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经学与魏晋玄学的产生
马金亮
（鲁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摘 要：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有一个从“儒道互绌”到“儒道双修”的发展轨迹，经学家王肃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王肃遍注群经，受荆州学派影响，其注经摒弃谶纬、引申义理、援道入儒，深化了《周易》研究，这一注经风格对王弼及其他魏晋玄学家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王肃；经学；魏晋玄学；援道入儒
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人，为汉魏名士王朗之子、晋文帝司马昭岳父。王肃秉承家学、遍注群经，是曹魏时期堪与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字康成）比肩的著名经学家，在魏晋经学史乃至中国经学史上居有重要地位。汉魏学术的变化发展，一方面与汉魏之际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有密切关系。郑玄贯通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其学为汉末之际之显学。但思想与学术的发展都需要推陈出新，王肃一反郑玄注经之特点，其注经摒弃谶纬、援道入儒、引申义理，且敢于挑战郑玄经学的权威。王肃经学在魏晋经学史上居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并对魏晋玄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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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肃与荆州学派
东汉末年兴起的荆州学派不仅影响了经学家王肃和玄学家王弼，同时也在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荆州学派注经尚简、崇尚义理，不仅是向“郑学”发难的学术阵地[1,p69-70;9]，同时也是开启魏晋玄学的学术阵地，王晓毅先生认为：“所谓荆州学风，是指那个特定时期荆州士大夫共同的学术风尚，表现为反对繁琐虚伪，追求简约自然的思想风尚和儒道兼融的倾向。”[2]荆州学派这一学术风气，对魏晋玄学的产生有直接影响。王肃曾师从荆州学派著名学者宋忠，学习义理及古文经学，受荆州学派影响较大。
关于王弼与荆州学派之关系，学界一般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由荆州学派到王肃再到王弼的传承关系，如汤用彤先生说：“王弼之家学，上溯荆州，出于宋氏。夫宋氏重性与天道，辅嗣好玄理，其中演变应有之连系也。又按王肃从宋忠读《太玄》，更为之解。张惠言说，王弼注《易》，祖述肃说，特去其比附爻象者。此推论若确，则由首称仲子，再传子雍，终有辅嗣，可谓一脉相传者也。”[1,p71-72]蒙文通先生亦持此观点。第二种观点是由荆州学派直接到王弼的传承关系，如王葆玹先生说：“曹操统一北方后，仍用严酷的军事方式进行统治，荆州士人自然会有所不满，而对刘表的文治成就产生怀恋之情。宋忠之子、王粲二子及刘伟等人参与魏讽谋反的原因，即在于此。由此可见王弼家族与宋忠家族长期患难与共，其密切程度远胜于王弼与王肃的关系。王弼对荆州学派的继承是直接的，而不是通过王肃。”[3]郝虹认为：“将荆州学派、王肃经学、王弼玄学看作一个接一个的继承关系虽无不可，但还有一种解释也可考虑，那就是：王肃经学和王弼玄学均从荆州学派脱胎而来，相同地继承了荆州学派反谶纬、反繁琐、重义理的学风。”[4]郝虹实际上也是认为由荆州学派直接到王弼而未经过王肃，与本文所述第二种观点无异。
王肃注经援道入儒、阐发义理，如《诗经·大雅·思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王肃注云：“不闻道而自合于法，无谏者而自入于道也，然则唯盛德乃然。故云性与天合。若贤智者则须学习，不能无过，闻人之谏乃合道也。文王性与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为，进于善也。”[9,p314]又如《诗经·大雅·皇矣》云：“帝迁明德，串夷载路。”王肃注云：“天以周家善于治国，徙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习于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9,p314]汤用彤先生认为，玄学生成的两个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从研究《周易》《太玄》等发展出一种新的“天道”观，奠定了玄学本体论之基础[1,p106]。
二、王肃儒道兼治，深化了玄学思想
1.《周易·剥》六四：“剥床以肤，凶。”王肃注：“在下而安人者，床也。在上而处床者，人也。坤以象床，艮以象人，床剥尽以及人身，为败滋深，害莫甚焉。故剥床以肤，凶也。”王弼注：“初二，剥床，民所以安，未剥其身也。至四，剥道浸长，床既剥尽，以及人身，小人遂盛，物将失身。岂唯削正，靡所不凶。”
笔者认为，不论王弼是否直接继承荆州学派，其受王肃之影响是必然的。按蒙文通先生所说，“王弼注《易》，祖述肃说，特去其比附爻象者（张惠言说），杜预注《左传》，亦阿附肃说（丁晏说），明二家皆推肃义以述作”[5,p77]。此外，其时另一位著名玄学家何晏著《论语集解》时，亦对王肃之说多有借鉴。王肃在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已基本完成了学术体系的构建[6]，且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时王弼仅十四岁，从二人在《周易》注解上颇有相同、相近之处来看，王弼作为后学与王肃在学术思想上多有相通之处。王肃、王弼均受荆州学派影响，而王肃经学对王弼及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亦有直接影响。
上述注文中，王肃多次提到“道”字，如“闻道”“入于道”“合道”“性与道合”“常道”等，这种“援道入儒”的解经现象，正是一种颇为理性的“天道”观，说明王肃在注经时试图整合儒、道思想。
三、王肃解经，传承了《周易》研究
3.《周易·损》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王肃注：“处损之极，损极则益，故曰‘不损，益之’。无咎也，为下所益，故无咎。据五应三，三阴上附，外内相应，上下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矣。刚阳居上，群下共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则万方一轨，故‘无家’也。”王弼注：“处损之终，上无所奉，损终反益。刚德不损，乃反益之，而不忧于咎。用正而吉，不制于柔，刚德遂长，故曰‘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也。居上乘柔，处损之极，尚夫刚德，为物所归，故曰‘得臣’。得臣则天下为一，故‘无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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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儒道兼治，其学术主张与学术风格上承两汉经学、荆州学，下启魏晋玄学。正如张岂之先生所说：“（王肃）在经学衰微时代，引进了道家思想，把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无为互相融合，建立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的雏形。”[7]王肃援道入儒，试图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张先生所谓“雏形”，可以理解为王肃在儒家经学内部孕育了玄学思潮的萌芽。吴承仕云：“汉儒说经各守师法，至郑君遍治经纬，兼通古今，择善而从，不执一说，蔚为大师，其学足以易天下。子雍继起，远绍贾、马，近传父业，乃专与郑学为雠，其言心之精神是谓圣，又为玄学之宗。”[8,p42]王肃在中国学术史上的确有承上启下之功，吴氏对王肃的评价，可谓准的之言。
2.《周易·颐》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王肃注：“在下而安人者，床也。在上而处床者，人也。坤以象床，艮以象人，床剥尽以及人身，为败滋深，害莫甚焉。故剥床以肤，凶也。”王弼注：“养下曰颠。拂，违也。经，犹义也。丘，所履之常也。处下体之中，无应于上，反而养初居下，不奉上而反养下，故曰‘颠颐，拂经于丘”也。以此而养，未见其福也。以此而行，未见有与，故曰“颐，征凶’。”
玄学家必读“三玄”，玄学家也多注“三玄”。王肃以义为主，注解《周易》，对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有直接影响。清代学者张惠言云：“王弼祖述王肃，而弃其比附爻象者。”[8,p42]朱伯崑先生说：“《彖》《象》二传，特别是《彖》解经文，以取义为主。此种观点后被费氏《易》的系统所继承和发扬。王肃解《易》，主要取义说，但是不排斥取象，其取象只限于本卦上下二体，并以传文中的取象说解之，又不同于汉易中的取象说。王弼易学则进一步发挥了取义说。”[10]事实上，王弼注《易》在体例、注经方式、注释内容上的确对王肃多有承袭。在体例和注经方式上，二人均反对繁琐，不仅排斥卦变、互体，同时还以传解经[5]，排斥“汉代象数”。
兹举四例如下：
4.《周易·归妹》彖：“‘无攸利’，柔乘刚也。”王肃注：“以征则有不正之凶，以处则有乘刚之进也，故无所利矣。”王弼注：“以征则有不正之凶，以处则有乘刚之逆。”①
除以上四例外，王肃、王弼在《屯》六二、《贲》初九、《坤》“西南得朋”、《讼》九五、《比》初六、《萃》六二、《既济》六二等经传文的注释上，也多有相同或相近之处。王弼注《易》亦有不同于王肃者，这是二人学术倾向、知识结构及经注自身的特点等所决定的。但是，王肃解经风格对王弼及其他魏晋玄学家的影响，及对魏晋玄学的发生和发展同样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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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王肃《周易注》主要根据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 201册；王弼《周易注》主要根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
[参考文献]
[1]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2] 王晓毅.王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75.
[3] 王葆玹.正始玄学[M].济南:齐鲁书社,1987:21.
[4] 郝虹.王肃《周易注》,王弼《周易注》与荆州学派关系初探[J].大连大学学报,2003,24(1):47-49.
[5] 蒙文通.经学抉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7.
[6] 李中华.王肃经学思想辨诂[M].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 2010:458-489.
[7] 张岂之.中国儒学思想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265.
[8]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241.
Wang Su’s Study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Metaphysic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MA Jin-li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of Han dynasty to metaphysic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re was a development path from “mutual exclus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o “common adop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Wang Su, who was a Confucian schola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Wang Su annotated many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e was influenced by Jingzhou School. His annotation abandoned divination, extended meaning and absorbing Taoism to Confucianism. This annotation style had great influence on Wang Bi and other metaphysician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Wang Su’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Key Words: Wang Su;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Wei and Jin metaphysics; absorbing Taoism into Confucianism
中图分类号：K2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9)01-0057-03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9.01.0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YJC720019）
收稿日期：2018-07-28
修回日期：2018-11-07
作者简介：马金亮（1986-），男，山东临沂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儒家思想文化。
（责任编辑、校对：刘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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