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煤炭学会四届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纪要（论文文献综述）
王明科[1]（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乔克[2]（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研究表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黄益辉[3]（2016）在《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选任制度研究 ——以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有企业治理方面,国际上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新加坡政府通过淡马锡控股实现了新加坡众多国有企业的成功治理,创造了骄人的业绩。淡马锡模式有着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其成功的国企治理模式中的高管选任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是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也一直遭人诟病,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好像成了国企的代名词。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合理增加国企高管市场化选聘比例。在国企分类改革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的高管选任制度进行改革。本文通过对于国企分类改革政策的梳理,根据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特征,总结分析我国目前的国企高管选任制度的弊端,解读学术界关于国企高管选任制度的主要观点,参照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在高管选任上的经验,研究我国高管选任制度改革的路径。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我国目前的高管选任制度分析”。本章主要是介绍了目前的我国关于国企分类改革的主要几部政策性文件,把我国国企改革的背景交代清楚。其次总结我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中对于国企高管选任制度的规定,并分析高管选任制度存在的问题。第二章是“高管选任制度的理论研究”。本章重点介绍学术界目前对于商业类国企高管选任制度的主要观点,同时搜集了我国目前98家央企的现任董事长、总经理的简历,对我国国企的高管从政治背景、职业履历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三章是“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成功经验”。本章主要介绍了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总结淡马锡模式对于我国在商业类国有企业治理方面的启示。第四章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选任制度改革路径”。本章在前面几章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商业类国企的高管选任制度的不足,从国资委职能转变、董事会制度改革、国企党委和组织部门职能定位、立法工作方面提出建议,改进商业类国企的高管选任制度。
刘春[4]（2013）在《当代中国会组发展史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也成为了学术热点。可是，以往国史领域却缺乏对这一问题大跨度、系统的研究，因此迫切需要对我国社会组织历史发展进行总结研究，以期从中发现规律，从而为有效应对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态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论文共五章二十节，另有导论、结束语和大事年表。主要内容如下：导论概括介绍了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和研究概况，从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与对策研究三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的研究加以展望。第一章旧社会组织清理整顿与新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概况介绍了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的社会组织概况和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政策和法规，通过审批登记、整顿改造、解散取缔的不同方式对社会组织加以清理整顿。在此基础上，从新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格局、主要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了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并对建国初社会组织发展的原因及历史作用加以阐述。第二章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组织的曲折发展。这一时期，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50年代中后期社会组织的继续发展、60年代初社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活跃和“文革”中社会组织的严重破坏和整顿。在历史进程的描述中，分析了社会组织曲折发展的原因、主要特征及历史影响。第三章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组织的兴起。在改革开放推动下，社会组织全面恢复，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学术类社会组织逐步恢复并得到快速发展，社会经济领域涌现出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各种基金会迅速发育和生长。同时，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了规范、整顿，社会组织的依法登记，并连续两次清理整顿，整顿和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这一时期，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初步形成，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作用变化。第四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促进了社会组织的新发展，社会团体总体平稳增长、民办非企业单位兴起并被纳入统一登记管理体制、基金会迎来了发展新时代、“草根”组织破土生长，社会组织体系初步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存在诸多问题，国家及时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加强了社会组织中基层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正式形成。第五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时期。新形势下的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着空前的机遇和挑战，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主要特征与重要作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国家把建设现代组织体制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促进社会组织整体健康发展，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结束语：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展望。对社会组织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对社会组织未来发展加以展望，从国家层面、建设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方面、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方面三个方面对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提出对策建议。
李阳[5]（2011）在《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转型初探 ——以《上海文学》1980年代的文学实践为线索》文中认为当代文学的面貌,在“十七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三个历史时段,呈现出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在作品内容、作者构成、文学观念等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世界上大概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像中国当代文学这样,在短短半个世纪里面,就经历了如此复杂的演变。对于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若从既定的文学观念出发进行解释,很容易陷入价值判断的论战中去,因而无助于理解每一种文学形态产生的历史动力,以及不同形态的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为了获得历史分析的支撑,很多学者倾向于采用知识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清理文学观念的演变轨迹。1980年代是前后两种文学形态相互转换的时期,当人们为了绘制当代文学地图而探究历史的“断裂”与“延续”这个问题时,1980年代总会成为讨论的焦点和入口。因此,以知识谱系学的方式“重返80年代”的研究文章,就逐渐地多了起来。不过,本文认为,1980年代文学生产的基本特征,在于体制、知识、实践三者之间的转换。用知识谱系学的方法解释这种文学现象,存在很多限制。相比之下,文化研究在这个领域里虽然尚处起步阶段,却已打开了一个研究空间。如果我们进一步从文学期刊的角度,考察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文学实践,包括它的目的、条件、依据、成员构成等方面,我们将会对文学创作、文学观念、文学政策、文学体制、文坛形势等诸多层面的复杂关联,有更多的了解。本文将这些层面的错综复杂的关联,概括为文学生产机制（或文学生产方式）,又将这些层面的变化给文学生产造成的影响,称为文学生产机制的演变。本文将以《上海文学》1980年代的文学实践为主要的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演变过程。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本文首先概述了十七年文学生产方式的基本形态。本文认为,当代文学的生产是以文学体制为核心的,而当代文学体制的建制过程,经历了三次分工：文化生产单位与其他生产单位的分工、作家协会和新闻出版署的分工,以及作协体制内部的分工。本文将形成于三次计划分工的文学体制,称为“计划-专业文学体制”。作协刊物正是这三次分工的产物。这些分工的目的,在于加强党对作家的领导,进而通过统一的发行系统,将政党意志自上而下地传播到全国各地。但是,它也聚拢了大批持有纯文学观的知识分子,并再生产了脱离革命实践的专业化的工作方式,所以,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就作为一种文学体制自我修复的手段而发生了。与此同时,计划-专业文学体制本身也随之调整,它在大跃进期间,演变为一种由各级党委直接主导、各种媒体协同工作、专家和群众互动写作、最终目标在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行政化的文学体制”。在此,知识分子实际上直接参与到了宣传部系统对基层单位的管理工作中,即为基层的典型评选、资源配置、人事任免,提供意义标准。于是,文学生产不再以文学作品为中心,而是以主体的生产为中心。本文将这些包括文学体制在内的、相互配合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体制网络,称为主体生产机制。社会主义总体性正是形成于此,而人们对资源配置、人事任免等方面的公正性的关注,也同时被生产出来了。正因为这样,新时期文学才会从民主问题开始。以上是本文《导言》讨论的内容。本文的第一章,从作者队伍、栏目设置等方面入手,着重讨论了文坛早春时节《上海文学》的体制条件,即由“行政化的文学体制”、“计划-专业文学体制”,以及文革时期形成的写作组式的“文学体制”,三者混杂而成。《上海文学》借助这种体制条件,发表了《为文艺正名》等一系列评论员文章,形成了民主的办刊立场,并且在中央与地方、官员与群众、“文学”与“政治”之间,构筑了一个新的文学公共空间。从这个角度看,1980年代的文化政治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存在着复杂的关联。第二章讨论了刊物在文坛早春时期推重的问题小说。问题小说处理的问题,其实是以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力图书写,但又因为“行政化的文学体制”的限制而无法处理的那些人民内部矛盾。表面上看,问题小说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是它的写作目的、价值依据,却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系密切。因此,两者不是冲突的,而是同构的。问题小说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产生了自我更新的需要。这种更新寻求的是总体性的重建,然而,在当时的文坛形势和体制条件下,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的条件。第三章从《上海文学》的编辑思想,及其嵌入变迁中的文学体制和文坛形势的方式为入口,重新概述了“85新潮”的发生过程和政治意味,并进而指出了编辑思想和刊物实践的生产性在这个过程中的变化。寻根文学与问题小说、八五新潮与民主诉求,存在着一脉相承的一面,前者是后者在体制和形势挤压下扭曲的表达形式。但是,由于刊物实践过分陷入对抗性的文化政治,也由于日益强化的专业作协体制的限制,刊物实践的出发点,即社会主义意义系统的重建问题,逐渐在对抗性的文学实践中遗失了。成名成家的欲望,反而受到了无形的鼓励。第四章讨论了《上海文学》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应对经营的困难,作者队伍的溃败与读者群的消散。从刊物的不懈努力和它遇到的那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可以看到文学曾经具备过哪些空间,以及这些空间的消失过程和原因。本章着力讨论的话题之一,是双轨制给文学生产带来的影响。双轨制的两套体制侧面之间的差异,释放了单个体制的内部矛盾,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逃逸,或以批判的姿态,从体制的张力间获得利益。当本文的结语回到本文的起点,回到“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这个话题,我们携带了更多关于体制的自觉。1980年代的文学实践,是与“一体化”文学体制的瓦解相伴而行的。虽然期刊实践通过推动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冲击着文学政策,进而触发文学体制的变革,但它的成功里面,已经种下了失败的种子。“一体化”文学体制的瓦解,意味着这种文学实践的体制条件永远消失了。在不具备实践条件的状况下,如若再缺乏体制的自觉,那么恢复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提法,就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或许将这个问题换一个表述将更具建设性：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继续推动体制的价值化和价值的体制化。
钱建明[6]（2010）在《物语新声 丝竹相和 ——专业民族乐队建制考察研究（1950～2005）》文中提出专业民族乐队建制,在中国大陆已经生存和发展了半个多世纪,在海外华人地区也有较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有关这一乐队模式的文化属性与本体价值,长期困扰和制约着这一器乐形式的创作与理论探索。本文以民族音乐学学科“田野考察”为基本方法,综合并借用社会学科的理论,将京、沪、鲁三地相关民族乐团（队）作为考察对象,结合中国传统乐队演变与相关地区民间器乐文化流布的关系,对1950年以来大陆地区专业民族乐队建制形成与发展,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系统性考察研究,旨在通过相关个案考察,梳理其渊源、形态、生存、发展等诸方面状况,探索这一特定器乐形式利用所处地区民间器乐传统与外来乐队经验的结合,形成自身创作表演规律的过程。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重点回顾中国传统乐队、南北方民间器乐文化的演变;第二章通过京、沪、鲁三地个案考察,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专业民族乐队建制形成与社会主流文化发展的关系;第三章通过相关个案乐器改革实践与外来乐队经验影响的经验,探索其顺应时代需要,体现主流文化诉求的过程,以及其中的得失;第四章从专业民族乐队建制趋同的过程与状况入手,对这一基础上出现的民族管弦乐创作特点进行较深入分析;第五章通过探讨“彭修文模式”的构成与影响,对新时期以来专业民族乐队建制的生存与发展进行梳理与评价;第六章从专业民族乐队建制同根同源的历史与现实角度,对当今海内外相关乐队模式的“跨界”融合与互相促进的现状,进行总体上的对比与评价,并肯定大陆专业民族乐队建制在其中的积极而又重要的重用。通过本选题研究,本文认为,专业民族乐队建制的形成与发展,是大陆主流文化发展在不同阶段的综合体现之一。其主体构成,不仅与我国南北方一些传统乐器原理、乐种形态紧密联系,而且在多声部组合、音响结构,以及创作手法等方面,充分体现出与西方管弦乐队的融合与互动特点。因而,就大陆专业民族乐队建制探索对此前“国乐合奏”经验的承继与沿革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些专业民族乐团（队）努力挖掘各地传统文化资源,打破人为划定的行政区划系统,尽可能从区域文化繁衍与主流文化结合的层面上,获取所需养分,促进自身发展,其成就和经验是主要的、不可忽视的。与此同时,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专业民族乐队建制发展留给我们的反思也是多方面的:“剧场艺术”实践证明,通过借鉴和汲取西方管弦乐队原理而发展起来的专业民族乐队建制,较之民间流传的一些乐种形式,固然在音响结构、舞台审美等方面具有较为稳定和协调的现代都市文化品质,其本体构成亦可以看作是我国传统乐队在一定文化生态下,不断延续和超越自身内涵与外延的一种阶段性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大陆专业民族乐队建制的生存与发展,当前依然处于困境之中。故此,笔者对这一乐队形式的生存与发展所提出的自己的思路与建设性意见,当有利于审视和检讨这一乐队模式之得失,对于大陆其他相关民族器乐形式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何中顺[7]（2005）在《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理论与实践》文中指出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内容构成日趋多元,国家在设定本国国家利益目标上随之多元。政治、经济、安全、文化、意识形态、环境等都作为对外政策目标,通过外交去实现,同时这些因素本身也作为实现外交政策的手段而加以运用。在这个过程中,外交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扩大。外交功能也都在发生变化,从传统的政治外交、安全外交正在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包括企业外交总体外交方向发展。传统或狭义的政治外交、安全外交等概念继续保持稳定性的同时,经济外交、环境外交、文化外交等概念日益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并已经为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实践所证明。就中国国内情况而言,随着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积极追求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25年多的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历史的角度看,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包括苏联成立和苏东解体、二次世界大战,也应该包括1989年后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国经济的外扩将日益导致中国外交资源、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的外扩。作为新兴的和转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外交案例具备了相对典型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文本意义。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对这样命题的探索和研究,无论对丰富中国外交的理论本身,还是对中国外交的实践,都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1978年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至今,中国外交以极其丰富的案例和具体实践证明,经济外交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实践,已经并且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理由期待中国经济外交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以经济外交为理论主体,以中国经济外交为分析个案,深入剖析中国经济外交的历史实践过程,从而取得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综合而全面的前瞻性的认识,在借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外交历史和现实进行学术厘清,并提出相关领域的政策层面的建议,是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实践的需要。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方法、结合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层次分析法、案例分析方法、变量分析方法等分析手段,对中国经济外交进行了的规律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中国经济外交的决策系统、主要构成,进行了系统的全景式的扫描。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概述;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践与必要性:评估经济外交作用的理论框架;中国作为经济外交分析个案的意义;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经济外交;中国的金融外交;中国的能源外交;中国的外交中的经济制裁;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国的国际经济机制外交等。总的思路是首先分析近年来经济外交理论研究的成果,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外交理论研究和经济外交理论的局限性。并进一步提出经济外交作为一个变量,构建和完善经济外交理论框架的必要性。通过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可以丰富经济外交的理论。并对中国经济外交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政策建议。最后是对经济外交和中国经济外交的结论性认识。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一、经济外交的一般规律和国际经验,随着新时期中国外交质量和能力的不断提升,逐渐为中国外交的实践所验证。经济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行经济外交的过程,为评价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平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为经济外交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丰富的样本。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国家战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保障中国的出口产品市场和资源、能源来源的稳定获得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任务和挑战。作为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有足够的理由和需求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通过研究中国的经济外交行为,不仅可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有更清晰的观察,而且可以为外交学研究的立体性和丰富性提供一个较大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文本。 二、制度变迁、经济转型、文化传统、国内发展目标的调整等内政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变量。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内政和外交的联系更为紧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为明显。这种互动表现为三个层次:首先,制定国内政策离不开对国际形势的把握。中国能够经受国内风波和苏东剧变的考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重要的原因是对国际形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作了准确的判断。其次,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断给中国外交提出新任务,外交工作处于配合中心工作的地位。从国内经济、政治需要出发来考虑外交问题,对外政策更加务实。最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交强调了内外政策的一致性。80年代以来,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指出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强调“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条件”。一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经济建设对于中国外交的作用,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中国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
段治文[8]（2004）在《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文中研究指明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较多的是侧重在对科技史的研究，而对科学文化史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史的研究却很少。本文尝试突破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围，力图从思想文化史角度，依据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的体制建构以及科学文化观念变迁等三个层次，对当代中国的科技发展的历程进行新的观照。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无序、散漫和缺乏目标的状态，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本文在探讨中国近代科技的源起及其历史文化缺陷基础上，分三个阶段按三个层次系统分析了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科技建制以及科学文化观的变迁。其中包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具有新意的探索：比如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及政策环境上，文章系统分析了建国以来三代领导集体的视野和重要探索；在科技发展建制上，文章第一次系统总结了当代中国科学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这就是建国初期新体制的建立、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式“大科学”体制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导向的科技体制初步形成；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上，文章第一次揭示了科技大潮与社会主义思潮两次历史性合流的过程；在科学技术发展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上，文章更是首次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科学文化观经历了“人民科学观”、政治化科学观以及理性化科学观三种形态的历史转换，等等。 通过对中国科学发展历程的文化思考，本文认为：经过长期曲折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成全社会的共识，深入人心，中国不可能再回到以往那种不重视科学以致反科学的老路上去。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目前中国不仅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民众科学素养状况仍是国家竞争力的重大制约因素；而且在如何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问题上更是存在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科技发展仍存在严重的体制性障碍，制约科学发展的传统的文化因素仍未得到根本突破。探索中国本土科学技术发展的出路，推动中国原创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等，仍是今日中国的严峻课题。 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仅要实现科技全球化与科技本土化的融合，以营造科技发展的良好的战略与文化环境；而且要实现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以构建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良性机制；更要通过科学教育化与教育科学化，冲破传统的制约科学发展的文化观念，以铸造面向未来的具有科学素养的国民。这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科学文化发展方面的必由之路。
中国煤炭学会秘书处[9]（2001）在《中国煤炭学会四届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纪要》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煤炭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于2001年元月9日在北京召开,范维唐理事长,陈明和、潘惠正、郭育光、朱德仁等副理事长及常务理事共28人到会。会议由潘惠正副理事长主持。会议主要有3项议程:（1）审议理事长办公会关于人事增选的建议;（2）审议2000年工作总结和2001年工作计划;（3）审定瓦斯地质、矿井地质、矿井建设、岩石力学与支护4个专业委员会换届推荐名单。
中国煤炭学会煤矿安全专业委员会[10]（1999）在《煤矿安全专业委员会1999年年会暨学术交流会纪要》文中研究说明煤矿安全专业委员会于1999年6月307月2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了年会暨学术交流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27个单位,41名正式代表。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安监局局长王高生、云南省煤炭学会秘书长陈炳昌、中国煤炭学会常务理事邬廷芳、中国煤炭学会理事李学诚、戚颖敏、黄国刚、中国煤炭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成福康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预期任务。
二、中国煤炭学会四届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纪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煤炭学会四届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纪要（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资料和思路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局面 |
| 一、组织人事工作的调整 |
|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和改革 |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 四、邓小平的复出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要求 |
| 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图景 |
| 二、《论十大关系》对改革的影响 |
| 三、加强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 四、重申四个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
| 第二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第一节 澄清“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 |
| 一、“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来源 |
| 二、中央澄清“唯生产力论” |
| 三、理论界的有力配合 |
| 第二节 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一、按劳分配大讨论 |
| 二、按劳分配的理论阐释 |
| 第三节 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一、为商品生产正名 |
|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 第四节 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计划体制 |
| 一、探讨经济规律的含义 |
| 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调整经济管理办法 |
| 一、加强标准化工作 |
| 二、做好经济统计工作 |
| 三、调整财税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 一、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
| 二、探索改善企业盈利的办法 |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 第三节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一、重新启动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二、行业和地方企业的改组 |
| 三、专业化协作改组的效果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
| 一、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背景 |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开端 |
| 第五节 自发的农村改革 |
| 一、安徽、四川省委调整农村政策 |
| 二、农民自发包产到户 |
| 三、社队企业恢复发展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起步 |
| 第一节 酝酿对外开放 |
| 一、肯定洋为中用 |
| 二、改善对外关系 |
| 三、从引进到开放 |
| 第二节 学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 一、频繁考察和研究南斯拉夫 |
| 二、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 |
| 三、介绍罗马尼亚的改革 |
| 第三节 考察研究亚洲经济发展 |
| 一、考察日本经济情况 |
| 二、研究与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 |
| 三、考察港澳经济情况及建议 |
| 第四节 考察西欧美国现代化 |
| 一、考察西欧美国的概况 |
| 二、谷牧考察西欧五国 |
| 三、对西欧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
| 一、改革对外贸易方式 |
| 二、突破两个禁区 |
| 三、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 四、引进全面质量管理 |
| 第五章 正式决策经济改革 |
| 第一节 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改革 |
| 一、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
| 二、务虚会集中讨论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改革 |
| 一、中央工作会议酝酿工作重点转移 |
| 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改革开放 |
| 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改革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3）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选任制度研究 ——以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价值及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主要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概念分析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四、实证研究法 |
| 第一章 我国目前的高管选任制度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国企分类改革的政策梳理 |
| 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 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
| 三、《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 |
| 第二节 我国法律上关于国企高管选任制度的规定 |
| 一、《企业国有资产法》与《公司法》在国企高管选任规定上的矛盾 |
| 二、我国法律关于高管选任的禁止性规定 |
| 第三节 我国国企高管选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选任方向和标准的政治色彩 |
| 二、国有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 |
| 三、组织部门和国资委对于董事会职能的干预 |
| 四、国企高管腐败现象严重 |
| 第二章 国企高管选任制度的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界关于国企高管选任制度的观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企高管的实证研究——以98家央企为样本 |
| 第三章 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成功经验 |
| 第一节 淡马锡的公司治理模式 |
| 第二节 淡马锡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一、新加坡与我国国情的异同点 |
| 二、如何借鉴淡马锡模式 |
| 第四章 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选任制度改革路径 |
| 第一节 高管选任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 |
| 一、商业类国企需要什么样的高管？ |
| 二、商业类国企的特殊性对高管选任的特殊要求 |
| 第二节 国资委职能的转变 |
| 一、国资委的存废问题 |
| 二、管资本——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
| 三、回归监管者的角色 |
| 第三节 回归董事会中心主义 |
| 一、落实董事会的选任权 |
| 二、完善董事会构成，加大引入外部董事 |
| 第四节 党委及组织部门的权力定位 |
| 一、国企党委起到监督作用 |
| 二、组织部门需要最终把关 |
| 第五节 完善立法工作 |
| 一、《企业国有资产法》 |
| 二、《公司法》第四章的废除 |
| 三、健全党内法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4）当代中国会组发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旧社会组织清理整顿与新社会组织的建立（1949—1956 年） |
| 第一节 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的社会组织概况 |
| 一、 自行解散的社会组织 |
| 二、 建国前后新建的社会组织 |
| 三、 旧政权遗留的社会组织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政策和法规 |
| 一、 根本法相关规定 |
| 二、 《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 |
| 三、 其他单行法规及具体政策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的清理整顿 |
| 一、 审批登记 |
| 二、 整顿改造 |
| 三、 解散取缔 |
| 第四节 建国初期的社会组织发展 |
| 一、 新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格局 |
| 二、 新中国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 |
| 第五节 建国初社会组织发展的原因分析及历史作用 |
| 一、 社会组织发展的原因分析 |
| 二、 社会组织在建设新社会中的作用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组织的曲折发展（1957—1978 年） |
| 第一节 50 年代中后期社会组织的继续发展 |
| 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状况 |
| 二、 主要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
| 三、 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60 年代初社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活跃 |
| 一、 政治关系的调整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改善 |
| 二、 社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再度活跃 |
| 第三节 “文革”中社会组织的非常局面 |
| 一、 文革时期社会动荡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 |
| 二、 社会组织的非正常状态 |
| 三、 随运动而变动的社会组织管理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组织的兴起（1978—1991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推动下社会组织的发展 |
| 一、 社会组织兴起的原始动力 |
| 二、 社会组织兴起的制度保障 |
| 三、 社会组织兴起的主体基础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全面恢复与新社会组织涌现 |
| 一、 学术类社会组织恢复和发展 |
| 二、 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社会组织 |
| 三、 各种基金会迅速发育和生长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的发展与规范、整顿 |
| 一、 社会组织的依法登记 |
| 二、 第一次清理整顿 |
| 三、 整顿和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 |
| 第四节 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转变与作用变化 |
| 一、 双重管理体制的初步形成 |
| 二、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作用变化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1992-2006 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组织的发展 |
| 一、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促进社会组织的新发展 |
| 二、 新的社会阶层力量推进中国社会组织的内生发展 |
| 三、 公共空间的拓展需要社会组织发挥特有的功能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体系的初步形成 |
| 一、 社会团体总体平稳增长 |
| 二、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兴起和规范 |
| 三、 基金会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
| 四、 “草根”组织破土生长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调整 |
| 一、 第二次清理整顿 |
| 二、 加强社会组织中基层党组织建设 |
| 三、 “双重管理”体制的正式形成 |
| 第四节 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和存在问题 |
| 一、 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
| 二、 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2007-2012 年） |
| 第一节 新形势下的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一、 社会组织面临空前发展机遇 |
| 二、 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主要特征与重要作用 |
| 一、 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
| 二、 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特征 |
| 三、 新形势下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
| 第三节 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
| 一、 促进社会组织整体健康发展 |
| 二、 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
| 第四节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
| 一、 建立现代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
| 二、 参与社会事务中强化社会组织 |
| 三、 不断提高社会认知度与公信力 |
| 四、 建立社会组织发展所需人才队伍 |
| 结束语：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
| 一、 社会组织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 |
| 二、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展望 |
| 三、 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大事年表 |
| 后记 |
（5）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转型初探 ——以《上海文学》1980年代的文学实践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重绘当代文学体制 |
| 第一节 "重返80年代"的问题与方法 |
| 第二节 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体制的建制 |
| 第三节 计划-专业文学体制的内在矛盾——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一个解释 |
| 第四节 改革:专业作协体制的行政化 |
| 第一章 文化政治的"起点"及其体制条件 |
| 第一节 文学体制的转换 |
| 第二节 混杂交错的体制状态及其话语形式——《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的产生 |
| 第三节 新的文学公共空间的形成——《上海文学》的民主诉求与办刊方式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总体性的瓦解与重建的尝试 |
| 第一节 主体生产:瓦解在基层政治与革命理想之间 |
| 第二节 修复总体性的尝试——打捞被历史淹没的工人阶级文化 |
| 第三章 被形势透穿的形式与体制错动下的文化政治——《上海文学》与"85新潮"的发生 |
| 第一节 形式的意味 |
| 第二节 在形式背后:体制的"重建"与形势的激变 |
| 第三节 体制矛盾的表达方式:形势的激化与形式导火线 |
| 第四节 《棋王》的形式与寻根的意味 |
| 第五节 1985:《上海文学》的改版与"新潮小说"的发生 |
| 第四章 文学体制改革与文化政治的衰落 |
| 第一节 《上海文学》转制与编辑权的分解 |
| 第二节 读者意识的产生与周介人的追问 |
| 第三节 作家队伍的溃散 |
| 第四节 双轨制下的"文学体制"——从"新市民小说"谈起 |
| 结束语 |
| 附录 |
| 附录一:彭新琪访谈录 |
| 附录二:赵自访谈录 |
| 附录三:小说作者职业统计详表 |
| 附录四:附表1-4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6）物语新声 丝竹相和 ——专业民族乐队建制考察研究（1950～200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民族乐队建制领域相关概念 |
| 三、 理论基础与方法 |
| 第一章 历时考察：传统乐队乐器组合及分类 |
| 第一节 上古、中古时期传统乐队 |
| 一、先秦“钟磬之乐”与“竽瑟之乐”之乐队组合 |
| 二、汉魏“鼓吹乐”与“丝竹乐”之乐队组合 |
| 三、隋唐燕乐与宋元大乐之乐队组合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传统乐种分布及组合状态 |
| 一、弦索乐 |
| 二、丝竹乐 |
| 三、鼓吹乐类 |
| 四、吹打乐 |
| 第三节 西乐东渐与江南“国乐”崛起 |
| 一、明清时期西乐渐入 |
| 二、“国乐”与“国乐合奏”兴起 |
| 第二章 现代民族乐团（队）三个案考察 |
| 第一节 京畿文化圈内的中央广播民族乐团 |
| 一、抗战时期的国家电台专属国乐队 |
| 二、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央广播民族乐团 |
| 三、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建立初期乐队“建制”与影响 |
| 第二节 江南文化圈内的上海民族乐团 |
| 一、从大同乐会到中国管弦乐队 |
| 二、从上海乐团民间乐队到上海民族乐团 |
| 三、上海民族乐团的乐队建制基础 |
| 第三节 齐鲁文化圈内的“前卫”民族乐队 |
| 一、战火中走来的民族管弦乐队 |
| 二、民间器乐影响下的乐队配置 |
| 三、前卫民族乐队早期建制构成 |
| 第三章 顺应诉求：乐器改革 |
| 第一节 弦鸣乐器系统化改革 |
| 一、“五胡”与“二皮”等擦奏弦鸣乐器 |
| 二、“三弹”和“一击”等弹奏和击奏弦鸣乐器 |
| 第二节 气鸣乐器系统化改革 |
| 一、“簧管类乐器”开先 |
| 二、“边棱类乐器”加键 |
| 第三节 膜鸣、体鸣乐器改革 |
| 一、膜鸣槌击乐器“革新” |
| 二、体鸣乐器“仿古” |
| 第四节 “乐改”实践效果评估 |
| 一、剧场艺术：从改造传统乐器入手 |
| 二、中西合璧：“不中不西”的困惑 |
| 三、乐改“诉求”：剧场艺术“避实就虚” |
| 第四章 “四组结构”：趋同模式研究 |
| 第一节 “四组结构”形成 |
| 一、“四组结构”定型与基本内容 |
| 二、“四组结构”模式特征 |
| 第二节 “四组结构”交叉界域 |
| 一、中西乐队交叉界域中的“四组结构” |
| 二、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四组结构” |
| 三、上海民族乐团的“四组结构” |
| 四、前卫民族乐队的“四组结构” |
| 第三节 “四组结构”趋同与创作空间 |
| 一、传统合奏“多声化”与“规范化” |
| 二、现实器乐题材创作中的结构演进 |
| 第五章 “彭修文模式”：一种建制理念与实践 |
| 第一节 “彭修文模式” |
| 一、一个核心、两项保障 |
| 二、交响化与交响性 |
| 第二节 彭修文与“中广”乐队 |
| 一、从“国乐”到民族乐队 |
| 二、从演奏员到指挥家 |
| 三、从指挥家到作曲家 |
| 第三节 后彭修文时代：“交响化”之处境与对策 |
| 一、“复团”后的上海民族乐团、前卫民族乐队 |
| 二、“四组结构”边缘化 |
| 第六章 “跨界文化”：建制模式扩展与影响 |
| 第一节 大陆乐队：探寻海外认同 |
| 一、“彭修文模式”再现 |
| 二、彭修文与大陆青年作曲家 |
| 三、大陆模式之海外认同 |
| 第二节 海峡彼岸：国乐合鸣 |
| 一、大陆民族乐队建制延续之“现代国乐” |
| 二、文化复兴运动与现代国乐专业化 |
| 三、“大中华”交融之双向实践 |
| 第三节 深圳河畔：香港乐韵 |
| 一、“支系”层面之都市化“中乐队” |
| 二、香港中乐团“交响化” |
| 结论与愿景 |
| 一、相关结论 |
| 二、前景与构架 |
| 参考文献 |
| 图表谱例目录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 附录一：民族乐团建立与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二：1950 年以来部分民族管弦乐作品改编、创作情况汇编 |
| 附录三：部分民族乐团剧照、节目单及作品手稿 |
| 附录四 2007年9月至2009年12月本文部分“田野工作”摘要 |
（7）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成果 |
| 第三节 研究的目标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的框架结构 |
| 第六节 本文的创新与结论 |
| 第一章 经济外交的概念和理论发端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的概念与实践 |
| 一、外交概念的变迁 |
| 二、经济外交概念的辨析 |
| 三、经济外交实践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经济外交产生根源的理论视角 |
| 一、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为经济外交的强化提供了必要性 |
| 二、国家干预经济的合法性为经济外交提供了可能性 |
| 三、国际贸易干预主义的影响 |
| 四、国家利益内容的调整 |
| 五、国家经济关系的政治化 |
| 第二章 经济外交理论内涵的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施的框架约束 |
| 一、主权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 |
| 二、制度变迁和外交政策的影响 |
| 三、主权国家的国内政治对经济外交的影响 |
| 四、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与经济外交 |
| 五、政治文化传统对经济外交的影响 |
| 第二节 经济外交的功能与特点 |
| 一、经济外交的功能 |
| 二、经济外交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
| 第三节 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和形式 |
| 一、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 |
| 二、经济外交的主要形式 |
| 第四节 实施经济外交的主体——按照体系层次进行分析 |
| 一、国家领导人的经济外交 |
| 二、外交部门及其派出机构 |
| 三、政府机构的涉外部门 |
| 四、大型跨国公司 |
| 五、国际组织 |
| 第五节 经济外交对中国的政策含义 |
| 一、进一步树立和强化经济外交的意识 |
| 二、贸易市场的开拓和博弈需要外交的大力支持 |
| 三、资源的需求要求发挥外交的支持作用 |
| 四、经验教训要求中国进一步拓展经济外交的空间和力度 |
| 五、经济外交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手段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发端 |
| 第一节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经济外交的实践 |
| 一、长期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 |
| 二、打破经济制裁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初步努力 |
| 第二节 1978年以后中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的确定 |
| 二、中国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外交的影响 |
| 三、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
| 四、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 |
| 五、突出经济外交 |
| 第三节 邓小平的经济外交思想 |
| 一、努力汲取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 |
| 二、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国的资本 |
| 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
| 四、根据国情适当调整对外援助政策 |
| 五、合作开发有争议的领土 |
| 六、反对和应对来自国外的经济制裁 |
| 七、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
| 八、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是国家利益 |
| 第四节 江泽民经济外交的主要思想 |
| 一、关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
| 二、关于经济安全 |
| 三、关于经济全球化 |
| 四、关于参与国际经济机制 |
| 第五节 中国经济外交的实施 |
| 一、经济外交的意识逐步得到提升 |
| 二、开展多边的经济合作外交 |
| 三、积极参加全球和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合作 |
| 四、具体(问题)领域的经济外交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外交的决策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外交的政府机构与过程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济外交 |
| 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经济外交 |
| 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经济外交 |
| 四、外交部的经济外交 |
| 五、商务部(原外经贸部)的经济外交 |
| 六、中国驻外使领馆的经济外交行为 |
| 七、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
| 八、农业部国际合作司 |
| 九、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 |
| 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外交的非政府机构 |
| 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
| 二、中国进出口银行 |
| 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
| 四、企业集团 |
| 五、中国企业外交关联会 |
| 第三节 中国各经济外交机构的运行过程分析 |
| 一、关于经济外交决策的一般分析框架 |
| 二、经济外交功能整合的国际经验 |
| 三、各种机构经济外交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
| 四、进一步整合中国的外交资源 |
| 第五章 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与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变迁 |
|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 |
| 二、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逐步调整 |
| 第二节 大国关系与经济外交 |
| 一、中美关系与经济外交 |
| 二、中日关系与经济外交 |
| 三、中俄关系与经济外交 |
| 四、中国与欧盟关系中的经济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经济外交 |
| 一、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外交 |
| 二、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政策与经济外交 |
| 第四节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 |
| 一、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考虑 |
| 二、建立中国的海外资源地和出口产品市场 |
| 三、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的新策略 |
| 第六章 中国的能源外交 |
| 第一节 世界能源外交的格局与中国能源的困境 |
| 一、世界能源外交的现状 |
| 二、中国能源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能源外交的现状—以中俄石油管线的博弈为例 |
| 一、中国石油进口的现状 |
| 二、中俄石油管道博弈:安大线的失败 |
| 三、中哈石油管道的实施 |
| 四、国家领导人的能源外交 |
| 五、大型国有企业“走出去”的行为 |
| 六、中国能源外交尚存的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石油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路 |
| 一、整合国家能源的主管机关 |
| 二、运用外交资源，加速实施能源进口地域多元化战略 |
| 三、动用国家外交资源支持石油企业“走出去”和“请进来” |
| 四、统筹安排，加快建立国家石油储备体系 |
| 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 |
| 六、做好能源技术的提高工作 |
| 第七章 中国的金融外交 |
| 第一节 国家金融安全与金融外交 |
| 一、二战后国际金融外交的基本实践 |
| 二、国际金融外交的经验 |
| 三、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对国际金融体制的外交 |
| 一、中国与国际金融体制的合作 |
| 二、中国围绕亚洲金融危机的外交与援助 |
| 第三节 中国的汇率外交 |
| 一、汇率外交:对人民币升值的外交博弈 |
| 二、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
| 第八章 中国的发展援助外交 |
|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政策的逐步调整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的变化 |
| 二、1979年至1990年为探索性的改革与调整阶段 |
| 三、1995年后中国对外援助工作进行全面改革 |
| 四、个案研究:对亚非国家债务的减免 |
| 第二节 对外经济援助的实施过程 |
| 一、对外援助的职能分布 |
| 二、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的实施过程 |
| 三、实证分析:以对东南亚海啸灾害的人道主义援助为案例 |
| 第三节 对外经济援助的发展趋势 |
| 一、援外工作需要适应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变化 |
| 二、继续改革对外援助的方式 |
| 三、扩大援助的规模，使援外资金来源多样化 |
| 四、援外工作是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
| 五、加大无偿援助的规模 |
| 六、加强对受援国的人才培训 |
| 第九章 中国外交中的经济制裁 |
| 第一节 概念与历史的考察 |
| 一、经济制裁的概念与国际经验 |
| 二、中国在反对经济制裁方面的外交行为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制裁的实证分析 |
| 一、围绕台湾问题进行的经济制裁 |
| 二、对人权问题上实施经济制裁 |
| 三、运用飞机采购配合外交工作 |
| 四、其它关于经济制裁的案例 |
| 五、WTO框架下的经济制裁行为 |
| 第十章 中国积极接受多双边的经济技术援助 |
| 第一节 中国接受外援的基本概况 |
| 一、接受外援观念的变迁 |
| 二、中国接受外援的管理机构 |
| 第二节 积极接受发达国家的双边援助 |
| 一、长期成为日本的最大援助国 |
| 二、德国对中国的无偿援助 |
| 第三节 积极吸纳多边经济援助 |
| 一、成为世界银行的最大受援国 |
| 二、欧盟对华的多边援助 |
| 三、联合国儿童基金对华无偿援助 |
| 四、联合国人口基金对华无偿援助 |
| 第四节 中国接受经济援助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
| 一、接受经济援助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的对策 |
| 第十一章 中国的贸易市场与贸易争端外交 |
| 第一节 中国的贸易外交 |
| 一、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 |
| 二、努力加强经济外交的力度 |
| 三、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 |
| 第二节 关于争取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外交 |
| 一、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必要性 |
| 二、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外交手段对经济议题的介入: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外交为例 |
| 一、外交手段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分析 |
| 二、中国加入WTO前对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经济外交 |
| 三、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问题 |
| 第四节 实施“走出去”战略与对外交资源的利用 |
| 一、“走出去”战略是主要的经济外交政策 |
| 二、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背景层面存在的问题 |
| 三、充分运用外交资源帮助企业“走出去” |
| 第五节 WTO框架下中国的经济外交——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与重迭 |
| 一、中国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国家利益原则 |
| 二、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寻找与发达国家利益的平衡点 |
| 三、充分利用WTO的贸易争端机制 |
| 四、进一步提升WTO框架下中国经济外交的能力 |
| 第十二章 中国的国际经济机制外交 |
| 第一节 中国加入国际经济机制的回顾与评价 |
| 一、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机制的历程回顾 |
| 二、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机制的基本特点 |
| 第二节 1986-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的经济外交 |
| 一、中国决定参与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 |
| 二、中国复关过程中的经济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对其它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经济机制的参与 |
| 一、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经济外交 |
| 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外交 |
| 三、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功能的扩展 |
| 四、中国与G7(8):有选择地参与 |
| 小结 中国的经济机制外交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
| 本文的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中国近代科学的源起及其历史缺陷 |
| 一、 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和新开端 |
| (一) 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科学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 |
| (二) 新中国科学的重建 |
| 1 科研机构的组建与中国科学新体制的建立 |
| 2 科学人才的集聚与自然科学界的大团结 |
| 3 中国科学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
| (三) 科学文化观的第一次转型与民众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探索 |
| 1 科学文化观的转型与“人民科学观”的历史奠定 |
| 2 自然科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与本士化 |
| 3 对民众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探索 |
| 二、 第一代领袖群体的科技战略思想 |
| (一) 工业化视野下的科技观 |
| (二) “向科学进军”的主要思想和实践 |
| 1 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追赶世界科技发展潮流 |
| 2 切实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努力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 |
| 3 科技发展要与中国实际结合，重点发展，迎头赶上 |
| 4 走群众路线，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
| (三) 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首次合流与历史迷途 |
| 三、 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 科学体制的转换与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建立 |
| 1 建国之前中国的科技体制变革 |
| 2 建国以后科学体制的转换与“大科学”体制的建立 |
| (二) 科学建制国家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
| 1 世界科学建制发展的新动向 |
| 2 中国现代化后发展特点的历史要求 |
| 3 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 |
| (三) 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作用和反思 |
| 1 科学规划和政策的制定 |
| 2 科技发展战略的转移 |
| 3 “大科学”体制下取得的突出成果 |
| 4 中国式“大科学”体制并非真正现代的“大科学”体制 |
| 四、 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文化观的历史迷途 |
| (一) 科学文化观的第二次转型与“政治化科学观”的确立 |
| (二) 科学政治化的背景及原因探析 |
| 1 历史原因:人民科学观的进一步发展与高度政治化的形势 |
| 2 根本原因:整风与反右后全社会政治意识畸形转向并向各领域渗透 |
| 3 现实原因:急于求成，全面大跃进形势的推动 |
| 4 内在原因: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泛起 |
| (三) 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与民众科学文化的畸形发展 |
| 1 群众性的科技协作网建立 |
| 2 群众性科技革新运动全面开展和畸形演变 |
| (四) 科学与反科学仅一步之遥 |
| 五、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
| (一) 邓小平的科技战略思想的演进 |
| 1 拨乱反正“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的开端 |
| 2 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的展开 |
| 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的深化 |
| (二) 江泽民对科技战略思想的发展 |
| 1 科技动力论: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的基础 |
| 2 科教兴国论: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的展开 |
| 3 技术创新论: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的核心 |
| (三) 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合流 |
| 1 关于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深刻阐述和新认识 |
| 2 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再度历史性汇流的战略展开 |
| 六、 中国科技体制的新变革及其影响 |
| (一) 中国科技体制的转型之路 |
| 1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政策发展的四个阶段 |
| 2 市场导向的科技体制初步形成 |
| 3 科技发展仍存在严重的体制性障碍 |
| (二)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体现 |
| 1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
| 2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科技法制体系 |
| 3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科技奖励制度 |
| 4 开始建设并初步形成了国家创新体系 |
| (三) 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
| 七、 中国社会的科学文化观的新发展 |
| (一) 科学文化观的再次转型与“理性化科学观”的初步形成 |
| 1 科学文化观再次转型的历程 |
| 2 对科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理性化的时期 |
| (二) 民众科学文化的新发展与民众科学素养评价 |
| 1 民众科学文化的新发展 |
| 2 民众科学素养状况仍是国家竞争力的重大制约因素 |
| (三) 制约科学发展的传统的文化因素仍未得到根本突破 |
| 八、 21世纪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
| (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其对科学文化发展的新要求 |
| (二) 科技全球化与科技本土化:营造科技发展的良好的战略与文化环境 |
| (三) 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构建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良性机制 |
| (四) 科学教育化与教育科学化:铸造面向未来的具有科学素养的国民 |
| 附录一: 科学中国的历程:1949-2004年重要文献编目 |
| 附录二: 全国性的科学技术团体一览表 |
| 附录三: 作者在中国科技文化史领域发表的相关成果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中国煤炭学会四届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纪要（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3]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选任制度研究 ——以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为例[D]. 黄益辉.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
- [4]当代中国会组发展史研究[D]. 刘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12)
- [5]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转型初探 ——以《上海文学》1980年代的文学实践为线索[D]. 李阳. 华东师范大学, 2011(09)
- [6]物语新声 丝竹相和 ——专业民族乐队建制考察研究（1950～2005）[D]. 钱建明. 南京艺术学院, 2010(01)
- [7]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理论与实践[D]. 何中顺.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8]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D]. 段治文. 浙江大学, 2004(03)
- [9]中国煤炭学会四届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纪要[A]. 中国煤炭学会秘书处. 中国煤炭学会会讯（第97期）, 2001(总第97期)
- [10]煤矿安全专业委员会1999年年会暨学术交流会纪要[A]. 中国煤炭学会煤矿安全专业委员会. 中国煤炭学会会讯（第94期）, 1999(总第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