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富国篇》是《荀子》一书的第十篇，该篇主要阐发了荀子以“礼”为准则，以“明分使群”为方法的富国思想。该篇较为集中地诠释了荀子的经济伦理思想，然而历代学者对该篇的研究，多着眼于《荀子》一书的整体思想，因此对单篇的细致研究有所不足。故而，在《荀子》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与分析《富国篇》的国内外的学术研究现状，进而查漏补缺。其次，提出自己论文新的研究思路，即通过对《富国篇》文本字数、关键字的统计和语词、句式特征的分析，从中总结出本篇的思想主旨，看是否能反映篇名，并最终判断该篇的大致成篇时间。最后，阐述《富国篇》的当代价值以及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荀子；富国；篇名；思想主旨；成篇时期
一、《荀子·富国篇》的国内外学术研究综述
荀子作为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备受历代学者的推崇，并且研究其思想的著作更是层出不穷。然而，学者对于《荀子》一书的研究，多着眼于全书整体，对其单篇的研究尚显单薄。即使古今学者对于《富国篇》的研究已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但其成果却零散于各个名家著作之中，因此，这也使得当代学者在研究《富国篇》时存在一些困难。故而，对《富国篇》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及评价、总结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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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富国篇》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校订注释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清)王先谦所著的《荀子集解》，该书总结以往学者对于《荀子》的校释思想，是研究《荀子》一书的基础材料；(唐)杨倞所校注的《荀子》也备受学界推崇；此外，梁启雄的《荀子简释》，对研究荀子生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邬恩波、吴文亮的《荀子全译》，对研究各篇思想主旨有着作用。同时，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的《荀子新注》，张觉的《荀子译注》，杨柳桥的《荀子诂译》等，都在《荀子》一书的校注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对于《富国篇》的篇章分类问题上，比较著名的有：廖名春的《荀子新探》，以及其《荀子各篇写作年代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廖名春在文中将《荀子》一书的前二十八篇，进行了分类与探析。不仅分析出《富国篇》乃荀子亲手所作，更探讨了《富国篇》的成篇时间，为学者研究《荀子》单篇提供了便利；此外，勾承益在《先秦礼学》一文之中，按照《荀子》各篇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分为三大类，《富国篇》则隶属于侧重政治主题的第二类，其分类标准是以荀子思想的核心——“礼”而展开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张西堂的《荀子真伪考》(《史学集刊》第3集)等也对《富国篇》的分类有所借鉴。
此类设计方法的缺点是相对比较保守，因为将零层板荷载考虑全部由桩承台承受。而实际情况中，零层板荷载由地坪桩与土共同承担。优点是可以简化后面的地坪桩计算，适用于厂区面积不大且地面荷载小的情况，对工期紧任务重的工程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再次，对于《富国篇》的思想主旨方面上，比较著名的有：李耀仙的《先秦儒学新论》，在其文中将“礼”看作是荀子思想的核心，对于《富国篇》的部分引用，亦以“礼”为主线，并且还论述了孔、孟、荀三者的传承与差别；此外，朱贻庭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一书中提出“礼论”的观点，故而，将其所引《富国篇》的内容，均归置于此框架之内；同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引用《富国篇》首段等内容，进而证明其“社会国家之起源”的观点，此观点对研究《富国篇》的篇名有所启发；另外，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上册)，大量引用《富国篇》的内容，对研究《富国篇》的经济思想有所借鉴。此外，惠吉星的《荀子与中国文化》，周先进的《荀子裕民经济思想的基本主张》(《湖南社会社科》2017年第1期)，王军的《荀子思想研究——礼乐重构的视角》，郑杰文的《荀子的“等分说”“群分说”与政治、经济“一体化”构想》(《邯郸学院报》2012年第2期)，韩德民的《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马元良的《荀子经济思想述评》(《孔子研究》辑刊)，张奇伟的《荀子礼学思想研究》等均对《富国篇》的研究有所启发。
最后，近几年以来，国外对荀子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较著名如：1928年，Homer Dubs作《荀子选译》，不仅如此，在1988年，美国人John.Knoblock连续出版《荀子》英译三卷本等等，从而使《荀子》的文本转换在英文世界从局部性翻译，走向全面系统的译介。日本的荀子研究比较著名的如桃井白鹿的《荀子疑秉》，福井文雅的《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儒教、佛教、道教》，桂十五郎的《荀子国字解》，安井小太郎《荀卿学案》等。韩国对《荀子》也有研究，张静互的《从荀子礼论看“礼教”的三个层次——试论“执礼”“知礼”和“行礼”的教育内涵》(《孔子研究》2001年第1期)；同时，郑宰相著的《韩国荀子研究评述》也有一定的价值。由此可见，荀子的思想日益受到国际学者的关注。
综上所述，《富国篇》是侧重于政治方面的一类篇章。[10]374不仅阐述了社会国家的起源，更以大幅度的文字，讲述了以“礼”为基础，以“教民”、裕民”、“开源节流”为措施的富国思想，故而，该篇以“富国”为篇名，十分符合文章主旨思想的。
根据廖名春教授的《〈荀子〉各篇写作年代考》中的分析，他将荀子亲著的二十二篇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荀子前286年游学于齐前之作；二是前279年以后至前255年以前在稷下时之作；三是前255年以后居于兰陵时之作。而廖名春教授将《富国篇》归于第三个时期，即前255年以后居于兰陵时之作。”[11]52这对研究本篇的成篇时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然而，廖教授对《富国篇》成篇时期的研究并不系统，他只是把本篇粗略的进行了分析，不像其余篇章那么详尽，这可能是本篇的成篇时期太过明显的原因。虽然如此，但现在仍然有必要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富国篇》的篇名由来及思想主旨
《荀子》一书各篇原本就不存在篇名之说，并且其三十二篇的篇章内容，亦是经过刘向的修订、删改之后而逐渐定型。因此，对《富国篇》的研究，必然应从其篇名入手。汪中曾说道：“今考《荀书》始于《劝学》，终于《尧问》篇次实际仿《论语》。”[1]361故而，两书的篇名由来有着一定的相同性，一般均是出自首段之中。然而，《富国篇》的首段尚未明显出现“富国”两字，故而，对《富国篇》的篇名由来，一方面需要对该篇中出现的重点字数进行统计，另一方面，则是以思想主旨为主线，进而考证以“富国”为篇名能否正确反映文章主旨。因此，该篇以“富国”为名，应有以下两点原因：
其次，《富国篇》对《诗》、《书》的引用也是一大特点。据统计，在《荀子》一书中，谈论《诗》共出现14次，征引《诗》共出现83次，而这种情况在先秦文献里是不多见的，且《荀子》是除《礼记》之外，引用《诗》以及谈论《诗》是最多的。《富国篇》中共引用《诗》6次，这在三十二篇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就《富国篇》所提及的6次《诗》而言，有两首出自《小雅》、两首出自《大雅》、一首出自《周讼》、一首出自《曹风》，可见在本篇中对《诗经》的“风”、“雅”、“讼”三类，均有涉及，这在《荀子》一书中是少有的情况，而对于荀子引《诗》、用《诗》的功用，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所提及：“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15]1936并且，荀子引《诗》的用法，对判断篇章内容有着重大的意义，这在廖名春的《荀子新探》中有所涉及：“就《诗》而言，《荀子》既证又解类的引《诗》，基本上后面都不加‘此之谓也’，也不一定居于一章之末。”[16]240此外，荀子对《书》的征引，也十分有特色。虽然在目前现存的古籍之中，尚未发现荀子传《书》的记录，但从三十二篇的内容中看，不难得知荀子曾引《书》、论《书》甚至以《书》作为教授学生的教材。就全书而言，《荀子》全文表面上引《书》共计15次，且所引篇章多集中在《康诰》与《吕刑》之中，其中，6例出自《康诰》，而《富国篇》中便占有2次，可见，本篇引《康诰》2次，在《荀子》一书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这也恰恰体现了荀子对于“先王之道”的崇尚，正如徐克谦曾经说道：“《书》为虞、夏、商、周之政典，儒家所谓的先王之政，略见于此。”[17]40故而，在研究《富国篇》思想之时，必然要重视《诗》《书》的引用。
首先，据统计，“富”字在《富国篇》中出现十三处，而《富国篇》一共才四千多字，除去文言文中常见的一些词汇，这个字出现的次数较多。与“富国”有关的词汇，如“裕”字出现十次，“裕民”出现九次，“民”字出现三十六次，“农”字出现两次，“百姓”出现十七次，所以根据统计学，称之为《富国篇》十分合适。
其次，从其篇章主旨方面入手，进而探讨“富国”为篇名的合理性。《富国篇》全文共分18段，虽然《富国篇》首段尚未出现“富国”两字，但其阐述了社会国家的起源，冯友兰对此曾说道：“此以功利主义说明社会国家之起源，而与一切礼教制度以理论的依据；与《墨子·尚同篇》所说相同。”[2]245故而，可知《富国篇》首段内容，不仅谈及国家产生的根源，更以礼教作为国家发展的依据，同时也可看出荀子对墨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富国篇》作为《荀子》三十二篇中的第十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荀子哲学思想的体现，而且它还详细论述了许多有关富国强国的思想，既然如此，那么就很有必要对《富国篇》的大致成篇时期进行详细的考证。这对揭示荀子思想的演变，把握荀子思想的实质有重要作用。
综上可知，国内外涉及《富国篇》研究的文章与著作十分丰富，但其研究成果过于分散，并且它们涉及的大多方面均是有关《富国篇》的校注及其思想主旨探讨，而关于对《富国篇》系统性的研究著作确实为数不多，故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富国篇》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地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可以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还可以为荀子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二、《荀子·富国篇》文本分析
再次，《富国篇》中涉及了大量的“非墨”言论。荀子作为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其思想展现着复杂性。荀子的思想是在对百家思想进行吸收、改造的基础上，从而逐渐成熟的。墨家当时作为显学之一，必然被荀子所借鉴。在《荀子》一书之中，“‘非墨’言论主要出现在《非十二子》《富国》《王霸》《天伦》《礼论》《乐论》《解蔽》《成相》等篇中。”[18]100而其中，以《富国篇》所占内容居多。荀子的“义利观”，明显受墨家思想影响，认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19]361又道：“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也。”[4]227故而，朱贻庭说道；“既然礼义道德是为避免因‘欲’‘物’冲突所导致的争乱而起，从而也就逻辑地规定了礼义道德的社会作用。”[20]144此外，荀子还吸收了墨子的兼爱思想，认为：“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4]216可见，荀子在墨子兼爱的基础上，强调明分使群的思想。同时，荀子在《富国篇》中，批判了墨子过于“节用”的经济政策，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强调适当生产与消费，以避免墨子的“苦节”思想，故而，荀子总结为：“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思想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墮之也，说不免也。”[4]219等等。因此，足见荀子深受墨子思想的感染。
首先，《富国篇》中出现了大量的“礼”字，这是在《荀子》一书中不多见的情况，故而，无疑为该篇的一大特色。郭沫若曾在《十批判书》中写道：“‘礼’字在《荀子》一书中共出现了375次，全书不见‘礼’字的就只有《宥坐》和《仲尼》两篇。”[12]249并且，在其书中，对于各篇所出现的“礼”字，做了相当详细的列表，除《大略篇》57次，《礼论篇》45次，《性恶篇》43次，《君道篇》26次，《王霸篇》24次之外，当属《富国篇》中“礼”字出现的次数最多，这也正表明了“礼”的思想在《富国篇》的重要地位。同时，《富国篇》中涉及“先王”3次，而在《荀子》一书中“先王”共出现44次，“后王”仅出现14次。[13]9《富国篇》中“先王”所出现的位置，均处于篇幅较长的段落。并且夏甄陶认为：“礼义”是“君子之道”、也是“先王之道。”[14]133故而，足以表明《富国篇》是以“礼”为基础的篇章，进而论述“富国裕民”的治国思想。
11月3日，西藏江达县波罗乡境内金沙江干流“10.11白格堰塞湖”垮塌处再次塌方，形成新的堰塞湖，对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较大风险。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金沙江堰塞湖溃坝洪水分析成果的紧急通知》，此次堰塞湖泄洪，流经迪庆、丽江，流量将达到历史最高。
《荀子》三十二篇的写作跨度较长，非一人一力所能完成，故而，在对于《富国篇》的文本研究之前，应对其所在三十二篇的分类情况有所介绍。目前学界较为认可廖名春教授对《富国篇》的分类，他认为《荀子》一书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荀子亲手所著，如《劝学》《修身》《富国》等；第二类为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的言行，如《儒效》《议兵》《强国》等五篇；第三类是荀子所整理、纂集的一些材料，其中也插入了弟子之作，如《宥坐》《子道》等五篇。”[11]52从中可知，《富国篇》作为荀子亲手所著。故而，在对其文本进行分析时，要与其它篇章有所区别与联系。
综上所述，对于《富国篇》的文本研究，要着眼于全篇，进而进行全方面的考虑，同时，要对本篇之中所出现的重点字词、经典引用等加以关注。对《富国篇》的文本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加深对《荀子》一书的理解，同时对判断《富国篇》的成篇时代以及主旨思想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荀子·富国篇》大致成篇时期
荀子作为战国末期的儒家大师，崇尚隆礼、重法，这在该篇首段总纲之中明显提及。这也是《荀子》一书的核心思想内容之一，故而，李耀仙认为：“荀子的整套以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正是由孔子早期的思想主张发展而来的。”[3]145因此，《富国篇》的思想主旨亦应以“礼”为准则的，而其余17段均是“富国”思想的具体思路。首先，荀子强调：“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4]209体现了荀子以“礼”节之的财政思想，与《节卦·彖传》：“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5]208的思想一致。同时也反映了“聚敛的对立面是裕民”[6]134的矛盾思想，进而使统治者懂得藏富于民的治国思想。此外，“他们要求贵族统治者‘裕民’，强调‘民富’对生产的有利作用，也可以为他们的地租剥削造成更有利的条件。”[7]428其次，荀子指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贱轻重皆有称者也。”[4]210这是对“亲亲之差，尊贤有等，礼之所生。”[8]28的进一步阐释，其中所谈及的分配有等，也是“荀卿维齐、非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7]437荀子不仅强调天时，还关注人主之政，于天时，提出“高者不旱，下着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下之事。”[4]217于人事，强调明分使群，胡寄窗认为：“从他的社会观出发，他认为人类群居并处，有同一的要求，而达到要求的方式各异，有共同的欲望，而满足欲望的智力各异，故须彼此分工合作。用来养活一人的商品是多种技工所生产的，任何‘能者’也不能兼长各种技能。如果人们离群索居，彼此无所期待，则大家都感到穷困。”[7]424并且荀子认为“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争，省商贾之利，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4]211-212也可见荀子对社会分工亦有较为深刻地见解，同时足见荀子对“三才”之道的深刻理解，其中，荀子对商贾的看法颇有改观，但其经济思想依旧以“省工贾，重农夫”[9]280-281为基础。但荀子又将“‘分’字看作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亦即所谓‘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的各种区别。”[7]425故而，其思想的局限性亦十分突出。此外，《富国篇》中更涉及了墨子思想的有益成分，认为“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藏余。”[4]211即生产，又消费，但其消费观点存在着强烈的阶级性与空想性等等。
新的高考制度公布以来，师生一致认识到语文学科的重要性。对于高考来说，用“得语文者得天下”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要求中，对学生阅读能力的要求大大提升，这一点就从要求学生背诵的古诗文以及要求学生必须阅读的书目大幅增加就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对于语文学科的学习来说，阅读的能力的提升十分重要。
《富国篇》成篇于荀子居于兰陵之时(公元前225年)的证据有三：第一，可以通过《王制》、《王霸》、《富国》三篇对工商税的不同态度可以印证。廖教授在文章中有所提及，《王制篇》主张“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21]189-190，说的是工商税不征山林泽梁也不税，只征收单一的农业税。《王霸篇》说：“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22]270，只说要加强市场管理，也没说要征收工商税。而《富国篇》却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4]211又主张要征收工商税，只不过要注意“平”，不要太重而已。这种征税观念的变化是同战国时期私营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有关的。私营工商业的由小到大，导致了“关市之征”从无到有。所以，《王制篇》与《王霸篇》反映的是荀子前期的工商业税观，而《富国》篇反映的则是荀子后期的工商业税观。第二，根据廖名春教授《〈荀子〉各篇写作年代考》中关于《王制》与《王霸》的分析，这两篇的写作时间在荀子各篇成篇时期的第三个时期，而《富国篇》的成篇时期又晚于这两篇，所以《富国》必定也是形成于这个时期。而且它多论述经济之道，可能是荀子初任兰陵令时之作。第三，通过荀子晚年在楚国的活动也可以佐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人或馋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23]2348这记述了荀子在齐国受到妒忌，于是来到楚国，经春申君引荐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不再出任兰陵令，而居住在兰陵。荀子在任兰陵令时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国的思想方针，而《富国篇》正好符合荀子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综上所述，《富国》篇的大致成篇时期是前255年以后居于兰陵时，而那个时期就是荀子“富国裕民”经济思想的最显著时期。荀子曾长时间游历各国，其思想更是融汇百家并自成体系。考订《富国篇》的成篇时代，能够较为准确地揭示荀子思想内涵，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其实质。
四、研究《富国篇》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
关于荀子及其文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丰富的成果，但以往主要从文献整理、生平事迹、思想学说、荀学史诸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对《荀子》单篇的研究相对较少，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对《荀子》各篇进行细致地分析和总结，弥补现有研究的缺陷，同时为将来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更为准确和丰富的材料。
首先用高速粉碎机将钼精矿粉碎，用80目标准筛将粉碎后的钼精矿进行筛分，取80目筛下；其次，称取一定量去离子水，80筛下钼精矿加入2 000 m L的高压反应釜内，盖好釜盖；第三，向反应釜内预充一定压力的氧气，并保持一定时间，检测反应釜是否泄漏，若无泄漏，将反应釜内氧气排出；第四，开启搅拌、加热物料，待温度升至试验温度后，缓慢充入氧气至试验氧气分压，保温、保压一定时间后降温泄压；第五，打开反应釜釜盖，取出物料，用真空泵、抽滤瓶进行固液分离，并用一定体积的热水洗涤滤饼，废水取样检测，将滤饼送入热风循环烘箱烘干脱水，烘干后的滤饼取样检测。
荀卿的“富国论”这一观点精辟而富有新的意义，它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众所周知的制天命而用之，而且兼收儒、法两派之所长，正是这一特点使它对战国后期乃至秦汉时期的儒家和法家两派人物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的治国方针也为这两家的政治家们所利用，不仅成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发展和巩固封建经济的强有力的武器，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对荀子的富国思想的研究对我们也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理论的精髓，从而应用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3.实行竞争上岗制度。采油厂对技术含量较高、知识相对密集的岗位，在全厂范围内进行公开招聘，实行竞争上岗。对拟招聘的岗位和应聘者学历、技术职务等进行公示，经笔试、面试和答辩后，成绩最优者优先上岗，给广大干部提供便捷的成才渠道，搭建充分展示自我才华的平台，激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当然，无论是对荀子思想的整体研究还是对《富国篇》单篇的研究都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众所周知，荀子的富国思想，及其富国论中的一些经济手段已被应用到封建国家的施政方针中，从而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魏李世安的均田制改革中实行按人口授田、多植桑麻、赋税有常、减免杂赋以及演化到隋唐的租庸调制，就是在荀子的“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24]589的为民置产主张、“计力以畜民”、“度人力以授事”的经济方针和“轻田野之税”的轻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和展开的。而这些经济思想和方针同样对现代社会有深刻影响。
荀子的政治思想与治国理念，在理论上由他的弟子韩非继承和发扬光大，在实践上由弟子李斯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建立封建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得以成为现实。郭沫若曾说:“汉武以后，学术思想虽统于一尊，儒家成了百家的总汇，而荀子实开其先河。”[12]251近人谭嗣同的《仁学》也指出:“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25]47可见荀子之学对后世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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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8-12-12
[作者简介]阴苏哲(1993-)，男，河北内丘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中图分类号]D691；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9)02-0047-04
[责任编辑：刘卫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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