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百年之前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伟大的转折意义，不仅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伟大开端。中国妇女运动在经受了辛亥革命失败后被压制、被摧残的惨痛历程后，又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在上海妇女界，以女学生为先锋，上层知识妇女与女工乃至青楼女子，都以高昂的斗志投身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之中，妇女觉醒与争取解放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关键词]五四运动；上海；妇女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很快传到上海。1919年5月6日，上海各报纸开始报道北京学生斗争的情形，激起了上海人民的义愤并立即积极响应。各学校、各团体纷纷发出通电，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拒签巴黎和约。上海地处沿海，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影响颇深，因此，各界妇女（尤其是知识妇女）的思想较内地开化。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上海妇女异常活跃。
一、五四运动在上海妇女界的展开
首先是女学生最早走出校门与男校学生一起活动。5月7日，上海民众两万余人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大家手拿白旗，旗上写着“争还青岛”“讨伐卖国贼”“挽回国权”等等，全场白旗招展，秩序井然。神州女校高小以上学生两百多人，还有民生女校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等数百名女学生参加。会后游行到外滩长浜路口，被英国巡捕阻止前进，她们才返回学校。
5月9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全市各学校停课一天。许多商店也停业，贴出通告：“国耻停业一天。”当日，学生们整队到街头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罪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宣传的人声泪俱下，听讲的人也十分激动。女学生们多数在校内沉痛地召开国耻纪念会，有的学校还邀请学生家长及亲友参加。在纪念会上，校方鼓励同学们不要因为是女子而不关心国家大事，要担负起救国的责任，“顾神州之名，思神州之意”。神州女校学监舒惠贞演讲《亡国女子之悲观》，介绍朝鲜亡国后妇女的悲惨遭遇，学生们听后深受感动。神州女校还在纪念会上提出“抵制强权之方法”两条：“（一）使用纯粹的国货或西洋货；（二）青岛未争回以前，同学应从良心上觉悟合群，为国中团体之后盾。”养性女校的学生们，经过讨论，拟定了办法五条：“（一）国民誓与青岛共存亡；（二）群起为北京学生之后盾；（三）声讨卖国贼；（四）电巴黎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代表对此次交涉勿草率签字；（五）预备外交决裂之对付实力。”并将这五条通电全国，以扩大影响。接着校长演讲，要求学生们不要只有五分钟的热情，一定要坚持到底，还希望学生们把五条办法转告父母和周围亲友，鼓励他们参加爱国运动。
此外，五四运动之始，西福致里名妓妙莲以五十元捐助国民大会，又写下“敬告花界同胞书”，分发各妓院。于是，花界按此纷纷行动，投身到运动中来。她们有的自编爱国歌、抵制日货歌、声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吸引路人驻足聆听喝彩。有的在街头设茶点休息所，招待游行示威学生，并书一告示：“学生爱国热忱，吾界不忍坐息。敬备箪食壶浆，为君解渴充饥。并非沽誉钓名，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待到运动发展到罢市之时，她们又积极响应罢市，停止歌宴，拒绝接客。是夕，一群官吏来到东亚酒楼飞笺招妓，被招之妓在笺后答之曰，“国事多难，无心应招”。大文人杨尘因闻之撰文叹曰：“古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而今于‘商女’二字，已换成‘官吏’矣！”[1]
二、早期的上海妇女团体
为了更好地推动五四爱国运动，一部分学生提出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建议，得到许多学校学生的赞同。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入会的有四十四个学校的学生，其中女校有上海女子中学、中西女塾、神州女校、启秀女校、博文女校、勤业女子师范、城东女校、崇德女学、清心女学、南洋女子师范、爱国女学、民生女学等十四校，都按照学联章程分别成立分会。[2]
上海学联成立后，邀请了三名女教师和八名女学生担任学联的联络、宣传工作，破除了旧社会认为男女不能在一起工作的封建思想。此事在全国有开先例的影响。紧接着，《民国日报》和《大陆报》公开发表了两封女学生来信，号召更多的男女学校参加学联。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次中国女学生参加罢课运动，是女学生第一次参与社会活动。数千年来，中华女子终身禁锢家庭……数十年来，女学生为社会上之一种附属品，未尝表示何种活动，亦未尝对男子有何协助，今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全市有六十一个女学堂，而加入学生联合会的只有十四校。加入学生联合会，可以破除男女在一起为不正当之迷信。”[3]这无疑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为妇女解放展出一幅广阔的前景。
区域需水包括生产需水、生活需水、生态需水，受到气候条件、人口增长、国民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布局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因供水不足，阻碍正常生长而发生的水量亏缺称为农业干旱。
女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上海各界妇女。上海有相当一批上层知识妇女也满怀爱国之心纷纷组织团体，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当时的妇女团体有女子救国团、女子救国会、世界女子协会，7月间，又成立了女界联合会。这四个团体中，女界联合会比较活跃，负责人为钮永建夫人（会长）、李果（副会长，博文女校校长），还有徐宗汉（黄兴烈士夫人）、程孝福等。女子救国会由朱剑霞等人组成，朱是与秋瑾女士同时代的人，当时是勤业师范校长。女界联合会和女子救国会这两个团体，因李果、朱剑霞两人是校长，有不少女学生参加。上层知识妇女有的曾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有的受过西方的教育，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这些妇女团体成立后比较稳定。她们主要的活动是组织女学生进行爱国宣传，抵制日货，兴办平民教育。在工作中，知识妇女表现出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其中，上海女界联合会副会长李果因工作繁忙，在外出演讲中又遇风寒，不幸患肺病死于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上海各界人民为她开了追悼会。上海妇女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精神感人至深。
三、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北京和天津的学生组成学生代表团，到各地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爱国运动。5月中旬，京津学生代表团（其中有黄日葵烈士）到上海串联，上海学联、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上海报界召开欢迎会。会上谈到北京军阀政府继续蛮横地镇压学生运动，以及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的事。上海学联就此事发表宣言，限政府于5月15日起的一星期内，对挽留蔡元培校长和保护大学尊严作出满意的答复，否则全体学生罢课。到5月26日，由于还得不到答复，在上海学联号召下，实行总罢课。
当聚乙烯给水管道采用电熔连接时，电熔管件是必不可少的连接附件，必须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给水管道系统所用的电熔管件、本工程所用管件必须符合AS/NZS 4129/AMD 3—2005《Amendment No.3 to AS/NZS 4129-2000 Fittings for Polyethylene (PE)Pipes for Pressure Applications》（以下简称“AS/NZS 4129/AMD 3—2005”）规定的要求。
线上渠道在近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容量终于迎来收缩。线下渠道加强了在服务、设计、售后、体验等多方面优势下，迎来顾客的大幅度“回潮”，线下市场占比大增8%。从用户需求着手，打造安心舒适的购物体验成为线下实体零售店扳回一局的关键。
罢课以后，上海学联进一步推动商界抵制日货，有些学校组织宣传队，有些学校组织义勇队、纠察队，有些学校组织调查部。务本女校学生联合分会致商界同胞书中说：“沪埠辽阔，日货充溢，或因血本攸关，意存观望；或因租界保障，依旧经营；亦有名为抵制，暗中出售；号曰国货，实杂日货……望爱国君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为自立之国民，毋作他人之奴隶。”博文女校学生举行救伤及看护练习，还将手工艺品在先施公司拍卖，作为活动经费。其他爱国女校、圣玛利女校、神州女校、中西女塾等，也积极进行爱国宣传活动。
由引理2.5有y) → x) ⊇1) → ((x →y)y)) → x).由引理2.4(2)和定义2.3知， ⊇(y → x).结合上述式子，由(HFC1)知，(x → y)y) → x) ⊇ (y → x) ∩ (y →x) = (y → x).这说明(1)对于成立.类似可证(2)也成立.
5月31日，上海学联在公共体育场开会，追悼郭钦光烈士。郭钦光是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与军警斗争，呕血而死。当天，男女学生都戴一样的白色布帽，不戴东洋草帽。这两万多顶白布帽，就是中西女塾、清心女校等十四所女校学生缝制的。参加追悼会的共有八十二所学校，其中女校二十三所。[5]京津代表许德珩等也出席了大会。各代表演说后，由女生唱追悼歌，会后集体游行，学生们又向各商店宣传罢市，市内大小商店也下半旗致哀。
基层图书馆普遍都存在基础业务工作不够标准规范、现代化信息技术人才缺乏、服务手段单一、人员编制不足、文献匮乏老化等问题。针对各基层馆的突出问题，并结合当地特点，河北省图书馆逐一对各授援馆制定专项支持计划。
（一）上海妇女运动的发展。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上海的妇女运动不断发展。除了上面叙述的情况外，还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义务教育的兴办，二是妇女刊物的崛起。
5月26日，上海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举行罢课宣誓典礼，誓词中说，为挽救国家危亡，不顾生死，决心坚持到底，会场内的男女学生都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参加宣誓的共五十二校，其中女校有十四所，学生共两万五千人。会后游行示威，队伍很长，从头至尾，走了两个多小时，步伐整齐，精神严肃，路上行人见了，都被他们的爱国行为所感动。[4]
“三罢”期间，女学生情绪激昂，由爱国女校发起，组织了女学生联合会，参加的有务本女校等十六所学校的女学生，推举爱国女校分会会长王英华为主席。各校组织演讲团、红十字救护团以及工艺团等，到社会上展开爱国活动。民生女校学生带着一千多张传单，到南翔演讲，有听讲的人当场将头上戴的日制草帽拿下来撕毁了。坤范女校学生分四队到吴淞、川沙、江湾等乡镇演讲。勤业女师学生为了保证爱国宣传活动顺利进行，派纠察队带着食物水果等，送给在外游行或纠察的学生当午饭；此外又每日分上下午两批出发，到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维持秩序，散发传单，在烈日下进行宣传演说。在暑假中，女学生们还举办游艺会，演出新戏为学联募捐，作为活动费。圣玛利女校举办了一次游艺会，排演新戏，卖票收入一千三百元，统统捐助会费。其他女校也积极演出，十分活跃。[8]
与VPA单独处理比较，联合miR-34c-5p抑制剂处理显著逆转了VPA对ATG4B mRNA（图6）与蛋白水平（图7）的下调作用。
此外，在“三罢”期间，女界联合会经常举办家庭演讲会，内容有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家庭教育、儿童教育等等。李果、程孝福等负责人也经常参加演讲，还同别的妇女团体联络友谊，交流情况，互相支持。当时女界联合会还编有一个会刊，及时发表活动情况。女子救国会将会员分成五组，到各处演讲，分发传单；世界女子协会通电北京政府，要求伸张正义。
四、上海妇女运动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6月5日，全市商店罢市的消息传来，工人们纷纷举行政治罢工。这天上午，曹家渡日本人办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等三个纱厂的男女工人五六千人，高呼“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一拥出厂，揭开了上海工人罢工的序幕。下午，浦东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的工人一律罢工，跟着罢工的有叉袋角的内外棉纱厂工人。当日华纱厂工人罢工时，日本资本家阴谋破坏，在男工人出厂后，就立即把大门锁上，他们以为女工逆来顺受，软弱可欺，强迫女工照常上工，女工不答应，吵着要出厂。厂外的男工知道了，立刻聚集一百多人把门撞开，放出了女工。日本资本家在愤怒的群众面前，吓得躲藏起来。[6]同一天内，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男女印刷工人也实行罢工。浦东陆家嘴英美烟草公司烟厂新老两厂的男女工人约五千人，自商店罢市以来，就准备罢工。这个厂的大班亲自出面阻挡，工人们推代表回答说：“可怜学生被虐，可恨政府助桀，痛心国难，实无心工作，决定罢工。”[7]
1919年7月，暑假开始，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后，上海学联成立了“国民义务教育团”，为失学工人开办义务教育学校。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开端。这个团成立的目的很明确，开办义务教育学校，只招收失学的工人、店员。为了他们上课方便，把学校设在工厂附近，上课时间为每天下午工厂放工后一小时，课程内容主要是浅近的国文和算术，使工人、店员学会写算，教员由各校男女学生担任。学生一律不收学费。除了到校上课外，只要工厂工人有二十人以上要求学习，就可以向义务教育团申请派教员去上课。当时，圣玛利女校的俞庆棠（女）、中西女塾的俞素青（女）都是义务教育团的委员。
从“五四”到“六三”，男女学生共同战斗，受到社会上的赞扬。10月14日，上海《时报》在时评专栏发表了一篇短文《男女一同做事》，号召进一步破除男女界限，推动社会进步。
正在商界对罢市犹豫未决的时刻，传来了6月3日北京政府逮捕和殴打大批学生的消息，上海工、学、商各界人民十分愤怒。学联为了动员商店罢市，由各校同学到商店去，挨家挨户，要求商人签名罢市。在动员罢市中，学生们在街头宣传，遭到反动军警的殴打。6月4日下午，有一千多商人在南市商会开会，被反动军警强迫解散，上海商界的怒火再也制止不住了，6月5日实行罢市。各商店门前都贴上白纸，写着“罢市救国”“商学一致”“挽救学生”“政事颠倒无心经营”“不惩办卖国贼不开门”等等。
各女校学生对学联发起办义务教育，都热情支持。民生女校利用暑假开办义务补习班，规定年长失学和没有经济条件上学的人，一律不收学费。民国女子工艺学校在暑假后开办义务补习班，同时附设工厂，既可制造国货，增加市场供应，又可开辟财源，供活动和解决学生生活困难之用。勤业女子师范积极筹备开办职业义务学校，共设两班，一班是国民义务教育小学班，只要有志读书而家庭经济困难的，都可以免费入学；另一班是工艺学习班，聘请高等技师传授缝纫机织、中西刺绣、花边抽纱等手工艺，一律不收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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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界联合会对提倡义务教育十分热心，会员们多次开会讨论，成立了义务教育组，选出会员九人担任义务教员，推选程孝福为主任。规定儿童教课内容与国民科（小学）相同，修身课用谈话方式，算术多学珠算，年龄大的失学女生，还分班教她们谋生的技能，同时了解她们的家庭情况，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女界联合会办的义务学校，受到群众欢迎，后来扩充为一、二两校，并开办一些工厂，使贫民子女既能读书，又有工做，解决了他们的读书和谋生问题。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后，上海出版的妇女刊物迅速增多，发表的文章大都与妇女运动有关，对上海妇女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比较重要的妇女刊物有《新妇女》《妇女评论》《妇女周报》等六种。《新妇女》是1920年1月务本女校的五位教师创办的。《妇女声》是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1921年12月开始出版的，当时为这个刊物撰写文章的有陈独秀、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李达等人。还有两位女同志参加了编辑工作，一个是王剑虹，湖南人，曾在上海平民女校读过书；另一个是王会悟，据她说，当时这个刊物由李达领导，凡是重要稿件都送李达审阅。
（二）历史局限性。值得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的工人运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没有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因此仍未脱出自发斗争的阶段。从女工实际觉悟看，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对自身的解放，也还提不出更自觉更远大的要求。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领导与主体，还需要有一个启发教育的过程。
此外，五四时期，各种思潮异常活跃，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状态，并未形成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其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传播较广，为多数知识青年所接受，在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是一种进步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作为一种思潮，仅仅在少数先进分子中得到承认和传播。当然，这种少数是暂时的，历史很快便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只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妇女取得真正的解放。
五、结语
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问题。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长期被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所压抑、排斥的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随之迅速壮大。其中，女工人数占相当大的比例。1915年，在轻工业生产中的女工就达到24.5万人；1919年，女工在全体职工中占到44.7%。中国女工又相对集中于江浙一带的织染工业。江苏（包括上海）一省女工就达14.3万人，占全国女工总数的近60%，占本省工人的73.7%。其中从事织染工业的有14万人，在织染工人中占46.7%，化学工业、食品工业中的女工人数也比较多。[9]中国妇女最早进入社会所从事的职业是工人，稍晚出现的是教师和医生。中国最早的女教师是在日本留学学习师范的女留学生们，之后，女店员、女招待等职业也相继面向广大妇女开放。这样不仅使女子有了摆脱男权压制、束缚的经济基础，而且在她们的头脑中，或多或少吹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风，产生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一批先进分子以五四运动为起点，开始踏上解救中华民族、解放妇女大众的革命征途，率领中国妇女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加入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新纪元，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展开了一幅崭新的画卷；而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妇女无疑是其中的一抹亮色。
参考文献
[1]高文阁.五四运动中的上海社会底层民众[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2][3][4][7][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5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1.12.13.15.17.
[5][6]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妇女运动史（试用教材）[M].内部刊印本，1986：38.40.
[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63.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11-0031-05
作者系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团校）青年研究中心教师
■ 责任编辑：沈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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