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根据明清学人著录、国内外古籍目录和清末三原学人贺复斋手书《〈典籍格言〉题识》，结合新出版的《关学文库·贺瑞麟集》，运用文献分析方法，综合考察贺氏编纂《原故文录》《原献文录》《原献诗录》等相关文化活动，对《典籍格言》版本与《〈典籍格言〉题识》进行考释。研究表明：弘治版《典籍格言》是海内外孤本，纵有残缺，但仍非常珍贵；贺氏《〈典籍格言〉题识》时间“同治庚辰春三月晦日”应为“光绪庚辰春三月晦日”之讹。
关键词：《典籍格言》；版本；题识；庚辰
《关学文库》是近年来研究国学、弘扬传统、建立文化自信的一项“文化精品工程”。[1-2]笔者参与该国家级课题，承担并完成了其子课题《关学文库·王恕集》的点校整理任务。鉴于清末关学代表人物贺瑞麟在明代关学巨擘、三原学派创始人王恕编著的《典籍格言》扉页上题识文字的版本价值，笔者将其编入《王恕集·典籍格言》篇首；又以其尾署时间错讹而权作存疑处理。李虎先生《〈王恕集〉搜集和选用版本源流探微》一文中对《典籍格言》版本进行了初步考证，认为是“海内传世孤本”。近读王长坤、刘峰两先生点校的《关学文库·贺瑞麟集》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颇觉有益于进一步考证《典籍格言》版本与解读《〈典籍格言〉题识》（以下简称《题识》），遂作此文，与读者分享。
1 《典籍格言》版本考释
贺氏《题识》云：“此书多能益人性情，长人学识，推单言复语，正易记玩。端毅一代名臣，尚勤勤于此，则后学岂可浅视！惟[惜]版本残缺，无从补钞，当访求之。同治庚辰春三月晦日，复斋识。”[3]173行文内“此书”指《典籍格言》，是王恕四种编著中唯一的传世作品。“复斋”即贺瑞麟的号。
《典籍格言》又名《经籍格言》。明正德三年（1508），吏部尚书李东阳撰写王恕墓志铭说王氏有《经籍格言》行世。[4]843嗣后李濂[3]4和清初版本目录学家黄虞稷[5]409都著录为《经籍格言》；但李东阳此前提到的书名却是《典籍格言》。[4]662对比前后著录书名差异可确认三点：（1）王恕生前初版书名为《典籍格言》，身后再版书名为《经籍格言》；（2）《王恕集》点校的是刊于弘治十八年（1505）的原初版本①王恕在《〈典籍格言〉引》自署刻印时间为“弘治乙丑秋七月甲申（即1505年7月31日）”。；（3）贺氏当年未找到《典籍格言》或《经籍格言》的其他复本。20世纪90年代末，三原图书馆公布过有关该书的馆藏书目，[6]909但藏本已无踪迹。兹将《题识》结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翁连溪编校，线装书局2005年版）、《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全寅初主编，学古房出版社2005年版）及日本“东洋文库”公布的《汉文古籍目录》联系起来考察，内中均无《典籍格言》或《经籍格言》。依此判断，陕西省图书馆所藏弘治版《典籍格言》是海内外孤本，纵有残阙，但吉光片羽，极为珍贵。
2 《〈典籍格言〉题识》解读
贺氏《题识》也有“同治庚辰春三月晦日”之误。笔者在《王恕集·典籍格言》中存疑云：“同治在位共十三年，其间并无‘庚辰年’。”[3]173
据贺氏门人孙迺琨《贺清麓先生年谱》记载：贺复斋瑞麟氏生于道光四年甲申正月十八，卒于光绪十九年癸巳九月初五（1824年2月17日—1893年10月14日）。[7]1134再联系贺氏生平，综合分析《题识》可以推定：（1）“同治庚辰春三月晦日”或系记忆出错，或为笔误；（2）无论何种错讹，内中必有贺氏经历的记忆基础；（3）在此基础上，将其视作年份“同治”与日期“庚辰春三月晦日”两个单元，将两者分开表述，则都是正确的（贺氏的确经历了这两个时间点），而将两者合体表述则是错误的（同治间无庚辰年，当然不可能实际存在“同治庚辰春三月晦日”）。从时间逻辑表述角度考察，这就意味着该两个时间单元中，只有一个单元错误，另一个单元是正确的。
假定“同治”纪年错误，则“庚辰春三月晦日”必然正确；而贺氏在世只经历了光绪“庚辰春三月晦日”（1880年5月8日）。[8]再假定“同治”纪年正确，则“庚辰春三月晦日”必误。但实际上，贺氏在收藏《典籍格言》时扉页上手书《题识》应该清楚当日时间，则“春三月晦日”应准确无误，所以这里只能是年份出错。同理，纵然年份出错也仍有贺氏经历的记忆基础，若属笔误情况，则正确年份不外“庚□”或“□辰”。同治时期与“庚”或“辰”相关联的年份只有“戊辰”和“庚午”，该两年的“春三月晦日”分别是同治七年三月三十日（1868年4月22日）和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1870年4月30日）。[8]
那天她回去后，就病了。心理的脆弱让她的身体不堪一击。她发烧，总是很冷。窝在床角发呆。她想他。她想如果这时他能来一个电话，或者一条短信，她就原谅他了。原谅他对自己的不认真，也原谅自己在这场关系中的失败。她会一直和他那样下去，即使只是性伙伴。
《贺清麓先生年谱》又载：同治九年庚午，贺氏辞去学古书院讲席后自建“清麓精舍”，开门授徒。[7]1146-1147清麓精舍即正谊书院前身，[7]1155自有藏书与刻书机构，则贺氏于“同治庚午”亦有可能收藏和题识《典籍格言》。
《贺清麓先生年谱》载，贺氏同治七年戊辰主讲学古书院，建藏书楼并撰文曰：“吾邑学古书院旧无书。同治乙丑（1865），余忝主讲事，既为院中诸生议设学廪，复以其赢渐次购书千馀卷。”[7]1145《学古书院藏书阁记》则具体记载了该藏书楼修建始末：“是役也，始于戊辰八月，讫于十有二月……其明年己巳二月朔（1869年4月11日），贺瑞麟谨记并书。”[7]437贺氏很重视整理关学典籍。其《书〈关学编〉后》详细记载了重金搜购、校勘、增补和出版长安学人冯从吾《关学编》等书籍的曲折过程，并尾署“（同治戊辰）九月朔旦（1868年10月16日晨），三原贺瑞麟复斋甫谨书”。[7]11这些记载表明，贺氏有可能在“同治戊辰”收藏和题识《典籍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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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只需在同治戊辰、庚午及光绪庚辰三个“春三月晦日”中确定其一。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最直接的确切文献记载，无法做出必然性判断，而只能根据贺氏在这三个年份的相关文化活动进行综合比较，做出可能性判断。
三个日期相互比校，贺氏于光绪“庚辰春三月晦日”最有可能题识《典籍格言》。
第二，为引导三原学风，贺氏将搜集到的三原学人著述编为《原献文录》和《原献诗录》。《〈原献文诗录〉序》引用黄宗羲《明儒学案》评论众多三原学人的德业、人品、学问，并鼓励后学云：“惟有志者相与讲明乎端毅、康僖、忠宪三先生之存心行己如所谓三原之学者，更进而求三先生之所尝师法洙、泗、洛、闽之渊源，使圣人之道入耳存心，蕴为德行，行为事业；义理极其精，性情极其正。如是，即不为古文诗亦自无憾。然有德有言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古文也；诗也当有不愧三先生者，不又为吾原生色哉！麟老矣，窃愿与邑人士共勉焉。光绪庚辰秋七月丙子（1880年8月15日），贺瑞麟复斋。”[9]①《贺瑞麟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所载同题《序》文与此略有出入。行文内“端毅、康僖、忠宪三先生”分别指明代三原学派的三个代表人物王恕、王承裕和马理。
《会稽志》记载：“桐柏山金庭馆碑，沈约造。儿珪之正书……《系地》云：在嵊县东七十二里本观内，据记称，永泰中，定居桐柏岭，因地名建馆，曰金庭馆。”[2]2030
第一，该年春天，贺氏受聘三原知县焦云龙续修《三原新志》。[7]1154贺氏可借修志之便系统征集三原地方文献，则《典籍格言》很可能就是其中一种。
第三，贺氏将所征文献不便辑入《三原新志·艺文志》者，编入《原献文录》和《原献诗录》，其他可资考证三原掌故的文献则编入《原故文录》。《〈原故文录〉序》尾署“光绪庚辰初秋既望（1880年8月21日），贺瑞麟复斋”。[10]②《贺瑞麟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同题《序》文与此略有不同，其末尾无“光绪庚辰初秋既望，贺瑞麟复斋”句。
五等爵制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根据诸侯不同的品级，授予其一定的领土和人口，诸侯乃是代天子牧民。
第四，通观前述三点，贺氏虽可能于同治“戊辰”与“庚午”两年收藏题识《典籍格言》，但其收藏范围较广，不限于三原学派著述文献，且重点不在三原，则收藏题识的几率相对较低。光绪庚辰年，贺氏重在搜集出版三原学派著述文献及其相关参考文献，因而收藏题识的几率更高些。
第五，根据时间去而不复的一维性与人的记忆可溯以往而不可及未来的逆向一维性特征，贺氏在同治间不会预有光绪纪年信息；但在光绪间却可有同治纪年信息。到光绪六年为止，贺氏经历同治纪年有13年，而光绪纪年仅6年。考虑到年龄增长导致记忆力衰退等因素，贺氏书写同治年号早已成老习惯，而书写光绪年号的新习惯尚不大稳固，但所历季节、月份、日期却是即时具体的，因而贺氏可能是将“光绪庚辰春三月晦日”按老习惯笔误写成“同治庚辰春三月晦日”。又因搜集到的《典籍格言》是明版残本，贺氏便随手批注，希望日后发现其他复本以备校勘、补残和再版。此或为贺氏《题识》行文“惜版本残缺，无从补钞，当访求之”的主要原因。《关学文库·贺瑞麟集》的整理出版，为王氏《典籍格言》版本考释与贺氏《题识》解疑正误提供了新的资料线索。
参考文献：
[1]徐晔，杨建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关学文库》首发式暨研讨会发言集萃[N].光明日报，2015-12-21（6）.
[2]梁枢.《关学文库》集粹八百年[N].光明日报，2015-11-16（9）.
[3]贺瑞麟.《典籍格言》题识[M]//王恕集.张建辉，黄芸珠，点校.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4]李东阳.怀麓堂集[M]//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第6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三原县志编纂委员会.三原县馆藏本县名人学者部分著述（古籍）统计表[M]//三原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7]贺瑞麟.贺瑞麟集[M].王长坤，刘峰，点校.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8]两千年中西历转换[DB/OL].(2018-05-12).http://sinocal.sinica.edu.tw/cgi-bin/sinocal/luso.utf8.cgi.
[9]贺瑞麟.原献文录[M].刻本.三原：正谊书院，1881（光绪七年）.
[10]贺瑞麟.原故文录[M].刻本.三原：正谊书院，1881（光绪七年）.
Textual Research and Explanation for Copiesof Maximsof Ancient Booksand Records and Its Inscription by Mr.He
ZHANG Jianhui
（School of Resources,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Culture,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anyang 712000,Shaanxi,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scholars’writing record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ancient book catalogues in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Maxims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with He Ruilin’s Inscription from Sanyuan Coun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incorporating Corpus of He Ruilin,one of Books of The Guan School Study Library printed recently,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He Ruilin’s relevant cultural activities,such as redacting Ancient Articles Included in Sanyuan County,Articles Included in The Ancient Documents of Sanyuan County,and Poetries included in The Ancient Documents of Sanyuan County and so on,the editions of Maxims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and Maxims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with He Ruilin’s Inscription has been textually criticized and explained.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Maxims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printed in Hong Zhi’s reign of Ming Dynasty is the only copy worldwide;it is very precious despite its incompleteness;the time of“同治庚辰春三月晦日”autographed in the end of Maxims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with He Ruilin’s Inscription ought to be the mistakeof“光绪庚辰春三月晦日”(on may 8,1880).
Key words:Maximsof Ancient Booksand Records;edition;inscription;1880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9）01-0105-03
收稿日期：2018-11-09
基金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新出字2011-407号）；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专项资助项目（15JZ087）。
作者简介：张建辉（1959—），男，陕西周至人，咸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经济史、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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