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南昌起义是中共独立领导军队的历史起点。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依靠派遣党员担任国民革命军军官和通过政治工作争取国民革命军军官的策略，获得了部分军队领导权，奠定了南昌起义的基础，但也由此导致了党、军关系的先天脆弱性。南昌起义过程中，中共没有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军队政治工作空有其表而缺乏良好运作，前者以政出多头削弱了党的统一领导，后者导致中共未能塑造出忠诚的革命军人，成为起义失败的内因。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进行的赣南三整及其成功，证明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和良好运转的军队政治工作，是党指挥枪的核心制度。
关键词：南昌起义；赣南三整；军队制度；党指挥枪；领导机关；政治工作
南昌起义是中共武装起义第一枪，也是中共独立领导军队的历史起点。然而，南昌起义发动不久即宣告失败。围绕南昌起义为何失败的问题，除敌众我寡的客观原因外，学界形成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决策、南昌起义领导人战略选择和政策纲领失误等解释。[注]相关成果参见刘纪铭：《对周恩来率领南昌起义军南征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陈毓述、苏若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周利生：《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战略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龙心刚、陈仕平：《从“军事投机”到“红军纪念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早期评价的历史考察》，《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2期；周家彬：《土地革命初期中共革命斗争形式的选择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0期；周利生：《一项再讨论：关于南昌起义早期评价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6期。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党要指挥军队并非易事，中共未能成功整合党和军队、建立有效领导，也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因素。[注]何友良：《八一起义与中共党军关系的演进》，《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黎志辉：《政党、军系与暴动组织——中共南昌起义的跨界关系网络》，《苏区研究》2017年第4期。要实现和坚持党领导军队的关系，制度是关键。本文拟从军队制度层面分析中共领导南昌起义军的过程及其得失成败，探索实现党指挥枪所必需的核心制度。
一、起义为何能发动：党、军官与军队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建立和领导革命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意识。作为一种严密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罢工与暴动是实现共产革命的必然方式。俄国通过工农兵暴动方式取得十月革命胜利，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也使苏联领导人将暴动“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几乎是唯一的革命方法”[注]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用以指导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中共早期“多数同志幻想着中国革命可由全国工人总罢工来实现革命，从不曾注意到武装斗争”[注]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回忆》，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1编(1921-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虽然中共一大曾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不过“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59页)。。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明确主张，“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02页。。当恽代英因为罢工运动被武力镇压而感到“民主革命要假军队与群众之力”时，“朋友不有笑我仍不出资产阶级思想范围的”。[注]恽代英：《来鸿去燕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早期没有任何与军队相关的活动。十月革命的参与者除了广大工农之外，还有被动员而起义的士兵队伍，因此对旧军队进行宣传鼓动，也是苏联的成功经验。1922年，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加入条件之一就是“在军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必须引起一种坚忍的系统的宣传与运动，……假使不肯这样进行，便是违背革命的责任而不能加入第三国际”[注]《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8页。。当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指示中共到北洋军阀部队中开展宣传工作。随后，李大钊等中共党员在冯玉祥部队中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工作，比如积极争取将领，在军中建立俱乐部、宣传部和军官学校以进行革命宣传等。不过，维经斯基也承认：“我们的同志在军阀部队中的工作很少取得成功。他们不大相信这项工作会取得成功。传单印了也发了，但我要说这几乎是被迫进行的。”[注]《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1926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更重要的是，这种希望通过鼓动士兵起而暴动、一举推翻政权的方法，和日后中共通过建立正规军队，以战争方式夺取政权的方法有着本质差异。
1923年，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这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中共通过参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创建，广泛地介入到军事领域，并承担了大量的军队政治工作。北伐初期国民革命军中第一、二、三、四、六军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内两个师的党代表和七个团的党代表，都是中共党员。就国民党武力清共的结局而言，中共并没有完成以政治工作促成国民党军队彻底革命化的预定目标，而不积极争夺军队领导权，更是重大的决策失误。但是，通过政工干部的合法身份，中共得以接触广大官兵、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并由此发展党员和党组织。特别是中共依靠派遣党员担任国民革命军军官和通过政治工作争取国民革命军军官这两种策略，获得了部分军队的领导权，奠定了南昌起义发动的军事基础。
首先，中共通过派遣党员担任国民革命军军官，直接掌握了部分武装。1924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在孙中山同意下，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并在队内建立了中共组织。1925年11月21日，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肇庆组建三十四团，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由时任第四军参谋处长的中共党员叶挺出任团长，并从铁甲车队和黄埔军校调入了一批军事骨干。同时，中共广东区委在三十四团中建立了党支部及支部干事会，直接领导三十四团的行政和军事事宜，排以上干部任免或调动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这成为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基于叶挺与上司张发奎之间同事兼好友的关系，叶挺得以推举周士第等中共党员进入该团任职。1926年1月，三十四团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于当年5月出师北伐，屡建奇功，叶挺升任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不少团、营、连职务都由中共党员担任。叶挺直接率领的第二十四师和由独立团为骨干改编而成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五团均投身南昌起义，叶挺本人出任前敌代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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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首次领导军队：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
1927年8月1日正式发动的南昌起义，是中共领导军队进行武装起义的起点。中共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南昌起义，从制度上规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义的发动者也对党指挥枪有着相当的自觉意识，韩麟符在革命委员会委员就职典礼上即致辞说：“希望以后的军事领袖，要服从党的指挥，不要再做新军阀蒋介石、唐生智第二。”[注]《革命委员会委员就职盛典记》，《南昌起义》，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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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共通过政治工作，争取到了一批国民革命军军官。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促使各地方军队离开原来的防区而交汇于湘、鄂、赣地区，中共借助党部、学校、党代表和政工制度等关系网络对地方军队进行革命宣传，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争取到了二十军军长贺龙。贺龙出身于农民武装，1914年曾由陈图南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1921年率部驻防黄石期间，贺龙从花汉如等人处首次知晓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已经感觉到国民党政治主张不可行的贺龙，深深为之吸引。1924年中共湖南区委执委会陈章甫到常德见贺龙，两人“谈得非常融洽，贺龙爽快地表示赞同共产党的主张”[注]刘树发等编：《贺龙口述自传》，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中共的主张和宣传，促使贺龙认识到国民党“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路”，“另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注]《贺龙口述自传》，第45页。1926年8月，贺龙通电加入国民革命军，主动要求北伐军总政治部帮助建立政治讲习所，随后还向周逸群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贺龙不仅接收了一批工人纠察队员成立二十军教导团，并对周逸群表示“现在时局紧张，我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议和政策，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注]《贺龙口述自传》，第38页。。最终，时任二十军军长的贺龙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出任起义军代总指挥。
(一)领导机关问题：由谁领导？
前敌委员会是中共武装革命当中普遍出现的军队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成立的意义在于：一是前敌委员会成员及职务均由上级党委指定——而非由军队首长自行出任；二是前敌委员会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引入军队领导和决策过程，削弱了民国时代军事将领全权负责的独断机制。因此，前敌委员会的设立从制度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使之与旧式军队区别开来。
在筹划南昌起义之初，中共中央就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负责南昌起义一切事宜。周恩来又指定了当时在中央军事部任职的贺昌、颜昌颐和聂荣臻三人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注]聂荣臻：《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第214页。但事实上，前敌委员会及前敌军委都没有成为真正的领导机关。相反，南昌起义出现了多个权力中心并存的局面，严重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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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前敌委员会和张国焘的关系没有理顺。当前委书记周恩来于7月25日抵达九江后，共产国际来信指示如无把握就不举行起义，中央决定派遣张国焘作为代表到前线伺机决断。于是，同样拥有中央授权的前敌委员会和张国焘之间，出现了谁应该服从谁的问题。7月29日，前委接到张国焘发自九江的两封密电，要求等他抵达再决定是否发动起义，前委因认为暴动不能停止，继续准备起义事宜。7月30日，张国焘抵达南昌，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力主拉拢张发奎、暂缓起义，前委则要按原计划发动起义，双方僵持不下。张太雷甚至指责张国焘是在“假传圣旨”，原定30日的起义时间就此推迟。31日，察觉到部队异动的张发奎来电表示将于次日抵达南昌，张国焘才同意当晚举行暴动，弥合了双方的分歧。
其次，前敌委员会和谭平山的关系没有理顺。谭平山是南昌起义事实上的负责人，然而因为谭平山担任国民党农政部长期间不赞成土地革命的观点，中共中央取消了谭平山在国民党中央的中共党团书记一职，“使他不能以此名义而为军中的最高指导者”[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节录)》(1928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并将之排除在前委名单之外。但由于谭平山实际负责了南昌起义事宜，中央也没有将他撤换。前委正式成立后，只好要谭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如此一来，不是前委成员的谭平山担负起领导职责，无形削弱了前委权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前委与谭平山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进步人士，李立三等人在筹划南昌起义之初，即决定要效仿孙中山在广州平定商团之乱时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方法，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集中政权、党权和军权的最高机关。南昌起义胜利后，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名义召开联席会议并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自己担任主席，形成了新的领导机关，进一步削弱了前委的领导地位。除恽代英担任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外，前委成员周恩来、李立三、彭湃仅名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二十五位委员之中。于是，在实际运行中，“前委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特别是由于前委成员都分开行军，很少开会，于是“除掉几个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许多重要的问题都由负责同志随意办理，甚至违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纠正或制裁。……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指导”，其结果是，“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注]《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19页。
朱德在安远县天心圩召开军人大会，以鼓舞士气和坚定官兵的革命信念。朱德不仅表达了自己将继续坚持革命、矢志不渝的信念，还指出此次起义军的失败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次波折。正如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通过继续努力终获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接受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努力干起来，争取胜利。……我们以后的情况会慢慢的好起来的，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注]陈子坚：《八一南昌起义回忆》，《南昌起义》，第285页。。朱德充满革命热忱和献身精神的讲话，指明了革命的方向，使大多数官兵深受感动。但是，仅仅依靠革命鼓舞，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少数官兵依然悲观动摇，甚至有整个班、排和连队人马公开离队的情况发生。
政工人员的素质和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南昌起义军中的政工人员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等问题都不甚了解，只是根据政治部发的宣传材料去宣讲，每到一地只是“照例写得一些解放农民条例全文，没收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继承国民党正统，打到广东去等等标语，顺道贴在路旁，这样工作自然不能生何等影响”[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6-7月)，《南昌起义》，第150页。。行军至汕头时，“什么宣传，筹款打反动派，一概没有甚么，闻说曾招集了一个大会，标语传单不多。见警察就跑了”[注]《张太雷报告——“八—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23页。。高语罕愤然提出，政工人员“一路之上，只有吃喝睡觉”[注]《高语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1927年10月)，《南昌起义》，第130页。。
(二)军队政工制度：为谁而战？
十月革命后，苏联首创军队政治工作制度，通过在军队内部建立政委和政治部系统、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形成覆盖全军的政治教育网络，塑造出具有革命信念的忠诚战士。南昌起义发动后，中共即着手军队政治工作：一方面在军、师两级设立党代表，在团、营、连设立政治指导员；另一方面在军队当中成立和发展党支部，建立军委、师委、团支部及分支部小组。同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设立了总政治部，以郭沫若、章伯钧为正副主任。军、师两级也陆续建立了政治部，一般由党代表兼任政治部主任，下设组织、宣传、党务三科。
表面看，南昌起义军中已经建立了系统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但事实上，军队政治工作并不受重视，更没有良好地运作起来。南昌起义时为了保密起见，事先没有向军队做政治宣传，所以起义时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士兵亦不明白，以至于有士兵认为，起义的原因是叶挺、贺龙想做军长、总指挥。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工作的260多人中有180多名中共党员，这些人“到汀州才组织起来，开过两次大会和几次支部会。至于他们的工作，前委全未能加以管理和指导”[注]《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20页。。叶挺的十一军军部除了开过几次大会外，并无小组会议或其他动作。中共党员周逸群任师长的二十军第三师是党员数量较多的部队，常请周恩来等在部队休息时间进行演讲或在党员大会做报告，能在行军作战之间做到党务尚未停顿，但这支部队也是直到抵达广昌后才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师委、成立教导团支部。
将2.647×1010 copies/μL的HPS质粒进行10倍倍比稀释，以此为模板作荧光定量PCR，得到荧光定量PCR扩增曲线，见图1。结果表明：qPCR可检测到2.647×102 copies/μL的质粒DNA，表明其灵敏性较好。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共是依靠军官而获得军队领导权的，加上中共在南昌起义过程中没有对军队进行系统整合，而是维持旧有建制进行指挥，使得党对军队的领导浮于表面。南昌起义发动后，由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代总指挥。在实际作战中，叶、贺两人分别召开军官会议，具体布置任务。起义部队各军军部“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注]《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20页。。虽然谁都知道作战指挥是要统一，命令是要厉行，但“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商进行。有时协商已定，怠惰迟缓而并未按照实行，甚至遗〔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上责任”[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6-7月)，《南昌起义》，第157页。。因此，参与了南昌起义的刘伯承对党指挥枪的难度有着切身体会，认识到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进行指挥，那么“统系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6-7月)，《南昌起义》，第156页。。
军队政治工作的薄弱，导致军队官兵缺少革命信念，不仅纪律败坏，还容易动摇叛变。由于南昌起义军中党的组织极松懈，党亦无职权，自然也就难以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军队。军纪最差的贺龙二十军第一、二师，官兵行军时随便放枪甚至抢劫人民衣物、家畜，随地大小便，甚至奸淫的事都发生过，由此“惹起老百姓的惶恐与讨厌，所以后来每到一个地方，简直是十室十空了”[注]赵輖：《关于南昌暴动中二十军的斗争情况报告(节录)》(1927年10月22日)，《南昌起义》，第108页。。而一旦行军条件艰苦，饮食匮乏乃至于要喝田沟污水解渴的时候，军心动摇不已，“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注]《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08页。。即使是有较多中共党员的二十军第六团和教导团，因为不能经受住长途行军的苦楚，两团人员在达到抚州时都“将近损失一半。未曾作战，而有如此绝大损失，未免令人惊异”[注]《周逸群报告——关于南昌起义问题》(1927年10月30日)，《南昌起义》，第123页。。
民国时期，大批农民因连年战乱而被迫背井离乡，以当兵为业维持生计。他们对共产革命既缺乏了解，也漠不关心,因而总体上缺乏对革命的忠诚。要使这种部队完全服从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奋斗牺牲殊非易事，他们在军事胜利时越打越有劲，在战场失败时非常扫兴，“无论如何官长是指挥收拾不住的”[注]赵輖：《关于南昌暴动中二十军的斗争情况报告(节录)》(1927年10月22日)，《南昌起义》，第111页。。问题就在于，中共的武装起义都是在敌军四面围困之中孤军奋战、以小搏大，部队非常容易有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叶挺、贺龙固然能够以其个人权威保证部队军官的服从，但却无法锻造出为革命九死而不悔的忠诚士兵，令其“上下横下一条心，只要打不死，就拼到底。坚信死了，还有千千万万后来人，唯有消灭白军，穷人才有出路”[注]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43页。，这唯有依靠运作良好的军队政治工作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纵观南昌起义从发动到失败的过程，中共并没有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军队制度层面而言，中共没有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军队政治工作空有其表而缺乏良好运作，前者以政出多头削弱了党的统一领导，后者导致中共未能塑造出忠诚的革命军人。其中原因，既有中共缺乏军队领导经验的关系，也有党、军关系先天脆弱性的影响。
三、军队应如何领导：朱德与赣南三整
南昌起义兵败后，中共中央在检讨反思中已经意识到“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党要在政治上技术上真真实实的做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好准备”[注]《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04-405页。。但是，要如何才能在政治上技术上做好武装夺取政权的准备呢？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坚持斗争，为了阻止军队溃散而进行的赣南三整，验证了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是党指挥枪的核心制度。
通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共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问题是，依靠军官获得其麾下军队领导权的策略，意味着中共是通过军官个人的威望使军队服从并参与起义，而非中共在与军队建立起紧密的制度性联系基础上动员全军自愿投身革命，因此党、军关系存在先天的脆弱性。叶、贺军队中的党组织并不健全，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士兵除极少数部队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叶挺麾下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五团仅有部分党员，只是因为都对叶帅很信仰之故而很听指挥。贺龙二十军第一、二师基本没有党组织和党员，还对中共党员较多的第三师最不满意，笑话第三师的兵不能打仗，讥讽教导团的学生吃不了苦，老作后卫，但由于第一、二师“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氏为神人”[注]《周逸群报告——关于南昌起义问题》(1927年10月30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所以也能遵从贺龙命令参加起义。事实上，中共自己也意识到，“十一军尚不能说是C.P.军或工农军，只能说包括很多C.P.分子之有纪律的国民党军，二十军只(能)说是表同情于我们之旧式军”[注]《张国焘报告》(192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29页。。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反思中央机关“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士之中没有任何工作，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85页。，此说法虽然有过激之处，但确也点明了中共策略的基本特色及其失误。
朱德是在极端艰难的境地下领导起义军余部坚持斗争的。1927年9月19日，南昌起义军在大浦县三河坝分兵，由时任第九军军长的朱德率领第九军教导团、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约4000人驻守三河坝。10月2日，部队遭遇钱大钧部袭击，战局失利，朱德率军向潮、汕方向突围。由于叶挺、贺龙所率主力部队已经兵败揭阳汤坑，朱德行军途中又收容了不少主力部队的官兵。因此，朱德所率部队是由二十五师余部、第九军余部和从揭阳汤坑处撤退的主力部队余部混合而成，原有的军事建制完全打乱，七零八落、没有组织。特别是战败以后，人心涣散，士无斗志，不仅沿途土豪劣绅组织的民团轻易就能缴了革命军的枪械，而且“每遇到一次袭击，部队就混乱一阵，跑散一些同志。一些意志薄弱者，……从岔道上悄悄地溜走”[注]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60页。。更为糟糕的是，当时中、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自行离去，部队濒临崩溃瓦解之危险境地。当部队进入安远天心圩时，部队人数已锐减至1000余人，团以上干部只剩下朱德、陈毅和王尔琢，时任第七十三团指导员的陈毅，更是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唯一留下来的。
威廉斯在作品中反复提到了“中国哲学”或“中国人的哲学”等字眼，这是他对中国的第一类想象。然而这些所谓的中国哲学并不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不是普通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观念，而是美国人从经验的角度、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中国人进行的想象。
最后，前敌委员会和军事指挥系统的关系也没有理顺。南昌起义发动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刘伯承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谋长，贺龙、叶挺、周恩来、蔡廷锴、聂荣臻等为参谋，组织参谋团作为具体指挥机关。由于前委书记周恩来和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只是参谋之一，前委和前敌军委的作用进一步弱化。前委委员李立三向中央汇报南昌起义军事情况时表示：“我没有参加参谋团和党内的军委故仅知大略。”[注]《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08页。
信丰整顿纪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起义军中存在大量兵痞流氓和不良风气，纪律非常差，甚至出现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注]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南昌起义》，第485页。进入信丰城之后，部队中“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注]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南昌起义》，第486页。陈毅发现问题后，立即以发生敌情名义紧急集合部队，在信丰县城外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革命纪律，并枪毙行为最恶劣的三名主犯，整顿了部队纪律。然而，单纯依靠纪律，依然不能根本地解决问题。信丰整顿当晚，又发生了陈叶珍事件，他不仅自己携带武器逃跑，还“教唆十余名意志不坚定的士兵带着步枪抬着一门八二迫击炮离开了队伍”[注]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64页。。
最优方法是指被普遍认可的、能获得最佳结果的方法或技术，采用最优方法获得的成果优于其他任何方法。由于最优方法采用标准方式开展工作，因而优于其他任何替代方案。最优方法通常作为强制性立法标准的替代方案使用，用于保证质量。
真正扭转了情势的是朱德、陈毅等在大庾时从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同时着手的整顿。首先，整顿军事组织，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朱德撤销原来的军、师建制，将剩余的800多人改编为一个纵队，打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旗号，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值得注意的是，朱德、陈毅在赣南三整过程中，以其革命精神与人格魅力，在部队中树立起了威信。南昌起义时，朱德既非前委成员，手下也仅有一个军官教导团，因此“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注]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第318页。。三河坝兵败后，朱德率领余部继续战斗，他和士兵一起吃大锅饭，穿一样的灰色粗布军装，有马不骑，常常搀扶伤员病号，一路上经常深入基层给官兵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程，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和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这些言行都极大地稳定了军心。朱德获得了拥护，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简直看成是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陈毅是起义军离开南昌后才赶上部队的，担任七十三团指导员。那时候他来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陈毅自己也承认，当时他在部队没有什么地位，“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到兵败之后，有实权的带兵干部都走了，陈毅是唯一留下的团级以上政工干部，“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点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注]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南昌起义》，第482页。。
其次，整顿党组织，完善政治工作制度。当时，只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基层部队除了极少数例外，一般都没有党、团员。在陈毅主持下，部队重新登记了党、团员，成立党支部，在每个支队都设立了政治指导员，负责政治教育和党员吸收工作。朱德、陈毅虽然没有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创新，但却有意识地将当时五六十个党员中的一部分，分配到了连队当中去，使得党的组织能够深入到基层当中去，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经过大庾整顿之后，部队就没有人逃了。
3.动态相关系数图分析与配对样本T检验。“深港通”开通前后两阶段深港两地的收益率对冲击的反应表现出非对称性，同时两地之间也存在着较强的持续动态相关性，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考察深港两地之间的动态关联度，需要通过动态相关系数图进行分析。
1927年11月上旬，朱德率军来到崇义县以西的上堡地区，进行纪律整顿和军事训练。军事方面讲授正规战如何转变为游击战的新战术，政治方面则是整顿思想、纪律，规定筹款和缴获全部归公等。经过这一系列的整顿，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逐渐建立起来。
赣南三整证明了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和良好运作的军队政治工作，是实现党指挥枪的核心制度。首先，相比于南昌起义时期多个权力中心并存且无法理顺彼此关系的情况，朱德、陈毅不仅以卓越的才能与革命精神获得部队拥护，还通过整编部队，在制度上成立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实现了权力的集中。其次，要将党的方针、意志和政策在旧式军队当中得到贯彻，需要将政工系统和党组织网络嵌入军事建制之中，以政工人员、党支部和党员为枢纽，发挥党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使得党的领导机关能够以此指挥和改造军队。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武装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才能够壮大”[注]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第320页。。
已在印刷行业服务30多年的杨斌把加盟阳光印网称为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转型。从传统行业进入互联网，与一个年轻奋进的团队一起打拼，共同描绘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杨斌说，很享受这样的快节奏。他向我们介绍，阳光印网的运营模式跟以往大不相同，它是一个互联网平台，一边对接印刷的采购方即印刷服务的需求方，另一边对接供应方即印刷企业。这个平台创造的价值就是，在需求方和供应方之间建立一个最佳的匹配。
结语
党指挥枪是现代中国军事制度的转折点。晚清曾国藩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私人纽带组建湘淮军队，虽然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但也由此导致兵为将有、军权下移的趋势，演变为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溃散、地方军阀割据的政治困境。如何平定军阀、再度统一中国，是民国政治的关键。党指挥枪的意义就在于，以党组织的领导取代私人领导，以军权统一再造政权统一。
但是，党要如何做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本文通过对南昌起义的研究，指出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与良好运作的政治工作对于实现党指挥枪具有关键意义。中共依靠派遣党员担任国民革命军军官和通过政治工作争取国民革命军军官两种策略，获得了部分军队的领导权，为南昌起义奠定了基础。但是，受中共缺乏领导军队经验、战略决策失误和党军关系先天脆弱等因素影响，南昌起义军既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也不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前者以政出多头削弱了党的统一领导，后者导致未能塑造忠诚的革命军人，成为南昌起义失败的内因。因此，“八一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注]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第321页。。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进行的赣南三整，在曲折探索中吸取了南昌起义的正、反经验教训，以实践证明了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是党指挥枪的核心制度。当然，赣南三整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共军队制度至此已经成熟。朱、毛会师之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创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等制度，开始施行于南昌起义军余部所改编而成的第二十八、二十九团，使这些依然残留很多军阀习气的部队逐步改变了原本赌钱、打人的风气，进一步向革命军队转化。
从军队制度的角度研究南昌起义及赣南三整，不仅有助于理解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还原中共武装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揭示将党指挥枪这一抽象原则转化为现实实践所必需的制度基础，阐明中共为什么能够实现党指挥枪。在随后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军队制度，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终结军阀割据、抵御外敌入侵和重建统一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时代深化国防与军队改革之际，回顾历史、总结经验，能够为建立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提供重要启示。
TheNanchangUprisingandtheEvolutionoftheMilitarySystem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WangJinyu
Abstract: The Nanchang Uprising was the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the army independentl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quired some military leadership and thu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Nanchang Uprising by sending Party members to serve as officers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and striving for officers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through political work. However, it has also led to the inherent fragi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army. During the Nanchang Uprising, becaus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not established a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ing organ, and the political work of the army was superficial and lacked good operation, the former reason has weakened the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making political decisions, while the latter reason has led to the CPC's failure to shape loyal revolutionary soldiers, which was the internal cause of the failure of the uprising. Zhu De has led the rest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to carry out the integration in Southern Jiangxi for three times. Its success has proved that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ing organs and well-functioning military political work were the core system of "the Party commands the gun".
Keywords: the Nanchang Uprising; the integration in Southern Jiangxi for three times; the Military System; "the Party commands the gun"; leading organ; political work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4.005
作者简介：王劲嵛，男，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湖南长沙 410081)
基金项目：湖南师范大学教学改革项目“以案例研讨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教学改革研究”(校行发教务字〔2018〕51号)
责任编辑：魏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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