,不附会古人”。第叁章,从对七子师古论和公安派、竟陵派师心论的批判中比较分析许学夷与叶燮力图调和崇正与主变的正变批评论的异同。对于七子师古论的批判,许学夷与叶燮在分别以“于道为过”和“排变崇正”揭示其崇正思想偏颇的同时,又主张对其做理性分析和择优阐述,并分别以“于正有得”和“执源弃流”对其立足于正给予肯定。对于公安派、竟陵派师心论的批判,许学夷与叶燮在分别以“于道为离”和“矫枉过正”揭示其主变思想偏颇的同时,也分别以“于变有得”和“得流弃源”对其立足于变给予肯定。结语部分总结分析许学夷与叶燮“正变”说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与发展。(本文来源于《湖北民族学院》期刊2017-06-30）
乔晓培[3]（2015）在《论《诗大序》与郑玄之风雅正变说》一文中研究指出风雅正变说作为《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自《诗大序》论及变风变雅后,东汉郑玄加以继承发挥,提出风雅正经的概念,并把风雅的正、变与周朝的盛衰世次相对应起来,使风雅正变有了明确的界定标准而自成一套系统。《诗大序》与郑玄的风雅正变说对《诗经》的划分具有系统性,其盛世多颂美之作,衰世多怨刺之作的理论能更好的发挥《诗经》政治教化作用,因而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然而毛郑之说有一定的缺陷,《诗大序》对于周王朝时代盛衰及正变与诗篇内容美刺的模糊表达,容易引起误解;郑玄对于盛衰时代划分的缺陷,也容易引起后世学者的疑虑与批驳。(本文来源于《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5年03期）
黄开国,唐晓勇,李知恕[4]（2014）在《魏源对《毛诗》美刺、正变说的批评》一文中研究指出美刺、正变是《毛诗》说的重要内容,魏源认为《毛诗》美刺与正变之说,对正确理解《诗经》危害极大,必须予以批评。但魏源并不否定美刺说与正变说本身,他所反对的只是《毛诗》的篇篇皆有美刺、以美刺为《诗》本义的美刺说,及其以正与非正言正变的正变说。(本文来源于《齐鲁学刊》期刊2014年04期）
刘书刚[5]（2014）在《郑玄《诗经》正变说考论》一文中研究指出在现存《诗经》学文献中,郑玄对正变说的阐述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正诗产生于周代始于文王、终于成王的开基创业、臻于太平的历史进程之中,而周公制礼作乐这一事件使得正诗最终被整理、定型,部分正诗因此也被用到礼乐制度之中,成为"常乐";由此,他划定了正变诗歌的具体篇目。他的说法与典籍中有关礼乐制度用诗的记载不相矛盾,反映了他求群经之会通的学术风格,同时,这一说法也是对《诗序》相关内容内在逻辑的合理发展。(本文来源于《中国典籍与文化》期刊2014年02期）
陈桐生[6]（2013）在《“风雅正变说”溯源——从朱自清《诗言志辨》说起》一文中研究指出风雅正变是《毛诗序》提出的重要诗学理论。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正变》中认为,风雅正变说是受六气正变的分别和天象正变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刘向《洪范.五行传》、《汉书.五行志》"诗妖说"的直接影响。此说值得商榷。孔孟关于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论述,应该是风雅正变说的直接理论源头。孔孟倡导权变的思想方法,春秋公羊学家继孔孟之后提出了经权、常变范畴,用来评价春秋时期正常事件和非常事件。《毛诗序》吸收了春秋公羊学的经权、常变概念,以此来解说《诗经》中的美刺现象。《毛诗序》所说的正风、正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常辞"、"经礼";《毛诗序》所说的变风、变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应变"、"知权";变风、变雅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在可以然之域";《毛诗序》的"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略似公羊家所说的"有善"。风雅正变理论合理地解释了《诗经》中一百多首刺诗现象,从理论上解决了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诗歌如何履行批判现实政治使命的问题。(本文来源于《学术研究》期刊2013年08期）
王牧野[7]（2013）在《略论毛诗派“风雅正变”说》一文中研究指出"风雅正变"说主旨是在诗与时代政治的交互作用中探讨诗风为什么变化及如何变化的问题。毛诗派认定诗是发展变化的。"风雅正变"说就是他们对诗风为什么变化及诗风如何变化的探讨。《诗大序》展示此说的原初形态,《诗谱序》的出现,标志着此说的最终完成。汉代"天人感应"论弥漫于各个意识领域,毛诗派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自觉不自觉地从这股思潮中汲取了思想资料。郑玄把诗风变化的原因归于上帝意旨的结论,剥去他给"风雅正变"说涂上神学目的论的油彩,不难看出,郑玄借"天人感应"思想范式强调着诗对时代政治的反作用。有了郑玄的发展,"风雅正变"说称才得上圆满。当然"圆满"一词只是描述到郑玄为止,截止汉代的文学经验,还不足以让人对诗与时代政治的交互作用中诗风为什么变化及如何变化这一问题有完善的认识。(本文来源于《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期刊2013年02期）
张再林[8]（2010）在《词史正变说检讨》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正"与"变"是一对经常被用来对称的概念。"正"表示"正宗"、"本色"之义,而"变"则意味着"变化"、"变异"。"正"与"变"在相互对称的同时往往还包含着价值判断。如《诗经》中的"正风"、"正雅"一般被认为体现了文王、武王以及周公、成王的教化,是"国之正音",而"变风"、"变雅"则是在"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①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国之衰音"。而在词学批评史上,有关"正"、"变"的说法也比较多见,检讨(本文来源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叁十一辑）——中国文论的方与圆》期刊2010-12-01）
孙学堂[9]（2010）在《元明唐诗正变说述论》一文中研究指出元、明时期的复古论者研究和描述诗史发展,大都以"正"、"变"为理论支点、价值标尺和转折关纽。唐诗体派大备、继往开来,又成为正变说所关注的最热焦点。从杨士弘到高木秉、前后七子和胡应麟、许学夷,论唐诗正变者大都以初盛唐为正、中晚唐为变,但所认定的正与变的范型(孰为正、孰为变)则不断变化。范型的变化体现着正变观念(何谓正、何谓变)的推移。许学夷是唐诗正变说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持着严分正变、伸正诎变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初步表现出融通正变的倾向,表明了诗史观念从正变说转向通变论的必然趋势。(本文来源于《文艺理论研究》期刊2010年03期）
聂安福[10]（2006）在《严别正变说唐骈——《管锥编》未完成稿“《全唐文》卷”探原》一文中研究指出钱锺书先生以渊博睿智名世,又好读书,勤于笔记。《管锥编》就是他据读书笔记整理补充而撰写成有关《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十种典籍的学术札记,1972年“自序”云:“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 1978年初版时“又记”云:“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已写定各卷中偶道及‘参观’语,存而未削,聊为异日之券。”检《管锥编》,“参观《全唐文》卷”一类标注者凡十余处。然而令学界感到遗憾的是,钱先生“论《全唐文》等书五种”部分终未写定面世,读(本文来源于《文学遗产》期刊2006年04期）
正变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许学夷与叶燮皆是中国古代着名的诗学理论家,近年来,关于许学夷与叶燮“正变”说的比较研究,风毛鳞角。虽有相关文章涉及,但其研究没有深入展开,尚未形成公论。本文以许学夷《诗源辩体》与叶燮《原诗》为研究文本,试图对许学夷与叶燮的“正变”说进行比较研究,以阐明许学夷与叶燮“正变”说的诗学内涵,以及二者的正变价值取向。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简析评述近叁十年国内外关于许学夷与叶燮“正变”说的研究现状,并阐述本研究课题的选题背景及现实意义。正文共分为叁章,主要比较研究许学夷与叶燮的“正变”说。第一章从诗之源流与诗之正变两方面比较分析许学夷与叶燮诗歌发展观的异同。在诗之源流上,许学夷与叶燮虽然都继承了《叁百篇》为源、《叁百篇》而后为流的论诗传统,但在审其诗之源和诗之流时,论述的方式迥异。关于诗之源,许学夷的论述呈现出多元性,可以归结为“源之正”,叶燮的论述呈现出整体性,可以归结为“源之盛”;关于诗之流,许学夷以“世次定盛衰”而论,叶燮以“递衰递盛”而论。在诗之正变上,许学夷与叶燮都继承了“风雅正变”思想,但在审其诗之正变时,论述的方式迥异。关于诗歌正变之规律,许学夷从诗歌自律与他律的维度,认为“同正异变”,叶燮从“正变系乎时”与“正变系乎诗”的维度,认为“正变互为循环”;关于诗之变,许学夷以“变而入神”为最高境界,叶燮以“变能启盛”为诗歌发展的动力与整体趋势。第二章从创作主体与创作方法两方面比较分析许学夷与叶燮正变创作论的异同。关于创作主体,许学夷与叶燮认为创作主体的识、才力与诗歌发展密切相关。许学夷提出“识为主,才力辅之”,有识正变自分,才力既大而诗之善变。叶燮提出“识为体才为用”,有识是非明,力大才坚而诗之大变,自成一家。关于创作方法,许学夷与叶燮虽然都强调创作中对“正”与“变”的把握,但又略有不同。许学夷从诗歌体制规范之正与体式格调而论,提出“体有常法”、“格有所限”;叶燮则以“死法”与“活法”而论,强调诗歌创作应遵循诗歌固有的形式规范与创新。而在取法于古人上,许学夷强调“取古人所长,济己之短。”叶燮则主张“不忽略古人,不附会古人”。第叁章,从对七子师古论和公安派、竟陵派师心论的批判中比较分析许学夷与叶燮力图调和崇正与主变的正变批评论的异同。对于七子师古论的批判,许学夷与叶燮在分别以“于道为过”和“排变崇正”揭示其崇正思想偏颇的同时,又主张对其做理性分析和择优阐述,并分别以“于正有得”和“执源弃流”对其立足于正给予肯定。对于公安派、竟陵派师心论的批判,许学夷与叶燮在分别以“于道为离”和“矫枉过正”揭示其主变思想偏颇的同时,也分别以“于变有得”和“得流弃源”对其立足于变给予肯定。结语部分总结分析许学夷与叶燮“正变”说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正变说论文参考文献
[1].郑伟,王子君.儒者之思与毛诗“正变”说[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2].田丽.许学夷与叶燮“正变”说比较研究[D].湖北民族学院.2017
[3].乔晓培.论《诗大序》与郑玄之风雅正变说[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4].黄开国,唐晓勇,李知恕.魏源对《毛诗》美刺、正变说的批评[J].齐鲁学刊.2014
[5].刘书刚.郑玄《诗经》正变说考论[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
[6].陈桐生.“风雅正变说”溯源——从朱自清《诗言志辨》说起[J].学术研究.2013
[7].王牧野.略论毛诗派“风雅正变”说[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
[8].张再林.词史正变说检讨[C].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叁十一辑）——中国文论的方与圆.2010
[9].孙学堂.元明唐诗正变说述论[J].文艺理论研究.2010
[10].聂安福.严别正变说唐骈——《管锥编》未完成稿“《全唐文》卷”探原[J].文学遗产.2006
论文知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