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Excel软件在环境系统最优化分析中的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王敬红[1]（2021）在《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的筛选及其代谢通路解析》文中提出木质纤维素是秸秆的主要成分,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可再生利用资源。木质素是木质纤维素的组成成分,结构复杂,严重影响木质纤维素的再利用。生物法降解木质素因其环境友好等特性而被广泛关注,其中细菌对木质素的降解在环境适应能力等方面更具有优势。研究目的是获得一组能够在高温条件下高效降解木质素的细菌复合菌系,探究其木质素降解特征并明确其细菌组成,解析复合菌系中的功能微生物及其代谢特征,为木质纤维素的利用提供基础研究数据。实验通过限制性培养法筛选能够在高温条件（50℃）下高效降解木质素的细菌复合菌系,使用响应面法对复合菌系的木质素降解条件进行优化;利用平板划线的方法对复合菌系中的可培养细菌进行分离与鉴定;通过16S r DNA测序的方法对复合菌系的细菌多样性进行分析,采用宏基因组测序的方法明确菌系中的功能细菌并分析其代谢特征,最终确定在复合菌系降解木质素过程中的关键细菌。研究结果如下:富集得到1组具有高效木质素降解能力的细菌复合菌系命名为LDH。LDH在50℃的培养温度下培养10 d,木质素的降解率可达到32.4%。LDH的最优木质素降解条件为:培养温度50℃、装液量100 m L/250 m L和初始p H 8.1,在此条件下培养10 d,LDH的木质素降解率达到41.45%,提高9.05%。通过对复合菌系LDH的降解特性进行研究发现:LDH的生长曲线对数生长期为1-7 d,第7 d到第9 d为稳定期,第9 d开始进入衰亡期;p H由最初的8.1在第3 d降至6.58,在第7 d升至7.51并保持稳定到培养结束;LDH的漆酶（Lac）、锰过氧化物酶（Mn P）和木质素过氧化物酶（Li P）的酶活力分别在第3 d、第4 d和第6 d达到最高(41.11 U·L-1,16.05U·L-1,15.41 U·L-1);LDH的木质素降解率在前期（5 d）快速提高至35.82%,之后缓慢提升,培养结束时降解率为41.72%。对复合菌系中的可培养菌株进行分离,得到7可纯培养细菌,LDH-a（Ureibacillus）、LDH-b（Brevibacillus）、LDH-c（Aneurinibacillus）、LDH-d（Paenibacillus）、LDH-e（Bacillus）、LDH-g（Brevibacillus）和LDH-h（Ureibacillus）。对分离得到的可培养菌株进行产酶特性鉴定,发现菌株的锰过氧化物酶酶活力最高。通过对复合菌系进行微生物多样性分析发现,复合菌系LDH主要由类芽孢杆菌属（Paenibacillus）、芽孢杆菌属（Bacillus）、解硫胺素杆菌属（Aneurinibacillus）、短芽孢杆菌属（Brevibacillus）等属组成。其中在木质素降解高峰期丰度显着升高的有芽孢杆菌属（Bacillus）（P<0.05）、Anaerocolumna（P<0.05）等。基于宏基因组测序数据,利用KEGG数据库和EGGNOG数据库进行基因注释,发现LDH中能注释出碳水化合物代谢功能的基因最多,分别为6077和8028。根据CAZy数据库的注释结果,发现复合菌系基因组成中能够注释出的与木质素降解相关的酶家族有AA1、AA2、AA3、AA4、AA6、AA7和AA10。构建复合菌系LDH降解木质素的协同作用模型,基因注释数占比最高的AA1与AA4家族分别参与木质素中的酚醛化合物降解途径和非酚醛化合物代谢途径。能注释到木质素降解酶的细菌主要有类芽孢杆菌属（Paenibacillus）、解硫胺素芽孢杆菌属（Aneurinibacillus）、短芽孢杆菌属（Brevibacillus）等,它们是复合菌系中参与木质素降解的关键细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类芽孢杆菌属（Paenibacillus）。综上所述,筛选了一组能在高温条件下高效降解木质素的细菌复合菌系;进行培养条件优化并测定其降解特征;分离纯培养细菌并解析其多样性;分析宏基因组数据,确定复合菌系的关键细菌;构建复合菌系木质素降解协同作用模型。丰富了木质素降解微生物资源,为木质纤维素资源的利用提供一条新的途径,并为复合菌系的下一步研究及后续利用提供了数据支持。
张玛璐[2]（2019）在《大型综合医院建筑综合效率 ——理论建构与量化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大型综合医院建筑虽然总量发展迅速,单个机构的平均床位规模也已达到约1008.51张,突破了我国《综合医院建设标准》所建议的上限值,但仍无法满足使用需求;然而资源毕竟有限,因此在大型综合医院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慎重考虑“获得最大规模/品质”与“占用最少资源投入”之间的最佳平衡,是为“效率问题”。大型综合医院建筑的“效率问题”通常是复杂、多元的,提高某一类单一效率极有可能对其它单一效率产生影响,因而须遵循“综合兼顾”原则,是为“综合效率问题”。大型综合医院建筑本身的复杂性与“综合兼顾”原则共同导致了“综合效率问题”的复杂机制:各项“建筑物自然属性”与“综合效率结果”之间存在着大量过程之间、结果之间的相互转化,呈现出“交叉网状结构”。可见,只有以较为精确的定量方式阐明“综合效率的作用机制”,才能够精确把控决策结果并由此做出恰当决策,进而有的放矢地解决相关实践问题,也即需要阐明“综合效率量化作用机制”。然而,各类现有理论尚不足以支持“综合效率量化作用机制”的探讨:“建筑评价/评估”类理论无法真实呈现建筑物自然属性与“目标结果”之间的实际逻辑关系;“建筑效率分析”类理论则大多围绕“单一效率”展开,无法体现“综合兼顾”原则。因此,本文需要重新构建一套理论来作为阐释“综合效率量化作用机制”的依托。基于此,本文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建筑综合效率量化作用机制下的大型综合医院交通流线优化研究（51778074）”的支持下,主要围绕“构建我国大型综合医院建筑综合效率理论模型”和“阐明其量化作用机制”2方面理论目标展开,并通过在“设计优化”方面对该理论进行应用,初步验证了所构建的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构建基本理论模型部分以定性方式为主。首先,通过对现有效率相关研究的归纳,将大型综合医院建筑综合效率明确定义为:通过建筑设计手段,大型综合医院建筑所产出的医疗功能使用空间、建筑寿命及医疗功能使用效用,与投入的资金、资源、能源的比例;它是一种以大型综合医院为效率主体,以建筑设计为主导视角,以追求功能空间效率、经济技术效率、资源环境效率3方面共同提升为目标的综合效率。同时借鉴系统学基本理论,结合我国相关实际需求,采用“效率问题”为导向的思路将综合效率系统组织结构由下至上划分为建筑属性、基础性能、效率单元、综合效率4个层级,明确了各级系统内部要素及外部影响因素,并通过其中第二层级系统要素来具体反映前述3方面效率目标。最后,依据各系统要素所代表的实际意义及相互之间的内部逻辑,将综合效率系统内、外部作用方式概括分类,并建立了相关数学模型来分别予以定量描述。阐明量化作用机制部分以定量方式为主。首先,遵循论文第一部分构建的基本理论模型,将综合效率系统拆解为16个子系统,逐一提取作用要素、判断作用过程并赋予相应定量关系,最终形成以建筑属性为自变量、综合效率为因变量、其它系统要素为中间变量的综合效率系统定量模型。进而,利用广义的系统参数取值来反映外部因素作用下综合效率系统的适应、调整过程,并由此提出动态和静态2种参数取值方法:前者精确反映所有参数随各方面发展而变化的实时取值情况,需通过建立动态数据库来实现;后者是对前者的简化,可通过一般调研统计获得各参数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取值结果。最后,以静态取值的方式,结合本文通过现场观察计数、调取监控录像观察计数、调取医院运营数据、调取医院建设图纸、现场访谈、抽样问卷等方式获取的约110类（数千万条）相关原始数据（调研概况详见附录A）,经大量统计测算后（具体调研过程详见附录B）,逐一给出了32组系统参数的取值方法和参考取值。为了验证上述“综合效率理论”,论文最后在“设计优化”方面对该理论展开了应用探索:依托综合效率理论,将设计优化方法归纳为测算初始综合效率并判定优化对象、选择优化措施、调整优化并检验分析3个步骤;同时重新梳理了3类共72项常见优化措施,利用“量化作用机制”逐一分析它们的“系统反馈”（对各系统要素指标取值的影响效果）情况,将结果汇集为“对象-措施”集。由此形成的设计优化方法可依托“综合效率量化作用机制”来探查目标建筑的性能短板,并利用“对象-措施”集来筛选有针对性且综合兼顾的优化措施,以此达到提升综合效率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引入实际案例对该“设计优化方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证实了该方法的合理性,进而初步验证了综合效率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本文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在理论层面,构建了一套能够“从原理上解释”目前我国大型综合医院建筑所面对的“综合兼顾”的“效率问题”的理论体系——大型综合医院建筑综合效率理论,有助于突破目前的理论研究瓶颈。在方法层面,提供了一种“注重原理/作用机制”的建筑学研究模式,建立了一种“专门针对建筑综合效率问题”的系统定量方法,并通过应用实践进行了初步验证。在应用层面,通过“设计优化”方面的综合效率理论应用,发展了一种综合兼顾的、可重复批量操作的、模式化设计优化方法。在数据层面,采集、统计了大型综合医院建设运营相关的大量深度数据,在服务于本研究的同时也可为其它相关研究提供支持。
肖况[3]（2019）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从城市聚落的产生到如今步入城市文明时代,一直处于对生态环境的不断适应、改造和再适应过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协调发展状态如何,或者如何达到可持续发展要求,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我国当前快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开展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就更具现实意义。本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成都市的城市发展演变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过程进行特征分析;通过选取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生产函数模型以及耦合协调评价模型,探究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理,诊断和评估不同阶段城镇化过程的生态环境效应与协调度。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取得的结论如下:（1）系统阐述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理与调控机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首先,城镇化进程必然引起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这是因为城市的经济增长、空间扩张、人口涌入,势必导致水土资源和能源需求大增、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改变、植被生态条件破坏,给生态环境带来各种胁迫与影响。其次,生态环境的改变也必将引起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变化,这种变化同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相似。生态环境通过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约束城市规模、影响城镇布局、限制产业结构、左右城镇化发展速度,实现对城镇化各个环节的反馈和反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要通过制度化、政策化、机制化的结构性安排,实现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正、负反馈机制平衡。（2）全面揭示了成都建都以来城市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不同时期生态环境响应特征。从总体演化过程来看,成都的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过程大致经历了低水平协调发展、畸形发展、相对协调发展、不协调发展和向协调发展动态转变等五个阶段。传统农业经济时代和近代工业化（城镇化）初期,受生产方式和城市规模的限制,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处于一种低水平协调发展状态。民国时期,连年的战事使得城市发展衰退严重,生态环境饱受摧残,这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时期。建国初期,稳定局势使得国民经济与城镇化建设很快恢复,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处于相对协调状态。不过,随着意识形态主导一切以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快打破这种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背道而驰且渐行渐远。90年代以后,城镇化进程加速,但生态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两者逐步由不协调向协调发展转变。（3）比较分析了以城镇化率、人均GDP和市辖区建成区面积为主导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演化规律。将表征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水平的3个指标与IAQI和能源消费总量等8个代表环境质量和能源消耗水平的指标进行回归拟合。研究发现,不同的生态环境指标在不同的城镇化发展角度下呈现的演化曲线特征也不同。研究期间,成都的环境空气质量（IAQI）和水环境质量（NH3-N）并没有因为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升而表现出明显改善或恶化趋势,但SO2浓度出现了改善拐点并呈现下降的趋势;NO2浓度则随城镇化的发展而呈现上升趋势,PM10浓度表现的较为波动。在能源资源方面,水资源消耗量指标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变化特征,耕地面积指标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呈U型关系,能源消耗总量则随城镇化的发展而增加。（4）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阐述了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双向响应作用关系。将环境空气质量指数（IAQI）和主要出境断面氨氮（NH3-N）平均浓度与人均GDP、城镇化率和市辖区建成区面积进行脉冲响应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但城镇化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明显强于环境质量对城镇化的反作用。就影响程度而言,经济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是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其中对水环境质量的正向影响最为显着;环境质量对城镇化的负向反馈作用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其中空气质量对城镇化发展的负向反馈作用比水环境显着。（5）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资源约束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通过建立能源消费总量、总用水量和土地面积（耕地面积与建成区面积之和）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率的函数关系,评估其对经济发展与城镇人口增加的“尾效”作用。结果表明,自然资源在支撑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会因为其自身的稀缺性而制约城镇化发展。由于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消耗,成都市的经济增速每年要降低1.66个百分点,而城镇化率每年要下降0.24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约束作用最显着。（6）动态评价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作用过程,并分析了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状况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选取了16个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指标,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组合赋权法确定了16个表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及其指标权重,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水平评价体系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结果显示,2001-2015年来成都市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由不协调逐步向协调状态转变。从时序上看,不协调期主要集中在2006年以前,2007年以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开始转入协调并朝着协调方向发展。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状况的空间差异特征进一步反映了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生态环境压力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中部地区,而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沿山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较好。（7）详细阐述了成都市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机制与路径。通过建立产业调控、规划调控、社会文化调控与政策调控等机制,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契机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优化产业布局,从结构上推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以“多规合一”和“三条红线”为原则合理布局城乡空间,选择适度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规模,从制度上保障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将城市历史文脉传承与生态文明理念相融合,培育社会主流价值观,从精神上支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李淑晶[4]（2019）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评价资源分析 ——以环境新闻语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生态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掌握了更多的生态知识。然而,生态知识并不必然导致生态文明行为。当前,生态危机仍在不断加剧,人类仍然面临着不能持续发展的困境。面对生态危机,生态意识培养与环境道德内化已经成为重中之重。语言是塑造生态意识的主要途径之一。批评语言学认为,意识形态不仅可以通过语言表达,还可以通过语言得到改变与再造。但是批评语言学以语言中的权势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较少关注生态问题。生态语言学是兼顾语言的意识形态和生态问题的新兴学科。其主要研究范式之一是生态话语分析。生态话语分析以语言对生态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以语言系统和语篇中的生态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生态话语分析得到极大发展,学科体系和生态哲学思想得到快速建构,实证研究逐渐覆盖到更多具体的生态语境中。但是,生态话语分析在评价资源分析和语言策略研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首先,生态话语分析的语言参数重概念意义轻评价意义,评价资源与生态意识的相关研究不足。其次,全面考虑所有评价资源的分析框架尚待开发。最后,针对生态意识培养的评价策略鲜有研究。鉴于此,本文以生态话语分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生态话语中的评价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生态哲学和评价理论、语义场及系统功能语言学逻辑语义关系理论为理论基础,同时结合量化分析法,以环境新闻语篇为例,系统地研究生态话语中的评价资源,以期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生态话语中评价资源的分析框架包括哪些内容?（2）环境新闻语篇中显性及隐性评价资源的使用和分布特征是什么?（3）如何使用评价策略提升读者的生态意识?本研究首先通过讨论生态哲学中人类中心主义等基本问题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尤其是评价理论中积极话语分析、主体间关系思想,整合评价资源,构建了“以人为本”的生态话语评价分析框架,然后以此框架分析环境新闻语篇。为了弥补生态话语分析中汉语语料研究的不足,并为汉语环境语篇写作提供建议,本研究按照主题相关度、语类均衡、奖次由高到低和年代均衡四个标准,从“中国新闻奖”（2009-2018）的环境类获奖作品中收集汉语语料。对其中30篇作品的态度、介入、级差、被评价者等进行标注,进而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在讨论人类主体性、特殊性、人类利益正当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悖论和动因,以及“人类中心”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等基本生态哲学问题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以人为本”的生态观作为生态话语分析的伦理标准,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体与类范畴和时间与空间维度三个方面（六个因素）把握生态问题的整体性。“以人为本”的整体生态观认为,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生态关系的重要部分。态度资源调节语篇内人类主体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对话资源（介入和级差）调节读者与作者之间关系。此外,语言是否能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还受语境影响。因此,评价分析框架应包括态度、对话空间、生态主体、语域和语类等参数。第二、根据生态话语的评价分析框架,对语料库中的铭文进行标注与统计,发现获奖环境新闻语篇中评价资源分布具有以下特征:在态度资源方面,态度各子系统在类型上倾向于鉴赏和评判,在极性上倾向于积极。态度意义指向的对象以人类为主,出现最多的被评价者是个人。从各新闻体裁中的态度频次来看,相对于消息和评论,通讯的情感和鉴赏资源明显分布更多,而评判资源略少。从态度子系统内部来看,高兴和安全是情感子系统的主要范畴,并且消极情感所占比例大于消极的鉴赏和评判在相应的子系统中所占的比例。鉴赏资源整体倾向于积极,消极的鉴赏多体现为结构,并指向局势。评判资源在消息中占比最大,在通讯中最小,评论/副刊居中。鉴赏与评判资源均建构两种自然形象,一种是美好、珍贵、值得尊重的道德楷模形象,另一种是强大、可怕、无情的破坏者形象。此外,自然的情感总是与人的情感缠绕在一起而发挥作用。在对话资源使用方面,获奖环境新闻语篇中态度意义以自言的介入形式为主,借言为辅。在借言内部,扩展资源最多。总体上看态度的协商空间有限,语篇的理想读者主要是言语社团内部成员。从各新闻体裁来看,消息关照的声音最多,通讯予以不同声音的对话空间相对较大,而评论/副刊对态度的立场最不容置疑。从环境主题来看,环境管理和气候变化主题语篇的借言较其它主题多,治沙造林主题中自言最多。级差资源以语势为主,聚焦所占比例非常小。在语势中又以上扬资源占绝对优势,对话空间呈压缩趋势。但是从被调节与未调节的态度比例来看,级差建构的对话空间整体上较为宽松。此外,态度与对话资源具有耦合的倾向。上扬的语势更加明显地与消极的情感和积极的鉴赏耦合。多声介入的评判最多,并且不受体裁的限制,这表明作者在社会尊严问题上表明态度较为谨慎,在情感和审美及道德判断问题上则倾向于直言。对于隐性评价资源,本研究借鉴语义场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义关系的相关阐述,从聚合和组合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分析发现,语义关系是各层级隐性评价机制的底层机制,并且介入与级差意义的资源也有显性与隐性之分。除语义关系之外,识解隐性评价还需要上下文、情景和文化语境的框定作用。第三、根据评价分析框架和步骤,以及环境新闻语篇中评价性语言的分布特征,本研究发现获奖环境新闻总体上比较有利于生态意识的培养。语篇中的有益性生态话语多于破坏性话语。在环境语篇生态属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环境语篇作者可以从态度资源的使用、对话空间的调控和语类的选择三个方面建构有益性生态话语。在态度资源使用上,作者可以以个人情感和审美情感促进道德情感、以消极情感促进积极情感、以“自然的情感”激发人的情感。在对话空间调控方面,扩展资源更适于搭配评判资源,尤其是社会尊严;压缩资源更适于搭配情感和鉴赏资源,尤其是消极的情感和积极的鉴赏。体裁选择方面,就环境新闻语篇来说,通讯几乎可以综合运用所有的评价策略,因此从环境道德内化的角度来说,传播效果最好。本研究以评价理论为语言学基础,结合生态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探索生态话语分析的评价研究模式,以便将评价资源与生态视角整合统一起来,从理论上充实并完善当前生态话语分析的学科构建,为生态话语中评价资源的分析提供判断的依据。在实践上,本研究考察了我国环境新闻语篇的评价特征,并为建构有益性生态话语提供有效的评价策略。
许鹏军[5]（2019）在《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分析方法及其在电子废物处置区的污染特征》文中指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是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极具危害的一系列化合物,电子废物的粗放式处置是POPs的重要排放源。目前,已有28种（类）化合物被《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列为POPs,其中短链氯化石蜡（SCCPs）是2017年最新增列的POPs。此外,一些具有潜在POPs属性但尚未被公约管控的污染物,如德克隆Plus（DP）、1,2-双（2,4,6-三溴苯氧基）乙烷（BTBPE）、十溴二苯乙烷（DBDPE）三种替代型阻燃剂（AFRs）,以及溴代二恶英（PBDD/Fs）,都是电子废物处置过程中释放的典型污染物,本文将上述化合物统称为“新型POPs”。这些新型POPs的环境分析方法尚存在若干技术难点,例如SCCPs同类物的色谱共流出且质量重叠干扰问题,八溴代呋喃（OBDF）和八溴代二恶英（OBDD）在分析中的热解问题。结合电子废物处置方式,对这些新型POPs在多环境介质间污染特征和迁移规律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首先建立了环境空气、土壤和沉积物中SCCPs、DP、BTBPE、DBDPE和PBDD/Fs的同时净化分离方法。样品经加速溶剂提取,浓硫酸液液萃取,酸碱硅胶柱层析和活性炭分散硅胶柱翻转层析净化,实现了目标物之间、目标物与大部分杂质干扰物的分离。基于全二维气相色谱-电子捕获负化学电离质谱（GC×GC-ECNI-MS）,发展了 SCCPs的定量分析方法,解决了中链氯化石蜡和样品净化难以去除的滴滴滴、氯丹、毒杀芬对SCCPs定量分析造成的色谱共流出且质量重叠干扰问题,使13C-1,5,5,6,6,10-C10H16C16可以用作样品提取内标。GC×GC配合四极杆质谱检测,以及氯含量-总响应因子相关性校正,显着提高了 SCCPs定量分析的准确性。基于气相色谱-电子轰击电离-双聚焦高分辨磁质谱（GC-EI-HRMS）,发展了三种AFRs和PBDD/Fs的精准定量分析方法。发现在进样口 280-290℃高压进样1 min条件下,高溴代化合物的热解比率大幅减少,样品中13C-OBDF和13C-OBDD的回收率分别达到22-76%和29-85%（合格范围17-157%）。基于上述发展的分析方法,测定了一典型电子废物拆解地——中国广东贵屿镇多种环境介质中新型POPs的污染水平,发现该地区环境空气和沉积物的污染水平处于全球已报道的较高水平,农田土壤的污染水平相当或略高于全球已报道的平均值。样品中新型POPs质量浓度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空气中“原料添加型”污染物SCCPs和三种AFRs的质量浓度显着相关,但与“反应生成型”污染物PBDD/Fs的质量浓度不相关,可能两类污染物在电子废物处置过程中进入大气的迁移特征不一致;农田土壤、沉积物中所有污染物的质量浓度彼此显着相关,可能两类污染物进入环境后,在空气、土壤、沉积物间的迁移特征基本一致。通过研究不同电子废物处置方式对新型POPs排放水平的影响发现,新型POPs的排放水平与电子废物热处置的温度正相关,露天焚烧、火烤电路板、非热过程的手工拆解和破碎几种处置方式造成的新型POPs污染程度依次降低。通过对环境介质中燃烧指示物——多环芳烃的成分分析,验证了贵屿地区环境介质中“反应生成型”污染物PBDD/Fs主要来源于电子废物焚烧。进一步解析了贵屿地区多环境介质中新型POPs的成分变化特征及迁移规律。通过对氯化石蜡和DP工业产品的成分分析,将SCCPs同类物的源模式分为较短、中等、较长碳链三类,分别定义为CP-52-Ⅰ、Ⅱ、Ⅲ型,均以六-九氯代同类物为主要组分;DP产品中包含顺式（syn-）和反式（anti-）异构体,anti-DP所占比例（fanti-DP）接近0.75。通过对溴代阻燃剂（BFRs）生成PBDD/Fs的机理调研,确定了 PBDD/Fs同类物的源模式以七溴代呋喃（1,2,3,4,6,7,8-HpBDF）和OBDF为主要组分。贵屿地区空气中不同碳链长度SCCPs的相对含量为:C10-CPs≈C11-CPs>C12-CPs≈C13-CPs,中、低氯代同类物的丰度较高;土壤和空气中SCCPs的碳同系物分布模式几乎一致,但高氯代同类物的丰度有所增加,说明高氯代SCCPs同类物更易于在土壤中富集;沉积物中SCCPs碳同系物的分布特征不同于空气和土壤,相对含量为:C10-CPs≈C13-CPs>C11-CPs≈C12-CPs,中、低氯代同类物的丰度较高,沉积物中的POPs大部分源自倾倒于水体中的处置后电子废物残渣,其中C13-CPs含量的增加可能说明较长碳链的SCCPs同系物主要存在于这些残渣中。空气和土壤中syn-DP与anti-DP的质量比例与DP工业产品中两种异构的源比例相近,说明两种DP异构体在空气和土壤中未发生显着的选择性降解;沉积物中的fanti-DP值变化范围较大,介于0.45-0.95之间,由于anti-DP比syn-DP更易热解,在电子废物热处置残渣倾倒点位的沉积物中,fanti-DP值较低。所有环境介质中PBDD/Fs同类物的分布模式与BFRs生成PBDD/Fs的源模式基本相似,电子废物热处置过程产生的低溴代PBDD/Fs更易挥发到空气中,OBDF在空气和土壤中的相对含量略低于源比例,可能是其经历了部分光解,但在沉积物中,OBDF的相对含量接近源比例。通过SCCPs同类物在空气-土壤之间的分配研究表明,电子废物热处置过程导致SCCPs持续向大气排放,使其在空气-土壤之间的分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而从事电子废物非热处置的区域及背景点,其在空气-土壤间的分配趋于平衡状态。
刘柯汝[6]（2019）在《基于博弈论的轨道交通投标报价模型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70年代城市轨道交通在北京修建完成后,迅速在我国其他人口密集的城市蔓延,至2018年10月,我国已有36个城市开通了轨道交通。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了近100条地铁线路。由此可见,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招标投标作为常用的竞标方式,投标价是项目中标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轨道交通项目的投标报价具有重要意义。在现有投标报价博弈模型中大多数是采用“经评审合理低价中标法”,主要原因是“综合评标办法”使用常规博弈模型计算非常复杂。为探索“综合评标办法”的博弈模型,给投标者的投标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减少企业盲目投资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以G省轨道交通土建施工项目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综合评标法”的投标报价博弈模型。首先,选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深入了解轨道交通项目招标、投标以及评标的特点和流程,明确课题的研究意义和背景。其次,采用现场调研法和数据搜集法确保课题研究中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采用数理统计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然后,基于上述的准备工作,在传统报价的基础上引入一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针对G省1-12号线轨道交通土建施工项目中标价和控制价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展开研究,确定中标价和控制价之间的经验公式进而预测中标价。最后,在预测中标价的基础上使用博弈理论中的矩阵博弈和最佳对策思想,站在投标者的角度,建立“综合评标办法”的投标报价模型,进而辅助投标者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以G省轨道交通13号线作为工程实例验证投标报价博弈模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结果显示:所建投标报价博弈模型可以预测中标价,预测偏差率的范围为0.17%-0.23%并且在预测中标价方面比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更加准确,准确率增加0.04%-0.10%,其次,在指导投标者决策方面,所建博弈模型得出的报价对策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可行的。通过对G省“综合评标办法”的轨道交通投标报价进行研究,为类似工程的投标报价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通过一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得出G省轨道交通土建施工项目中标价和控制价的经验公式为（10）（28）xy 8784.04764520。（2）使用基于博弈论的轨道交通投标报价模型预测中标价比使用一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更加准确。（3）基于博弈论的轨道交通项目投标报价模型可以辅助投标者进行前期决策,减少投标者盲目投标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在追求更大概率中标的同时确保投标者收益最大。
张建荣[7]（2019）在《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结构与形成机制》文中认为冲突是社会群体之间彼此相关或互动的形式,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中。随着旅游的快速增长,旅游地经历着剧烈变化,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缩影,为研究社会冲突提供了范本。宗教旅游地作为所占份额极大的旅游资源载体,对整个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宗教旅游地冲突进行研究,是推进旅游和谐乃至社会和谐的关键内容。为此,本研究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宗教旅游地五台山作为案例地,通过历时性跟踪和深度访谈,采用主客利益群体行动者导向视角,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基于旅游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相关理论,通过对负面态度的调查,识别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的内容和多维冲突结构特征,进而围绕宗教性中介因素分析,探究冲突的形成机制。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构建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的体系化理论框架,丰富冲突理论在特定旅游地的应用,探索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的独特性,为优化宗教旅游地开发管理提供参考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的群体以景区工作人员、游客以及外来经营者为核心群体,僧尼喇嘛与本地居民为边缘群体,其中,外来旅游经营者是权力中最弱势的群体。寺庙虽然是游客游览的集中区域,也是主要的冲突空间,但是僧尼喇嘛与游客的冲突并不凸显。（2）环境冲突是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中最严重的冲突,其次是文化冲突和经济冲突,情感冲突和社会冲突相对较少。核心寺庙群成为冲突发生的主要场所,其中,寺庙秩序问题是构成环境冲突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僧尼喇嘛与游客的交往过程中,朝圣型游客感受到的文化冲突更明显。游客的态度与僧人的态度构成了情感冲突的主要内容。（3）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是以宗教场域为载体或围绕宗教场域而产生的。宗教秩序与游客的日常社会秩序存在反结构的冲突缝隙。发生在宗教场域的冲突主要是精神性冲突,其中,游客与僧侣喇嘛之间的冲突具有“低外显性——高内隐性”的特点。主客双方对宗教场域的关注集中于心理容量中,游客尤其关注僧人的形象与态度。角色距离中的尺度结构也主要表现为游客对宗教活动的不了解。（4）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的形成脱离不了宗教神圣与旅游世俗、理性脱魅与价值信仰、结构与反结构场域的宏观框架,具体的形成还受多种因素影响。认知偏差和财产侵害在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的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次是空间、权力和设施的因素。宗教仪式时间、宗教空间功能溢缺、宗教文化认知偏差（包括宗教文化信息错位和游客对宗教群体的偏见）都是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且,宗教旅游地的宗教权力特征增加了东道主和游客的相对剥夺情绪。总得来看,宗教氛围弱化了冲突度,宗教性在冲突形成中起到了一定的调适作用,宗教信仰程度越高的群体,对寺庙秩序越加敏感。（5）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有消极的效应,也有积极的效应,虽然宗教旅游地存在主客冲突,但冲突仍然围绕着进步、和谐、美好的主轴,形成了“群体-价值-介入要素-利益”的冲突链环,并随着社会发展呈现出螺旋层体系。本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基于行动主体双向视角,构建了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的分析框架,归纳出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链环和冲突螺旋层,丰富了旅游冲突研究的相关内容。（2）理出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的独特性,发现与民族社区的旅游冲突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宗教性介入的差异性。研究结论对旅游本真性理论和新宗教世俗化理论形成呼应,对愤怒指数理论和社会距离理论进行了拓展性思考。（3）根据PPGIS的方法思路,专门为此开发了EPPGIS填图工具软件平台,简化了调研数据输入和统计分析过程,是对研究工具的创新。与此同时,本研究过程中,综合应用了内容分析、对应分析、质性比较分析、词云分析、共现分析、空间密度分析、统计分析以及概念模型等,是多样化方法结合的探索,以求尽可能做出精细化的分析。但本研究对具体的理论应用还不够深入,在内容表述方面也不尽完善,同时,作者认为对不同类型旅游地主客冲突的比较和对一个地方的历时性追踪研究是未来值得关注的方向。
叶琳琳,姚红,游珍,赵力[8]（2019）在《提高“环境系统分析”课程教学效果的几点建议》文中提出针对目前环境科学专业环境系统分析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考核方式和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提出了通过课程关联式教学方法消除学生畏难心理、采用学以致用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利用课后习题,翻转课堂、增加上机实验课程、开展团队教学,科研反哺教学、改变考核方式、采用多媒体和板书并重的教学手段等几点建议以期能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从而培养具有较强创新、实践和科研能力的环境科学专业人才。
刘畅[9]（2018）在《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研究》文中指出美育的落实离不开学校、社会、家庭三者之间的协同作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应构建学校美育和社会家庭美育的协同机制”。乐器学习是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育落实的主要途径。通过乐器学习,儿童在音乐实践中得到全面的发展,从音乐的感知到音乐的表现,儿童在乐器学习中不仅在知识技能上获得成就,更在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等方面得到发展与促进。然而,儿童的乐器学习离不开家长的助力与参与。家庭是儿童学习和发展的微观系统,家长的参与是儿童乐器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社会音乐教育与家庭音乐教育领域,从家长参与的视角,探究儿童乐器学习的现状以及家长参与的作用和价值,进而促进儿童乐器学习和个体的发展。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以家长参与为切入点,首次将家长参与理论运用到我国音乐教育研究中。在研究方法上突破单一的数据分析,以量化研究、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方法,通过厘清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的特征、价值,分析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行为与参与方式的现状,探究影响家长参与的核心因素,为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策略提供可行性的建议。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研究（本体研究）:在整理分析儿童乐器学习和家长参与相关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其特征及内涵;第二部分是量化研究（实然研究）:把握儿童乐器学习和家长参与的现状、共性与个性特征,分析家长参与行为、参与方式与儿童乐器学习动机与成就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是质性研究（影响研究）:通过对乐器学习三个主体的深入访谈,分析影响家长参与的核心因素;第四部分是综合讨论与分析（应然研究）:结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结果,探讨家长参与儿童乐器学习的价值,为儿童乐器学习家长参与策略提出促动建议。在本体研究部分,通过对国内外乐器学习、家长参与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选择理论基础,构建研究框架,理清本研究的关键变量。从概念与特征两个方面对儿童乐器学习动机、行为、成就,家长参与行为和方式进行概念化界定与特征描述。在实然研究部分,基于理论研究中对关键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制定调查问卷,对487名7-12岁正在进行乐器学习的儿童进行调查研究,在研究样本数量上属国际同类研究的大样本研究,运用SPSS 23.0,AMOS 24.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在检验工具信效度的基础上,以大样本量的国际研究优势分析儿童乐器学习动机、行为、成就的现状以及家长参与行为和参与方式的现状。通过差异分析比较群体间、个体间的差异。最终运用结构方程分析家长参与对儿童乐器学习的影响。在影响研究部分,通过对乐器学习中家长（18人）、教师（5人）、儿童（18人）三个主体的深入访谈,厘清影响家长参与的自身因素、教师促动因素以及儿童反馈因素。在应然研究方面,基于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的综合讨论,明确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的价值,提出促动家长参与的策略建议。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果:结果一:基于理论分析与文献梳理,综合国内外相关理论,选取儿童乐器学习动机、行为、成就与家长参与行为、参与方式为本研究的核心变量。通过质性研究与文献分析,形成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研究核心变量的概念化定义和特征描述。结果二:调查研究中,通过描述统计和单样本检验的结果分析得出,在儿童乐器学习方面呈现出普遍动机水平较高,练琴行为适当,认知成就较好的现状。在家长参与方面呈现出家长参与行为呈现积极态势,参与方式情感温暖为主的特征。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的差异分析结果发现,儿童乐器学习动机、行为和成就呈现出多方面的显着差异。而家长行为单一,方式固化的参与策略无法满足儿童个体发展的多样需求。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家长参与行为、参与方式对儿童学习动机和成就的影响得出,儿童乐器学习动机是家长参与行为、方式与儿童乐器学习成就之间的中介变量,家长参与行为能够促进激发内部动机、抑制外部动机对儿童乐器学习成就产生积极影响。结果三:影响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的核心因素来源于乐器学习的三个主体即家长、教师、儿童。其中家长自身因素是影响家长参与的内部因素,家长对儿童乐器学习的期待、对乐器学习价值的认识、对儿童心理发展的认知、以及父母效能感等方面都影响其参与方式和参与行为。教师的促动作用是影响家长参与的外部因素,对家长观念的指引、行为的促动是影响家长参与的外力效应。儿童的情感、认知、行为三方面的反馈对家长的参与产生了交互作用。结果四:构建儿童乐器学习的动态微观系统为促进儿童乐器学习和个体发展提供可行的建议。家长、教师、儿童应在儿童乐器学习的观念上协调统一,以儿童发展为根本,以音乐育人为途径;在乐器学习的过程中动态调节,以平等沟通为前提,积极应对变化中问题,保持系统稳定和平衡的运作;在乐器学习的结果上实现合力效应,发挥家长、教师、儿童的交互影响和作用。本研究在儿童乐器学习中家长参与研究领域的贡献在于:1.在理论上梳理了家长参与儿童乐器学习的关键变量与概念特征;2.分析了我国儿童乐器学习与家长参与现状与个体差异,探究了家长参与对儿童乐器学习动机和成就的影响;3.从乐器学习微观系统的三个主体层面,分析了影响家长参与的核心因素;4.探究儿童乐器学习动态微观系统的应然状态,并给出促动家长参与的切实建议。
殷杰[10]（2018）在《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分析及其动态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旅游活动已呈常态化与大众化,出游人数急剧增加,热门景区景点、特定游览场所频频出现游客“爆棚”、“井喷”、“挤爆景区”、“人山人海”等现象。在特定时空条件作用下,会出现特殊游客群体——高聚集游客群（局部空间内聚集游客数在50人以上且游客密度高于3.0人/m2的游客群体）。这类游客群体是游客聚集数量和聚集密度的极大化表现,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人群变化的复杂性,往往难控难疏,风险隐患众多,极易发生安全事故。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后,高聚集游客群的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全面系统探究高聚集游客群的安全问题,强化保障高聚集游客群安全成为旅游安全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因此,本研究将重点聚焦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相关问题,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分析,主要围绕“是什么——高聚集游客群安全问题的特征与规律”、“为什么——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的影响因素和事故发生机理”、“会怎么样——动态评估高聚集游客群的发展态势与安全状态”以及“怎么办——构建高聚集游客群的安全保障体系”等四个主要问题开展研究。本研究按照“理论回顾-现象分析-原理解析-动态评析-策略研析”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一,全面文献梳理与理论回顾:界定基本概念,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提出具体研究问题,并选定开展研究所需的基础理论;第二,探究高聚集游客群安全问题的现象表征:搜集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相关案例,剖析高聚集游客群的风险类型与事故特征,利用最优尺度分析时空因素与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事故的关联关系;第三,探究影响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的因素和事故发生机理:剖析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的构成与运行机理,借助扎根理论分析探究影响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的因素,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因果关系分析模式提炼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事故的发生机理和应对路径;第四,仿真模拟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的发展态势与安全状态:对武夷山天游景区（易在节假日出现年轻游客为主的高聚集游客群）、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易在白天出现家庭游客为主的高聚集游客群）和台北士林观光夜市（易在夜间出现大众游客为主的高聚集游客群）开展实地调研,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影响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的因素,构建高聚集游客群系统运行和安全评估的动力学模型,利用Vensim软件进行仿真模拟,模拟不同条件下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的发展变化态势,评估不同条件下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的安全度变化;第五,构建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保障体系:借鉴国内外高聚集游客群的安全管理策略,构建高聚集游客群的安全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仿真模拟安全管理策略在不同条件下的管理效果,提出保障体系实施建议。本研究的研究发现简述如下:（1）高聚集游客群安全问题的现象表征:资源吸引是高聚集游客群形成的主要刺激因素,山岳类场所是其出现的主要场所;其面临自然灾害风险、社会安全风险、公共卫生风险、事故灾难风险、人群聚集风险以及场所空间性风险,同时也存在违反、破坏、竞争、冲突和骚乱等高风险行为;此外,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事故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特征,安全事故与时空因素也存在相应的关联关系;（2）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事故的原理剖析:多源压力子系统、状态变异子系统和管理响应子系统共同构成了高聚集游客群系统。而系统安全受到多源压力、状态变异和管理响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的不同状态均是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耦合产生的系统状态。高聚集游客群系统运行的安全路径为“多源压力→+状态变异→+优质管理响应→-多源压力”;多源压力子系统、状态变异子系统以及管理响应子系统三者之间并未形成高效协同耦合是高聚集游客群出现安全事故根源;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事故应对路径则为“多源压力→+状态变异→+劣质管理响应/管理响应缺失→+事故→+多源压力→+状态变异→+优质管理响应→-多源压力”;（3）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的动态评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表明多源压力、状态变异以及管理响应是影响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的主要因素;高聚集游客系统仿真模拟显示:多源压力子系统呈现近指数式增长,状态变异子系统和管理响应子系统会随着多源压力子系统增长而增长;另外,游客激增、游览环境恶化等突变情形会造成多源压力子系统明显增长,且增幅明显高于状态变异和管理响应子系统;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度呈现“提升-下降-回升”的变化态势;游客激增、游览环境恶化等会使得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的安全度下降;此外,本研究分别提出了平稳状态下、突变情形下高聚集游客群在不同时段、不同预警等级层面的安全预警方案;（4）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管控的策略研析: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经验,构建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保障体系,提出宏观管理层面的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管理建议,并分别从人员层面、设施设备层面、环境层面、管理响应层面提出了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保障的预防预备子体系、监测预警子体系、控制响应子体系和善后恢复子体系,并提出了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保障体系的“3-4-7”运行机制。此外,不同情形下安全保障体系中管理策略的效果模拟显示:平稳状态下,提前客流预警、强化客流预警、快速执行管理响应、强化客流管理响应、强化管理方案响应和强化管理单位响应能有效提升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的安全度;突变情形下,管理响应整体强化、提前强化客流预警、快速执行管理响应、强化客流管理响应、强化管理方案响应和强化管理单位响应能有效提升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的安全度。基于管理策略的效果模拟发现,本研究提出了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保障体系的执行实施建议,进一步提升了安全保障体系的实操性。本研究重点探究了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怎么样”以及“怎么办”等4个相关议题,取得了一定的创新与贡献:一方面,本研究在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研究方面实现了一定的创新与突破。借助系统动力学原理与仿真模拟技术,仿真模拟不同条件下高聚集游客群系统运行、动态评估不同条件下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状态,模拟安全管理策略在不同条件下的管理效果,这是本研究方法应用创新。此外,从理论推演和案例解析双重视角来探究高聚集游客群系统构成、从质性和量化双重视角来探究、检验影响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的因素,这是本研究的视角创新。另一方面,本研究在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取得了一定贡献。理论层面,抽象、提炼出影响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的因素,提出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的实现路径、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事故发生机理和事故应对机理,推进了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的理论研究。实践层面,本研究提出了不同条件下的高聚集游客群安全预警方案,构建了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保障体系,提出了保障体系的实施建议,这有助于强化高聚集游客群的安全管理实践。
二、Excel软件在环境系统最优化分析中的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Excel软件在环境系统最优化分析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的筛选及其代谢通路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文献综述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木质素降解的细菌研究进展 |
| 1.2.2 木质素降解细菌酶的研究进展 |
| 1.2.3 基因组测序技术在木质素降解细菌方面的应用 |
| 1.2.4 细菌降解木质素的代谢途径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样品来源 |
| 2.1.2 培养基 |
| 2.1.3 主要仪器设备 |
| 2.2 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的筛选及其降解条件优化 |
| 2.2.1 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的筛选 |
| 2.2.2 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木质素降解条件优化 |
| 2.3 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降解特性研究 |
| 2.3.1 复合菌系LDH在降解水稻秸秆过程中生长曲线的绘制 |
| 2.3.2 复合菌系LDH在降解水稻秸秆过程中体系p H的测定 |
| 2.3.3 复合菌系LDH在降解水稻秸秆过程中的酶活力测定 |
| 2.3.4 复合菌系LDH对水稻秸秆降解情况测定 |
| 2.4 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微生物组成多样性分析 |
| 2.4.1 复合菌系LDH纯培养细菌的分离及鉴定 |
| 2.4.2 复合菌系LDH不同发酵时期微生物多样性分析 |
| 2.5 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功能微生物分析 |
| 2.5.1 测序样品的采集与宏基因组测序 |
| 2.5.2 宏基因组分析 |
| 2.5.3 复合菌系LDH降解木质素的协同作用模式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的筛选 |
| 3.1.1 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的初筛 |
| 3.1.2 复合菌系LDH降解条件单因素试验 |
| 3.1.3 复合菌系木质素降解条件响应面优化 |
| 3.1.4 小结 |
| 3.2 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降解特性研究 |
| 3.2.1 复合菌系LDH的生长曲线 |
| 3.2.2 复合菌系在降解水稻秸秆过程中p H的变化情况 |
| 3.2.3 复合菌系在降解水稻秸秆过程中的酶活力变化 |
| 3.2.4 复合菌系对水稻秸秆的降解 |
| 3.2.5 小结 |
| 3.3 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微生物组成多样性分析 |
| 3.3.1 复合菌系LDH纯培养细菌的分离及鉴定 |
| 3.3.2 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LDH不同发酵时期微生物多样性分析 |
| 3.3.3 小结 |
| 3.4 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功能细菌及其关键酶注释 |
| 3.4.1 基因水平分析 |
| 3.4.2 物种水平分析 |
| 3.4.3 功能水平分析 |
| 3.4.4 复合菌系LDH降解木质素关键酶推测 |
| 3.4.5 复合菌系LDH降解木质素关键细菌推测 |
| 3.4.6 复合菌系LDH降解木质素协同作用模型构建 |
| 3.4.7 小结 |
| 4 讨论 |
| 4.1 复合菌系LDH培养条件优化及其降解特性研究 |
| 4.2 复合菌系LDH的细菌多样性研究 |
| 4.3 复合菌系LDH的功能微生物及协同作用解析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大型综合医院建筑综合效率 ——理论建构与量化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背景 |
| 1.1.2 目的 |
| 1.1.3 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效率系统研究 |
| 1.2.2 单一效率研究 |
| 1.2.3 现有研究不足 |
| 1.3 研究对象、思路、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框图 |
| 2 综合效率理论构建的基础:概念、内涵与基本问题 |
| 2.1 基本界定:概念、内涵、系统 |
| 2.1.1 对“综合效率”概念的界定 |
| 2.1.2 “综合效率”概念内涵辨析 |
| 2.1.3 对“综合效率系统”的界定 |
| 2.2 逻辑基础:系统组织结构 |
| 2.2.1 综合效率系统的宏观构成关系 |
| 2.2.2 综合效率系统内部的结构层级 |
| 2.3 需求基础:主要现状问题 |
| 2.3.1 实践问题归纳 |
| 2.3.2 理论研究梳理 |
| 2.3.3 现状问题总结 |
| 2.4 本章小结 |
| 3 综合效率理论模型的确立:系统框架与定量规则 |
| 3.1 综合效率系统内部作用要素 |
| 3.1.1 第一层级:综合效率 |
| 3.1.2 第二层级:效率单元 |
| 3.1.3 第三层级:基础性能 |
| 3.1.4 第四层级:建筑属性 |
| 3.2 综合效率系统外部影响因素 |
| 3.2.1 服务规模——总床位数 |
| 3.2.2 活动类型——空间类型 |
| 3.2.3 活动流程——流线类型 |
| 3.2.4 使用年限 |
| 3.2.5 其它外部支持 |
| 3.3 综合效率系统作用的基本类型 |
| 3.3.1 系统内部作用 |
| 3.3.2 系统外部作用 |
| 3.4 综合效率系统定量的基本规则 |
| 3.4.1 系统要素的“取值规则” |
| 3.4.2 系统作用的“作用规则” |
| 3.5 本章小结 |
| 4 量化作用机制的运作规则:系统作用与定量模型 |
| 4.1 定量模型的构成方式 |
| 4.2 子系统微观作用与定量模型 |
| 4.2.1 三级子系统-面积配置类(4个) |
| 4.2.2 三级子系统-使用效用类(6个) |
| 4.2.3 三级子系统-资源负荷类(2个) |
| 4.2.4 二级与一级子系统(4个) |
| 4.3 取值处理与参数析出 |
| 4.3.1 各指标的最终取值 |
| 4.3.2 模型中的参数析出 |
| 4.4 本章小结 |
| 5 量化作用机制的运行参数:取值方法与参考结果 |
| 5.1 综合效率系统参数类型及其取值途径 |
| 5.1.1 参数类型 |
| 5.1.2 取值途径 |
| 5.2 客观建设使用特征类参数 |
| 5.2.1 交通性能特征(5组) |
| 5.2.2 抗扰性能特征(2组) |
| 5.2.3 资源负荷及其它特征(3组) |
| 5.3 主观使用感受需求类参数 |
| 5.3.1 不利影响(干扰)程度类(2组) |
| 5.3.2 相对重要性程度类(4组) |
| 5.4 一般性能水平(参照取值) |
| 5.4.1 面积配置类(4组) |
| 5.4.2 使用效用类(10组) |
| 5.4.3 资源负荷类(2组)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综合效率理论的实践应用:设计优化方法与案例 |
| 6.1 设计优化的基本原理 |
| 6.1.1 优化设计的基本步骤 |
| 6.1.2 优化措施的反馈原理 |
| 6.2 优化措施的系统反馈 |
| 6.2.1 总平面措施的系统反馈 |
| 6.2.2 建筑单体措施的系统反馈 |
| 6.2.3 平面及细节措施的系统反馈 |
| 6.2.4 “对象-措施”集汇总 |
| 6.3 实际案例的优化应用 |
| 6.3.1 案例基本情况 |
| 6.3.2 测算初始综合效率 |
| 6.3.3 选择优化对象及措施 |
| 6.3.4 优化调整结果及验证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创新之处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实地调研概况 |
| 附录 B 调研统计过程 |
| 附录 C 部分定量关系的推导过程 |
| 附录 D 部分中间过程取值的估算速查表 |
| 附录 E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附录 F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与辨析 |
| 1.2.1 城镇化的概念与内涵 |
| 1.2.2 生态环境的概念与内涵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目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城镇化发展规律:诺瑟姆曲线 |
| 2.2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规律:对数曲线 |
| 2.3 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规律: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 |
| 2.4 系统耦合协调理论 |
| 2.5 系统理论 |
| 2.6 协同理论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
| 3.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内涵与特征 |
| 3.1.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内涵 |
| 3.1.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特征 |
| 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制分析 |
| 3.2.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 |
| 3.2.2 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作用机制 |
| 3.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规律 |
| 3.3.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类型 |
| 3.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时序规律 |
| 3.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调控机制 |
| 3.4.1 产业调控机制 |
| 3.4.2 规划调控机制 |
| 3.4.3 社会文化调控机制 |
| 3.4.4 政策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成都市城市发展演变及生态环境响应过程分析 |
| 4.1 古代成都城市发展过程与生态环境作用特征 |
| 4.1.1 古代成都城市发展的演变轨迹 |
| 4.1.2 古代成都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 |
| 4.2 工业化萌芽以来城镇化发展及其生态环境响应 |
| 4.2.1 清末城镇化起步阶段与生态环境作用关系 |
| 4.2.2 民国时期城镇化衰退发展与生态环境作用关系 |
| 4.3 现代工业化发展背景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响应 |
| 4.3.1 建国以后成都城镇化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分析 |
| 4.3.2 建国以后成都市的生态环境响应特征 |
| 4.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关性分析 |
| 4.4.1 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 |
| 4.4.2 环境质量与城镇化的关系 |
| 4.4.3 污染排放与城镇化的关系 |
| 4.4.4 资源利用与城镇化的关系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分析 |
| 5.1 基于EKC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
| 5.1.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择 |
| 5.1.2 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拟合曲线分析 |
| 5.1.3 城镇化与能源资源的拟合曲线分析 |
| 5.2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城镇化与环境质量双向作用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
| 5.2.2 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冲击响应分析 |
| 5.2.3 方差分解 |
| 5.3 基于生产函数的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作用分析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指标选择与数据检验 |
| 5.3.3 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尾效”作用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
| 6.1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
| 6.1.1 评价指标选取 |
| 6.1.2 指标数据处理与权重确定 |
| 6.1.3 模型构建 |
| 6.2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评价 |
| 6.2.1 成都市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评价 |
| 6.2.2 成都市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评价 |
| 6.3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测度评价与分析 |
| 6.4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分析 |
| 6.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6.4.2 基于城镇化指标的区域差异比较 |
| 6.4.3 基于生态环境指标的区域差异比较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
| 7.1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机制 |
| 7.1.1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产业调控机制 |
| 7.1.2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划调控机制 |
| 7.1.3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文化调控机制 |
| 7.1.4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调控机制 |
| 7.2 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
| 7.2.1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
| 7.2.2 选择适度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规模 |
| 7.2.3 构建合理的城乡空间布局 |
| 7.2.4 历史文化传承与生态文明理念的融合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1.主要结论 |
| 2.主要创新 |
| 3.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成果清单 |
（4）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评价资源分析 ——以环境新闻语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
| 1.3 语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
| 1.3.1 语料选取 |
| 1.3.2 分析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生态语言学起源及研究范式 |
| 2.2 生态话语分析的核心概念 |
| 2.2.1 生态话语和生态话语分析 |
| 2.2.2 生态主体 |
| 2.2.3 生态哲学与生态哲学观 |
| 2.3 生态话语分析的相关研究 |
| 2.3.1 研究方法体系的建构 |
| 2.3.2 实证研究 |
| 2.3.3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新闻话语研究 |
| 2.4 评价系统研究概述 |
| 2.4.1 理论研究 |
| 2.4.2 应用研究 |
| 2.4.3 评价理论视角下的新闻话语研究 |
| 2.5 生态哲学观 |
| 2.5.1 生存观 |
| 2.5.2 人本观 |
| 2.5.3 共生观 |
| 2.6 小结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生态哲学相关理论 |
| 3.1.1 从生态哲学到生态观 |
| 3.1.2 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 |
| 3.2 评价理论 |
| 3.2.1 积极话语分析思想 |
| 3.2.2 主体间关系思想 |
| 3.2.3 评价的语义及词汇语法资源 |
| 3.3 语义关系理论 |
| 3.3.1 语义场理论 |
| 3.3.2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逻辑语义关系理论 |
| 3.4 小结 |
| 第4章 生态话语的评价资源分析框架 |
| 4.1 “以人为本”的整体生态观 |
| 4.1.1 “人类中心”与“以人为本” |
| 4.1.2 “以人为本”内涵升华 |
| 4.1.3 整体生态观的三个方面 |
| 4.1.4 两种生态观的生态话语分析对比 |
| 4.2 生态话语分析的阶段与语义层次 |
| 4.3 生态话语评价资源分析框架及步骤 |
| 4.4 小结 |
| 第5章 环境新闻语篇中的态度资源 |
| 5.1 态度资源的识别与标注 |
| 5.2 态度资源的整体分布特征 |
| 5.2.1 态度子系统及极性的分布特征 |
| 5.2.2 不同新闻体裁的态度资源分布特征 |
| 5.2.3 被评价者的分布特征 |
| 5.3 情感资源的分布特征 |
| 5.3.1 情感与新闻体裁 |
| 5.3.2 情感与生态主体 |
| 5.4 鉴赏资源的分布特征 |
| 5.4.1 鉴赏与环境主题 |
| 5.4.2 鉴赏与生态主体 |
| 5.5 评判资源的分布特征 |
| 5.5.1 评判与新闻体裁 |
| 5.5.2 评判与环境主题 |
| 5.5.3 评判资源与生态主体 |
| 5.6 小结 |
| 第6章 环境新闻语篇中的对话资源 |
| 6.1 对话资源的识别与标注 |
| 6.2 介入资源的分布特征 |
| 6.2.1 介入资源的整体分布特征 |
| 6.2.2 自言资源的分布特征 |
| 6.2.3 借言资源的分布特征 |
| 6.3 级差资源的分布特征 |
| 6.3.1 级差资源的整体分布特征 |
| 6.3.2 语势资源的分布特征 |
| 6.3.3 聚焦资源的分布特征 |
| 6.4 态度、介入和级差的耦合 |
| 6.4.1 介入与态度的耦合 |
| 6.4.2 级差与态度的耦合 |
| 6.5 小结 |
| 第7章 环境新闻语篇中的隐性评价资源 |
| 7.1 隐性评价意义的识别 |
| 7.2 隐性评价的语言机制 |
| 7.2.1 隐性态度 |
| 7.2.2 隐性介入与级差 |
| 7.3 隐性评价与语境 |
| 7.4 小结 |
| 第8章 生态话语的属性分析与评价策略 |
| 8.1 评价、观念与行为 |
| 8.1.1 从评价到观念 |
| 8.1.2 从观念到行为 |
| 8.2 生态话语的属性分析 |
| 8.2.1 作为被评价者的生态主体 |
| 8.2.2 态度与生态关系建构 |
| 8.2.3 作为读者的生态主体 |
| 8.2.4 对话空间与生态关系建构 |
| 8.2.5 生态话语的生态属性 |
| 8.3 生态话语的评价策略 |
| 8.3.1 态度资源的使用 |
| 8.3.2 对话空间的调控 |
| 8.3.3 体裁的选择 |
| 8.4 小结 |
| 第9章 结语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生态话语的评价分析框架 |
| 9.1.2 环境新闻的评价资源分布特征 |
| 9.1.3 生态属性分析与评价策略 |
| 9.2 研究启示 |
| 9.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环境新闻语料来源 |
| 附录2 语料标注赋码表 |
| 附录3 环境新闻语篇分析样例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 |
（5）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分析方法及其在电子废物处置区的污染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缩写表 |
| 1 绪论 |
| 1.1 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新型POPs的分子结构、特性和毒性效应 |
| 1.2.1 短链氯化石蜡 |
| 1.2.2 三种替代型阻燃剂 |
| 1.2.3 溴代二恶英 |
| 1.3 新型POPs的分析方法研究进展 |
| 1.3.1 SCCPs仪器分析方法 |
| 1.3.2 SCCPs定量方法 |
| 1.3.3 催化还原法测定CPs |
| 1.3.4 三种AFRs仪器分析方法 |
| 1.3.5 PBDD/Fs仪器分析方法 |
| 1.3.6 样品前处理技术 |
| 1.4 新型POPs的环境污染水平 |
| 1.5 电子废物处置方式 |
| 1.6 本文主要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2 环境样品中新型POPs的分析方法 |
| 2.1 引言 |
| 2.2 实验部分 |
| 2.2.1 材料、试剂与仪器设备 |
| 2.2.2 样品提取与净化 |
| 2.2.3 仪器分析条件 |
| 2.2.4 定量方法 |
| 2.3 结果与讨论 |
| 2.3.1 耐酸耐碱性试验 |
| 2.3.2 酸碱硅胶柱层析洗脱试验及淋洗曲线 |
| 2.3.3 酸碱硅胶和中性硅胶对三种AFRs样品的净化效果 |
| 2.3.4 净化方法对SCCPs与常见氯代干扰物的分离效果 |
| 2.3.5 PBDD/Fs的活性炭分散硅胶柱翻转淋洗曲线 |
| 2.3.6 样品除硫和避光制备 |
| 2.3.7 GC×GC-ECNI-MS分析SCCPs仪器参数优化 |
| 2.3.8 GC×GC-ECNI-MS对SCCPs与MCCPs和几种氯代干扰物的分离效果 |
| 2.3.9 SCCPs分析样品提取内标的选择 |
| 2.3.10 GC-EI-HRMS分析AFRs和PBDD/Fs仪器参数优化 |
| 2.3.11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
| 2.5 本章小结 |
| 3 电子废物处置区新型POPs的污染水平和空间分布 |
| 3.1 引言 |
| 3.2 实验部分 |
| 3.2.1 电子废物处置区监测点位设计 |
| 3.2.2 环境样品的采集和分析 |
| 3.2.3 土壤和沉积物中总有机碳含量的测定 |
| 3.2.4 土壤和沉积物中PAHs的测定 |
| 3.3 结果与讨论 |
| 3.3.1 贵屿地区SCCPs的环境污染水平 |
| 3.3.2 贵屿地区三种AFRs的环境污染水平 |
| 3.3.3 贵屿地区PBDD/Fs的环境污染水平 |
| 3.3.4 样品提取内标的回收率 |
| 3.3.5 贵屿地区农田土壤和沉积物中的TOC含量 |
| 3.3.6 贵屿地区环境中新型POPs之间的相关性 |
| 3.3.7 电子废物处置方式与新型POPs空间分布的相关性 |
| 3.3.8 贵屿地区农田土壤和沉积物中PAHs的污染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4 电子废物处置区新型POPs的成分分布和迁移规律 |
| 4.1 引言 |
| 4.2 实验部分 |
| 4.3 结果与讨论 |
| 4.3.1 CPs产品中SCCPs同类物的源模式 |
| 4.3.2 贵屿地区环境中SCCPs同类物的分布模式和源识别 |
| 4.3.3 SCCPs在空气-土壤之间的分配 |
| 4.3.4 DP异构体的源模式及其在贵屿地区环境中的分布 |
| 4.3.5 BFRs生成PBDD/Fs同类物的源模式 |
| 4.3.6 贵屿地区环境中PBDD/Fs同类物的分布模式和源识别 |
| 4.3.7 PBDD/Fs在空气-土壤之间的分配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创新点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基于博弈论的轨道交通投标报价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发现存在现象和不足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2 基础理论研究 |
| 2.1 轨道交通项目招标、投标概述 |
| 2.1.1 轨道交通项目招标、投标的概念 |
| 2.1.2 轨道交通项目招投标市场现状 |
| 2.1.3 轨道交通招投标的特点 |
| 2.1.4 综合评估法概述和投标流程 |
| 2.2 G省轨道交通的评标概述 |
| 2.2.1 轨道交通项目评标概述 |
| 2.2.2 G省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评标办法 |
| 2.2.3 G省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评标流程 |
| 2.3 轨道交通投标报价 |
| 2.3.1 轨道交通项目投标报价概述 |
| 2.3.2 轨道交通项目投标报价策略 |
| 2.4 一元线性回归理论 |
| 2.4.1 线性回归基本概念 |
| 2.4.2 一元线性回归法的适用范围 |
| 2.4.3 求解线性回归的运算工具 |
| 2.5 博弈论相关理论 |
| 2.5.1 博弈论的基本概念 |
| 2.5.2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
| 2.5.3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
| 2.5.4 矩阵博弈 |
| 2.5.5 最佳对策 |
| 2.6 本章小结 |
| 3 轨道交通中标价的回归分析与预测 |
| 3.1 实验目的 |
| 3.2 实验原理 |
| 3.3 实验数据与内容 |
| 3.4 实验操作步骤 |
| 3.5 本章小结 |
| 4 博弈模型的建立 |
| 4.1 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 |
| 4.2 矩阵博弈模型建立 |
| 4.3 博弈分析-最佳对策 |
| 4.4 博弈模型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案例分析 |
| 5.1 工程概况 |
| 5.2 建立博弈模型 |
| 5.2.1 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 |
| 5.2.2 博弈模型的求解 |
| 5.3 投标报价分析 |
| 5.4 投标报价模型验证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f=1.5时,投标单位扣分值 |
| 附录2:f=1.25时,投标单位扣分值 |
| 附录3:f=1时,投标单位扣分值 |
| 附录4:f=0.75时,投标单位扣分值 |
| 附录5:f=0.5时,投标单位扣分值 |
| 附录6:f=0.25时,投标单位扣分值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结构与形成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冲突的普遍性与时代衍生性 |
| 1.1.2 旅游冲突事件不断并引起广泛关注 |
| 1.1.3 精神性的呼唤和旅游地的健康发展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厘清旅游冲突中的利益群体和群体关系 |
| 1.2.2 分析主客群体诉求并辨识冲突内容和差异 |
| 1.2.3 思考相关理论的适用性与延展性 |
| 1.2.4 探索冲突的形成机制以推动和谐发展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丰富冲突理论在特定旅游地的应用 |
| 1.3.2 构建旅游地主客冲突的体系化分析框架 |
| 1.3.3 为优化宗教旅游地开发管理寻找参考路径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基础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冲突理论 |
| 2.1.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1.3 社会交换理论 |
| 2.1.4 相对剥夺理论 |
| 2.2 旅游地主客冲突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对旅游地主客冲突的相关研究 |
| 2.2.2 国内对旅游地主客冲突的相关研究 |
| 2.2.3 旅游地主客冲突研究小结 |
| 2.3 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对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的研究 |
| 2.3.2 国内对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的研究 |
| 2.3.3 宗教旅游地主客冲突研究的小结 |
| 第3章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区域概况 |
| 3.1.1 区域旅游资源特征 |
| 3.1.2 区域社会概况 |
| 3.1.3 旅游服务和发展现状 |
| 3.2 研究资料收集与分析 |
| 3.2.1 研究资料收集方法 |
| 3.2.2 研究资料分析方法 |
| 3.3 研究样本描述 |
| 3.3.1 东道主的样本特征 |
| 3.3.2 游客的样本特征 |
| 3.4 研究中的学术伦理 |
| 第4章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的内容 |
| 4.1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的群体 |
| 4.1.1 多元化东道主的自我与他者 |
| 4.1.2 两极谱系游客的世俗与神圣 |
| 4.2 东道主感知的主客冲突内容 |
| 4.2.1 东道主感知到的困境 |
| 4.2.2 东道主感知到的主客冲突 |
| 4.2.3 多元东道主群体感知的冲突内容差异 |
| 4.3 游客感知的主客冲突内容 |
| 4.3.1 游客感知的主客冲突 |
| 4.3.2 不同游客群体感知的冲突内容差异 |
| 4.4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维度 |
| 4.4.1 东道主视角的主客冲突维度 |
| 4.4.2 游客视角的主客冲突维度 |
| 4.4.3 主客冲突维度整合 |
| 4.5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中的趋同与分野 |
| 4.5.1 东道主和游客共同的困境 |
| 4.5.2 主客群体内部的冲突内容共现 |
| 4.5.3 东道主和游客的诉求差异 |
| 4.5.4 多元群体的冲突维度对应差异 |
| 第5章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的结构 |
| 5.1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的场域反结构 |
| 5.1.1 双主体的反结构状态 |
| 5.1.2 多重场域反结构状态 |
| 5.2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的内容结构 |
| 5.2.1 物质性与精神性结构 |
| 5.2.2 外显性与内隐性结构 |
| 5.2.3 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结构 |
| 5.2.4 直接性与间接性结构 |
| 5.2.5 共通性与差异性结构 |
| 5.3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的时空结构 |
| 5.3.1 冲突的时间结构 |
| 5.3.2 冲突的空间结构 |
| 5.4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的体系结构 |
| 5.4.1 容量溢损中的边际结构 |
| 5.4.2 角色距离中的尺度结构 |
| 5.4.3 秩序流变中的弹性结构 |
| 第6章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的形成因素 |
| 6.1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形成的宏观框架 |
| 6.1.1 宗教神圣与旅游世俗 |
| 6.1.2 理性脱魅与价值信仰 |
| 6.1.3 结构与反结构的场域 |
| 6.2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形成的主要因素 |
| 6.2.1 时间羁绊 |
| 6.2.2 空间竞争 |
| 6.2.3 认知偏差 |
| 6.2.4 相对剥夺 |
| 6.2.5 财产损害 |
| 6.2.6 权力失衡 |
| 6.2.7 其他 |
| 6.3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形成因素的比较分析 |
| 6.3.1 东道主视角的主客冲突形成因素比较分析 |
| 6.3.2 游客视角的主客冲突形成因素比较分析 |
| 6.3.3 主客冲突的形成因素比较分析结果 |
| 6.4 宗教性在主客冲突形成中的调适 |
| 6.4.1 宗教氛围对冲突的弱化 |
| 6.4.2 宗教性对冲突形成的影响 |
| 第7章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体系与管控 |
| 7.1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的效应与向度 |
| 7.1.1 主客冲突的双重效应 |
| 7.1.2 主客冲突的主轴向度 |
| 7.2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的体系 |
| 7.2.1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链环 |
| 7.2.2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螺旋层 |
| 7.3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体系维护 |
| 7.3.1 冲突的区隔与整合 |
| 7.3.2 冲突的发展与应变 |
| 7.4 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的管控方式 |
| 7.4.1 注重调节客流 |
| 7.4.2 加强设施建设 |
| 7.4.3 发挥价值共创 |
| 7.4.4 深化环境管理 |
| 7.4.5 重视秩序形象 |
| 7.4.6 速推智能系统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提高“环境系统分析”课程教学效果的几点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1 目前本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
| 1.1 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 |
| 1.2 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 |
| 1.3 考核方式单一 |
| 1.4 教学方法单一 |
| 2 提高课程教学效果的几点建议 |
| 2.1 课程关联式教学方法消除学生畏难心理 |
| 2.2 学以致用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设计 |
| 2.3 利用课后习题, 翻转课堂 |
| 2.4 增加上机实验课程 |
| 2.5 开展团队教学, 强化课程教学与科研活动的联系 |
| 2.6 改变考核方式 |
| 2.7 多媒体和板书并重的教学手段 |
| 3 结语 |
（9）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突破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儿童乐器学习的相关研究 |
| 一、儿童乐器学习的理论研究 |
| 二、儿童乐器学习的实践研究 |
| 第二节 家长参与的相关研究 |
| 一、家长参与的理论研究 |
| 二、家长参与的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家长参与音乐学习的相关研究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小结 |
| 一、乐器学习实证性研究的缺乏 |
| 二、家长参与应用性研究的需要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确定 |
| 一、文献法 |
| 二、访谈法 |
| 三、问卷调查法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一、样本选取方法的确定 |
| 二、样本的选取 |
| 第四节 研究过程的实施 |
| 一、质性研究的设计与实施 |
| 二、调查研究的问卷编制与实施 |
| 第三章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研究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的相关概述 |
| 一、乐器学习相关概述 |
| 二、家长参与相关概述 |
| 第二节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哲学基础:音乐教育的多元诉求 |
| 二、心理学基础:音乐学习中的儿童发展 |
| 三、社会学基础:家长参与的交互作用 |
| 第三节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研究的关键变量 |
| 一、儿童乐器学习的动力来源:动机 |
| 二、儿童乐器学习的关键环节:练习 |
| 三、儿童乐器学习的表现实践:成就 |
| 四、家长参与行为的三个维度 |
| 五、家长参与方式的四种类型 |
| 第四章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的调查研究 |
| 第一节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调查的实施过程 |
| 一、问卷调查的实施 |
| 二、信度效度的检验 |
| 第二节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调查的量化分析 |
| 一、儿童乐器学习动机的特征分析 |
| 二、儿童乐器学习练习行为的特征分析 |
| 三、儿童乐器学习成就表现的特征分析 |
| 四、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行为的特征分析 |
| 五、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方式的特征分析 |
| 六、家长参与对儿童乐器学习影响的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调查的结果讨论 |
| 一、儿童乐器学习个体差异显着 |
| 二、家长参与行为与参与方式固化 |
| 三、家长参与是影响儿童乐器学习的关键因素 |
| 第五章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的质性研究 |
| 第一节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质性研究的实施过程 |
| 一、访谈的实施过程 |
| 二、资料的收集整理 |
| 三、内容的逐步分析 |
| 四、研究的信度效度 |
| 第二节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的质性分析 |
| 一、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特征的描述 |
| 二、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影响因素的分析 |
| 第三节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的质性结果讨论 |
| 一、家长、教师、儿童在乐器学习上存在多方面的理解差异 |
| 二、家长、教师、儿童间儿童乐器学习动态微观系统失衡 |
| 第六章 量化、质性综合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的价值 |
| 一、为儿童发展提供重要的音乐环境 |
| 二、促进儿童的乐器学习与个体发展 |
| 三、有助于家长-教师的教育合力效应 |
| 第二节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的应然状态 |
| 一、家长、教师、儿童三者在乐器学习观念上的协调统一 |
| 二、家长、教师、儿童三者在乐器学习过程中的动态合力 |
| 第三节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的建议 |
| 一、情感温暖型家长的参与 |
| 二、焦虑型家长的参与 |
| 三、过度保护型家长的参与 |
| 四、拒绝型家长的参与 |
| 结论 |
| 一、研究之结论 |
| 二、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家长访谈提纲(第一阶段) |
| 附录三 :教师访谈提纲(第一阶段) |
| 附录四 :儿童访谈提纲(第二阶段) |
| 附录五 :家长访谈提纲(第二阶段)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及着作情况 |
（10）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分析及其动态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逻辑框架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密集与聚集 |
| 2.1.2 人员密集场所和密集人群 |
| 2.1.3 高聚集游客群和游客高聚集场所 |
| 2.1.4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与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 |
| 2.1.5 相关概念辨析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游客安全研究 |
| 2.2.2 密集人群安全研究 |
| 2.2.3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研究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群集风险理论 |
| 2.3.2 事故致因理论 |
| 2.3.3 系统论 |
| 2.3.4 PSR模型 |
| 2.3.5 系统安全理论 |
| 2.3.6 系统动力学理论 |
| 2.3.7 系统耦合理论 |
| 2.3.8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对相关理论的借鉴 |
| 2.4 本研究的探索方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问题的现象分析：风险类型与事故特征 |
| 3.1 高聚集游客群的聚集特征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高聚集游客群的聚集因素分析 |
| 3.1.3 高聚集游客群的聚集场所空间类型 |
| 3.1.4 高聚集游客群的聚集场所特征 |
| 3.2 高聚集游客群的高危性 |
| 3.2.1 高聚集游客群面临的风险类型 |
| 3.2.2 高聚集游客群的高风险行为 |
| 3.3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事故类型与特征 |
| 3.3.1 事故类型 |
| 3.3.2 事故的时间特征 |
| 3.3.3 事故的空间特征 |
| 3.4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事故与时空因素的关联性 |
| 3.4.1 分析方法 |
| 3.4.2 空间因素与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事故的关联性 |
| 3.4.3 时间因素与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事故的关联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事故的原理解析：影响因素与发生机理 |
| 4.1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构成 |
| 4.1.1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的特征 |
| 4.1.2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构成的理论分析 |
| 4.1.3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构成的案例解析 |
| 4.2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分析 |
| 4.2.1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运行机理 |
| 4.2.2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内涵 |
| 4.3 影响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的因素 |
| 4.3.1 研究方法 |
| 4.3.2 资料分析 |
| 4.4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事故的发生机理 |
| 4.4.1 安全状态下高聚集游客群系统运行机理 |
| 4.4.2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事故发生的原理剖析 |
| 4.4.3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事故应对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的动态评析：仿真模拟与动态评估 |
| 5.1 影响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的因素验证 |
| 5.1.1 案例地选择原则 |
| 5.1.2 案例地选择 |
| 5.1.3 研究设计 |
| 5.1.4 研究方法 |
| 5.1.5 结果分析 |
| 5.2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运行的仿真模拟 |
| 5.2.1 系统动力学理论概述 |
| 5.2.2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的动力学模型构建准备 |
| 5.2.3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的动力学模型构建 |
| 5.2.4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运行的动力学仿真模拟 |
| 5.3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的安全评估与预警 |
| 5.3.1 评估模型与方法 |
| 5.3.2 评估等级划分 |
| 5.3.3 评估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管控的策略研析：保障体系与实施建议 |
| 6.1 国内外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管理经验借鉴 |
| 6.1.1 国内外高聚集游客群客流管理经验 |
| 6.1.2 国内外大型活动人群安全管理经验 |
| 6.1.3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管理启示与借鉴 |
| 6.2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保障体系构建 |
| 6.2.1 宏观层面的安全管理内容 |
| 6.2.2 微观层面的安全管理内容 |
| 6.3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保障体系运行机制 |
| 6.3.1 安防审查机制 |
| 6.3.2 实时监管机制 |
| 6.3.3 问题反馈机制 |
| 6.3.4 动态预警机制 |
| 6.3.5 状态控制机制 |
| 6.3.6 应急处置机制 |
| 6.3.7 优化提升机制 |
| 6.4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管理策略效果评估 |
| 6.4.1 平稳状态下的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管理策略效果评估 |
| 6.4.2 突变情况下的高聚集游客群安全管理策略效果评估 |
| 6.5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保障体系实施建议 |
| 6.5.1 强化客流预警程度 |
| 6.5.2 注意管理响应时间 |
| 6.5.3 优选管理响应方案 |
| 6.5.4 优化安全保障体系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7.1.1 高聚集游客群的风险和事故具有明显的特征 |
| 7.1.2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状态源于三个子系统的相互耦合作用 |
| 7.1.3 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发展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与复杂性 |
| 7.1.4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保障体系是多元融合的防控体系 |
| 7.2 研究贡献与创新 |
| 7.2.1 研究贡献 |
| 7.2.2 本研究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开放式编码过程 |
| 附录B 武夷山天游景区游客安全感知调查问卷 |
| 附录C 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游客安全感知调查问卷 |
| 附录D 士林观光夜市游客安全感知调查问卷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Excel软件在环境系统最优化分析中的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温木质素降解复合菌系的筛选及其代谢通路解析[D]. 王敬红.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1
- [2]大型综合医院建筑综合效率 ——理论建构与量化作用机制研究[D]. 张玛璐. 重庆大学, 2019(01)
- [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D]. 肖况.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4]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评价资源分析 ——以环境新闻语篇为例[D]. 李淑晶. 西南大学, 2019(05)
- [5]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分析方法及其在电子废物处置区的污染特征[D]. 许鹏军.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6)
- [6]基于博弈论的轨道交通投标报价模型研究[D]. 刘柯汝. 兰州交通大学, 2019(04)
- [7]五台山景区主客冲突结构与形成机制[D]. 张建荣.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提高“环境系统分析”课程教学效果的几点建议[J]. 叶琳琳,姚红,游珍,赵力. 实验室科学, 2019(02)
- [9]儿童乐器学习之家长参与研究[D]. 刘畅.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10]高聚集游客群系统安全分析及其动态评估研究[D]. 殷杰. 华侨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