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网络政治敏感词是指，实时被网络技术屏蔽的涉及政治制度、政治政策、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和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词语。人的政治动物趋向使部分网民对政治具有特殊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偏好和政治信仰，议论政治成为这部分网民政治思维习惯和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的虚拟性、情感性和极化性易于产生政治调侃、政治戏谑和政治批判的敏感词，这些敏感词一旦被屏蔽，就会发生政治语言转向，主要表现在网络政治语言隐喻、再造、变异、反义和脱敏、戏谑等方面。政治语言转向会破坏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要采取提高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提升大数据治理水平、对网络敏感词进行技术脱敏、构建从宪法权利到具体权利的融通机制等方式对其进行再治理。
关键词：网络技术；敏感词；政治语言
目前网络政治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价值论取向研究、现象学取向研究、政策论取向研究和网络认识论取向研究[1]。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价值、现象、政策和认识的敏感词问题，因此敏感词及网络技术对其屏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目前，对网络敏感词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敏感词检测系统模型技术建构方面，对敏感词屏蔽后政治语言转向的研究较少。网络政治敏感词是指实时被网络技术屏蔽的涉及政治制度、政治政策、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和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词语。这些敏感词被屏蔽之后网络政治语言会以新形式再现，进而逃避网络技术的检测和屏蔽。网络技术屏蔽敏感词具有快捷性，对因此而产生的网络政治语言转向词语具有滞后性甚至具有不可屏蔽性。只有挖掘敏感词被屏蔽后的语言转向，才能从根源上提高网络技术对敏感词屏蔽的准确性和预见性，进而提高敏感词屏蔽技术的效率。研究网络技术对敏感词的屏蔽及其政治语言转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通常情况下是将总分离效率当作分离器性能衡量指标，但是也因为这样会受到较大的局限性，总分离效率会受到多种原因的影响，例如分离器结构、颗粒以及气体性质或者运行条件等。
一、网络技术对敏感词屏蔽的主要政治区域
敏感词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有关部门对政治敏感词建立了相应词库，并通过人工设置、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对敏感词进行实时跟踪、抓取和屏蔽。敏感词按照情感取向、存在形式、强弱程度、主客体关系可以划分为不同种类，不同类型的敏感词也具有不同特性。对敏感词进行分类，是分析网络政治语言转向的基本前提。
敏感词与敏感信息。敏感词不同于敏感信息，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内涵上来说，敏感词是带有敏感信息的词语。敏感信息是指那些通过网络散布的不符合法律、有违社会伦理与道德，并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信息[2]。敏感词是敏感信息的局部特征，敏感词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是正面的，正面敏感词的负面评价和负面敏感词的正面评价都是敏感信息。如果把敏感词当成敏感信息进行过滤，则过滤具有片面性、失真性。从范围上来说敏感信息涵盖内容更广，敏感词则涵盖较窄。不过，敏感词影响敏感信息的趋向与分布。
敏感词按照不同的角度可以分成不同类别，但敏感词更容易受情感趋动。按照情感取向可以分为消极敏感词和积极敏感词，按照主客体关系可以分为主观敏感词和客观敏感词，按照强弱程度可以分为强度敏感词、中度敏感词和弱度敏感词，按照存在形式划分可以分为静态敏感词和动态敏感词。敏感词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敏感词与情感有紧密关系，与正向情感相比，敏感词与负向情感联系更为密切；敏感词在网络中呈现不均匀状态分布，因此无法迅速有效获取敏感词的分布情况；敏感词为躲避人工监测干扰转换语言表达方式，过滤难度加大；敏感词具有时变性特点，动静结合。敏感词的时变性充分体现在其动态特性方面。
网络技术对敏感词进行屏蔽具有客观必然性。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说，如果不采用网络技术，而仅采用人力要素，将会花费巨额的成本，且收益远远低于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时间、规模、经济、治理、法律等成本。而采用网络技术，将会大量节省这些成本，同时具有巨额收益。更为重要的是，即时屏蔽敏感词有利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第三，政治人物的敏感词。政治人物的敏感词是指涉及公权力的政治人物及其言行的敏感词。涉及公权力的政治人物主要是政府官员及有政治权力的人物。政治人物言行的敏感词主要是指进行政治妄议的话语和行为。如在微信群、朋友圈或者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扭曲党史国史军史，发布政治性的有损国家形象的文章、帖子、漫画、段子等。一些西方媒体也利用中国节庆日等重要的历史节点故意诋毁唱衰中国，借助不明是非的网民和青少年宣传西方意识形态，抬高自己，贬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严重影响中国政治生态。
总的来讲，确权划界的顺利进行，必须明确水库工程管理范围，严格依据国家相关法律开展，依法办理相关土地征用手续，或以合同形式确定水库管理范围内土地的权属并取得水利工程确权划界证书。
第一，政治制度的敏感词。政治制度的敏感词主要指涉及国家政治体制，包括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及选举制度等的敏感词。这些政治制度敏感词通常是与国家统治方式相关的词。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的敏感词根据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的不同各有差异。政治制度的敏感词也会受国家历史文化影响，在一些国家不是政治敏感词，在其他国家就可能转化为政治敏感词，比如议会制国家和人民代表制的国家对敏感词的区分就有很大差异。网络技术对政治制度的敏感词屏蔽通常是表达政治情感负向情绪的敏感词。这些政治制度敏感词不但会破坏政治生态环境，而且会激发网民的愤怒，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第四，政治事件的敏感词。政治事件敏感词是对突发政治舆情引发的政治事件而引出的相关敏感词。政治事件具有突变性和难以预测性，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在传播媒介产生之前，重大的政治事件传播速度较慢，不能引起巨大风波，随之而产生的敏感词也就会随着长时间的传播过程而自动消解。即便在传统媒体占据主导地位时期，政治事件仍旧处于宣传阶段，百姓属于被宣传的对象，由上而下传播，且传播渠道较为单一，政治事件带来的风险具有可控性，敏感词也能得到很好控制。网络传播时代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渠道多元化、传播内容后真相化的特征，政治事件带来的政治风险难以预测和操控。伴随而生的政治事件的敏感词会以N次方的传播数量和传播速度进行传播扩散。政治事件的敏感词往往与政治舆情紧密结合，伴随着舆情的热度而高低起伏，敏感词对舆情发展甚至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网络技术对敏感词屏蔽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的敏感词、政治政策的敏感词、政治人物的敏感词、政治事件的敏感词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敏感词等几个方面。由于这些区域具有交叉和重叠，这些区域对应的敏感词也有不同程度的交叉和重合，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政治敏感词的特点。
第二，政治政策的敏感词。政治政策的敏感词是政治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敏感词。政治政策包括宏观政治政策、中观政治政策、微观政治政策。其相对应的敏感词可以划分为宏观政治政策敏感词、中观政治政策敏感词和微观政治政策敏感词。一般来说，中观政治政策敏感词和微观政治政策敏感词受宏观政治政策敏感词的影响较大，但是在现实中却是中、微观政治政策敏感词对网民影响越较为深远。因为贴近网民的是中低层的实际政策，宏观高层政策往往在执行的过程中被提取和截留后会扭曲和变形，因此对其影响较大的也是与政策相对应的中观政治政策敏感词和微观政治政策敏感词，其屏蔽的区域主要限制于中观、微观政治政策敏感词。政治政策与民众的具体利益相关，网民对于侵害民众利益的行为具有更为直接的感受，进而产生复杂情感和情绪，因此更容易形成政治政策敏感词。这些敏感词经过发酵后会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微博、论坛等平台进行二次传播。
人工智能是可以模仿人类的思维方式运作的智能机器，通过弥补计算机漏洞，模仿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帮助人们解决耗时长、复杂繁冗的难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政治语言再治理。
第三，网络政治语言变异化。网络政治语言变异是出现频率较高且灵活性较强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网络语言字母化。当直接谈论具有敏感词的政治话题的时候，网民会选择利用拼音的全拼或者首字母代替敏感词，如把民主说成MINZHU。网络语言缩写化。缩写主要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即词语压缩和词语节略。如把“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压缩为“地命海心”，把“复旦大学”节略为“旦大”或者“蛋大”等。网络语言拆分。随着语料库的不断增多，一些应用广泛的语言变体也被加入其中，当前两种网络语言变体再次出现时这些经过变体的敏感词也会被自动识别，这时网民便转向汉字拆分，因为这种方式算法还没有将其纳入数据库。如“袭警”就会拆分为“龙衣敬言”，“兴奋剂”会被拆分为“兴大田齐刂”。通过拆分方式表达，既逃避了敏感词排查和监控，也让表达语义更加含蓄，进而也愈加体现语境明显含义。
网络敏感词在被自动屏蔽之后会发生多重政治语言转向，这些语言转向主要表现为网络政治语言隐喻化、网络政治语言再造化、网络政治语言变异化、网络政治语言反义化、网络政治语言脱敏化和网络政治语言戏谑化。这些语言转向既能摆脱议政、妄议政治而带来的风险，又能使网民间接地表达意愿诉求。但其潜在的引发政治秩序、政治稳定风险的可能性会更为巨大，极有可能形成“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
二、网络技术对敏感词屏蔽带来的多重政治语言转向
网络政治语言转向，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也体现了网民政治语言的创新。这种政治语言创新，虽然丰富了网络政治传播形式，但也浊化了网络政治传播空间，造成网络政治语言的腐败、滥用、扭曲，导致词不达义，交流错位，难以进行健康正常的对话，在政治语言传播中凸显“不好好说话”的网络政治语言的本质特征。
刘志武突然说：“让我来对凶手进行简单的画像，第一，凶手应该是25岁以上的男性，或许是一个人，但不排除2人以上团伙作案可能。第二，会开车，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受过良好教育，心理素质好。三，其童年一定受过较大的刺激，或者在生活中遇到巨大挫折，比如其有可能是阳萎，自身肾功能存在较大问题，于是一直心存报复，容易走向极端。四，他平时看起来肯定文质彬彬的，说不定在单位还是优秀工作者。五，有独立的、偏僻的住房，不然他不能把一个人困十天而不被发现。”
第一，网络政治语言隐喻化。为避开网络技术对敏感词的检测和监督，网民会将敏感词隐喻化，使其以更加生动、形象、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网络政治语言隐喻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达内容的隐喻化。在使用政治隐喻时通常结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把这些作为政治语言隐喻化的重要内容。把体现政治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普通民众中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等作为隐喻的素材，这些隐喻不仅规避了敏感信息的表述，也具有纠偏功能，监督公权力，防止公权力滥用的作用。另一方面，表达方式的隐喻化。政治语言通过表情包、网络图片、夸张政治漫画等表达网民内心真实情感，或者借助抖音、快手等其他直播平台将语言隐喻化后来表达情感和诉求。这些表达方式通常以古论今、指桑骂槐，对现有政治事件进行监督、批评、质疑。网络政治语言隐喻化不仅具有监督功能和体制性纠错功能，还有价值导向功能和规范行为功能[4]。
第二，网络政治语言再造化。网络政治语言再造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用同音或近音字替换。如“制服诱惑”转换为“制服右或”，“贸易战”转换为“毛衣沾”，“游行”转换为“油腥”。这种同音或近音异字的替换方法既易识别也更具趣味性。另一方面，用相近或相关的人或事物替换。政治语言的再造过程通常考虑到政治敏感词的强弱程度，政治语言再造的过程中对弱敏感词多采用显性表达，对强敏感性和中度敏感性词往往采取隐性表达、弱表达或者表演性表达的方式。
现代企业管理机构的有效运转，就需要对传统的从决策阶层到管理阶层、再到执行阶层的“金字塔型”的管理结构体系实施优化，借助于管理信息系统，建立起扁平化的管理组织机构体系，减少中间环节，避免权责不清、多头管理情况的发生，优化管理结构，树立管理程序，明确机构职责，建立起反应迅速、处置果断的管理结构体系。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这些区域的敏感词是网络技术对敏感词屏蔽的主要区域，意识形态敏感词贯穿于政治制度、政治政策、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等，且有涟漪效应。政治意识形态敏感词使用不当，会导致非主流意识形态抢夺或者挤占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会造成社会失序，政府公信力降低，陷入塔西佗陷阱，最终导致社会自我撕裂。从政治意识形态敏感词入手屏蔽其他区域的政治敏感词将大幅度减少敏感词屏蔽的范围和难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习近平新时代孝廉文化传承与创新是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站在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求。
第四，网络政治语言反义化。网络政治语言反义化是指将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的目的在于让表达更具有讽刺意味。不管是正话反说还是反话正说重点在于处理好反与正的关系。政治语言反义化在于政治语言的精准表演，这种表演可以采取欲扬先抑或者欲抑先扬的修辞手法将敏感词委婉地表达出来。精准表演使敏感词达到免受屏蔽的目的，并为更多的网民模仿和使用。即便精准表演失败，也避免了直接表达的风险，与常规词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从反面增强敏感词使用效果。
第五，网络政治语言脱敏化。网络政治语言脱敏化是让政治语言经过脱敏处理后符合政治正确、具有正确价值取向、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体现正义感的政治语言。网络政治语言脱敏化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词语，表达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内涵。这种政治语言脱敏化转向使语言趋于同一性，缺少创新性。脱敏后的语言虽看似使社会稳定和谐，但是却掩盖不住表象稳定下的非稳定状态。
当收到来自中外52个国家和地区273位艺术家、1569幅作品方案时，艺委会几经评选，初审选出300幅作品。又在这个基础上评选出50件作品方案，提交民勤县政府，经组委会投票决议，最终《大漠之梦》《沙丘》《寂静的莽原》《叶脉》《飞翔》《无限》等26件中外雕塑作品入选。
第六，网络政治语言戏谑化。互联网的匿名和开放能为网民创造虚拟狂欢的平台，赋予网民表达言论、情感、态度的自由。网络政治语言的戏谑化成为部分网民变相表达政治言论、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的选择，戏谑化的语言具有时空交错性，如“很黄很暴力”“俯卧撑”“欺实马”“我只为领导服务”“躲猫猫”“我爸是李刚”“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屌丝”“吃瓜群众”“佛系”“锦鲤”等，既具有社会指向，更具有政治指向。部分网民通过这些戏谑化的语言防止敏感词的屏蔽来消费政治、娱乐政治，以戏谑化的语言表达政治抗争的意愿。
政治语言转向是为了逃避屏蔽而被迫做出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管理中对这些敏感词的强制性管控和民意不畅的表达。如果政府一味对敏感词进行屏蔽和强制性管控，而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网民只会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形成更新颖的方式，以更多的语言转向形式来发表言论、表达意愿和诉求。
三、对网络政治语言的再治理
对敏感词进行治理如果仅仅采取过滤匹配等做法存在时间滞后性、匹配率低、准确性低及自适应性差等特点。对于敏感词变形处理可以通过核对信息语料库，筛选出数据库中已有的敏感词，并对其进行审查和监控，但是这样就会漏掉已经发生变体的敏感词。这时就需要采取提高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提升大数据治理水平、对网络敏感词进行技术脱敏、构建从宪法权利到具体权利的融通机制等方式对其进行动态跟踪式治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网络技术对敏感词屏蔽要坚守法治的底线思维，防止网络技术屏蔽敏感词而带来的极权化倾向。
（一）提高人工智能技术水平
第五，政治意识形态的敏感词。政治意识形态的敏感词是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受到非主流意识形态挑战的敏感词。意识形态敏感词主要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抢占主流意识形态空间而产生的敏感词。意识形态敏感词和其他敏感词相比，具有更深远的影响。《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一书中论述中国最近40年在大众传媒上公开进行博弈的社会思潮，除了主流意识形态外，还包括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3]2。意识形态敏感词具有去主流意识形态中心化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互去中心化的特点，因此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1）构建政治敏感词网络管理系统。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计算机建立网络政治语言管理系统，进行计算机网络管理工作。其中人工智能专家管理系统这种模式将专家个人经验、知识数据全部输入到数据库中，通过专家知识库对政治敏感词进行捕捉和解读，利用专家知识，进行授权后编写代码，自动捕捉敏感词，并能发现敏感词的新动态，在此基础上总结政治语言转向的规律进而提出治理方案。依据敏感词数据库的相关信息，对新进敏感词进行整理、归类、分析。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还可以将敏感词按照热度、领域、表达情感等的不同进行排序治理。
（2）提高敏感词识别效率。敏感词识别效率的提高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提高效率。提高信息处理运用的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完善信息管理系统。人工智能可以再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将转化的政治语言输入到数据库，与已有的数据库进行对照识别出新的语言转化内容和现象。分析其特点，对显著特点进行描述，达到再次检测敏感词的目的。人工智能在通过学习之后便像人类一样掌握这项技能，下次会自动识别出新的敏感词。人工智能技术还会自动删除垃圾，如果一些敏感词随着网络舆情事件的降温或者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再被列入敏感词，人工智能技术会自动识别并予以删除。另一方面是通过入侵检测技术提高效率。人工智能的入侵检测技术可以借助防火墙维护网络安全，检测网络政治语言敏感词，删除敏感信息和不真实信息，进而对敏感词进行高效率分析。通过拦截信息，降低由政治敏感词而引发的不稳定性因素。
（3）利用人工智能社交系统。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智能AGENT模拟人类情感动态，掌握人类动机对政治语言治理注入新的因素，不仅仅局限于机器、数码、代码等的操作，加入情感的识别会使敏感词的识别更符合人的特性，促进机器人具有与人类相似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对新出现的政治敏感词识别能够更贴近人的能力，发挥更大的潜能。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类似人类基因的人工免疫技术，借助计算机的数据语言代替人类基因。根据数据库的数据对比分析，对敏感词进行自动识别，将符合数据的敏感词过滤掉，自动识别出对政治安全造成紊乱的敏感词。但是，“基于智能算法进行内容分发的内容推荐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弱人工智能的表达”[5]，其实质是处理人与物的关系，而不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敏感词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强人工智能的表达和建设。
（二）提升大数据治理水平
利用大数据的意义在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科层机构大范围地共享公共数据成为可能。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持续深入，原有的封闭式治理结构势必难以为继，具有弹性的开放性治理结构成为新的选择。”[6]大数据对敏感词的治理同样要体现对敏感词进行弹性开放性治理，因为敏感词具有历史性，当敏感词失去了其依存的主客体环境时，也就失去了其敏感意义。
加强大数据处理手段。一方面，加强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好坏对政治语言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数据的硬件设施是互联网，没有联网就没有办法对数据进行开发和应用，其价值就无从体现，更谈不上对网络政治语言进行治理。另一方面，加强数据处理各个环节紧密结合。提升大数据的治理水平主要体现在数据收集、储存、处理、分析等几个方面的技术手段。借助大数据对政治语言的敏感词进行收集、储存、处理和分析，保护敏感、隐蔽信息不被泄露。
对184名学生在学习动机各维度上的平均分（指各维度各题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各维度各题平均分标准差）进行统计，其中每个项目最高分为5分，最低分为1分，中等临界值为3分，分值越高代表动机越强。具体结果见表1。
试点地区率先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与考核制度，落实水资源管理行政首长负责制。7个省级试点全部建立了由省政府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水利厅（局）长任联络员的水资源管理责任制并逐级落实管理责任。山东省把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作为各市水利工作的总体评价依据，并与各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挂钩。深圳市在对各区政府考核的同时，将市发改委、财政局、国土规划局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纳入考核范围，促进各部门协调配合。
打破数据垄断，避免“信息孤岛”。数据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与人身权、财产权一样，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数据公开是公平正义的体现，也是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政治语言具有碎片化的特性，用大数据对政治语言进行治理就要冲破传统观念，确立与时俱进的制度，将政治语言数据公开化、透明化，突破信息壁垒，消除各部门之间数据不共享、不兼容、不连通的割据状态，将敏感词数据库共享，防止重复性工作，实现信息全覆盖。如果政治敏感词的数据库形成“信息孤岛”，将降低对敏感词的屏蔽速度，让虚假舆情蔓延，危害社会秩序稳定。一方面，政府要积极作为，增强政府各部门间和民众间的信息公开程度。用数据说话，让数据真正用在治理政治语言的刀刃上。另一方面，加大数据的使用程度。动员社会各界的数据使用量，实现数据价值的最大化。只有政府、社会、个人都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才能真正让政治语言突破数据壁垒，对其进行更好的监控和使用。
（三）对网络敏感词进行技术脱敏
对敏感词进行技术脱敏主要是指对敏感词数据的脱敏，旨在达到敏感词数据安全、可信、受控使用的目标。在选择脱敏方法时应该考虑以下六个因素：可用性、真实性、时效性、可重现性、占用性和可配置性。对网络政治敏感词脱敏是数据产生者和管理者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敏感词数据脱敏是将数据去隐私化和变形，“是在给定的规则、策略下对敏感数据进行变换、修改的技术机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敏感数据在非可信环境中使用的问题”[7]。国内脱敏技术刚刚起步，现在正在由静态脱敏逐渐向动态脱敏过渡。
青花瓷装饰艺术特点在于青色与白色的对比，青花只有在洁白的瓷胎上才能承托其美妙的色彩。青色在古代一直是种吉祥的色彩，与自然相联系紧密，完美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艺术追求。永宣年间出产的青花瓷多以白地蓝花为主，无论什么样的装饰性是，青色与白色都是最基本的构成色彩，在绘画的处理方面一定会追求和谐统一，一方面白地突显青花的蓝色，另一方面青色又能衬出白釉的瓷质之美。景德镇青花瓷善于留白，虚实相生的设计概念正好被青白关系处理的十分合理。青白的处理同时也随装饰的体裁、内容以及构图形式而变化，合理的安排青白比例，能够愈发使得画面生动丰富。
敏感词脱敏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即明确脱敏目标、制定脱敏策略、获得脱敏数据。明确脱敏目标，在保留敏感词原特征的情况下，按需对敏感词的信息内容进行替换。制定脱敏策略，采取对称或非对称加密、同态加密、访问控制、安全审计和恢复备份的方法对敏感词进行加密。敏感词的脱敏要在维护网络政治生态清朗的前提下，使原有的敏感词使用范围和使用对象范围得到拓展，实现自动化脱敏。获得脱敏数据，为确保得到误差小的脱敏数据要使脱敏具有可重复性。重复的目的旨在发现脱敏词在不同场景使用的关联性、系统开发后建立正确模型的可用性和提高指标要求承受能力的安全性。
（四）构建从宪法权利到具体权利的融通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8]18对网络政治语言进行再治理也要坚持法治治理，构建从宪法权利到具体权利的融通机制。对公共权力予以约束，对民权予以保障。一方面，治理网络政治语言需要发挥公权力的作用，遵循合宪性审查原则。从宪法权利到具体权利的融通机制体现在不管是宪法权利还是具体行政性法规、地方法规权利都是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政治语言再治理要加强法治建设。另一方面，保障人民权利，通过宪法保障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权利。网络政治语言的治理不是让公民保持同一声音，而是在不违反法律、不破坏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让网民积极参政议政，对公权力予以监督，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8]31对网络政治语言治理实际上是保证“草根网民”和网络大V、意见领袖享有同样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一方面，不因网络大V 更具有地位和发言权而挤占普通网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应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在政治语言的治理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对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脱敏后引发的极端性言论和威胁社会政治稳定的政治语言转向进行再治理。
以良法促善治，让法律成为内在的信仰。不管是宪法还是其他法律，要做到融通必须让法律成为内在的信仰，只有这样才能让网民形成法治思维，进而实现网络政治语言再治理。正如耶林所说：“对法理念的亵渎与侮辱，比对一个人身上的侵害更令人感到痛心之至，虽然不是自己的利益，却能像自己的事一样为被压制的权利而竭心尽力的人，正是这种理想的法感觉——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才的的确确是高风亮节者所拥有的特权。”[9]60对法律内在信仰可以让网络良法发挥网络自治的优势，培养理性网民。
网络技术对敏感词屏蔽是网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敏感词带来的政治语言转向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必须及时有效治理。唯有给网民以公正自由的网络舆论空间，畅通网民与政府沟通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敏感词带来的政治语言转向问题，也才能真正确保网络安全，推进国家安全治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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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爱军，秦小琪.网络政治隐喻的功能研究[J].学术界，2018（3）：73-8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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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耶林.为权力而斗争[M].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Special Study on Network Politics and Network Social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19-05-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研究”（18BZZ017）
作者简介：张爱军，男，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网络政治传播研究。
编辑 真 明
陈 曲
Editor’s note:Due to its virtual nature and anonymity, the network society has often become a huge field for the public to release all kinds of speeches. These sensitive languages, often with political teasing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s a non-traditional and a non-military security, cybersecurity is easily overlooked. This concept of non-traditional was proposed by the famou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 Richard Ullman in the 1970s. At present,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uch as network-sensitive language an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has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iversif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instant transmission speed, random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modes, which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network politics and network social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some issues need to be resolved urgently in order to safeguard China’s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cyber security. For example，how to strike the balance between strengthening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network society and ensuring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power of the public on internet; how to achieve effectiv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official media and the self-medi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h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politically sensitive language on internet and its political turn. The exploration an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are also the main theme of this special study.
标签：敏感论文; 政治论文; 语言论文; 网络论文; 屏蔽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研究”(18BZZ017)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