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期《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推出专刊“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70年(1949—2019)”。我们邀请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14个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对其所在学科7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绩与不足、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梳理研究范式的建构及其演变，为学术史留档，备学术界参详。
为了最大程度地尊重和彰显作者的学术个性，我们只对作者规定了论题的大致时间(1949—2019)和最宽泛的范围(学科回顾、总结、展望)，而没有就研究方法、学术立场，更不要说具体观点提出任何统一要求。但目前看来，大多数文章却不约而同地显出了某些共同特点。
首先，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数文章都贯彻了以范式为核心梳理学术史的思路。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概念，从书名即可看出，库恩使用这个概念为的是解释科学革命的结构：“革命”表明其所解释的是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突破性发展，而不是细枝末节的小修小补。“结构”则与局部相对，突出模型、模式之意。用库恩自己的话说,“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它“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换言之，科学研究中的范式“在一段时间里为科学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个意义上的“范式”类似福柯的“知识—话语型”概念，是具体的知识得以生产的可能性条件(母机)，它设定了学术研究的基本提问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是特定时期的学术共同体所共同遵守的理论基础、实践规范、基本坐标、方法准则。库恩认为，学术史就是通过范式演进的方式发展的。
本专刊的文章涉及的领域不同，但大多数文章都体现了通过范式进入学术史书写的共同路径。这使得他们的历史梳理不再纠缠于繁琐的细节，而具有高屋建瓴之势，而且其独特的发现也不是基于一些琐细考证，而是源于其所建构的范式的新颖和独创。比如,戴伟华教授在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时标举“视野”与“方法”两个关键词(结合起来即我理解的范式)，从“古典文学”向“古代文学”的扩展转移开始，将学科对象逐渐变化、稳定的过程，新经典确立的过程和新范式形成的过程等作为讨论的进路，独辟蹊径。再比如，刘悦笛教授提炼出了一条从“美是生活”到“生活美学”的中国美学发展的独特主线，或许你不认为这是对当代美学史的全面回顾，但却不能不承认其使用的范式(模型)让人耳目一新。这一通过范式演变把握学术史嬗变之关节点的方法，在本专刊的所有文章中均有体现。
第二天刚放学，我撒腿就往家跑。咦！门关着，厨房却有声响。我蹑手蹑脚趴到窗边，只见三哥正拿着罩褂在屋里上窜下跳煽着，一股诱人的香气钻入鼻孔。我低喊：“馋虫！”三哥吓得怔在那儿，然后就和我套近乎：“妹，饿不？”并快速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摊开在我面前，竟是黑糊糊的炸馒头。原来，他偷摸用妈妈攒的那瓶豆油炸馒头吃！一想到后果，我汗毛直竖，但直扑面门的香气立马让我缴械。从此我俩一发而不可收，每次嚼馒头时都痛下决心再也不敢了，可美食的诱惑力太强了，我俩无法收手。
我按那个人的指引，坐公共汽车到了六渡桥。我下了公汽，没走多远，看见一个人坐在桥下。他的头奇大，我起先以为是一个人用黑色头巾裹了头，近了，才看清是一个大脑袋的人。这人的脑袋也太大了。我忍不住细看，天啦，这不是李大头吗？他不是包工头么，怎么坐在这里？像个流浪汉。应该不是他吧，也许是另一个长得像的人。我抬腿往前走，就听见有人喊我：小贱！我愣在那里，吓得不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居然还有人知道我的小名。
学术场域与政治场域的紧密胶着，还使得70年中国家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变化，常常清晰地投影到学科发展中。比如，与国家命运高度同构、共振的人文社会科学，清晰地体现出三阶段发展模式(前30年、新时期、新世纪或1990年代初至2019)。这一点在胡智锋教授关于戏剧与影视学的回顾、刘海龙教授对传播学学术史的梳理中呈现为显性框架，而在本专刊大多数文章中也都有体现。比如张志忠教授将当代文学史分为“草创及深挫时期(1949—1976)”“生气蓬勃的新时期(1977—1989)”“现代性理论与学科的‘历史化’转向(1990—2019)”三个阶段，文章没有对当代文学学科史做面面俱到的论述，而是围绕1950—1970年代的现状批评、1980年代的文学新潮和1990年代以来的理论热潮和历史化倾向做了论述，这样的选择凸显了当代文学的学科特点。惟独难以纳入上述时段划分的学科大约就是艺术学这门只有1997年才正式进入官方名录的学科，因而张法教授对它之谱系学的四维图绘更显出其独到的眼光。
其次，学术场域与政治场域的同频共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都是在一个共同的、具有高度中国特色的语境中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其重要特征就是学术场域(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场域的高度共振与同构，国家意志常常深度介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影响甚至主导其话语形态与价值取向。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中都有体现(尽管程度不同)。从而，在某个学科的学术史梳理中总结的特征，常常也不同程度地适用于其他学科。比如，任剑涛教授总结的当代政治学“与国家命运共振”、政治学知识生产与国家发展的深刻勾连，王杰教授指出的政治学模式在1949至1978年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占支配地位，曾军教授概括的当代中国文艺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中呈现的理论政策化倾向，不仅适用于其所研究的学科，也不同程度地适用于其他学科。李怡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反思，正是抓住了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关系这个要害问题并将其贯穿全文，通过一系列关键事件、文本、例证等加以落实。
再次，本专刊的大多数文章都贯穿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自觉意识。很多文章都提到了在新中国前30年的苏化、新时期的西化(参见储朝晖教授的文章)，以及新世纪开始持续强化的本土化(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开始得稍早一些)。本土化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正如李强教授指出的：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努力基于中国学者对中华文明特征的深入思考、对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深刻认识，只有在此基础上建设的中国社会学才能够真正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李宇明教授从语言学角度深刻论述了语言学的本土化问题，认为语言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来自本土，其核心对象是本土语言的真实存在状态，而新时期语言学界多把学术眼光聚焦于国外，不但引进西方理论甚至还进口西方问题，从而导致语言生活“本源问题”的迷失。刘海龙教授把包括传播学、社会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非常精当地概括为“非本土学术资源的跨语际实践”，指出：西方的理论如何与中国既有理论及实践相遇，如何被创造性地诠释与使用以应对自身的本土化焦虑等，这些都是传播学这门年轻的学科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这也使得传播学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个具体而微的典型。周志强教授关于中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策略的把握显得极为独特，他在西方文化研究30年的中国之旅中别具匠心地解读出了中国文化研究学者在吸取欧美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资源的同时，如何形成自己有趣的“双重话语”，即以文化研究的学术话语为壳，以大众文化、人文精神失落、日常生活审美化、大众教育等问题为线索，凸显学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冷静反思、强烈批判乃至妥协性对抗。
“保护伞”条款的核心功能，是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或其投资的义务由国内法上升到国际法。未发生投资争端时，该条款发挥着指引东道国恪守义务的功能；发生投资争端时(通常为东道国违约)，该条款将投资合同争端上升为违反条约义务的争端，会产生适用BITs争端解决程序和投资国在符合其他条件下行使外交保护权的法律后果。在防范海外投资安全风险方面，本条款可将投资合同中约定的东道国或其地方政府或国有公司承担的安保义务由国内法合同义务上升为东道国的国际法义务。
本期专刊的作者集中了多个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可谓群英荟萃，星光灿烂。他们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这个小小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学术大戏。序幕已经拉开，下面就请各位尽情欣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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