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52000）
摘要：自1932年中苏复交后，中苏间形成一种复杂而不稳定，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国家关系。苏联方面采取平行外交战略与中国国共两党合作，但这既不能使国民政府满意，也不能让中共信服，为中苏关系破裂埋下隐患。中苏在抗战前期以友好合作，相互支持为主；后期，受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思想的影响，两国冲突不断，嫌隙渐深。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苏关系；平行外交战略；合作与冲突
1918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以中国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为由，公然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当时，国联包庇日本，未为中国主持公道；英法美等国无暇顾及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活动，同时想利用日本对付苏联和中国革命；国民党试图说服日本政府取消侵略的计划也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处于外敌强大而孤立无援的困境中，而苏联亦是困难重重，陷入了日本与德国两面夹击的危险情境下。中苏两国最终在外部威胁下，在两国不得不相互依存，谋求合作的境地下，在彼此仍然不信任的冷淡关系中，于1932年正式复交。中苏复交标志着两国间的关系迈向了新阶段，但两国间矛盾性的合作，使两国关系充满不稳定因素。冲突与合作是抗日战争时期中苏两国交往中呈现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1932年中苏复交后，苏联方面采取了平行外交战略与中国国共两党进行合作，即苏联在维持与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的战略伙伴关系外，还暗中帮助与其关系密切的中国共产党，以此来最大程度上援助中国的抗战，并以中国的抗日战场去牵制日本的有生力量，保护苏联本国安全。本文以十四年抗战为时间节点，对其进行横向剖析，从苏联的平行外交战略角度，对苏联与中国国共两党的合作进行探究；并探寻引发中苏两国在抗战后期离心离德的缘由。
一、苏联与国民政府动荡的同盟关系
中苏复交初期，两国政府间仍存有的不信任感，且由于苏联对中共的支持，政府间的合作较少。直到1934年，国民政府摧毁了中共在南方的根据地，摆脱红军威胁后，开始尝试与苏联合作。1934年蒋廷黻作为蒋介石的非正式代表赴苏访问，两国政府有了进一步的交往。1937年中苏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开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
苏联在道义、经济和军事上均给予了国民政府大力的支持。1937年日本轰炸南京时，苏联驻日大使史拉夫斯基坚决抗议，并表示：苏联使馆决不撤出南京，日方“需负一切轰炸之责”。这是苏联对中国的人道主义关怀。两国政府还签订了三笔易货贷款协定，用于国民政府向苏联购买军火物资。在军事上，苏联为国民政府派遣军事顾问，持续供应武器装备，并帮助其建立军工厂、培训技术人员。苏联在道义，经济和军事为中国提供的援助，让国民政府在与日本实力悬殊的条件下有了反争的余地，为当时孤立无援、艰难抗战的中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在中国粉碎日本对华速胜论者的幻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苏联与中共之间的伙伴关系
在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反对苏联对中共进行直接援助，且苏联高估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力量，轻视了共产党的实力，导致苏联对中共的物质援助数量远远少于国民政府。但这并不代表苏联政府真的把“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由于苏联和中共同属于社会主义政党，因而在抗战前期，苏联多次向中共提供枪械、美钞、书籍等军事物资援助，也陆续地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援助。事实上，在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还在继续援助中共。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大力援助国民政府的同时，与中国共产党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苏联平行外交战略的实施，对国共两党不对等的援助，为中苏关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三、中国与苏联在冲突中渐行渐远
中苏两国在抗战前期是友好合作，军事经济上相互援助；但在抗战后期，中苏两国间潜在矛盾纷纷爆发出来，两国在冲突中渐行渐远。
抗战时期苏联的双重外交政策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原因。从中共方面看，苏联为促成国共合作而牺牲共产党利益的做法让共产党寒心。1940年的皖南事变使中共遭受了惨重损失。但苏联只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没有停止原定的援助计划，甚至还要求中共方面继续维护两党关系。在随后爆发的苏德战争中，苏联希望中共全力阻断日本进攻，但由于战略不同，且自身能力有限，没按其指示部署，这让斯大林误解中共消极保卫苏联；再加上中共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整风运动，使二者嫌隙渐深。国民党方面，苏联与中共之间的密切关系引起国民党的不满；而苏联不想直接与日发生军事冲突，而迟迟不与国民政府结盟的做法，更让国民政府对其不信任；而1941年苏日缔结《苏日中立条约》则让国民政府对苏联彻底失望。因而在抗战后期，苏联与中国两党的关系都降至冰点。
苏联干预中国内政，侵犯领土主权的做法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苏联在新疆问题上、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更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挑衅，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苏联的这种做法不仅让苏联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更使中苏两国离心离德。
由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从属于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因而苏联在与日美英的合作中，均损害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1941年苏日缔结《苏日中立条约》，苏联要求日本政府保障和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然而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这是苏联“祸水西引”外交策略的延续，是牺牲别国利益而保全本国的不耻做法。在1945年签订的《雅尔塔密约》中，苏联强占中国领土，干涉中国在涉外问题上的主权，这是在争取本国利益时而侵犯别国主权的强盗行为，是苏联“民族利己主义”的体现。苏联的上述做法严重违背了两国和平交往的原则，也让中苏在抗战后期离心离德，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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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江伟婕（1998—），女，山东济宁人，本科，研究方向: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