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为支持子代家庭发展而进城的“老漂族”，在完成阶段性家庭任务之后面临选择：进城还是返乡。聚焦于返乡“老漂族”的流动实践，探讨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空间对老年人自我实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居住空间的寄居者、生产劳动空间的依附者、家庭政治空间的受气者、城市外部空间的闯入者，共同形塑了城市空间对老年人的约束机制，被围困的主体状态深度影响了老年人的自我实现。与此相对，围绕土地的居住和生产劳动、熟人社会的主体塑造、村庄政治空间的价值升华，共同形构了乡村空间对老年人的赋能机制，深度扎根、尽情舒展和主体扩大帮助老年人走向自我实现。乡村振兴的稳健推进有利于进一步激活乡村空间对老年人的涵养作用。
[关键词]“老漂族” 自我实现 空间实践
一、“老漂族”研究路径与问题提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批年轻人通过考学、经商、务工等方式实现城镇定居，农民家庭出现了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流动家庭”与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留守家庭”。[1]近年来，进城买房、孩子教育等市场“迫力”的加剧，使得年轻人面临进城的可持续性问题，典型的是“买得起房住不起”的“半城市化现象”。[2]农民家庭以代际合力的方式完成资源动员和功能激活，“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之间的互动方式发生明显变化，催生出了“老漂族”“随迁老人”等以进城为子代代理家务和照顾孙辈为主要目标的老年人群体，[3-4]“恩往下流”的责任伦理使得这些老年人为了小家庭在城镇的安全着陆，牺牲自己的居住偏好。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为2.47亿，其中7.2%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并且在流动的三大原因中，照顾孙辈比例高达43%。[5]从故土到异乡，“老漂族”面临多层次的适应难题，边缘感和陌生感充斥着他们在城镇的日常生活。现代化背景下，在城乡之间处于“被撕裂”状态的“老漂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
当前学界对“老漂族”的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是从“漂着”的老年人群体出发，考察“老漂族”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实践，探讨他们面临的城市融入问题和自我调适难题，具体从心理障碍、文化区隔、政策限制等方面展开，在此基础上，从老年人自身、家庭代际关系、社区组织、政府支持等层面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6-7]二是从农民家庭再生产的角度出发，分析“老漂族”群体对年轻子代城市化的支持，子代的家庭发展目标和亲代的责任伦理深刻影响了老年人的行为选择，形塑了独特的接力式城镇化模式，[8]从家庭功能的角度考察“老漂族”代际支持的必要性，对转型期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特征、城市化路径、“老漂族”群体养老等问题进行反思。[9]
综上所述，一类从问题视角出发，围绕“老漂族”城市生活现状和可能的解决路径展开讨论，有助于全面把握“漂”的个体实践意涵，识别隐秘的弱势群体以及他们的喃喃低语。另一类从农民家庭再生产的角度出发，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讨论“老漂族”的功能发挥，有助于深度理解农民于家庭内部化解现代压力与风险的机制。问题是，两种观点都只讨论了老年人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过程，进而将城市定居作为“老漂族”的长远预期，并没有考虑到相当一部分“老漂族”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通过回流的方式结束“漂”的状态，“漂”具有很强的可选择性和可退出性。当老年人的生活依然面向农村的时候，“漂”的过程就会受到返乡预期的影响，城市不是晚年的归宿，可退回的农村带来城市生活的暂时性，大大缓解了“漂”的挤压感。调研发现，加入“老漂”大军的大多是女性，她们具有更强的家务能力和照料能力，结果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独居老头”，男性老年人的村庄留守现象进一步阐释了农村老年人城市漂泊的暂时性。
那么，为什么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将未来生活预期定位于乡村，[10]在城居和村居之间进行选择时，为什么老年人更偏向于村居模式？相对于城市的家庭团聚，农村养老的优势在哪里？对于这部分老年人来说，城市只是一个寄居点，需要完成阶段性的家庭任务，最终归属于熟悉的乡村，乡村才是“永远的家”，城市融入就不是一个真问题，至少不是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仅从城市融入视角不足以全面探察这一问题。因此需要超越城市融入视角，以“老漂族”进城到返乡的全过程为经验基点，考察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对于老年人自我实现不同的影响机制。
二、进城：空间约束下被围困的主体
建立在现代社会规则基础上的城市空间具有很强的规范性，标示、门牌、线条等符号的存在，不仅区分了不同空间的使用方式、不同主体的可进入程度，更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同时，“城市社会生活展开于城市空间之中，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地位、立场、地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和流动等，无不透露了社会界限与抗衡的界限。”[11]城市中空间与主体深度交互，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更是通过空间—规则—主体的谱系形构了城市交往和交易的基本秩序。“老漂族”进入高度规则化的城市空间，一方面，乡土空间秩序经由身体惯习继续存在，并通过老年人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方式得到展演，另一方面，他们很难在短时期内习得复杂且隐秘的城市空间知识，对屋里屋外多重空间秩序的打破成为常态。
[1]杜鹏,李永萍.新三代家庭:农民家庭的市场嵌入与转型路径——兼论中国农村的发展型结构[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1).
(一)居住空间中的寄居者
现代城市商品房多建成“两室一厅”或者“三室一厅”的样式，规划设计时将居住对象定位于核心小家庭，除了进行功能分区之外，还与不同家庭成员进行明确匹配。在这个居住空间内，年轻夫妻是商品房的所有者和主导者，老年人与房屋的联系被限制在具有公共性的厨房与餐厅、客厅之内。这决定了老年人接触子代居所的暂时性：他们可以探视或暂住，但一般不具有常住的合法性，因为这个空间打一开始就没有为老年人预留位置。除了整体格局对老年人具有排斥之外，房屋的布置、家具的样式与摆设等遵循的是年轻夫妻的意志，暗合着城市生活风格。老年人的能动性既受限于房屋的整体格局，也受限于家居布置的主人意志，只能在局部地区做出少量改动。
当居住空间中没有合法位置时，老年人长期进驻这个空间，容易导致整个空间的拥挤感和秩序混乱。对老年人而言，“这不是我家”不仅是一种自我暗示，更通过家庭成员的日常交往不断再生产，寄居者的形象使得他们对子代居所很难产生归属感。
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饭也不会煮，电饭锅好多按钮，还有油烟机这些，厨房的东西学了好久才弄会的。就那么几十平米的地方，那么多人住着，生活上也不方便，孩他爸夏天喜欢光膀子，在村里就无所谓，但是在城里，跟媳妇面前就要注意，孩他爸觉得城里活得不自在，老要回村里。[12]胡某，女，61岁，儿子和媳妇在芜湖工作，2016年孙子出生，胡某和丈夫一同搬到芜湖，调研期间，胡某和丈夫趁着国庆假期回家看望老人。(访谈时间：2018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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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空间中的依附者
“老漂族”进入城市的目标是帮助子代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投入职业劳动之中。老年人的生产劳动场所也就与居住空间高度重合，房子、菜市场“两点一线”或者房子、菜市场、学校“三点一线”的生活成为常态。城市生产空间对劳动力专业性和灵活性具有较高要求，对老年人具有天然的排斥力，城市是一个具有退休概念的空间。老年人虽然具有劳动能力，但离开了土地，劳动力就缺少了能够与之相结合的生产资料，同时碎片化的家务劳动打散了老年人的时间，进入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再者，子代认为，父母进入城市生活，脱离了农业生产劳动，就是享福了，没必要再出去工作。因此老年人的劳动力就被局限于家庭内部，由此带来的影响，一是劳动力的变现能力很低，二是拥有大量的不知如何打发的闲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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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也不好玩，过马路害怕得很，菜市场里闹哄哄的，脑壳疼，就很奇怪，我出去了，就不想回家，进那个电梯头晕，回家了又不想出去。我跟儿子说有点晕楼，他还觉得我没话找话。他们城里人规矩忒多，我信佛，每个月都要烧纸。儿子跟我说，小区里不能烧纸，人看到会说话。我心想，那我就在走廊烧，那里人少，再把窗户开开，一会儿就完了。没想到，才烧了一点，那个警报就滴滴地响了，吓得我心惊肉跳。一群人过来检查，把我说了一顿，儿子回来又被训了，委屈也不知道该给谁说。胡某，女，63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县城买了房，小儿子2017年在芜湖买了房。大儿子家的孙子由她在镇里陪读到初中毕业，2018年年初，小儿子家的孙子要上小学，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胡某跟着孙子进城。(访谈时间：2018年10月4日)
城里的生活太无聊了。上午还好点，送孙子上学，买菜做饭，时间过得还快点，下午的几个小时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过，也没有个可以说说话的人，一直看电视也不好玩。像我们这种在家里做惯跑惯的人，没点活干真的很难受，外面也找不到活，看到小区里的花坛，我就想要能有个锄头就好了，还能种点菜，可人家也不让啊，我一辈子没坐过牢，这算是知道坐牢是啥滋味了。才去了不到一个月，我的脚就肿了一圈，那就是闲的，但是我没有告诉儿子，免得花钱，城里的医院太吓人啦！李某，女，68岁，孙子上小学三年级之前，李某一直在家里带孙子，为了孩子的教育，2010年儿子和媳妇终于攒够首付在芜湖买了一套房子，李某便跟着孙子进城，负责照料家务，一直到2017年孙子上了高中才返回农村。(访谈时间：2018年9月28日)
(三)家庭政治空间中的受气者
福柯、列伏菲尔和大卫·哈维在讨论现代城市社会空间的时候，都纳入了政治权力的视角，认为城市是一个充满权力制约、权力生产和抵抗行动的空间。汪民安进一步指出，在家庭中，人抛弃了社会面具，摆脱了办公室或者校园的空间压力，但还要戴上家庭面具，承受家庭的空间压力。[13]换言之，家庭不是一个权力销声匿迹的场所，而是一个家庭政治得以上演的空间。家庭政治是一个由财产、权力和伦理相互交织的分析框架，探讨的核心是家庭权力的分配情况。也就是当家人与普通家庭成员的分野。家庭政治中的权力接受“家本位”伦理的规约，当家人虽然掌握着家产和劳动力的分配和调度权，但这种权力的本质是责任，当家人承担着为家庭整体再生产谋划和操心的责任，普通成员的个体需求接受家庭整体需求的调整。在城市生活的老年人，因为经济上的不独立，很难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当家人。
在现实生活中，居住空间的狭窄和密集的日常交往使得老年人和子代之间很容易产生摩擦。但这种摩擦不会导致关系的破裂，家庭政治广泛地以“气”的形式存在，“气”是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平衡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14]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觉得委屈”。加上在家庭责任伦理的号召下，老年人放弃个体偏好，带着帮忙预期进入城市，虽是从家庭整体发展出发的主动选择，但家庭整体发展和个体偏好之间的偏差，衍生了老年人被动进城的心理。狭窄空间内广泛存在的“气”与被动心理相结合，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感，作为受气者的老年人形象更加深化。
那个小房子里住着，就是憋得很，我做啥都好像不太对，媳妇每天下班回来，拿着抹布，这里抹抹，那里擦擦，就连我当着她面刚刚擦过的桌子，她都要再擦一次，如果这么看不中我干的活，干脆让我回去好了。从小苦大的人，怎么看得过好好的饭菜就那么倒掉，媳妇老说，剩饭剩菜没有营养，容易得癌，我吃了那么多年，怎么啥毛病都没有？让我照顾孩子，又老说方法不对，我儿子不就是这个样子带大的嘛！自己家人呆一块，不讲方言，说着普通话也怪别扭的。叶某，57岁，媳妇老家是合肥城郊的，结婚前在双方家长的资助下，小夫妻在合肥首付买了一套两居室，2016年孙子出生，叶某去合肥带孙子，国庆期间，她回家与丈夫团聚。(访谈时间：2018年10月2日)
(四)城市外部空间中的闯入者
以隐喻的方式存在的城市空间规则，适用于被现代社会高度规训的主体，而在农村自由散漫惯了的老年人，没有经过系统有序的规训，城市空间的规则符号在他们面前是消逝的，老年人以扁平的认知进入立体化的城市空间，必然遭受多层面的不适配。小到随手扔垃圾、丢烟头、吐痰，大到闯红灯，老年人在居所之外遭受多种形式的排斥甚至是训斥，形塑了老年人闯入者的角色。
同时，大量的闲暇时间需要打发。虽然小区有经历相似的老年人，以孙辈养育作为媒介，很容易说上话，但是这种交往很难深入。“尽管都市社会在人口上表现出过密化，但由于多维空间的分割和限制，并未出现交往的过密化，反而出现了社会关系的疏离化。人们在不同的空间中部分地投入自己的人格，注定了参与者间的交往只能是短暂的、浮面的、局限的和理性化的。”[15]在社会交往层面，规训的空间与未被充分规训的主体之间的矛盾，不固定且流于表面的交流，使得老年人成为城市中的“孤岛”。
对老年人来说，城市生活在经济层面上处于“只出不进”的状态，这给他们带来紧张和焦虑。劳动力的长期无法变现，使得他们的劳动能力“被阉割”，不是不想生产，而是不知道怎么生产，进一步强化了焦虑感。无论是家庭公共开支还是私人开支都需要向儿子儿媳伸手，这意味着经济不独立，老年人在家庭经济空间中扮演着依附者的角色。经济依附进一步形构了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过度节俭，大到外出就餐、出行方式，小到水电气等，这些生活方式的选择在两代人间很容易引发摩擦。
以核心小家庭为主的商品房格局和布置，造就了老年人在家庭居住空间中的寄居者形象；劳动力的低变现能力，造成了老年人经济上的依附者形象；狭窄的空间格局内紧密的家庭互动，家庭政治以“气”的累积和对“气”的忍耐的形式广泛存在，造就了老年人在家庭政治上的受气者形象；城市空间的高度规则化与未被现代社会规训的老年人主体之间的不适配问题，造成了老年人在外部空间的闯入者形象。寄居者、依附者、受气者和闯入者共同形构了“老漂族”在城市空间中的“他者”形象，从而带来老年人的受挫感，处于全方位的收缩状态，在主体被围困的情境下，自我实现几乎没有可能。
本次班会大胆地尝试了将歌曲《窗外》贯穿班会始终的新颖形式，为了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激发其参与兴趣，最后决定由我亲自将这首歌唱给学生们听。现在想来，之所以学生们在班会上积极发言，乐于参与其中或许有这个缘故吧！
三、返乡：空间赋能与主体扩大
当前广大中西部农村家庭践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16]这意味着农民家庭生活的城乡分离，年轻子代进入城镇寻找工作机会，成为家庭发展的担纲者，中老年父母留守村庄，降低生活成本的同时，还能支持子代的城市生活。返乡“老漂族”并没有切断与城市的联系，而是重回“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的城乡分居模式，以城乡互动的方式继续支持子代家庭。对老年人来说，村庄是生产生活得以展开、个体价值和生命意义得以实现的空间。农村空间自带资源属性，“有房、有地、有人”的“三有空间”构筑了自我实现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基础。下面分别从土地、熟人社会交往和村庄政治参与三个维度阐述空间赋能与老年人自我实现的机制。
(一)扎根：围绕土地的居住与生产
村庄是生产生活高度一体化的空间，并且生产生活都与土地紧紧关联。对返乡退养的老年人来说，土地具有多重属性，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三者互为依托，共同组成了老年人厚重的土地观念。具体来说，土地的经济属性包括生产资料和财产家产两个方面，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与劳动力相结合，获得季节性的产出，在分家的仪式性时刻，土地以及房屋成为农民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的政治属性包括农民的劳动权和村集体的成员权两个方面，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障了农民的基本土地权利，拥有土地既是劳动权利的基础，也是集体成员的体现，更是农民在村庄政治生活中“算平衡账”的起点。土地的社会属性包括围绕土地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土地赋予老年人经济独立的可能性，以土地产出为基础，在家庭生活中，老年人成为资源的输送者，在村庄交往中，老年人基于土地产出参与人情往来和社会竞争。土地的多重属性中，经济属性是基础，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延伸，围绕土地的居住与生产，赋予老年人扎根村庄并深植的空间。
在居住空间的维度，宅基地以及房屋是老年人自己的，是他们多年劳动的成果。他们是房屋的主人，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来使用这个空间，每一个摆设和安排都是老年人生活的缩影，在这个空间里，他们自由自在。
2.变量间协整检验。前文分析可知，三个变量是一阶单整序列，本文推测ln（crmb）、ln（ix）、ln（ex）三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为进一步了解三个变量间的关系，选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验证。
四轴码垛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 马前帅，王二敏（29）
在经济空间维度，村庄内部广泛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半正式经济机会，这正好契合了老年人劳动力的缓慢衰弱。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不存在退休的概念，生产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生产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活到老，干到老”“干不动了才能歇”成为他们的典型话语。也就是说，与城市职工由退休带来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骤然区分不同，农村老年人的生产具有长期性，从生产领域的退出具有缓慢性，与身体机能直接相关。老年人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没有了变现的可能性，由零工市场、适度规模的土地流转、承包地耕种、庭院经济等组成的梯度生产劳动空间，使得老年人的劳动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和释放。虽然劳动力在农村的变现能力有限，但始终存在一定的变现空间，这个空间与老年人的劳动能力是高度匹配的，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老年人低成本的生活，经济生活上处于“有进有出”的状态。
土地对老年人的意义包括两个方面：农产品产出和劳动过程本身。除了通过出卖农产品直接为子代提供现金支持外，老年人还向子代输送肉、蛋、米等农产品。就算子代能够自我满足发展需求，不需要父母支持，老年人也能以绿色无公害食物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关心。质言之，扎根于土地，老年人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土地产出还能作为代际沟通的桥梁，润滑并助推代际关系的和谐发展。贺雪峰指出，“老年人种田，按他们自己略显浪漫的说法就是有三大意义：一是有收入；二是有意义，可以证明自己仍然是有用的而不只是吃闲饭的，劳动创造了生存的价值；三是可以锻炼身体。”[17]以土地为基础的劳动过程本身也是极为有意义的。有节奏的农业生产，围绕着作物的自然生长过程，老年人建立了与自然、自身、他人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互动，生活的节奏与土地生产的节奏高度相依，共同形塑了老年人预期稳定且根基深厚的生活。
(二)舒展：熟人社会中的主体塑造
村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是无数次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18](P6-8)熟人社会空间具有稳定性、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对人、事、物的高度熟悉，形构了意义厚重的地方性知识，相互交织的历史感和当地感生产出村庄成员共享的意义之网。同时，日常生活遵循着身体惯习，而身体惯习是村庄社会规范在个体层面的内化。虽然每个人都被村庄规范所“俘获”，但是很少产生约束感，反倒是规范内化于心、行之于身后的自由感，达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状态，个体的日常行动又隐秘地再生产着这些村庄社会规范。老年人并非未经过社会规训，只是未经过现代社会规范的规训，乡村生活带给老年人高度嵌入感，生活节奏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服从于老年人对自己的安排。
同时，乡村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空间，具有长久且稳定的预期，村庄社会交往因而具有纵深性，给老年人带来极大的安全感。从田间地头的点头示意，到婚丧嫁娶的互帮互助，频繁且深刻的围绕“礼俗”展开的社会交往活动成为村庄生活的底色。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得老年人在农忙农闲之间切换。农忙时间的相互帮忙，农闲时间的社会交往，仪式性时刻的礼物交换，外加上农业生产涉及很多一家一户无法解决的水、路、渠等公共品建设问题，一定范围内大家围绕着这些公共事务进行讨论，不仅丰富了社会交往的内容和方式，更加深了共同体意识。日常生活上，人们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闲话，大到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小到东家长西家短，都可以拿来论说一番，没有规定的样式和范围，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社会公共空间为每一个想表达的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平台，而且总能找到合适的听众。老年人的孤独感通过诉说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闲话不仅是主体自我表达的平台，更与村庄社会评价高度关联。李永萍认为，“闲话具有弥散性和片段性，经过信息进入、发酵、反馈和接收的传播周期，激活了村庄规范，实现了私人生活中特定内容的公共化，闲话传播形成了熟人社会中隐秘的公共性”。[19]村庄社会评价不仅是村庄社会规范的再生产机制，对个体具有约束力，更是村庄象征资本的分配机制，从闲话中产生的既有边缘人，也有村庄精英。争取做“说得起话、办得了事”的村庄精英，而不是被排斥的边缘人，成为老年人的目标。熟人社会的稳定性带来象征资本和关系资源的可积累性，老年人以家庭生活为基础参与到村庄竞争中，为社会性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空间，在公共领域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才是真的“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
(三)扩大：村庄政治中的价值升华
基层自治制度给予老年人极大的政治参与空间，村庄政治空间并不局限于村委会及其治理行动，而是与村庄公共空间相对接，并且通过集体经济、公共需求、公共事件、公共活动等得到不断再生产。与此同时，村庄治理处理的大多是细小琐碎的事务，如纠纷调解、公共品供给等，面子、关系、人情等非正式的治理手段被经常运用，地方性知识派得上大用场。老年人长期在村庄中生活，浸淫于地方性知识中，这是他们参与村庄政治的社会基础。
在中西部农村普遍空心化的背景下，贺雪峰提出，村庄活力和村庄政治激发依然有其可以依靠的结构性力量，那就是“中坚农民”和“负担不重的人”。[20][21](P1)其中中坚农民指的是主要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家庭生活完整、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务工家庭的新生中农群体，其在乡村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负担不重的人”指的是农村的低龄老人，他们已经完成了人生任务，家庭生活压力不大，但并不是指所有的低龄老人，而是专指那些已经从家庭主要生产者的角色中退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村庄并且对村庄公共生活有需求的老年人。“他们有精力、有时间、有热情、有兴趣来这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表演，他们不是为了钱和利益，而是为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21](P2)能够参与到村庄政治中，至少说明他们有能力、有面子，不是一个“老而无用”的人。社会性价值便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彰显，这是人生价值得到升华的过程。
将老年人组织起来，能够激活和再造村庄政治空间。同时，村庄政治空间的激活和再造有利于老年人政治权利的实现，这是老年人主体性进一步扩大的过程。事实上，老年人对村庄政治的参与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从组织者到积极分子，再到参与者，最后到观众，形成一个具有梯度的序列，其主体性的扩展和社会性价值获取的程度与其对组织的认同度和参与度成正比，越是高度认同并且积极参与到组织之中的老年人，越能从这个过程中得到更大的收获。有学者指出，老年人协会在实践中孕育了契约主义文化，为村庄权威治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地方文化网络的支撑，并提高了农民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度，增强了老年人的村庄认同感，也使得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得到维护和发展。[22]
总之，围绕着土地的居住和生产，老年人可以在乡村扎根，同时润滑与子代的关系，城乡分居反倒减少了代际摩擦，空间距离拉近了代与代之间的情感牵绊。村庄熟人社会为老年人提供安全感和自由感，缓解孤独感；以闲话的方式存在的村庄社会评价，为老年人参与社会竞争、获取社会性价值提供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将老年人组织起来营造具有开放性的村庄政治空间，提供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老年人的主体性在乡村空间不仅没有被挤压，还有自由舒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将自我不断扩大化的过程中，老年人走向了自我实现。
四、空间实践与老年人的自我实现
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提到城市生活时都会用“不自在”来描述，提到城乡分居的家庭生活时用“习惯了”来描述，这种习惯背后包含着老年人对儿孙的思念以及对生活的无奈，是一种家庭生活的“不圆满感”。在“不自在感”和“不圆满感”中进行选择时，相当一批老年人会选择忍受农村生活的“不圆满感”。那么这种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就需要探究两种生活空间对于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自在感”是多层面的，包括居住空间中的寄居者、生产劳动空间中的依附者、家庭生活空间中的受气者和社会交往空间中的闯入者四个方面，共同形塑了被围困的主体的生活状态,见表1。对农村老年人来说，城市生活的不自在感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是外在世界对内在世界的挤压与束缚。不自在意味着无所适从，不自在包含的复杂情感本身就是社会性的不圆满。在农村中生活，土地和熟人社会赋予了老年人“有房有地有人”的生活方式，在居住空间上他们是主人；经济生活方面是生产者；家庭生活方面，城乡分居的距离，一方面增加了代与代之间的感情牵绊，另一方面减少了代际摩擦；社会交往方面拥有尽情舒展的机会，不仅内在自我没有被挤压和束缚，还可以通过自我扩大化的空间实践，获取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表1 城乡空间实践与老年人的自我实现
空间形式空间实践居住空间生产劳动空间家庭生活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空间属性与自我实现情况进城寄居者依附者受气者,被动感闯入者,孤岛空间约束:被围困的主体返乡主人生产者距离与牵绊舒展空间赋能:走向自我实现
空间社会学认为，以往对空间的认识存在两种简化的趋势：一是仅仅以几何学或者物理学为基点去讨论空间，从物理空间的角度进行研究；二是将空间与社会行动联系起来，将空间视作社会行动发生于其中的“容器”，社会行动是“容器”之中的内容，是一种简化的社会空间研究。物理空间和简化的社会空间，都是绝对的空间观，个体行动要么消逝不见，要么完全从属于空间形式，空间与社会生活相对割裂，而不是相互交织。
在此基础上，空间社会学建构了相对空间观，[23]指出社会行动的空间性内涵。空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场所，也不仅是个体或者群体社会行动的“容器”，而是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含义。一方面社会行动在不同的空间结构中展开，受到空间规范的引导与制约，另一方面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后果映射了空间的结构特征，也使得空间秩序得以再生产。社会行动和空间结构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相互纠缠关系，吉登斯将之概念化为“结构的二重性”。[24]从空间实践的角度来认识个体行动，赋予人类“空间性的存在者”的特性，每一种空间都生产着具有特定意涵的社会关系。同时，社会关系依照一定空间规则的展演，既隐喻了空间秩序的存在，又再生产着空间秩序以及行动者的地方感。[25]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就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他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26](P52-57)晚年的马斯洛又提出超越性需要的概念，将“自我实现”中的“自我”从个体存在推进到“扩大了的自我”，自我实现在此趋向了本体性价值的层次。王德福认为，“在中国语境中，自我实现其实就是做人，它不仅是身体意义上的个体自我的事情，还牵涉到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做人指向包含了生命意义、生活价值和交往伦理的三位一体的完满人生”。[27](P4-10)自我实现不是凭空进行的，无论是“扩大的自我”，还是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都需要特定的社会空间作为依托。但是从个体的自我实现出发，具体的社会空间既可能是约束，也可能具有生产性，关键是个体能否顺利嵌入该空间。当个体无法嵌入外部空间又必须长期置身于该空间的时候，个体不仅无法舒展从而发掘自己，甚至连内在自我的完整性都无法保全。相反，当个体高度嵌入外部空间的时候，空间的约束转化为行动的自由，并且个体能够借助空间实现多方面的生产创造，在与空间深度交互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可能性，潜力被充分释放。
总之，人与人之间具有明确的身体边界，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超越边界的欲望，实践这种欲望的过程将人的内在自我扩大了，人就此转变为社会性的动物。孤独感来源于人将自己扩大的时候缺少回应，也就是触角另一端的对象出现了稀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孤独感意味着人的内在自我是完整的，只是无法完成社会性超越。而不自在感意味着外在环境对人的内在自我的挤压，当内在自我尚且不饱满的时候，就失去了进行社会性扩大的基础。所以，老年人选择村庄生活的“孤独感”而不选择城市生活的“不自在感”其实是对自我进行保护的一种行为。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问题在于，在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村庄居住的冷清感日渐凸显，老年人将自我进行扩大的过程中得到回应的可能性降低，由此容易产生难以排解的孤独感。作为社会主体的老年人相对萎缩，但是作为自我的老年人还是完整的。熟人社会作为自我的一部分，对老年人来说具有资源禀赋，这种资源禀赋能够帮助老年人一定程度上完成社会性自我的塑造。也就是说，他们还有进行创造、向外探寻的空间和能力，而村庄熟人社会为社会性回应提供了可靠资源，也是再造社会性回应的温床。
对老年人来说，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涵。城市中的“老漂族”既脱离了故土，又无法嵌入城市的空间生产和空间实践中，就不能在城市扎根。生命触角无法展开的同时，也无法与城市社会关系紧密相连，漂泊状态不仅压缩了老年人自我实现的渠道，更影响了老年人对内在自我的保全。对于依托村庄进行养老的老年人而言，内在自我可以较好地得到保全，还能够借助围绕土地的生产生活空间、熟人社会的社会交往、村庄政治的价值升华等多重空间走向自我实现。
五、余 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随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立了乡村振兴的20字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紧接着，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确立了乡村振兴的三个阶段。虽然顶层设计已经为乡村振兴定下基调，但是在基层实践中，乡村振兴到底该如何操作还有待摸索。部分地区制定乡村振兴方案，试图通过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外加政策支持，吸引资本投资现代农业或打造产业融合式乡村旅游，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为此甚至提出“全域旅游”的口号。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激进化解读，存在多种不确定性，土地、项目和金融的混合大大提高了地方发展的系统性风险，“举债搞配套”不仅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更影响了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
选取我院慢性心力衰竭（多病因）患者240例（2016年5月—2017年5月）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我院体检健康人员240例作为对照组，观察组男、女为139例、女101例，年龄61至84（71.83±5.12）岁，病史1至8（3.81±0.44）年，对照组男、女为135例、女105例，年龄62至83（72.61±5.56）岁，病史1至7（3.94±0.51）年。一般资料对比，P＞0.05。
更重要的是，以乡村打造为抓手的振兴方案，没有将村庄居住的主体——老年人考虑在内。围绕土地的打造，以割裂老人与土地的直接联系为起点，乡村自发形成的退养空间被打破，老人的剩余劳动力没法发挥用处，大量闲暇时间不好打发，部分老人不得不早出晚归到远处找活干。在规划设计者看来，将土地从老人那里流转过来，既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利用，又可以以租金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收入，老年人不用辛苦劳作，就能够拿到同等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好方法。但是，土地对老年人的意义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而是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相互交织，围绕着土地的生产生活，是老年人处理与自己、他人、社会关系的起点，是老年人以主动姿态参与到家庭生活和村庄社会交往的基础。
注释：
所以，乡村振兴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为留守村庄的老年人提供生产生活服务，做好基础保障和公共品供给，为小农生产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社会化服务，加强“统分结合”中“统”的力量。与此同时，通过组织的方式，进一步激发熟人社会的资源属性，给予老年人发挥主体性的平台，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
教学中，我们会发现，有的学生在课堂上不断点头，听得津津有味，但考试成绩并不理想；还有的学生为了追求做题速度，忽视听课过程，只做练习，结果做题的质量不高。这些都是不科学的学习方法。归纳起来，所有做错的题，除了粗心，可以说都是因为对知识的理解不透所致。因此，我要求学生首先在做题之前先复习，把所有该掌握的知识都掌握了，做题时就不会频繁地翻书对照参考，速度自然提高。另外，掌握了知识再做题，思路会更清晰明白，思维也更活跃、更顺畅。
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实现安居乐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顺利进城：一是进城失败的家庭，他们需要依托于农村，继续积攒资源，为下一次尝试做准备；二是无法嵌入城市空间的老年人，包括返乡“老漂族”和中老年农民工。对中西部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城市务工收入不足以支撑全家几代人在城市的体面生活，老年人留守村庄是现阶段最好的选择，村庄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他们深度嵌入村庄社会。但返乡的前提是，乡村有房有地，能够保全体面的生活。当土地被大面积流转，拿到的租金可能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土地对农民的保护机制剥落，不得不重新进入已经将他们排斥在外的市场寻找出路。
乡土树种具有适应当地气候条件，成活率高、生长快，充分代表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且乡土树种是经过长时间沉淀积累下来的适宜本土生长的植物种类；乡土树种运输费用以及种植费用低，维护管理成本也低。为此在绿化树种选择上，要坚持以乡土树种为主，实践得知，美丽乡村绿化绿化乡土树种占绿化苗总量应把握在65%左右。除此之外，为增加生物多样性及观赏性，适当引进一些优良适生树种，丰富植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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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二级市场的电力交易模式来说，大用户直接交易具有不确定性。通过对二级电力市场的建立，不仅完善了电力市场机制，而且还有效地避免了电力风险。在二级市场电力交易模式下，一级市场的电力交易则被认为是发电企业与用户之间的电力权力。二级市场电力交易模式属于短期的用电交易平台，二级电力市场营销平台的建立，为电力市场交易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服务，推进了新时代背景下电力市场营销模式的创新。市场对电力的需求情况，燃料价格涨跌情况以及弃水情况等信息服务，促使了电力市场交易信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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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对象为有一定劳动能力，并且生活能够自理的低龄老年人，年龄一般在55岁至75岁之间，他们已经完成人生任务，城市中的子代家庭和农村中的老年人之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相对独立，一方面子代不需要赡养老年人，另一方面老年人在子代家庭发展中扮演辅助性的角色。
[11]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J].社会,2008(2).
[12]2018年9月15日至2018年10月5日，笔者及笔者所在团队进入安徽省芜湖市P镇X村展开驻村调研，这构成了研究的经验基础，文章中所有案例资料均来源于本次调研过程中与村民的访谈。调研后期正好是国庆节，为了赶人情、看望老人、夫妻团聚、处理其他相关事务等，大批“老漂族”返乡，为我们深入访谈提供了样本和契机。P镇是芜湖市现代农业示范镇，从2010年开始大面积推进土地整治，在此基础上，政府主导推行土地规模流转。X村总面积约6.3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000亩，总人口3094人，934户，常年在村居住人口不到1200人，其中村庄留守老人接近700人。
⑲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6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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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反映整合扩展后的业务范畴，巴斯夫将“作物保护”业务部更名为“农业解决方案”业务部。该业务部还成立了新的全球种子及性状业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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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经济性状。烤后烟叶按泸州市地方标准分级，按处理分别计算产量，并按当地统一收购价格计算各处理产量、产值、均价、上等烟比例、上中等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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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要求同学们结合课堂所学内容，根据本专业David Li的简历模拟书写求职信，申请某公司海外工程工程师一职。同学们将在规定时间完成作文上传到“学习通”课程平台，通过平台自评和互评，查询相似度，汇总写作错误。之后，同学们根据评价线下修改，再次上交第二稿。教师将在下次课带领大家对有代表性的作文进行讨论，分析共性的内容、结构、语法方面的问题，修改样文。同学再次分组讨论，组员根据意见修改形成定稿，完成“求职信”的学习，达到“学以致用、以用促学”的目的。
EnteringtheCityorReturningHome?——Self-realizationoftheOldDriftfromthePerspectiveofSpaceSociology
HUANG Li-fe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The “old drifting family” who entered the city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ffspring family face a choice after completing the phased family task: entering the city or returning hom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obile practice of returning to the “old drifting family”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two different spaces on the self-realization of the elderly. It is found that the settlers in the living space, the dependant of the production labor space, the recipients of the family political space, and the intruder of the urban external space have jointly shaped the restraint mechanism of urban space for the elderly. In contrast, the living and production labor surrounding the land, the shaping of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the sublimation of the political space of the village have jointly formed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the rural space for the elderly. The steady advanc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conducive to activate the role of rural space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elderly.
Keywords:“old drift”; self-realization; space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11-0004-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101
[收稿日期]2018-12-15
[作者简介]黄丽芬(1991-)女，湖北黄石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8M630845)
标签：老年人论文; 空间论文; 村庄论文; 家庭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论文;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8M630845)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