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毛泽东（时年28岁）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会议。
1921年7月下旬至8月初，在上海（后移至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会议，时年28岁。
这是毛泽东参加中共八大时，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这就是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
那么问题来了，有读者对此不是很理解，他们问，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为什么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呢？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有一个过程的。大致可以分为建立早期地方组织和建立全国组织两个阶段。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全国性组织的建立。但在此之前，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已经在国内多地及日本、法国建立起来了。中国最早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共历史上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形象地说明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实施暖人心工程。始终把以人为本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领导干部定期深入基层调研，听取员工对企业发展的建议，了解员工的实际需求。建立困难家庭档案和联系点，以春节慰问、夏送清凉、金秋助学、冬送温暖为载体，实行一对一困难帮扶。通过入户家访、节日慰问、大病救助、子女助学等形式，帮助困难职工解决生活困难，对于不能解决的问题，视情况及时向上级反映或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使职工群众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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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毛泽东最初对穷苦人的了解主要来自成长地湖南，因此他对人民生活的关怀乃至奔走呼号也是从湖南着手。当时，湖南在军阀统治之下，“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张敬尧入湘以后，更是“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为了受苦的湖南人民，毛泽东会同社会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还上书中央政府，历数其罪状。此时，毛泽东还寄希望于中央政府，试图用改良的方式来改变湖南人民的生活状况。
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全国各地的党员有58人。这58人的出身、学历、成分和职业十分值得注意：留日的18人，北大毕业生17人，其他大学的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13人，只有2人文化程度不高。从职业来看，担任教师包括教授的17人，在校学生24人，报业人员、律师、职员、弃官不做的自由职业者等13人，党务和工会工作者2人，典型意义上的工人2人。这些人中不少都出身于富有和殷实之家，在“经济”上并不那么困难，有的还很不一般。比如即使现在看起来也是一幢“豪宅”的中共一大会址，就是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的胞兄当时的寓所。这样一批人是社会中生活比较优裕的少数人，但是他们的成长被社会中“大多数穷苦人民”包围着，在读书的过程中，“为生民立命”的传统伦理，“人生而平等”的外来观念，不断地激发着他们思考和关心周围“大多数穷苦人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毛泽东“初心”的形成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毛泽东十四五岁时，一边务农，一边自己读书。当然，读的大都是有趣的小说，就像今天中学生读课外书一样。与众不同的是，他有一天忽然想到，书里的主要人物都是什么文官、武将和书生等，没有一个种地的农民做主人公。原来，少年毛泽东在帮父亲种地的过程中，对周围的农民有了较多感知，发现一些整日劳作的人反而生活艰难，便产生了这种思考。对此，他感到困惑不解，纳闷了两年，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他们都是人民的统治者。
脓毒症时血小板数量降低可导致机体凝血功能异常，易发生出血[13]。同时，血小板减少可促进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 等炎症因子的释放，导致机体免疫调节失衡，进而损害宿主的防御功能，加重脓毒症的进展[14]。此外，由于激活的血小板可与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等相互作用，发挥清除病原菌的作用，血小板减少可导致机体固有防御的下降，进而增加患者病死率。
毛泽东十七岁时，从许多豆商那里听到了一件事。那年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这真像历史上“晋惠帝之问”一样，得知许多百姓没有粮食吃，被活活饿死，大为不解地问：“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但是，经过戊戌变法风气已开的湖南人民已和古代饥民不同。当抚台的话传来，他们怒气冲天，立即举行游行示威，并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官府门前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省府衙门一个姓庄的特派大员骑着马出来，告诉人们官厅将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可是皇帝谴责这位庄姓官员同“暴民”勾结，很快将他革职。不久，新抚台上任，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许多人被杀头，挂在旗杆上示众。这件事对毛泽东的震动很大，从此把它记在心上，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觉得所谓“暴民”也是和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人，并对他们所受的冤屈“深感不平”。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有了仗义济民的情怀。
1959年，他在党内通信中都还写道：“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让所有中国人都吃上饭、吃好饭，是毛泽东少年时就产生的朴素愿望，同时又是他成年后致力于社会改造过程中一直存在的理性追求。
或许正因为早年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在毛泽东初步有了改造社会的思想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声：“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了〈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千万不要看错！”意思是如果社会不能解决我们的“饥饿”问题，只好自己起来解决。他还进一步设问，并回答：“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第一位关注的问题，也是他后来参加革命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把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直到
这以后，当地发生的两件大事，更让他真切感受到穷苦人所受的欺压和生活的不易。一件是韶山哥老会会员们的遭遇。他们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在法庭打官司时，由于地主势力很大，加上贿赂了官府的人，哥老会会员们败诉了。但他们并没有屈服，而是撤到本地一个山里，建立起堡寨，不断打击地主和官府。他们最后被镇压，一个叫彭铁匠的起义领袖，逃亡过程中被抓住杀了头。毛泽东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这种同情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应该与他读的反映绿林好汉和侠义之士的书分不开。另一件大事是他直接感受到的“粮荒”。穷人没有饭吃，自然要求富裕的人接济，甚至发生了“吃大户”的运动。他从事米粮生意的父亲，也有一船米“被穷人劫去”。这样一些穷苦人的遭遇和反抗引发了他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当时没有找到答案，但这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化，影响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过程是这样的：
这样就很清楚了，毛泽东在长沙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因此他当然就在192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车牌字符一般就3类，分别为阿拉伯数字、汉字、英文字母。其中，具体来讲，数字取0～9，英文字母取A～Z（其中因为1和字母I、0和字母O难以区分，所以国家规定O和I不能使用）。汉字的取值范围较广，除专用号牌外，一般字符为发牌机关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如“京”，“豫”等一共31个汉字。对于专用号牌有特殊汉字如警用号牌简称为“警”，具体为{“领”“使”“警”“学”“挂”“港”“澳”“试”“超”}9个汉字。总的来说，就是需要识别74个字符。所以车牌字符识别的目的就是利用算法对于分割后的字符图片，能够将图片中的字符正确的对应到这74个字符[15-17]。本文采用KNN算法实现。
投身脱贫攻坚的青春身影，把希望和信心带进大山深处；“脑洞”大开的创业团队，为放飞梦想努力打拼；风华正茂的年轻法官，甘当法治建设的“燃灯者”；激情满怀的青年人才，扛起航天报国的千钧重担；沙场练兵的勇毅战士，用方刚血气筑起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
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在主持湘区工人运动时，更是以“劳工的生存权”相号召：一个人不仅要在做工的时候能生存，“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也应该“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此时，毛泽东对能不能吃上饭的问题，已经产生了明显的阶级意识。1921年11月，他在《劳工周刊》撰文提出：“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于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其在于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早些时候，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曾提出，人民的幸福需要有良好的法令：“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所以，当他开始致力于“幸福吾民”的时候也试图从“法令”入手：“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议政法，办政法，要有职业的人才配议，才配办。无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简直没有发言权。有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又一定要去议，要去办。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有人民的政治法律，才会有人民想要的生活，虽然毛泽东在探索改良的道路，但是明显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1921年4月，他在长沙《大公报》连续撰文指出，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在他看来，需明确规定“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这样，人民才会有生存权。
但中央政府治下又能好多少呢？以当时的北京为例，“中流社会以下之人均不能不感其苦痛。此犹就中等社会言之耳苟能收入至百元以上当可维持其生活，若收入少于是数而人口多于前表所碍之人，则生活维持当然不易；至若下流劳动社会如车夫等则收入未必增多，而有吃无穿，两饥一饱，其苦更不堪言矣！唐人诗曰‘朱门酒肉臭道傍多死人’，每诵斯言辄为流涕，呜呼！”（《北京社会生活费概况》，《申报》1919年11月24日。）当意识到整个中国大多数人生活都如此朝不保夕的时候，国家情怀和责任也就产生了。
1938年春，在陕西延安一间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同志在撰写《论持久战》。
1938年，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
在遭遇工人运动的失败以后，毛泽东真切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军阀的天下”，特别是认识到不仅湖南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且整个中国大多数人都在“封建的反动政治”之下：“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两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这样一种全国的视野，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怀，表明毛泽东的国家责任和谋幸福对象日益明确。同时，这也在激发毛泽东思考：为什么多数人受极少数军阀的压迫？军阀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呢？
经过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的革命活动，毛泽东逐渐认识到，“极少数”背后还有一个“少数派”，那就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 ?”
由封建阶级这个“少数”又带出来他更熟悉的农民阶级这个真正的“大多数”。为此，他在参加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就号召广大革命青年：“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指出了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目标：面向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第一线，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职业能力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1]。旅游类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具备基本的旅游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培养优雅大方的形象气质、仪容仪态，单纯的理论教学无法满足需求，“理论+实践”教学模式正逐渐被众多院校采纳。“理论+实践”教学模式包括两部分：一是礼仪知识的传授；二是形体训练。此种教学模式具有如下作用。
实际上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深入农村，用了几年的功夫，彻底弄清了农村的阶级状况：“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为这样“百分之八十”的人而奋斗，极大地增强了他对未来革命的信心。
毛泽东曾明确地说，革命就是要反抗“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在他看来，“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社会是要不得的。可以说，“大多数穷苦人民”是否幸福，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青少年时期对穷苦人的感知、同情、思考与成年以后对社会的观察、接受的思想学说，最后有机结合在一起，凝聚成一种矢志不移的志向，化作一项无比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为“大多数穷苦人民”谋“幸福”。那时毛泽东所理解、追求和向往的“幸福”，首先是要吃饱饭，而就这一点对四万万人民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联想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温饱问题的解决，以及现在中国共产党所致力的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特别是强调小康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一个不能落下，与当年毛泽东参加革命的初心是何等一致！又是怎样地一脉相承！当然，今天的使命和追求在毛泽东初心的基础上又大踏步地继续前进了。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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