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与此同时，各界人士传统的天下观逐渐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观。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利用西方现代政治概念和理论，重塑中国传统的“天下”“民族”“国家”等观念，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思想转变先后经历了传统社会“天下观”消解和朝贡体系解体，到“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几个阶段。
关键词：天下观；中华民族；民族国家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开启了从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时代，知识精英和政界精英思想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转变，创建现代民族国家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成为一致的政治诉求。
一、“天下观”的消解
列文森认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①[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事实上，这一转变过程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初几十年的时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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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在西周时期，居于中原(黄河中游)区域的华夏族群的先贤们，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由于对地理环境认知范围的局限，以及自视在文化上、经济上优于周边族群或民族的心态，他们认为，世界是以华夏族生活的中原区域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的平面，都在“天”的覆盖之下，即“普天之下”，生活在华夏族周边的族群或部族被称之为“夷”。《礼记·王制》篇中有了“五方之民”的族群划分，即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与四周的夷、狄、蛮、戎。“无怠无荒，四夷来王。”②《尚书·大禹》。“莅中国而抚四夷也”③《孟子·梁惠王》。。上述观念被后世儒者补充完善，至隋唐时期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其特点是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一种观念想象和建构，建构范围由纳入中央王朝控制体系的区域和周边尚未开化的夷狄生活区组成。虽然《诗经·小雅》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说法，而事实上，周王朝所能控制的区域是有限的，包括周王室所居的王畿之地和分封的诸侯国；按照今天的地名看，其疆域大致北至辽宁朝阳一带，西至甘肃，东到山东半岛，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汉代以降，随着朝贡体系的建立，四周的藩属国也被纳入了“天下”的范围。
“夷夏之辨”或称“夷夏之别”，是儒家“天下观”对天下秩序的现实反映，具体表现在不同族类在礼仪、风俗、服饰、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文化层面的差异。因此，夷夏之别不是源自血缘和地域之别，而是基于文化差异或礼仪之别。由“天下观”衍生的夷夏之别的实质是文明性分野，这种天下观兼有空间(地理)意义上的世界想象和儒家道德价值意义的双重内涵。空间意义的“天下观”以中原王朝为中心，通过空间想象而形成的同心圆，由内而外向四周辐射的天下秩序。中原王朝是“天下”中心，外面是归顺的“蛮夷”生活的边疆地区，再往外一层是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朝贡国，最外一层是化外之地的化外之民。价值意义的“天下观”认为，天下的价值和运行规则来源于“天道”——天的德性，那是农业社会的自然规律。然而“天”不能言，只能依靠人来弘扬，即“人能弘道”。人要为天地立心，以达到彰显和弘扬天道的道德使命。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可以通过民意表达出来。这样，“天下”与人就建立了一种关系，“天下”拥有超越与世俗的双重价值，寄托着儒家“王者无外”的道德教化理想。儒者想象的“天下”是绝对的，没有固定边界、没有确定族群或民族的地域；周边的夷狄是相对的，只要接受中央王朝所推崇的儒家礼仪教化，便可以纳入到文明的范围之内，即脱离了夷狄的野蛮身份。虽然“天下”组成部分的内外有优劣之别，但儒者还是希望“化外之民”能够诚心向化，实现“四夷宾服”的政治理想。
通过对区域钼矿床类型对比，以及本矿床矿物共生组合、化探异常元素组合的分析，矿体围岩蚀变规律的研究，认为本矿区钼矿形成具长期性和多阶段性，属多阶段形成斑岩型钼矿体。
革命党人把“中华”“中国人”等同于汉民族，声称“中国”是汉民族的中国。1895年初，孙中山在香港修改《兴中会章程》，兴中会会员的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中，所谓鞑虏或胡就是清王朝建立者满族，满族不在“中华”之列。章太炎批评康有为的“满汉一家”言论，把反清革命定性为“光复中国之种族”革命，即光复汉民族和汉民族政权的革命，由章太炎、陶成章等知识分子成立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其宗旨就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1906年，孙中山表示：“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排满兴汉”可以能够动员汉族民众团结起来参加反清革命，但是，这种宣传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大汉族主义”，不利于各民族团结，也损害了国家领土统一。由此，与革命派政治立场不同的立宪派，则提出建立“五族共和”民族国家的设想。
清末时期，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最初以汉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作为建构民族国家的主体，后来赋予它新的涵义。1899年梁启超发表的《东籍月旦》一文提到“民族”一词。1901 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提出民族主义对于现代国家积极作用。他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注]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 6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页。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阐释民族主义的内含，“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注]梁启超：《新民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4-5页。这里所谓的“民族主义”实质上具有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涵义，而民族共同体的巨大力量还要通过国家组织才能表现出来，即建立民族国家。“按照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重塑民族历史，阐明民族起源，表述其过去辉煌，告诉世人‘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将这些作为身份的表征和历史叙事的一部分。”[注]张淑娟：《试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对知识分子而言，塑造一个能够代表中国各民族的民族共同体，以人们曾经的共同的血缘、生活区域、共同的文化等要素重塑“中华民族”：长期存在的合理性，成为时代的必然。中华民族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观念，它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武昌起义爆发后，为承袭清王朝遗留下来的国土与多民族共存的历史事实，革命派、立宪派、清皇室等各方政治势力，大都主张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熔铸“成为一大民族”，强调国内各民族平等团结，客观上促成了中华民国的建立。1912年“中华民国”国号的确立，增进了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宣传及其概念的形成，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固定名词。中华民国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族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一律平等，这为国内各民族平等联合与融合创造条件，为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和全民认同创造必要的前提，标志着“中华民族”观念初步完成。因此，“中华民族是20世纪初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生成之后，特别是清王朝临近崩溃之际和最终覆亡之后，在中国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符号意义的民族观念凝结物。”[注]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9月27日，水利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矫勇主持召开国务院水利普查办第十八次主任办公会议，听取国务院水利普查办近期工作汇报，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甲午战败、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庚子之变等一系列事件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给中华传统文明极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反省和奋起，康有为、梁启超等称之为“亡国灭种”危机。这种由顾炎武时代“亡天下”到清末“亡国”观念的转换，恰恰是新式知识分子“天下观”消解、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产生的表现。“天下观”的消解有一个过渡阶段，即历经30余年的洋务运动时期，大清国被迫卷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和民族国家体系之中。1860年10月，清廷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外国公使开始常驻北京，不久清政府也派出驻国外使节。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总理衙门，处理涉外事务，兼管通商、关税、邮电等事务，接管原来理藩院和礼部所执掌的处理民族间事务和涉外事宜。同治三年即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成中文、京师同文馆刊印的《万国公法》，经总理衙门下发相关部门，作为大清国处理外交事务的主要依据。此后，清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争取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以上几个事件，是晚清政府跨进现代国家关系体系的重要步骤，表明王朝时代华夏中心的朝贡体系开始被现代国际关系所取代。此时，大清国仅是“万国”之一，不再是“天下”“万国”的中心了，士大夫心中的“中华”“中国”，开始逐渐褪去传统“华夷”观念包含的色彩，转化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名称，同时他们传统的“天下观”也逐步转向国际法中的万国观。
这种燕麦是天然的状态，仅仅去壳，没有磨掉种皮，也没有压碎，更没有熟化。这时候，它保留了完整种子中的全部营养，没有加入任何其他配料，是消化速度最慢的全谷物之一，对控制血糖血脂也是最好的。不过，正因为种子的结构很完整，外面的种皮部分质地严密，吸水速度很慢，不能像精白大米一样迅速煮熟。
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使中华民族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把中国落后和“亡国”危机归因于满洲统治者的腐败统治。基于这种认知而形成的革命派举起“大汉民族主义”革命的大旗，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一时间革命派宣传狭义民族论，即汉民族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言论的报刊文章多了起来，《浙江潮》《新湖南》《江苏》《湖北学生界》等报刊杂志上刊登大量鼓吹民族主义的文章，革命派以此作为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旗帜。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孙中山领导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中提出的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满族被排除“中华”之外，民族主义多数是族类民族主义，“反满”革命带有种族革命之意，光复汉民族政权，革命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单一的汉族国家。
根据金观涛和刘青峰的统计，在19世纪末的最后四年间，各类报刊的文章、书籍、个人日记中使用“天下”一词出现高峰，甲午战后的1895年，现代媒体文章使用“国家”一词增加了；直到1900年之后“民族”一词急遽增加，历史的漩涡使“天下”一词逐渐退出清末士人的话语体系中心，占据知识群体话语体系中心的词语，是被赋予了现代含义的政治术语“国家”和“民族”[注]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天下观”消解后，中国被裹胁纳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知识界人士产生了“我们是谁”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发出“什么是民族”“什么是中国”的疑问和探讨。关于“民族”的涵义究竟是什么?新式知识分子给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大致包括如下要素：共同的血缘、生活地域、历史、文化等要素，以及由这些人所组建的国家具有对内协力发展对外抵御侵略的能力。这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的国家民族，即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问题。
二、“中华民族”观念的初步形成
“中华民族”一词具有更广泛使用并成为极度流行的固定词汇，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才得以实现。[注]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页。对此，费孝通先生总结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注]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中华民族”一词由“中华”和“民族”两个词语组合而成。“中华”一词是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组成的，较早出现在东晋的《晋书·天文志》一书中，以“中华”命名宫城的中间之门。此后，“中华”和“中国”均指超越朝代的古老中国的通称，这种通称背后隐含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和中原王朝的认同。鸦片战争后，晚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中外双方均以“大清国”或“中国”“中华”的国名指代中国，此时“中华”的内涵开始逐渐褪去传统“华夷”观念而具有现代中国的意义。古代汉语中“民族”一词出现的次数不多，其内涵多指“族类”或“族属”，且语义十分不确定，并不指某个具体民族。学者黄兴涛研究发现，德国来华传教士郭士立于19世纪30年代编撰发行的中文著作中多次使用“民族”一词，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传统民族的含义。只是在甲午战后，由日文转译“西学”传入中国的“民族”一词才开始具有现代意义，即具有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双重内涵。[注]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5页。
圆通需要重视对员工综合素质的培训，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完善培训制度，结合地区发展现状，开展相对应的培训，对不同职位的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注重员工的素质的培训，降低因工作失误而产生的额外成本，特别的是配送人员的综合素质将直接影响到客户的满意度，把发展老客户，培养新客户作为客户发展战略。
“天下观”主张以儒家文明教化四周的夷狄，重“夷夏之辨”和礼仪教化，不重民族种类，主张中国与夷狄“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1907年7月5日。。对此，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有言，世上有亡国和亡天下之分，朝代更迭或一家一姓的王朝更替是谓亡国；而仁义道德沦亡，“使天下无父无君”，类于禽兽，人将不人，“谓之亡天下”。也就是说，儒家的礼仪道德是“天下”应坚守的文明底线，失去了礼仪道德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可谓“亡天下”[注]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6-757页。。比较而言，一家一姓的王朝更迭即亡国固可哀伤，然而“自古无不亡之国”，国有亡有兴，未必灭绝；而亡天下道德，则会导致惨绝人寰，以致人类退化为禽兽或灭绝。所以，顾炎武的“天下”是道德天下，关乎儒家道德文化的护守，文化在，天下在；文化亡，天下亡。与顾炎武同时代的思想家王夫之，则以治统与道统之别类比“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他说，皇帝之位是“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朝代更迭之时皇位被小人、盗贼或夷狄取而代之，是常有的事。但是“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注]王夫之：《读通鉴论·成帝》卷十三，《船山遗书》(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 279-280 页。这种把“天下”视为道德至上或文化至上的“一个价值体”[注][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是王朝国家价值观的反映，迥异于现代民族国家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观念。
历史上中华民族已存在了数千年。自炎黄时期开始，中华大地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各部族之间交流、融合频繁；夏商周三代，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进一步加大，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族已经形成。从秦朝开始，中国开启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然而，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十年间，中国才有知识分子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中国民族”词语或概念，以取代“汉族”一词，在中华民族意识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梁启超、杨度、章太炎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不过，最初他们使用该词，主要指汉族即华夏族为主体的炎黄子孙，有时包括汉、满、蒙等“大民族”，词义很不固定。1902年4月，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为齐”[注]张品性编：《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意指汉族，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含义。1905年又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文章，以汉族之义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由于梁氏在当时的威望和影响力较大，他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以及义指汉族，对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
革命派为反清需要把黄帝奉为汉民族始祖，“各地之汉民族主义者有树立黄帝为共祖之运动”，炎黄崇拜成为革命人士推翻“满清”政权，树立汉民族反清革命的旗帜。1903年，黄藻创办《黄帝魂》报刊，刊登一些反清革命的文章，宣传“黄帝”是汉族人的祖先，主张汉族人认同，宣传大汉族主义思想。1912年后，古时传说中的文化英雄炎帝和黄帝被塑造为中华民族始祖，也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符号。1907年1月至5月，立宪派人士杨度在《中国新报》上连载《金铁主义》一文，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以中华文化为纽带融化为一体，即五族融化为一个中华民族，成为后来“五族共和”思想来源。杨度认为，清王朝疆域内的汉、满、蒙、回、藏所居的土地和人民都不可失去，“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一分为五。……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仅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言。”[注]刘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9-371页。在此，杨度在中国各民族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强调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认同中的纽带作用。在这一点上，杨度比其后不久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以血统作为民族区分依据，要进步的多。种族强调同一祖先和血缘关系，而民族则不一定强调这点，民族强调历史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特别是多民族国家，更是如此。多民族国家要维护国土统一和政权上有力统治或治理，必须强化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和带有国族性的文化认同。
“天下观”突破了以血缘、地域为基础的种族的局限性，有利于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融合成华夏一体，使华夏族(后来的汉族)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注]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把周边族群和民族吸纳到这个核心，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因素。由于明清统治者长期奉行闭关自守政策，致使士大夫产生夜郎自大的心态，在西方现代文明出现之后，中国士大夫把那些没有受到中华文明影响的西方人称之为“夷人”，此时的“天下观”成为阻碍中国人客观看世界的思想屏障。英国早期的“中国通”小斯当东(1781—1859)曾两次出使中国，他对清朝中期的中国人印象是：“中国方面的传统的排外偏见和它的长期闭关自守是成正比例的，而且目前丝毫没有任何改变。这种偏见不仅表现在中国人的行为当中，而且由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高度优越感，这种狭隘的观念已形成为一种思想体系。”[注][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19世纪中后期，欧美列强以及亚洲的日本以武力打开中国封闭的国门，传统的“天下观”逐渐被民族国家观所取代。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们往往是一个国家凝聚国民力量、发展自身实力或抵御外敌入侵的思想武器。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等观念，是西学东渐后知识群体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改造后的产物。新式知识群体为有效动员社会力量，凝聚人心，共创中华民国，宣扬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一体，促成了“中华民族”观念的初步形成。
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基本生成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现代国家理念，近代知识分子在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同时，也构建了与之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
(一)构建两种不同民族国家的设想
20世纪初年，面对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还不能严格区分“民族”与“种族”之间的区别，却通过报刊发表文章使用“种族”“民族”“民族主义”等概念，号召民众进行政治革命或政治改良。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他们形成不同的民族观念，相应地产生了建立单一汉民族国家和“五族共和”民族国家的不同设想。
“农业解决方案，对巴斯夫来讲一直是小而优的业务，虽然规模不大，但对我们非常有吸引力，一直对巴斯夫的利润贡献非常大。”Markus Heldt表示，假设将巴斯夫作物保护2017年的业绩和所收购的拜耳业务2017年业绩加起来，农业解决方案对集团销售额的占比应该是13%，而利润却达到20%。相信农业解决方案业务相对于整体业务贡献的比例在未来进一步优化。”
另外一个事例是对西方人称呼的改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人把来自欧美国家的人为之为“外夷”“西夷”，或具体到某一国家的“英夷”“法夷”等，带有文明程度低下的轻蔑称呼。1858年中英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今后清政府和中国人无论在公文还是口语中，不可称英国人为“英夷”或“夷人”，应改称“洋人”“西洋人”[注]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0页。。原来与外国相关的“夷务”一词也被“洋务”一词替代。甲午战后对日本人的称呼由“倭人”“倭夷”改为“东洋人”“日本人”，“无论是‘西洋’还是‘东洋’，都已超出了大洋之东之西的地理方位概念，蕴含了先进、强大或文明的特殊意义。”[注]孔亭：《1895年：近代中国的多重意义》，《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称号改变背后反映出，清末中国士大夫的文明观和传统世界观的悄然变化。同时，日本借大清国的“属邦”朝鲜挑起的甲午战争，因中国惨败签订的《马关条约》中的《讲和条约》共十一款，其中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4页。这样，“天下观”的核心华夏中心论形成的“朝贡体系”也走向崩溃。1901年7月，清廷下旨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从事设官分职”，列六部之首，清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藩”转向现代国家间的外交，传统士人的“天下”观念基本消解。
像这位名师这样忽视文体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学校甚至无视文体的存在，举全校之力，牺牲教师休息时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聘请知名专家、学者入住学校，参与指导教学模式的研究，渴望研究出一种统一的教学模式，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目的！
立宪派代表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观念，主张联合国内各民族对抗“国外之诸族”，即联合汉、满、回、苗、藏“组成一大民族”。梁氏这个观念的产生是基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影响，特别是伯伦知理民族理论中重视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梁启超主张汉满一家，认为“排满”革命会导致中国国土分裂的危险。清末“新政”十年，清廷有意识地促成“五族”一体，在《清帝逊位诏书》中表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因民族救亡的现实需要，知识分子开始建构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争取平等的国家地位，提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思想，体现出反满族统治者与反外国列强的统一。“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盖国与种相剂也。国家之目的，则合人民全体之力之志愿，以谋全体之利益也。”[注]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第1期。民族国家建构指向主权国家的独立，民族国家追求国家主权的正当性，这种追求以国家独立、自强为基础，而求富求强的进化论又暗合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武昌起义不久，革命派与立宪派进行谈判，在民族问题上达成妥协，认同汉、满、蒙、回、藏五族融化为一个中华民族，以“五族共和”思想共建中华民国。
(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基本生成
20世纪初，学界和政界人士的中华民族观念形成，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基本生成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二者是清末特殊时代互动互生的结果。
梁漱溟认为，历史上“中国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注]梁漱溟：《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梁启超仰慕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国民凝聚力和向心力，感叹历史上中国“非国家”，认为中国人心中有“朝廷”没有国家。这里，梁氏观念中的“国家”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他希望通过激发人们的爱国心，建立一个全新的“少年”国家。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提出，“少年中国”包含了领土、国民、主权等现代国家要素，相当于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他比较准确地指出，民族国家在地球上成立仅仅“百年以来”，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国家时代。[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98页。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就必须从“过去之国”(王朝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在此，梁启超以现代国家取代传统的“天下”，以国家主权、领土、国民等要素取代儒家道德伦理。梁启超提出“新民说”，一方面是区别于王朝国家统治下的臣民，强调民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认为现代国家由国民组成，国民的权利即民权，民权大小与国家强弱相关联，民权是国家主权的内在表现。现代民族是建立在国民或公民政治身份之上的，“有四万万之伟大民族，又乌见今日之轻侮我者，不反而尊敬我畏懾我耶？”[注]王德峰编：《梁启超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新民说”把人们的臣民意识转变为国民意识，超越家庭或家族对个体的羁绊，强调国民权利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民族国家的主权包含对外的国家主权和对内的国民主体性。所以，民族国家的政体不同于王朝国家的专制政体，它是现代国民建立的共和政体。时人强调：“民族之政治能力常有优劣焉，能由专制政体而进化于民族国家者，则能优胜；不能由专制政体而进于民族国家者，则常劣败。”[注]《国家学上之支那民族观》，《游学译编》1903年第11期。青年陈独秀的国家意识很有代表性。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发表《说国家》一文，讲到他对国家的认识。他说，在庚子年(1900年)之后才知道，“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才知道国家的荣辱与个人息息相关，“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主权归全国国民所有，由代表国民的政府来行使。[注]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民国建立，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打破了王朝国家“天下主义”观念中民族不平等的局面，以中华民族为基石建立民主共和国。各政治派别倾向于以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为目标，以“五族共和”的具体方式，继承和维护清王朝遗留下来的国土与多民族的历史事实，把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整合到中华民族的国家政治体系之中。中华民国建立，标志着中国初步完成了从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针对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梁启超在《痛定罪言》一文中呼吁，我辈“士大夫”不要把国家危难的原因推托给政府和一般国民，欲雪国耻，我辈都有责任。他把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那段话，创造性地改造为“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注]梁启超：《痛定罪言》，《大中华》1915年第6期。这里梁启超所讲的“天下”，不同于两百余年前顾炎武的儒家道德礼仪的天下，而是指现代民族国家。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是他本人所谓的“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只有建立民族国家方可与列强竞争，“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注]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2页。民族国家的主权包含对外的国家主权和对内的国民主体性。所以，民族国家的政体不同于王朝国家的专制政体，它是现代国民建立的共和政体。
民族国家是民族认同意义上的国民国家，是个人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落脚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思想的产生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有关，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支配着各派人士的国家认同，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认同，其表现在强调国家主权独立、炎黄子孙、中华文化、国民权利。现代民族国家不同于王权(皇权)至上的王朝国家，“它的建立过程是该国民众从臣民向国民转变的过程，国民有国家意识，这是民族国家的主体；它有基本确定的国家疆域和国家主权，确定该国的权利由该国国民来负责，维护民族利益。”[注]孔亭：《清末知识分子“天下观”向民族国家观的转变》，《枣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国民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凝聚人心，提升国家整体力量的有力武器，这体现在这个国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所具有的动员、组织和领导能力上。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击下，知识群体认识到现代国家并不是那些虚妄的“天下”所能承载的，民族所拥有的空间、历史、文化，恰恰是个体价值存在的依据。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现代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以及由二者衍生的民族国家认同就出现了。但是，国家和民族均是集体性概念，“集体的认同不像个体的认同那样，有一个明显可见的身体作为基础载体。集体的认同的可见性受到一个完全来自象征层面的表达方法所限。”[注][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这样，知识分子在构建和建设民族国家时，必然要需要宣扬国家主义精神。
四、余论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存在内在的张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重视中华民族文化与学习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二是强调国家至上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因此，如何“打造一个与全球文明(西方现代文明)接轨的民族国家，既保持中国自身的文化认同，又具有近代的文明价值和制度”[注]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是新式知识分子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中华民国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实质，如民国临时约法、共和政治制度、国民平等、各民族平等，等等。其优点是中华民国承袭了清王朝的大部分遗产，在“中华民族”观念的感召下，总体上保持了国土的完整，以及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延续。但是，20世纪初知识分子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迫于外部压力的挑战，另一方面是腐败的清政府没有跟上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所以，辛亥革命综合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性质。因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契合西方学者所谓的经典民族国家“一族一国”设想，因为中华民族之下仍有众多民族的客观存在。关凯教授认为，在西方民族主义影响下兴起的中华民族概念，“从一开始就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理念有相当大的冲突”[注]关凯：《族群政治的东方神话——儒家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认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所以，中华民国建立后，民国政府面临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所没有的诸多问题，如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观念普及、中央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出现国家主义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张力。
Dissolutionofthetraditional“worldview”andconceptualconstructionofamodernnation-state
KONG Ting
(School of Marxism,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277160, China)
Abstract: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society accelerated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dynastic state to a modern nation-state.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elite adopted the moder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the West and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s of “world”, “nation” and “state”,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ation” and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a modern nation-state. This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went through such stages a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orld view”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as well as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a modern nation-state.
Keywords:world view; Chinese nation; nation-state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9)02-0052-08
【作者简介】孔亭，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族复兴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YJA710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国家认同视域中香港公民教育的审思与优化研究”(17YJA710040)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王东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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