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制度建设具有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特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制度建设具有静态稳定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是长期坚持、稳定不变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制度建设在非平衡环境中具有动态稳定性——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前提下大力推动制度创新，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相关的制度、程序、规章、条例，使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常态化、体系化，从而保证党始终是一个具有健全制度、连续稳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无产阶级政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制度建设；民主集中制
执政生态是执政党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有机统一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有机统一主要体现在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环境与行为这三组最重要的系统论范畴中。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理念、执政活动看作是一个执政的生命系统，则其执政所处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等因素就可以视为环境系统，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这是生命系统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作为执政生态系统的生命主体，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是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常态化、体系化的保证，决定了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理念、执政活动的基本形态。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建设稳定性的内涵
无论是在局部地区执政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都是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系统，不同的是系统的规模、层级以及控制模式，但系统都具有一定的整体性、稳定性、适应性、有序性、多样性、可靠性等特性。系统的这些动态特性既取决于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关系，也取决于生命系统——执政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分系统、生态因子、要素之间的内部结构和联系方式。而生命系统的内部结构、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方式需要规范化、程序化、常态化、体系化的制度作为缰绳和共同的行为准则，才能保证系统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稳定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P333），这个论断的系统论含义。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发扬党内民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的纽带。中国共产党是千千万万党员依靠党内规章制度组织起来的统一体，它具有统一的思想纲领、完整的规章制度、严密的组织纪律。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关键功能是增进秩序：它是一套关于行为和事件的模式，它具有系统性、非随机性[2]（P33）。因此，为了维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动态特性，制度建设的过程就要体现出整体性、稳定性、适应性等动态特性。其中，稳定性又是重中之重。
稳定性，简言之就是对扰动的不敏感性，是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当把一个生物体、一个生态圈、一个企业、一部机器、一项工程、一个经济协作区、一个社会组织、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同盟组织等看成是一个系统时，系统为了实现自身的稳定和功能的发挥，需要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物质、能量和信息，需要与外部环境发生联系，这就会产生稳定性的问题。这里的稳定性是指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即系统在外部环境的干扰作用下，系统整体总是趋向保持某一稳定状态的特性。处在一定环境下的系统，在环境的变化或偶然因素的作用下，仍能保持或恢复自身的特定状态。整体稳定性是系统自我保持对环境适应性的体现，并取决于系统中各要素稳定联系所形成的结构。由于系统结构存在平衡结构和非平衡结构，因此整体稳定性又分为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两种情形。
系统的静态稳定是由系统的平衡结构决定的。具有平衡结构的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排列方式是相对不变的。例如，一部机器、一座建筑物，其各要素之间有机联系形成的结构反映的是各部件之间按一定规则要求连接和装配的关系，一旦形成系统，这些关系就很少有变化。这类系统结构属于平衡结构，由此所决定的系统整体稳定性则是静态稳定。
系统的动态稳定是由系统的非平衡结构决定的。具有非平衡结构的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排列方式虽然不能随意变动，但又保持对外界环境的活动性，即保持与外界经常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系统的非平衡结构，一方面要反映各组成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有机联系，以保证系统在所处环境下能自我维持；另一方面又要反映外界环境对这种有机联系的影响，以保障系统在所处环境下能正常发挥其功能。例如，生物体、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都属于这类非平衡结构，系统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促进系统新陈代谢和正常演化，维持系统的稳定存在[3]（P173-174）。
学校德育容易走进这样的误区：学生的品德教育只是该学科教师的工作，正是这样的误区导向，才使得现今我国小学阶段德育工作的停滞不前。其实，德育工作需要各门学科教师的共同参与，需要融入常规教学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这样才能有强有力的环境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全党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并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内组织生活等方面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不能缺位错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体党员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现象作斗争[8]（P170-175）。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建设的静态稳定
系统的静态稳定是由系统的平衡结构决定的。具有平衡结构的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排列方式是相对不变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制度建设具有静态稳定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是长期坚持、稳定不变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区别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必须按照正确的组织原则和制度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集中统一，才能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否则，党内就会派别林立、四分五裂，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政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在党内允许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二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健全党的各项制度，包括关于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制度、关于民主选举的制度、关于建立报告的制度、关于缴纳党费的制度、关于调查统计的制度等；三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袖和广大党员的关系，严格遵守党内平等的原则。事实上，党内民主、党内平等都必须靠党的组织制度来保证。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体现和具体运用，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决定性环节。列宁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时，批驳了马尔托夫等人在组织问题上的无政府主义，阐明党必须按照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他提出：集中制思想是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集中制的原则即要求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集中制原则必须体现在党的组织章程中，章程是保证党的组织统一、思想统一和保证党的集中化的根本组织措施。
焊接冶金过程对焊缝的化学成分、性能、焊接质量以及焊接工艺性能都有很大的影响。了解各种工艺条件下冶金反应与焊缝金属成分、性能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规律，对于合理地选择焊接材料、正确地控制和调整焊缝金属的成分和性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熔化焊时用来形成焊缝的消耗材料，如焊条、焊剂、焊丝和保护气体等，统称为焊接材料。焊接化学冶金过程中提出的任务就是依靠它们来完成的。因此，在实际焊接操作过程中弄清各种焊接材料的应用特点和选用原则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
生活是平凡的，但是能够坚守平凡的人，总能找到不凡的价值。高塔上发短视频的电网工人，为何能收获无数粉丝的感佩？也许不仅是因为艰苦，更因为传递光明。《人民日报》“中国道路中国梦”栏目也曾刊登过一位电网工人的文章。作者是孩子眼中的“蜘蛛侠”，一边爬高一边拉线。200多米的塔相当于80多层楼，爬上去要迈过1268级台阶。工作甘苦自知，但在塔顶俯视长江，会感觉它变窄了，而自己和塔上的队友却变得高大了。
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充分的制度供给本身就能保证系统中各要素形成稳定联系的耗散结构，而制度建设的稳定性同样存在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两种情况，这与制度体系的层次有关。一般而言，制度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根本制度（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第二个层次是基本制度，第三个层次是具体工作制度。在党的制度建设领域中，第一层次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所有党内制度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部分，是其他党内制度赖以成立的原则和基础，是执政生态系统实现静态稳定的支柱。第二层次的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党内生活制度等，这些制度是规范机构运作和党员行为的法定程序和有效规则。第三层次的具体工作制度包括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它们是维持各级党组织日常工作必不可少的保障，是第一层次制度和第二层次制度的具体化。第二和第三层次制度建设的稳定性主要体现为动态稳定，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锁，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采取的是分散控制模式，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具有独立处理地方问题的广泛权力，实践证明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是，也出现过另一种偏向，就是分散主义的偏向。有些地方搞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甚至在处理一些应当由中央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时，事前既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请示，事后也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报告，严重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多次在制度建设上进行创新，在不损害地方独立性、自主性和积极性的条件下，1942 年发布决定要求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1948年发出指示要求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并发布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这些制度创新有着清晰的路径，就是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有时更多地强调民主，有时更多地强调集中。
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再次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5]（P225）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陷入巨大混乱，究其原因，“踢开党委闹革命”使得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制度的静态稳定性丧失，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内部的平衡结构被打破，导致系统处于剧烈的振荡之中。西方学者应用系统论观察这时的中国权力结构，发现干部、军队、群众组织这三个互相竞争的组织系统之间的力量平衡很大程度上仅仅依靠毛泽东个人的调控，但是“他从未完全地控制过局势”[6]（P189）。1982 年党的“十二大”审议通过的新党章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并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都作了更加充分、更加具体的规定。例如，增写了“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等内容。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第一道关口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习近平指出：“中央政治局开展工作要严格按照规则和程序办事。中央政治局讨论研究工作，要畅所欲言，鼓励每位同志充分发表意见、积极贡献智慧，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作出决策。作出决策后，必须雷厉风行、不折不扣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中央政治局内部，要倡导开展积极的善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坦诚相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总结经验教训，交流思想认识，达到帮助同志、增进团结、做好工作的目的。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决策，坚持重大问题按规定请示报告，用实际行动树立中央政治局高度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良好形象。”[9]守住民主集中制这根“定海神针”，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静态稳定就有了基本保障。
历届党代会上的中央委员更替率[7]（P217）
党代会 十二大 十三大 十四大 十五大 十六大更替率 60% 68% 57% 63% 61%
（2）建立健全合作社制度，吸引农民将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管理，进行集约化生产，采用机械化种植，大规模提高产品产量、质量和工作效率。据测算，一般机械播种每人每天可播种面积折算大田面积2 hm2左右，而且出苗均匀、整齐，栽插时漏插、缺棵少，秧苗素质较好[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总体稳定就与党的制度建设的静态稳定高度相关。沈大伟认为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存在一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的重要因素：“经济和富裕程度日益增强，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加强，多民族社会基本融合，政治领导层稳定，领导人更替得到恰当处理，政权对军队和国防安全的控制强大有力。”[7]（P50）其中，领导人更替的平稳过渡正是民主集中制得到切实遵守贯彻的结果，尤其是预防一言堂、家长制、集权制的退休制度和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度的实行。在1992 年和1997 年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上党政干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换；2002 年的“十六大”上，“严格的退休制度得到执行——61%的中央委员退休，另外，21 位政治局委员中也有13 位退休”[7]（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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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建设的动态稳定
系统的动态稳定是由系统的非平衡结构决定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耗散结构是一种动态的稳定结构，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稳定态。这种结构只有在开放和非平衡条件下才能形成，只有在系统与外界环境保持连续不断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才能维持，它的存在强烈地依赖于外部条件。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0]（P210）。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治稳定包括政局稳定和政策稳定两个方面[10]（P217）。而这两个方面的稳定都高度依赖制度建设的稳定。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具有静态稳定的特性，但更需要保持动态稳定——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前提下大力推动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党内相关的制度、程序、规章、条例，使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度化，从而把我们党建设成一个具有健全制度、连续稳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刘少奇就曾指出：“党坚持基本的组织原则之不可破坏性，但应规定适合于环境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以促进党的工作的发展，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与行动的统一。”[4]（P4）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从1927 年起，民主集中制被写进党章即正式确立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历次党代会修订党章都再次予以确认。1945 年5 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特征、性质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民主集中制中集中的意蕴就是“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4]（P59）。民主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4]（P60）。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4]（P66）。对于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刘少奇指出：“要在党内放手实行高度的民主，决不是要削弱党内的集中制，相反，要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同时实行高度的集中。要使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对立起来。只有实行高度的民主，才能达到领导上的高度集中；只有在以民主为基础的高度集中领导之下，才能实行高度的民主。”[4]（P67）这就是说，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广泛充分的民主，领导机关的产生、政策纲领的制定、规章制度的贯彻、组织生活的开展都会失去合法性，党的意识形态会变得僵化教条，党的组织会失去生机和活力；而没有高度集中，党内民主可能走上歧途，出现无政府倾向，如背离党中央搞独立和极端民主化，使党组织失去统一意志、失去纪律观念、失去整体和全局利益，最终让党丧失战斗力、丧失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执政生态系统的控制模式采取分散控制和集中控制相结合，但是集中的手段更多一些。反映在党的建设上，就是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不充分，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不足。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指出：“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5]（P227）因此，“八大”新修订的党章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特别是关于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问题，关于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关于各级党代会的定期召开和充分发挥作用问题，等等，其目的都在于扩大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这两个方面的制度供给都是负反馈回路调节需要的。因为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体系内，集中的一面是由正反馈回路主导的，在回路中因果关系的链条是封闭的——体现在“四个服从”是无条件的，以致增加回路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会使最初变化的因素增加得更大；民主的一面则是由负反馈回路控制的，对正反馈回路起到调节和约束作用，使导致系统不稳定的因素即过度集权回到与最初的变化相反的方向为止。如果没有民主作为基础和调控手段，集中制就会向着集权的方向不断递进，形成封闭回路的恶性循环，使系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
因此，维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稳定需要在制度供给中保持负反馈回路的调节，“八大”党章决定采取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全国、省、（市）县三级党代表大会实现常任制。按照邓小平所作报告的解释，“党章草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5]（P233）但是，后来的政治发展偏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在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的前提下，着重于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化、程序化、体系化、常态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在负反馈回路调节方向上的制度供给为系统的动态稳定提供了巨大支持。由于对外开放，加上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国内生产要素开始出现市场化流动的新趋向，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稳定性难题。所以，改革开放后的几届领导人都强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平衡，“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成为全党共识。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11]（P16）。不同于以往维持现状不变、僵化静止的稳定观，这种稳定观是一种动态稳定观，是由系统的非平衡结构决定的，它追求的是演化过程的动态平衡。由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分散决策机制主导的经济模式，对民主和法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加强负反馈回路调节方向上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以制度建设的动态稳定促进系统的动态稳定。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尽管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曾经遭遇来自内外环境的严峻挑战——就外部环境来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就内部环境而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党形成侵蚀，党内政治生态受到严重干扰——但是，中国政局保持了稳定。分析内在原因，“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10]（P211），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体系化、常态化建设始终是维护系统动态稳定的中坚力量。西方学者用苏联模式剪裁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呈现“四不像”的状态，是一个“半计划、半市场的混合体；非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12]（P9）。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模式，它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演进过程注定充满随机性、非线性、离散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维持系统的动态稳定始终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西方某些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安德鲁·魏德曼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并不是按部就班从“河岸”的一边走向另一边的过程，而是一种“进化的、共同进化的、混乱的、自我组织的、路径依赖的和相互催化的”阶段性过渡（西方学者眼中的政治变革标准是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不符合这些标准，就是混乱无序的）。尽管安德鲁·魏德曼认为中国不断游走在“秩序与混乱边缘”（我们不这样认为），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内在逻辑——制度的刚性约束限制了系统的“随机漫步”，这就是系统变革中的动态稳定。
亨廷顿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13]（P12）“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13]（P377）中国共产党的健康有序发展，中国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服力、感召力、影响力都要求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体系化、常态化的党建目标，包括党员发展、党内监督、党员教育、机构设置、法规条例颁布、组织运作、权力交替等都要遵守党章党规，合于标准、符合程序。
在理想状态下依据表1的计算方式分析可知，情况1～5至少完成1次全程，单位蚂蚁信息素的迹浓度叠加，且返程信息量至少增加1倍．情况6返程局部信息素的迹浓度叠加（FS1-TP），TP-D段遭遇挫折或伤害导致信息素的浓度没有增加，对于后续蚂蚁（组团）的探寻收益逐渐减小．情况3信息素的迹浓度意外增加，为正反馈过程；情况6信息素的迹浓度意外减少，为负反馈过程．如果考虑信息素的迹挥发及其他不确定性，信息量价值优渥于信息素的迹浓度．就理想状态而言，定性条件下情况2为最佳选择模式．反馈过程中的折损会在后续蚂蚁接下来的觅食过程中造成影响，情况6出现的遭遇挫折或伤害问题最值得深思和探讨．
向来喜欢拿中国制度说事的西方学者往往评价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脆弱的”，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一方面承认“中国经济的进步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又不愿意将其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反而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却处在系统性危机中”。言外之意，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随时会“大规模崩溃”，只是不知道“扳机将会出现在哪里”[7]（P38-39）？在西方预测中国崩溃论一再失败之后，有学者开始客观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建设上为系统动态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沈大伟在2001 年编辑的一部名为《中国不稳定吗？》的文集中，多位作者就认为中国处在一种“稳定的不安宁”状态中，并且这种状态会长期持续[7]（P49）。这其实就是系统的动态稳定状态。皮埃尔·兰德里的研究发现中国依然是一个保持稳定并具有持续性的“威权主义”政体，并没有因经济上的分权而导致政治衰朽；他将原因解释为共产党内部制度——组织和人事系统的强大作用，认为党建立的下管一级的分权性的人事管理系统有效地控制了地方干部队伍，在实践中大规模的干部轮换、政治奖励的策略、选拔干部的履历背景考虑等都为党应对分权化挑战提供了积极支持（PierreLandry，2008）[14]。爱丽丝·米勒认为中共领导层的平稳更替证明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生活规则和规范的稳步“制度化”。实际上，这都是在遵循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静态稳定），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结果（动态稳定）。
黎安友于2003 年在《民主杂志》专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制度化”：权力交接有序化，干部晋升绩效制，官僚机构差别化，大众参与和诉求的渠道得以建立，等等[7]（P55）。即使一些西方学者对民主集中制持怀疑态度，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设计具有精巧而富于创新的特征。李侃如就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既要享有严格的专政优势，又不牺牲自由讨论和发表观点的好处的尝试”[15]（P195）。中共围绕着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设计使得执政生态系统获得了更多的确定性，“中国人使用了多种方式——包括提倡民主集中制、正式的会议制度、精心设计的文件制度、智囊团的经验，以及进取心日强的媒体报道——来增进决策者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15]（P199）。正是在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上不断扩大的制度供给——如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制度和任期制、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对国家政权机关和其它非党组织的领导制度、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党的巡视工作制度、党内问责制度、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向党员及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等等——为系统的动态稳定提供了负反馈回路的调节，保障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动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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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车辚（1969—），男，云南昆明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与经济技术史；石晴（1988—），女，安徽淮北人，云南工商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史与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D26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9)05-0015-06
DOl：10.3969/j.issn.1671-7155.2019.05.003
收稿日期：2019-09-12
基金项目：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研究”（项目编号：19BDJ04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樊友凯）
标签：制度论文; 民主集中制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稳定论文; 系统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的领导论文;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研究”(项目编号:19BDJ048)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云南工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