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红联:理学思想观照下李滉“文以载道”文论观探析论文

河红联:理学思想观照下李滉“文以载道”文论观探析论文

摘要:李滉继承了传统的“道为根本”、“文从道出”的基本文道观,并在其理学思想的观照下,通过对“文”“道”及其关系的阐释,体现了他对“文”“道”在“文以载道”文论观中的地位与相互结合的理解,表现了李滉“文以载道”文论观的理学特点。

关键词:李滉;理学思想;文以载道

退溪李滉(1501-1570),是朝鲜朝时期研究中国儒学和程朱理学的著名哲学家,被誉为“朝鲜之朱子”。他继承发展了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并创立退溪学。他一生做学问与为官生活并行,集官吏、思想家、教育家于一体。

那么好了,在前述谈及的第二个“时间窗口”节点上我们已经明确一对有序实数对可以和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一个点对应起来,既然函数的本质是在某种对应关系下得到的一对一对有序实数对,那么这一对一对有序实数对当然就可以与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一个一个点对应起来,函数的“形”就有了,函数图像就是这么来的.

同时,李滉也以其独具特色的文论观点及文学创作,在朝鲜汉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容忽视的一笔。李滉以自己在哲学领域的深入研究,在“理气二分”的基础上,鲜明的提出了他在文学领域的“主理论”:主张“文以载道”的文论观。

文以载道,是对“理”(“道”)的至上追求,这是李滉对文学本质的深刻认识,也是李滉文学观研究的一个根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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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李滉的理气论充分继承了朱熹的理气思想,当然也继承了以“理”为本的理一元论。所以李滉强调理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他说:“理本其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非气所当胜也。但气以(已)成形之后,却是气为之田地材具。故凡发用应接,率多气为用事。气能顺理时,理自显,非气之弱,乃顺也;气若反理时,理反隐,非理之弱,乃势也。”③在这里,李滉对理本体做了全面精详的阐述,李滉也主张“理先气后”、“理本气末”、“理能生气”、“理存气灭”。但与朱熹相比,李滉思想中的“理”更具有能动性。朱熹的“理”是本身不能自己产生动静的,但其内在却蕴含着动静之因,“太极者本然之妙,动静者所乘之机。太极只是理,理不可以动静”④;而李滉的“理”却是至高无上的、能发能生之理、能动能静之理,不是形而上的、无为的一般的理。在朱熹“体用一源”的基础上,李滉详细阐述了理的体用思想。他认为,从本然之体而言,“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⑤,但如果从至神之用的角度来看,理却无处不在。李滉认为朱熹所说的“理却无情意”就是理的本然之体,理本身无法分化产生阴阳之气,但理的作用和表现却是通过阴阳的产生来具体显现的。所以有“太极动而生阳是言理动而气生也”⑥。在李滉的观点中,太极本体即为一,非动非静,也就是即动即静的动静合一,对理本体的自主能动性做了充分肯定。也正是由于李滉认为“理”可动可静,有体有用,更具实体性,所以与朱熹的“理”相比,李滉的“理”的主宰作用非常突出。他抬高了“理”的地位,强调“理帅气卒”、“理贵气贱”。这一观点的提出,既是对朱熹部分观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一个补充,也是对整个理气论的发展。在李滉的理气论逻辑结构中,“气”虽然是相对独立的,也承担着由理至物的连接作用,但气的重要性还是被减弱了,李滉强调“理有体用”、“理自动静”,所以理呈现出的是无须乘气而动静,气只是宇宙生成的“田地才具”,处于仆从的次要地位。同时,李滉也强调理、气的不分离。它们相需不分,“力故以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⑦。

如果说“道为根本”是李滉“文以载道”文论观的基本立足点之一,那么相应地,“文从道出”自然就构成了李滉“文以载道”文论观的另一个基本立足点,也成为李滉文道观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文从道出”规范了李滉对文学创作的地位和作用、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境界与理想以及作家的主体修养等方面的基本见解。“文皆从道中流出”意味着文学本质是“道”的感性显现,也就是说文学创作美的最深层意蕴即是道。也是天理流行的美的显现。既然文学的形式美是从理中流出来的,也就确立了文学形式与理同在的价值。因此,文再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文由理出,文的价值是由理的先天性规定了的。而在文学创作中,道即是理,文从理出,文从道出,也就显而易见了。

李滉的文论观点就主要是依托在他的这一哲学思想——“理本气具”、“两在合一”的理气观基础上。李滉认为,“道”即“理”,“理”是事物的本质的运动的规律,也是宇宙的本体。“理”可以说是李滉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从这一哲学观点出发,“道”自然也就成为李滉文论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根本,“道”是起点,也是终点。在李滉的哲学思想中,“理”通过“气”的流转变化而化为宇宙万事万物。“气”是一切现实存在的事物的各种具体形态,“理”便是这万事万物所以存在的缘由与依据。正如朱熹所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⑧,李滉也正是继承了这一“理本气具”说而进一步发展,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有“理”在,而这些万物之理究其根本也都是一理。这至高的一理,通过气的运转而成万物,是谓“理一分殊”。正如“月印万川”,但万川之月却只一月。由此,理气两者合而为一。从逻辑上讲,李滉认为“理”为第一性,“气”为第二性,“理”在“气”先,“理”是起决定作用的,“理”决定“气”的存在。就现实世界而言,每一件事物都有各自的“理”,“理”无“气”不成,失去“气”“理”也无从持搭。所以理气“不离不杂”,“理”在“气”中,“理”即是“气”。这也正是钱穆先生所说的理气“两在合一”。

相对于传统的文道观,李滉的文道观中深深渗透着理学的色彩,李滉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将传统的儒家文道观上升到理学的高度,并将自己的理学思想系统投射到文道的关系之中,使文道关系具备了系统的哲学层面上的阐释和理论依据。在李滉的理学体系中,文与道的关系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内容与形式、文与质的关系,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形而上的本末与体用的关系。从理学角度深入探讨文与道的关系,这也正是李滉超越前人之处。

可见,李滉一方面继承了朱熹理气不离不杂的观点,但他在肯定理气互为体用的同时,发现并更加重视理气之分,强调理气会因形之上下、道器之分等而不杂。对理、气的主从、贵贱关系做了严格的区分,表现出主理抑气的倾向。

1.1.5 外植体选择:百合多种植于陆地或温室,其生长环境导致外植体材料表面会带有细菌,同时内生菌也会伴随着外植体的培养对组培苗造成影响[4]。这种开放性的外界环境则要求在选择外植体材料时更加严格。整个培养工作能否高效顺利完成,外植体的选择起到决定性作用。有损伤的外植体,长势弱的外植体都会在培养过程中,不能抵抗内生菌的竞争,产生污染。

客观的讲,在李滉之前的许多理学家都把“文”与“道”看作相互独立的两个概念,一方面有“重道轻文”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有“重文轻道”的思想,两种文论思想在儒家文学范畴内此消彼长地共存着。但无论哪个观点都容易陷入狭隘的境地。因为如果把“文”单独提出,看作一个独立于“道”外的概念,然后再要求文“载道”、“贯道”、“明道”,这就与最开始假定“文”是独立的概念在根本上是矛盾的,而且“文”又该如何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呢?这样的话将无法继续贯彻儒家的“文道”观。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载道”也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必然不能够进行彻底的“贯道”。为了纠正这一问题,李滉继承了朱熹“文从道出”的口号,从理论根本上统一了两者的关系。在李滉看来,哲学思想范畴内的“理气”和文学思想范畴内的“文道”相对应,就可以把“理”这万事万物之根本看作是文学创作中的“道”,也就是说,“道”也可以看作是为宇宙之本体,自然万物均为“道”的表现,“道”也就是文学创作中的根本,文学创作种种形式与情感都是“道”的各种表现;“文”也如此。道是根本,文是枝叶;道是源,文是流。文只能“从道中流出”,所以无道也就无文,两者是合二而一的关系。理气与道文的对应关系就这样完成了,印证了其实现了论道就是论文的观点,论文也就是论道,根本不存在还需要特别用文来“载道”、“贯道”、“明道”的问题。同时,道本文末的“本”与“末”还有各自存在的特殊性,即“理一分殊”。

概言之,其实道与文的关系也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无特殊性即无普遍性,因而承认文的特殊性并不是妨碍道,而只是道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李滉的“文从道出”,究其根本,要比其他理学家更重视探讨“道”的本质性及其至高无上性,也更注意观察文对道的依附性。

从历史来看,自明朝初年到清朝初年,我国与朝鲜一直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但并没有勘界。长白山之所以会成为中朝两国的界山,有一段颇为复杂的历史。

在李滉的文论思想中,与他的哲学观中“理气”范畴相对的文论术语就是“文道”。在李滉“主理论”观点下,其“文以载道”的文论观点表现特别明显。何为“道”?李滉对“道”的理解,一方面有他认为“道”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的意思。这与老庄的“道”的观点的提出及之后理学思想的发展有密切联系,比如北宋张载以气为道、为本,“由气化,有道之名。”①朱熹以理为道、为本,“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②另一方面,身为一位朝鲜朝中期的理学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李滉对“道”的理解又是明显偏重于“道”的社会意义。在他的《陶山十二曲跋》中,明确提出自己作陶山十二曲的两个目的是“言志”、“言学”。比起宇宙论,李滉更关心人间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所以他才会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表明自己的倡议。这都是“文以载道”文论观的具体表现。可见其对文学创作的社会功用的追求与重视。“道”就是“理”在文学上的本原,“文”就是“气”,李滉“主理论”中“理气”的主次关系,正对应了其“文以载道”中的“道文”关系。

在对“文”“道”关系的认识中,李滉的文论观有着鲜明的理学色彩。就其时代背景来看,“文以载道”是李滉对文学本质论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文学思想的核心。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文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⑨李滉非常赞同并且继承了朱熹的这个观点,对文学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确证。这一结论显然比其它理学家在文道关系的认识上更进一步。

李滉在朱熹“文以载道”的观点的基础上,强调了文道结合的实践性。这是他对文学本质论的一种深入认识,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他说:“某人甚有文才,而为人甚虚疏可恨,是知务文学矣!治心最紧,不可忽也。……文学岂可忽哉!学文以正心也。”⑩可见李滉坚决反对仅有文采而为人不实的现象,所以有“曾闻其太尚词华,欲抑之,不令作诗”⑪这样的评论。提倡“晦斋文学甚正,观其所著文字,皆胸中流出,理明义正,浑然天成,非所造之深,能如是乎?”⑫李滉认为,朱熹的文章都是从道中流出,可见在论文道关系时李滉最关注的仍是天理。但另一方面,李滉又说“文学岂可忽哉!学文以正心也。”⑬肯定了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论断,皆源于“正心”。通过学文之途达到正心,这才是李滉强调的重点,特别是强调文学创作的本源在道,而道统摄之处便为心。李滉认为人心与道心是相连的,是性情的统一,是理气的结合。李滉虽以道为本,但不否定文辞的价值,而且对此还有一定的客观认识,如李滉在《与黄仲举》中认为“近尚牧寄到风咏楼上梁文,词采烨然,虽似有文胜之疑,然在上梁之体,不以为疵。”⑭可见他对文体与文辞具体的使用是能够辨认认识的,他认为在“上梁体”的文体要求下,文胜亦无不可。这可以看做是李滉对文道二元关系的一种模糊的辩证认识,也是李滉“文道观”观点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李滉这样的“理气”观的哲学思想基础上,作为文学本质论中的“文道”观便有了最有力的理论依据。“文”源于“道”,“道”又是“理”在艺术领域的表现。所以“文”的实质是“理”的显现。因此,李滉的“文以载道”文论观的基本立足点即为“道为根本”。

④ 《太极图》,《钦定四库全书·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

① 《太和篇第一》,《钦定四库全书·张子全书·卷二》。

适应活化过程中,氧气可参与酵母细胞内不饱和脂肪酸和甾醇类物质的合成,从而提高酵母生物量及其乙醇耐受性,从而促进二次发酵[14-15]。研究表明,少量通气可使酒精发酵过程中酵母活细胞数增加[16],但过多氧气的存在则可能导致酵母细胞中活性氧(ROS)的积累[17]。

⑦ 《答齐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退溪集Ⅰ·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第408页。

③ 《答李达李天机》,《退溪集Ⅰ·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第356页。

注释:

⑤ 《理气上·太极天地上》,《钦定四库全书·朱子语类·卷一》。

⑥ 《答郑子中别纸》,《退溪集Ⅱ·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第102页。

② 《答黄道夫》,《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五十八》。

本次考察对接,是河南省总工会与十三师工会在前期充分调研、多轮沟通的基础上,对十三师“互联网+工会”工作进行的一次系统性、全局性的高质量对接。经过双方充分、细致地交流,明确了十三师“互联网+工会”工作按照平台搭建完善、会员信息录入、规范运营管理三步走的总体布局,搭建了豫工惠十三师服务平台基础窗口,确定了围绕河南援疆重大政治意义,以红星劳模合作社为抓手,深度推动两地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基本思路,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对用好用实“互联网+工会”普惠服务平台,让河南与十三师两地群众受益、满意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⑧ 《答黄道夫》,《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五十八·书》。

当前,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内部控制制度缺乏全面性,覆盖面不够,加之在实际操作环节中有些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职责不清,出现一人多职现象,不相容岗位未相互分离,起不到牵制作用;同时也使得具有能力的会计工作人员无暇顾及和专注于本职工作,不能充分施展其才华,导致单位内部管理水平得不到提高。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没有必要的制度保障,使得国家规定的相关会计规范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有些行政事业单有完善的内审制度,但是内审制度却是订在墙上的一纸空文,并没有将内部控制工作付诸实践。这样的内部控制工作浮于形式,影响了制度的执行力。

⑨ 《论文上》,《钦定四库全书·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⑩ 《退陶先生言行通录》卷二,《增补退溪全书》四,第34页。

⑪ 《答赵士敬戊午》,《退溪集Ⅱ·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第46页。

⑫ 《退溪先生言行录》,《韩国文集丛刊48辑·鹤峰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五·杂著》,第241页。

本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切实发挥农垦在质量兴农中的带动引领作用”。请问垦区在坚持质量兴垦、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有哪些举措?

⑬ 《退陶先生言行通录》卷二,《增补退溪全书》四,第34页。

特别,若ai=0,bi=+∞,则C={x∈Rn:xi≥0}。对∀u∈Rn,PC(u)=(max(xi,0))i。

⑭ 《与黄仲举》,《退溪集Ⅰ·退溪先生文集卷二十》,第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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