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塘田战时讲学院”是抗战时期吕振羽受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徐特立委派，在国统区筹办并由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一所培训基层抗日干部的新型学校。它成功地通过统一战线形式在国统区创办了我党“青年干部训练的大本营”，为当时我党团结国民党和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救国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适时的合作模式。吕振羽和“塘田战时讲学院”同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为统领，致力于“阶级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抗战教育”，倾心投入“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办学，竭尽心智，培养“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急需人才，并受党之重托，建立了空白地区的党组织，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湖南抗战和全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吕振羽； “塘田战时讲学院”； 历史贡献； 时代意义
一
--“塘田战时讲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吕振羽受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徐特立委派筹办并由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一所培训基层抗日干部的学校，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建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因其创办地——院址在湖南武冈县塘田寺(今属邵阳县)境内的清末太子少保席宝田的塘田宅院内(1)席宝田(1829—1889)，湖南东安人，清末湘军将领。席宝田曾费时多年，修建了这座占地近20亩，由17座砖木结构房子组成，四周高墙围绕、规模恢宏、精雕细镂、豪华气派的大宅院，即塘田宅院。塘田宅院是席宝田的府邸之一。，并“非正式大专院校性质”，而“系旧时书院式的战时讲学机构”[1]132，故名“塘田战时讲学院”(以下简称“塘院”)。“塘院”于1938年6月开始筹备，9月上旬正式开学。“塘院”的创办，曾得到过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徐特立同志特向党中央、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汇报过。徐特立在他写的《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说：“一月以前，我们的同志吕振羽在宝庆办了一个学校，名战时讲学院，已经找好校舍，开始招生，由司法院副院长覃理呜当院长，吕振羽当副院长……不久以前，我曾写信给泽东、洛甫两同志，要求派几个下级干部去当学生，将陕公和抗大的学风带去，以便在湖南进行抗战教育”[2]219—220。
Despite Carrell’s observations,between 1905-1910,several surgical peers such as M Princeteau,Mathieu Jaboulay and Ernst Unger in this era attempted xenotransplantation of rabbit,pig and macaque kidneys to humans with disastrous results[13].
目前我国养猪业的痛点是市场而不是技术，是数据而不是概念，不从育种、品质和特色上调整养猪业的结构，为消费者真正提供风味特色的安全猪肉，仅从改善养猪的辅助设备上下功夫，让消费者感觉似乎“刷脸”的猪就是安全的，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眼前有些养猪企业在众多新概念的影响下盲目拉高硬件水平，将养猪以来多年的积累变成了设备和设施，给行业造成额外的负担。作为传统行业，我们既要敢于勇于拥抱互联网、高科技，更要善于精于做强行业自身优势和特点，方能在巨变的时代大潮中更好更高质量地赢得发展先机。
由于国民党“对教育事业‘严格的监察’”，实行“异党操纵者不让其存在”的反动政策，1939年4月“塘院”被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强迫解散”[3]319。“塘院”从其开始筹备，到被国民党“强迫解散”，仅存10个多月，但它存在时间虽短，却以其突出的业绩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如果说当年的延安‘抗大’是培养党的高层次抗日干部，它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磨得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的话，那么，‘塘院’即是南方基层抗日干部的一座革命熔炉。可以说，它与‘抗大’交相辉映，其播下的革命火种和培养的人才为湖南乃至全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4]50。此说，有史为证：一是据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原省政协秘书长、“塘院”当年学生邓晏如同志回忆：“一九四五年冬，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出席湖南工作座谈会时，对塘院有很好的评价。”[5]40二是从当年“塘院”办学在国民党中央引起震动，导致被国民党“武力解散”的史实即可看出。1939年4月23日，徐特立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最近，……塘田战时讲学院的武力解散，即是执行国民党最高的决定。”[6]286同时，据吕振羽于1959年5月委托江明、王建中执笔，稿成后亲自审订、修改的回忆录，即《回忆塘田战时讲学院》一文记载，当年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曾“电令薛岳强行解散塘院”，薛岳当时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保安司令。“电文大意说：‘据报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实即奸党之西南抗大，宣传错综复杂的思想，愚弄青年，欺骗群众，企图捣乱社会秩序，危害三民主义，应严加查办，制乱未萌……’”[1]136。正是由于“塘院”的历史贡献，1983年9月，开国上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2006年6月，国务院将“塘院”旧址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11月，“塘院”被列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
“塘院”的创办，在抗战初期的西南地区，“就象新建的一座灯塔，指引着抗日的航船奋勇前进”[5]24，从而铸就了它在党的抗战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
第一，拟在日寇攻入湖南时“开辟湘桂黔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准备“党的骨干”。在当时想“利用已有的学校”培训尚“不可能”的情况下，成功地通过统一战线形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干部训练的大本营”。
截至2018年6月底，我国“新三板”挂牌企业12775家，按照行业进行筛选，新闻和出版业共有30家企业挂牌，其中27家为民营企业，北京和上海共有13家，其他基本分布在省会城市，可见新闻和出版企业主要集中在大中型城市。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结果虽取得一些局部胜利，但总趋势是其军队接连败退，武汉即将失守，长沙岌岌可危。因此，中共湖南省委和徐特立都主张在日寇攻入湖南时，“我党独立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以湖南四明山为据点，“开辟湘桂黔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1]131。因此，“培训党的骨于，已是当务之急”[1]130。是时，虽然已是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被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主持湘政，出现了我们“可以放手工作的‘黄金时代’”[7]90，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从中作梗，国共合作的障碍仍然不少”[4]50。如“在常德，我们有同志曾亲眼看见过国民党上级党部的指令上这样说：‘抗战或和战，还待三·二九会议之最后决定，应严密防止共产党活动’等语”[8]47。特别是，国民党“C·C派占据教育界，对我们极坏”[2]214。如国民党“C·C”分子、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就百般刁难“塘院”的成立，不但“回信拒绝担任名誉董事”，并“声称‘须按合法手续进行筹备’，企图迫使我们半途下马”[1]132。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为统领，致力于“阶级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抗战教育”，竭尽心智，培养“追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急需人才。
“塘院”“是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办的一所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1]133的共产党“青年干部训练的大本营”[9]391。为什么“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徐特立有一个解释：当时“党训练干部采取秘密的方式，部分的党员在公开的群众训练班学习一般的政治，但数量十分不够。想要利用已有的学校，目前不可能。过去曾经利用过临时大学的训练班，目前省党部防范严密，不可能进行”[2]219。
邵阳，史称宝庆，为湘省大行政区之一，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位于资水上游，雪峰山脉峙于西，五岭山脉屏于南，余皆为丘陵起伏及河谷两岸的冲积平原。辖境东接衡岳，北连湘乡和益阳，西倚怀化和贵州开泰，南邻东安和广西资源、龙胜。“明清而后，邵阳便成为湘西南的重镇和通衢”[16]1。控制邵阳，就“可以控制湘桂、湘黔、川黔桂各铁路，湘桂、湘黔、湘川、川黔桂各公路——这些交通要道，或环绕或穿过这纵横数千里的山区”[1]581。因此，我党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密切关注此地，先后在该地区建立了党的早期地下组织，“1925年秋，李秋涛在武冈建立了思思学校特别支部”，“同年冬，罗卓云在宝庆建立党小组，次年春建立中共宝庆支部”，“1926年秋至1927年春，新宁、武冈、城步、绥宁先后建立了省特别支部”[17]31。“这时，邵阳及各县共有党的支部30余个，……各地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17]31。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全国实行惨无人道的白色恐怖，“捕杀”共产党人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18]190，邵阳地下党的组织也惨遭严重破坏，从1928年9月开始，该地区党组织活动有将近10年基本处在停顿状态。
为使“塘院”尽快建立，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尽可能通过广泛的统一战线形式来建立这个学院”[1]131。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吕振羽不辞辛苦，上下周旋，通过各种关系，终于邀请到了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委刘岳厚、湖南省第六区即邵阳专员李琼、湖南省第六区保安司令岳森、湖南省武冈县县长林拔萃等一些湖南政界、文化教育界等领域的国民党著名人士参加“塘院”董事会，使该“学院董事会共有三十余人，包括了湖南各方面的人物”[1]131，并邀请覃振担任“塘院”院长、赵恒惕担任“塘院”董事长。
第一，为当时全国怎样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救国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适时的合作模式。“塘院”在筹建和开办过程中，正处在武汉即将失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即将来临的前夕，正面临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刻，也就是国民党从形式上的国共合作，到实际上即将公开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其政策重点即将由对外(抗日)转向对内(反共反人民)。那么，在这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大环境下，我党如何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保持和发展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钱，吕振羽为首的“塘院”即提供了上述这样一种可资借鉴、适时的合作模式。应当说，这种合作形式在当时西南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在它之后，相继在这些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合作形式。无疑这是“塘院”的一大历史贡献。
“塘院”还“师古人经义治事并行之遗意”，认为“学生在抗战期间，应有一技之长”[12]495—496，因此，“塘院”十分重视教学相长，教学一致，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做”相结合。学生“在这里既要学习，也要工作”[5]28。“塘院”尤其支持成立“学生自治”组织，通过它们积极引导学生深入社会，深入农村，深入民众之中。在学生自治组织中，成立了宣传队、歌咏队、壁报组、戏剧组、访问组、募捐组、膳食组、治安组、妇女组，举办各种民众识字班，进行农村扫盲，还经常组织各种会议，诸如业务会、研究会、讨论会、座谈会、生活检讨会、文娱晚会，等等，规定“每个学生要参加一至两项工作”[5]28，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能力，锤炼自已的品格。
“塘院”学生来源广泛，差别较大。这是因为入校学生既“无学历资格之限制”[12]495，又无“性别年龄之限”[13]61，只要愿意献身于抗日事业的青年都可报名，参加学习。因此每个入校学生的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极为不同。那么，如何把他们培养成为我党所需的抗日干部？以吕振羽为首的“塘院人”竭尽心智，倾注在“塘院”育人上。首先，“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差别，学院分设研究班、补习班两级”[1]133。研究班开设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大纲、中国近代史、西洋近代史、军事常识和抗战常识等专修课，补习班开设国文、数学、史地、自然、社会科学、战时防护和抗战常识等专修课。在办学的指导思想上，吕振羽坚持一点，即我们“不只是叫青年认识现实，忠于抗战，最重要的，是从理论上坚定青年对于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拥护团结统一，反对分裂，反对敌探汉奸亲日派分子，……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念”[14]。为此，在课程设置上，学院特别开设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抗日民族战争讲座”(为着冲淡颜色，以孙中山先生纪念周会的形式出现)等课程。作为研修班、补习班“两级共修课程”，这些课程大都聘请中共党员教师主讲，并且，其教材也是教师根据《延安日报》《新华日报》《观察日报》《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左派”幼稚病》《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书报编写。[5]27—28吕振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专门主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和辅讲“抗日民族战争讲座”等必修课程。为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吕振羽在教学中又精心设计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诸如：“近代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上的革命是从什么基础上发生出来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民族资本何似有两面性，这对于近代中国民族革命的影响如何？”“历史上为什么在同一阶级或阶层内部也有着冲突？”“中国戊戌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有何异同？”“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缘何不曾实现？”“经济史观、地理史观、唯心史观为什么都是错误的？”[15]292—293，299，316，321等，然后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教学和讨论，以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树立学生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由于“塘院”在办学过程中，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重视社会实践活动，因而虽只有七个月教学，但却培养出一大批“渴求真理，追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134的抗战急需的精英人才。时“至1939年4月学院被‘查封’止，共吸收民先队员一百八十余人，党员五十余人”[1]134。
第三，受中共湖南省委地下党的重托，“塘院”在湖南邵阳地区的金称寺(时属武冈县)、新宁、洞口、绥宁、城步等地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填补了抗战时期党在这些地区的空白。
中国是一个铁矿石资源丰富的国家，但由于钢铁工业铁矿石消耗量大，对难选矿石的进一步研究显得至关重要。高磷鲕状赤铁矿是国内外公认的最难选铁矿石类型之一，是我国一种重要的沉积型铁矿。鲕状赤铁矿的主要成分有赤铁矿、菱铁矿、鲕绿泥石和褐铁矿，在形成过程中，赤铁矿、褐铁矿与脉石矿物一般是由鲕状颗粒中心向外呈同心环状层层包裹，形成多层状构造，具有铁品位低(35%～50%)、磷含量高(0.4%～1.8%)并常常与菱铁矿、石英、鲕绿泥石和含磷脉石等矿物共生的特点。
从“塘院”创办的目的、任务、教育过程、教育效果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贡献来看，它“可称为当时国内西南地区仅有的一颗璀璨的明珠”[4]51。吕振羽名义上只是副院长，但“实际上是全院工作的负责人”[10]231，在办学过程中，“他极其灵活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使‘塘院’的工作得到了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拥护和大力支持”[4]51。解放后吕振羽回忆说：“当时我是塘田战时讲学院副院长……国民党多次想查封，都给覃振顶住了，覃振对我的工作大力支持，甚至把他私人的图章都交给我使用”[11]。不但国民党上层爱国民主人士支持，“学生的父兄也很赞成该院的办法”，“社会环境算十分的好”[6]286，所以“这些，对于当时‘不适宜统战工作’的地区和党的干部，怎样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抗日、巩固和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疑起到了榜样作用”[4]51。
“塘院”创办伊始，首先建立了学院“党的三人领导小组”，“塘院”被“武力解散”后，遵照中共湖南省委地下党的指示，又组织了一部分当时“家居武冈、新宁、城步、绥宁县(当时均未建立党组织)的党员同学”，“回家建立空白县的省直属党支部”，“指定王时真同志为书记”，建立了金称寺党支部，“指定郑圭田为书记”，建立了新宁直属支部，并“开办建党训练班”。之后，“在洞口、绥宁、城步建立了党的支部。洞口支部由雷震寰同志任书记，绥宁支部由李子华任书记，城步支部由肖强欤任书记”[1]139。至此，园满完成中共湖南“省委交给的建党任务”[1]139，填补了抗战时期党在这些地区的空白。
三
岁月如梭，时间一晃离“塘院”办学有80周年。在这80年中，“塘院”和“塘院人”经历了时代的风雨，见证了历史的磨难和岁月的峥嵘。我们今天纪念它，首先要全面认识它对我党和人民的历史贡献，进一步明确它的历史定位。我们认为，“塘院”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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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塘院”的战时教育模式，为现代国民教育提供了“因材施教”“通识”教育和“学生自治”的成功教育范式，特别是在教育指导思想上，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塘院”坚决贯彻吕振羽的正确主张，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坚定”青年的“决心和信念”，这种“坚定”“决心和信念”教育，为我们今天加强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青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战略指导意义。因为在这里，吕振羽所倡导的“坚定”青年的“决心和信念”教育，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对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关键点是“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对当今青年之教育意义重大，诚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理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9]。由此可见吕振羽当年所倡导的对青年进行“坚定”其“决心和信念”教育，对如何在新形势下教育、引领当代青年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三，“塘院”在湖南邵阳地区的武冈、新宁、城步、绥宁、金称寺等地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邵阳地区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对邵阳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如1949年2月底，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全国解放大局已定的形势下，邵阳四望乡(今邵阳白仓镇)国民党乡队副莫新春和唐道光、李梦麟等发动武装起义。在他们“要求帮助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时，时在蛰伏状态的中共金称寺支部立即果断决定“先派”党员“张必烈、易延耀加入莫部，协助抓好部队工作”[20]60，后“又陆续派出彭义方、李众青、曾英民、唐建梧等十四个党员到莫部工作”[20]60，并使其及时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有力领导和改造，为这支部队后来编入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二支队、配合解放大军解放邵阳和武冈等地准备了条件。
第四，“塘院”培养了一大批“渴求真理，追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急需的精英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塘院”虽只办学几个月，但培养了学生250余人。这批人后来或参加新四军，或去延安，或继续在国统区进行党的地下革命工作，他们均为抗日战争和尔后的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今天纪念“塘院”创建80周年，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塘院”对党无比忠诚、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当年，以吕振羽为首的“塘院”共产党人，当党的工作需要之际，毫不犹豫“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主张，开拓战时教育阵地”[10]228，并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忠诚勤敏”，既是“塘院”的“院训”，也是“塘院”共产党人的真实写照，彰显了“塘院”的“院魂”。在国民教育上，我们要学习“塘院”的教育思想，发扬光大“塘院”的学风，借鉴“塘院”战时教育模式，倡导“决心和信念”教育，以加强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总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吕振羽奉党之命，“回湘开荒”，他舍生取义，不辱使命，创办了“塘院”，并与“塘院”所有的办学同仁一道，全身心地投入“塘院”这所学校，他们“正确地执行和实现了省委规定的方针和任务，培养了一批干部，教育和组织了群众，建立了空白地区的党组织，宣传了革命的思想，播下了红色的种子”[1]139，在湖南乃至全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们在纪念“塘院”建校80周年的时候，应当铭记他们的这一历史功绩。
矩阵的列向量组和行向量组都是只含有有限个向量的向量组。反之，一个含有限个向量的向量组总可以构成一个矩阵。含有限个向量的有序向量组可以与矩阵一一对应。在解决向量组的问题时，可以表述成矩阵的形式，通过矩阵的运算得出结果，然后把矩阵形式的结果“翻译”成几何问题，也就是向量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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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ZhenyuandTangtianWartimeInstitute——Commemoratingthe80thAnniversaryoftheEstablishmentofTangtianWartimeInstitute
DAI Kaizhu
(School of Law,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v Zhenyu was appointed by Xu Teli, representative of the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Hunan, to set up Tangtian Wartime Institute as a new school for training grassroots anti-Japanese cadres in those areas controlled by Kuomintang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t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 base camp for the training of young cadr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area controlled by Kuomintang through the form of the united front, which provided a cooperative model and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o unite Kuomintang and other democratic patriots. With the guidance of Maxism education and committed to “class education”,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Lv Zhenyu and his colleagues were devoted to the training of anti-Japanese talents needed by the Party. With the full trust of the Party, they established party organizations everywhere and planted the seeds of revolution. In this way, they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Hunan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war.
Keywords： Lv Zhenyu; Tangtian Wartime Institut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ime significance
收稿日期：2019-07-10
作者简介：戴开柱，男，长沙学院法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北京吕振羽纪念室特聘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K8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1012(2019)04—0001—06
标签：湖南论文; 国民党论文; 战时论文; 湖南省论文; 中共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党史参考资料论文;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长沙学院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