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谋取巨额垄断利润的意识形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环境的变化，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大致经历了发端——高涨——衰落三个阶段。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潮泛起的国际国内因素仍未根除，我们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切实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再次泛滥。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衰历程；兴衰原因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以 “三论”、“三化”、“三反”为主要内容、以把全球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便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攫取更大利益为目的的、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大致经历了发端——高涨——衰落三个阶段。梳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兴衰历程，探究其中的原因对我们认识该思潮的本质和危害，预防该思潮再次泛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是“合作组织模式”。多途径推进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主体参与贫困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特别是发挥农业主管部门、农业院校或农广校、乡镇企业等机构的积极性，利用不同主体间的资源优势形成合力。
一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端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由于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高很多，因此，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自然就成为我国学习和借鉴的重要对象。而此时正是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登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宝座之时。这样，新自由主义就以西方先进经济学理论的身份被引介到我国。为了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一些研究院所定期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一些高校也开设了西方经济学的选修课程。在当时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大环境下，再加之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水平与国内落后现实的对照，一些人产生了对西方国家及其理论的盲目崇拜。
中国民族的体育文化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能够促进我国文化强国的进步，并能够对我国发展体育事业产生积极影响。目前，我国要有效的构建体育强国，不仅要提升竞技运动成绩，还应在世界体育舞台中展现独特的体育文化，以此提升我国体育文化的影响力，从而提升我国文化竞争力。因此，在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应将体育文化作为核心内容进行发展，并利用传媒推广体育文化，通过学校教育发展体育文化，以此有效促进体育文化的发展，构建文化强国。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新自由主义在我国更大范围内传播开来。一方面，一些出国留学和访问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归来。他们回国后进入大学、科研机构和或政府经济部门，逐渐成为教学、科研和政府部门的骨干和领导层。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人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另一方面，大量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书籍被翻译介绍到我国，这些书籍对当时急于改变中国社会现状、渴望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8年9月新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访华期间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接见，弗里德曼怂恿在中国进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一事件掀起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影响的小高潮。其时，一些媒体也积极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如：《世界经济导报》分别发表了《国有制在世界范围走到了尽头》《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国有财产个人化：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与选择》等文章。[1]这些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80年代的自由化分子利用我国反思、批判“文革”和改革开放之机，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发起了对社会主义的进攻，表现出激进主义色彩，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从而掀起了一股意图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一思潮在某种程度上为9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高涨作了心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新自由主义虽然是以经济学理论的面貌传入我国，但实际上它还是一套建立在个人主义哲学伦理基础上的关于国家、政府、国际关系等层面的政治学说。因此，其对中国的影响就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还扩及到政治、社会伦理、历史文化等领域。[2]“文化大革命”之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理念对经历十年“文革”之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其后，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扭曲历史，丑化现实、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向往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趁着党领导全国人民批判“左”倾路线、反思文革之机，打着“反传统”、“人道主义”和“解放思想”的旗号，歪曲马克思主义、污蔑中华文明，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是“紧箍咒”，有碍思想解放，有碍自由讨论，宣扬“全盘西化论”。当时有论者提出：“中国大陆目前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传统的、封建的东西太多；二是40多年马克思的文化……四项原则是不能推动改革进程的。”[1]80年代后半期，自由化分子一方面继续从理论上批判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宣扬“全盘西化论”，另一方面通过组织非法活动把自己的政治诉求付诸行动，到高校发表演讲、散发传单，煽动学生和群众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从1986年开始，一些大学生受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和煽动发起多次学潮，直到1989年引发严重的政治风波。
二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高涨
“八九风波”后，这股思潮沉寂了两三年。9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自由派的知识精英趁机大肆宣扬和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使得新自由主义很快便在思想舆论界和市场经济改革中取得了话语强势。随之，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举旗亮相，历史文化领域的自由主义再度活跃，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进入全面高涨时期。
（一）经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
132例MCN患者中MCN-nIC 115例(87.1%)，其中MCN伴低-中度异型增生113例(85.6%)，MCN伴高度异型增生2例(1.5%)；MCN-IC 17例(12.9%)。MCN-nIC与MCN-IC的比例为6.8∶1。
9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的自由化、私有化浪潮，还表现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90年代中期兴起的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的产业化现象可以说是社会全面市场化的最好注脚。
在思想文化领域，自由化分子则继续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指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垄断主义”，是意识形态的僵化，提出社会需要各种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并热衷于对大众文化的炒作，希望用大众文化消解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90年代，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红极一时。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产权理论，在各国被广泛用作私有化的理论基础。1993年，一个专门在中国研究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的堡垒——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该研究所聚集了一批推崇新自由主义的中国学者，其主要任务和目的：一是专门介绍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二是运用新自由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问题，诱导中国改革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人都是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名人士、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在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吹捧和宣扬下，新制度经济学很快风靡于中国。90年代后半期，在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学者宣扬的“私有制比公产制优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相融”、“国有企业天生低效率”等论调的影响下，一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把国有企业当作沉重的包袱，争相低价出售给私人，刮起了一股“国有企业私有化热”，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张五常是西方产权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改革开放后，张五常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发表了大量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误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章。张五常在积极介入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极力主张私有化，反对中国的渐进改革，主张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鼓吹不惜一切代价加入WTO，并预言中国会走向私产体制，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等等。1990年，《经济学导报》连篇累牍地刊登张五常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论。90年代后半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张五常的产权改革理论引起了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张五常热”逐渐兴起，一些报刊媒体大肆吹捧和炒作“张五常现象”。同时，一些著名高校、研究机构、部委和地方政府也争相邀请张五常作报告和演讲，在2002年将“张五常热”推向了高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这个热潮方兴未艾的时候，张五常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被美国起诉，这个热潮才戛然而止。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由派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某种程度的契合性，首先在我国经济建设领域做文章，他们著书立说，发表演讲、作报告、游说政府官员，大肆鼓吹中国搞市场经济必须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宣扬私有制优越论、改革要破除“姓公姓私”的界线等，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以“张五常热”、“国有企业私有化热”为主要表现的经济自由主义热潮。
（二）政治自由主义举旗亮相
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自由化分子虽然掀起过不少的波浪，但迫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压力，没有明确地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而是借用其他学说的理论符号。90年代，随着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风行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淡化，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政治自由主义也在90年代的后几年堂而皇之地“浮出水面”，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80年代，中国的自由化分子利用反思“文革”之机掀起过一股“反传统”的热潮，“八九风波”后，在国家强有力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形势下，这股思潮也沉寂了两三年。90年代，在前苏东国家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有所淡化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下，这股思潮再度活跃起来。与80年代的“反传统”思潮相比，90年代历史文化领域的这股自由主义思潮更具有理论化、系统化的特点。这股思潮秉承80年代“反传统”的香火，对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进行全面的反思、篡改和否定。[6]最有代表性的是1995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李泽厚和刘再复所著的《告别革命》一书，极力渲染革命的“弊端”和“祸根”。为了彻底否定革命，自由主义者对国内的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上溯至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运动，对国外的革命由俄国的十月革命到法国大革命都进行了清算。对于革命运动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者也是大加讨伐，认为爱国主义就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五四以来中华民族的两个精神病灶，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都与这两个病灶密切相关。
9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潮，与经济自由主义主要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范围内打擦边球，曲解和误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政治自由主义则明确表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秉承的政治信念的不相容性，把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中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落后，并直截了当地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以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文化为指导，其前景是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制度。
（三）历史文化领域的自由主义思潮再度活跃
政治自由主义的举旗亮相与90年代后半期思想文化界的三大热潮——陈寅恪热、王小波、热顾准热——紧密关联。1995年底，《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在知识界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3]在对陈寅恪的讨论中，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自由主义学理入手对陈寅恪不畏强权的坎坷经历及其学术思想进行解读和诠释，认为陈的一生正是自由主义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写照。1997年，随着自由主义民运分子王小波的猝死及其作品《时代三部曲》、《我的精神家园》的出版，社会上又迅速掀起了一股“王小波热”，这股热潮从文学界、思想界波及到一般读者。[3]90年代后半期，随着《顾准文集》、《顾准寻思录》、《顾准传》的陆续出版，中国思想界又掀起了一股“顾准热”， 1998年2月《顾准日记》正式出版，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李慎之为此书作序，将顾准的思想追求明确表述为“自由主义”。[4]90年代后半期思想文化界的这三大热潮为政治自由主义的破土而出作了气象上的铺垫。1998年5月，北京大学庆祝百年诞辰，刘军宁编辑出版《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再次作序。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开篇第一句话就指出：“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5]其后，自由派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鼓吹和宣扬中国要按照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各方面的舆论造势后，进入21世纪的政治自由主义鲜明地提出了宪政民主改革的主张，并在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宪政民主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强调“开展承载能力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合理控制开发强度，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1]。地质灾害评价作为地质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成果对于区域空间规划的编制、社会经济空间布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机械电气设备电抗器故障问题较为常见，通常表现为电抗装置烧坏、冒烟及起火等。当电抗装置出现故障后，极有可能造成电抗器绝缘性能下降，电源泄露等，大大增加了维修风险，需相关维修人员对电抗装置进行及时维修，防止故障进一步演化为事故。
纵观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段时期新自由主义思潮泛起的特点是，自由派先是抓住市场经济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做文章，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掀起了经济自由主义热潮。其后，顺延这个逻辑，提出既然经济领域已经建立了西方式的自由化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政治方面也应该建立以代议制、三权分立、多党制为特征的宪政民主制度。在历史文化领域，自由主义者继承80年代的传统更加系统全面地发表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虚无历史，否定革命，宣扬意识形态多元化等等。
三 新自由主义思潮势头减弱
新世纪之交，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和国内造成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逐渐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许多学者发文论述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的实践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强劲势头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一些自由主义者仍然乐此不疲地为新自由主义大唱赞歌，试图继续诱导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改革走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国内逐渐失去话语强势应该是在2007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其中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从国家层面来看，科学发展观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科学发展观是在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得失成败经验全面总结基础上得出的重大理论成果，也可以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国家政策层面影响的一种纠偏。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确定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就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批判和清算新自由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第二，从学术理论界来看，由于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不懈地坚持对新自由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本质和危害也逐渐被学界所认识。第三，从社会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国企私有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卫生市场化等一系列改革，导致广大人们群众利益普遍受损，人们对新自由主义辩护强者、损害弱者的本质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认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说2008年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势头减弱主要是就其话语强势以及对国家政策层面的影响而言。但是，作为一种在我国流行近四十年的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所散布的一些理念和观点，如：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全球一体化、人性自私、马克思主义过时、三权分立、多党制等，已经深入到一些人的内心深处，因此，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还持续存在。
新世纪以来，虽然新自由主义的风光不再，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推广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矛盾的多发，自由主义者又找到了一种新的扩大自己影响的方式和招数，即在网络上积极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言发声，特别是踊跃介入社会上的维权活动，从而促使了“维权运动”的兴起。在维权过程中，自由主义者往往借助具体的维权案例大做文章，一方面从自由主义的视角发表对事件的看法，希望把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植根于普通民众的心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借此攻击国家和政府，抨击中国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人权的国家，甚至扭曲事件本身的真相，以达到消解政府的权威和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维权活动中自由主义者的表现来看，其真实目的昭然若揭。总的来看，2008年以来，尽管新自由主义者还在顽固地表演，试图影响改革的走向，但在国际和国内日渐暴露其本质和危害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力日渐增强的态势下，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强劲势头已不复存在。
纵观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其兴衰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对我国“西化”的图谋仍在继续，国内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后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还未根本解决，新自由主义思潮泛起的国际国内因素还未根除。因此，我们应牢牢掌控意识形态阵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以防新自由主义思潮再次泛滥。
参考文献：
[1]林泰.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谷月.新自由主义如何进入中国?[J].社会观察,2015,(3):18-22.
[3]张伯存.王小波和自由主义及文化论争[J].枣庄师专学报,2000,(4):19-23.
[4]李慎之.顾准日记(序)[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5]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序)[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6]余科杰.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11):77-83.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9）04-0060-03
收稿日期：2018-12-25
基金项目：2016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XSPYBZC025)；2016年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文化帝国主义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冲击及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6C0704）。
作者简介：郭开虎（1971-），男，湖南耒阳人，湖南科技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周欣）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思潮论文; 中国论文; 年代论文; 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其他政治理论问题论文; 自由论文; 平等论文; 博爱论文;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2016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XSPYBZC025)2016年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文化帝国主义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冲击及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6C0704)论文; 湖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