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朱子的“格物致知”补传是朱子《大学章句》诠释的核心，而“格物”思想则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朱子的“格物”说是一套非常严密的思想体系，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而且也是一套系统的工夫。这就需要对朱子“格物”说的内涵、过程、目的、选择以及思想性质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明善”是“格物”最主要的目的；从其内涵来看，则包括即物、穷其理、至其极三个方面；从其过程来看，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积累，第二步是脱然贯通，第三步是推类。从其选择来看，则包括“格物”对象的难易选择与先后选择；从其性质来看，是代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正统意识形态；从其目的来看，朱子的“格物”思想，既有着较大的思想意义，同时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价值。
〔关键词〕格物；穷理；推类；明善
朱子的“格物致知”补传是朱子《大学章句》诠释的核心。从朱子认为《大学》是“修己治人”的工夫时起，“修己”与“治人”就变成了《大学》教人最重要的内容。而“修己”的内容又包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五个方面，其中由于朱子所补“格物致知传”的缘故，“格物”可谓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了。而“治人”则包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方面，与“三纲领”之中的“新民”是同样的意思。朱子对于“格物”的内涵、过程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关于“格物”的目的、选择也有不同的阐释，这就需要我们对朱子“格物”说的目的、内涵、过程、选择以及其思想性质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一、格物的内涵
朱子所理解的《大学》，无论是在文本上，还是内容结构上，都与汉唐《礼记·大学》篇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二程之前，没有人怀疑《礼记·大学》篇存在文本顺序上的问题，至二程首次提出《礼记·大学》篇存在文本问题，并且程颐、程颢分别给出了自己的《大学》改本。朱子对于《大学》的理解首先是承袭了二程对于《大学》的理解，尤其是对于二程改编《大学》所发扬的意义(即“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页。)表示出极大的赞同。而这也正是朱子将《大学》分为“三纲领、八条目”最重要的原因。朱子在承袭二程《大学》改本意义的基础上，又发现二程的《大学》改本“顾其书犹颇放失”[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8、8页。。这里所说的“犹颇放失”，主要是指二程的《大学》改本并没有指出《大学》核心的“三纲领、八条目”的结构框架，尤其是没有对“格物致知”这些条目进行补充，于是朱子“是以忘其固陋，采而编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8、8页。，其中“补其阙略”最重要的便是对《大学》“格物致知”进行补传。
朱子在《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中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8、8页。。可见，朱子对“格物”的要求就是“即物而穷其理”，即“格物”包括“即物”与“穷其理”两方面。但是由于“理有未穷”，便会存在“知有不尽”的情况，所以这就要求学者们在“即凡天下之物”也就是“即物”的基础上，借助于“已知之理”又必须“益穷之，以至乎其极”，所以“格物”在“即物”“穷其理”的基础上又包含“至其极”的一面。因此，“格物”的内涵实际上包含即物、穷其理、至其极三个方面。
1．丹池赤水、石髓金精、山台尽五色金。王罕岭嵊县峧(gǎo)的东南坡山岙，20世纪60至70年代已筑有眠牛湾水库，库水流出的水渠中，目前依然能看到古人所说的丹池赤水这一奇观；在眠牛湾水库坝大面积的护坡块石上，同样可以看到石髓金精、山台尽五色金的壮丽场面。
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五部委专门举行会议与5个省11个市会谈特色小镇问题。会议要求各地未来要严格规范特色小镇建设，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特色小镇建设的各项政策，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本地区高质量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措施。
1.“即物”之“物”
在朱子的理解中，“格物致知”不仅仅是“八条目”中的两条，而且是贯穿学者“修己治人”思想的系统工夫过程。在朱子看来，所即之“物”是指天下之物，包含“事”与“物”两个方面。朱子说：“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若见得一边，不见一边，便不该通。穷之未得，更须款曲推明。盖天理在人，终有明处。”[注]《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89页。很显然，朱子在这里所说的“物”首先是指天下之“物”，且此“物”包含“事事”与“物物”两个方面，这也就确定了即物的范围与对象。一方面，“物”主要是指客观存在的具体实物；另一方面，“事事”包含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现象与活动。由此来看，朱子所理解的“即物”之“物”的范围十分全面。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这必然会存在一个“格物”优先选择的问题。从朱子后面对于“正心、诚意”的诠释来看，此“事事”所包含的更多的是指人类社会中的现象与活动，不仅包括人类所从事的各项具体活动，而且也应当包含人类所特有的思维活动。朱子说：“‘明诸心，知所往’，穷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践履之事也。穷理，非是专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为孝弟，如何而为忠信，推此类通之，求处至当，即穷理之事也。”[注]《朱子语类》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76页。便是最好的证明。
由此来看，朱子所说的“格物”之“物”不仅包括具体的实物，而且还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活动现象以及人类自身的思维活动。而人类的思维活动其实主要是指人“心”的活动，所以说朱子的“格物”说中包含有“格心”说的内容，但并不能因此将朱子的“格物”说等同于“格心”说。后世阳明对朱子学的批评多着眼于朱子“格物”多求之于外而不是求之于内心，这或许是有失偏颇的。相比阳明完全转向“格心”，充分发挥人心的认识作用，朱子的“格物”说则显得更加圆融、全面。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格物的对象不仅无所不包，而且格物的范围也是无所不包的，其对象有多么宽广，其范围就有多么宽广。这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朱子“格物”学说的全面性与圆融性。
2.“穷其理”之“理”
朱子认为，穷其理的原因在于“惟于理有未穷”[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8、8页。。那么，穷其理之“理”到底是指什么呢？笔者认为，此“理”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此“理”是天下事事物物本身所固有的“理”，其“理”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其二，人们要想穷格此“理”，就必须要充分发挥人“心”的认识作用。《朱子语类》记载：有人问朱子说：“所谓‘穷理’，不知是反己求之于心？惟复是逐物而求于物？”朱子回答说：“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穷得十分尽，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穷理？不成物自有个道理，心又有个道理，枯槁其心，全与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见！万无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却是谁去穷得？”[注]《朱子语类》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940页。这就是说要以人“心”去穷格事事物物之“理”，最后使人“心”能够认识此事物之“理”。可以说，被人“心”所认识、理解的“理”已经不是原来的客观存在的“理”了，而是与人“心”合而为一之“理”，也就是“义理”，也是宋明理学中“天理”在人身上的反映。在宋明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而“存天理”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要充分发挥人心的智慧与认识作用去认识客观存在的事事物物之“理”，将人“心”与事事物物之“理”(物理)，还有“天理”合为“义理”，这才是“格物”的重要内涵。而这也正是朱子多次在《朱子语类》中所强调“穷理”的重要原因之所在。只有通过了“即物”“穷其理”的步骤才能真正将天理、事事物物之理(物理)、义理变成一个统一的东西存于人心。“穷其理”的工夫是无论如何都不可缺少的，一旦缺少了“穷其理”的过程，“格物”学说也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工夫。
3.“至其极”之“极”
正如前文所言，由于“理有未穷”，便会存在“知有不尽”的情况，所以这就要求人们在“即凡天下之物”，也就是“即物”的基础上，借助于“已知之理”又必须“益穷之，以至乎其极”。即在经过了“即物”“穷其理”的过程之后，还要做到“至其极”。“至”，就是“到”的意思；“极”，就是极端处，也就是朱子所说的“周尽”。朱子说：“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注]《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89页。由此可以看出，“至其极”的意思就是到达事物之“理”的极端之处。
故此，朱子的“至其极”可以理解为：人“心”要穷格事事物物之“理”，以求使人“心”的认识能力与此事物之“理”合二为一，即“义理”。且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穷格其他事事物物之“理”，务必要周尽一些、全面一些，或者说要穷格这些事事物物之“理”到达一定的境界与极至处。
那么，朱子又是如何进行推类的呢？朱子在任漳州知府之时曾考辨过田讼之事，可以看作是朱子自己实践推类的一个典型案例。朱子认为田地“如四旁已穷得，中央虽未穷得，毕竟是在中间了，将来贯通，自能见得。”[注]《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96、407、396、397页。朱子指出，一个事物必然会与周围的事物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或者说联系。所以，陈来先生根据这一点对朱子的推类思想进行了一个解释。陈来先生认为，推类的意思是说，对于同一个类型的事事物物，可以通过对此类型中的大多数进行研究，以此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由此可以知道此类型的事事物物中未曾研究过的事物。很明显，这种方法是从一般向个别的推论，其性质属于演绎[注]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我们认为，朱子“推类”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从“积累”到“脱然贯通”的逆向过程。人们从“积累”到“脱然贯通”的过程就是从万事万物“万理”到万事万物“一理”的过程，就是到“理一”的过程。前面的万事万物可能是很多种同一类型的事事物物，但依然存在很多人们暂时尚未穷格的事事物物，而“推类”就是在人们“脱然贯通”的基础上，由以前所积累的众多事事物物之“理”的共性或者说是众多事事物物的普遍性原理、规律反向推向某一种人们现在需要穷格的事物，以此来获得此事物之“理”，这样人们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此事物之“理”，也就是能够“穷尽物理”了。
二、格物的过程
既然朱子认为格物是一种系统的工夫，那么它就有相应的步骤。朱子的格物工夫，其实是在承袭二程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格物的步骤用程颐的话可以表述为：“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注]《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这就是说，人们通过穷格事事物物之“理”的不断积累，然后才能达到脱然贯通之处。但脱然贯通还不是格物的最终境界。在《大学或问》中，朱子对“格物”目标的最终表述是“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可见，格物的最终完成还需要一个步骤，即推类。因此，朱子所理解的“格物”过程可以分为三步：积累、脱然贯通与推类。
朱子之所以强调积累就在于事事物物“物理”的层面，是因为在朱子看来，格物对象是天下所有的事事物物，“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页。，也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事事物物，虽然这些事事物物都包含那个完全相同的“性理”或者“天理”，但具体到每一个事事物物身上又都是独特的、具体的、不一样的“分理”或者“物理”，所以说，要穷理，首先要穷格这些一个个具体的事事物物之“理”。
2.脱然贯通
前文提到，格物的内涵包含“即物”“穷其理”与“至其极”三方面。积累的过程其实就是“即物”与“穷其理”的过程，而脱然贯通与推类则属于“至其极”的范畴。为什么朱子要强调积累呢？其实这跟朱子对于“理”的认识有直接关系。朱子认为，“理”可分为三个层面：“性理”“物理”与“义理”[注]关于性理、物理与义理三者，陈来先生在《朱子哲学研究》一书中有详细论述，此处借用陈来先生所提出的这三种“理”来说明问题。。所谓“性理”，是指一切事事物物都具备的、完全相同的理，也可以称为“天理”，也就是朱子所经常说的“理一”；所谓“物理”，是指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一切事事物物所独特的、具体的分理，每一个事事物物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存在差别的；所谓“义理”，是指学者通过“心”的智慧与认识能力来穷格事事物物之“理”之后所得到的“理”。而这个穷格事事物物之后所得到的“理”就是“天理”、“物理”与人“心”通过认识能力理解之后的“义理”。
1.积累
朱子认为，积累事事物物之“理”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过程，如果舍弃这个过程，人是不可能穷格天下事事物物之“物理”的，人们只有通过不断的积累，才有可能从具体的事事物物之“分理”或者“物理”的认识，上升到一种普遍性的认识，再由这种普遍性的认识逐渐认识所有事事物物之“理”，也就是说，人们要通过对一件件具体的事事物物之“物理”的积累而达到对某一类事事物物之“物理”的普遍性的认识，而这正是朱子强调人们要不断积累认识事事物物之“物理”的原因，同时也是朱子反对“格一物而通万理”的理由。
蜂蜜 性平、味甘，具有润肺止咳、润肠通便、排毒养颜等功效。人们常吃蜂蜜能起到排除毒素、美容养颜的效果，对防治心血管疾病和神经衰弱等病症也很有好处。
关于积累事事物物之“理”的说法，并不是朱子最早提出来的。最早提出积累事事物物之“理”观点的是二程，而朱子是在二程的基础上有所承袭并进一步发展。格物的步骤用程颐的话可以表述为：“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注]《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程颐认为，“学者们必须要今天穷格一件事物的道理，明天再穷格一件事物的道理”，长此以往，积累获得到的事事物物的独特道理足够多时，然后才会对于某一类事物的道理有脱然贯通的感觉。二程着重强调了“积累”之于“脱然贯通”的重要性。
参照《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11]以及《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第8版)》[12]对菌株CEH-ST79的过氧化氢酶、氧化酶、β-半乳糖苷酶、硝酸盐还原、明胶液化、淀粉水解、酪蛋白、精氨酸双水解酶、精氨酸脱羧酶、H2S产生、水杨素、吲哚、溶血和脲酶等生理生化指标进行测定。
对于格物穷理对象难易的选择上，程颐与朱子的老师李侗便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程颐在论述“致知”时曾经说：“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注]《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96、407、396、397页。。而李侗则说：“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极。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别穷一事，久之自当有洒然处。”[注]《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22、397—398页。程颐认为，当学者穷格事物之理时，如果有一件事情不能穷，那么就可以先放下去穷别的事情；而朱子的老师李侗则认为，一旦遇见一件事情，就应当在这件事情上面反复地推究这件事物的道理，直到你能完全理会，接下来你才能去穷格别的事物之理。这样不断地积累下去，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心中自然会有所得。程颐与李侗的观点都有自身的道理。然而在这些困难之中，有些是像李侗说的那样经过“反复推寻”能够探究其理，但有的事情则是比较困难的，是像程颐所说的那样暂时“穷不得”其理的，此时人们究竟该怎么做呢？对于这个问题，朱子也曾专门回答过门人。朱子在《答李尧卿四》一文中说：“程子之言诚善，然穷一事未透，又便别穷一事亦不得。彼谓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尔，不可便执此说，容易改换，却致工夫不专一也。”[注]《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6页。朱子认为，程子的这些言语是非常好的，但需要进行分辨。人们未能穷格一件事情的道理，却又接着去穷格另外一件事情的道理，这是不对的。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非常难以知晓其道理，没有办法才去穷格别的事情的道理，人们最好不要以此为借口，这样虽然容易改换穷格事物的对象，但是也会导致格物穷理的工夫不专一，最终也就达不到“格物”的效果了。
“嗯，那么背书’什么局。什么的，是什么意思？”孟导一边听老贾说单口相声，一边把他那堆‘乾隆通宝’按大小分好。
有很多学者认为，“脱然”“顿悟”之类的概念与佛教有一定关系，况且朱子年轻之时还学习过佛教的修养方法，难道这是朱子受佛教影响的体现？其实这种想法是片面的，朱子的“脱然贯通”与佛教的“顿悟”有本质的区别。就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来看，“豁然贯通”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并不一定与佛教有关系。陈来先生对于两者之间的区别有着明确的阐释，陈先生认为，朱子的“豁然贯通”思想与佛教的“顿悟”思想有着巨大的差距。这是因为佛教所强调的“顿悟”是一种宗教境界的突然觉悟，是人内心的一种神秘体验，与经验知识毫无关系；而朱子所说的“豁然贯通”则特别强调日常经验知识的积累，是一种在日常经验积累基础上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突然觉悟[注]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陆九渊心学属于宋明理学两个主要派别之一的心学学派。一般认为宋明理学有两大主要派别。一个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学派，一个是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主要代表的心学学派。
《朱子语类》记载：“‘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伯丰问：‘如何得不以见闻梏其心？’曰：‘张子此说，是说圣人尽性事。如今人理会学，须是有见闻，岂能舍此？先是于见闻上做工夫到，然后脱然贯通。盖寻常见闻，一事只知得一个道理，若到贯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尽性，是论圣人事。’”[注]《朱子语类》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519页。“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这句话出自张载的《正蒙·大心》，伯丰向朱子请教张载此句话的意思。朱子认为，张载这句话是在说“圣人尽性”这件事。就像现在的学者立志于学一样，必须先有一些见闻，这些都是不能舍弃的。首先在见闻上做到了工夫，然后在学问上才有可能做到脱然贯通。在我们平常的见闻之中，每一个具体的事事物物都只具有一个道理，不同的事事物物，它们所具有的道理也是各不相同的。格物穷理的过程就是要通过人“心”的智慧与认识能力去认识一个又一个的不同事事物物之“理”。认识到人们只能从一件事中获得一个独特的道理，这只是格物的第一步。接下来，人们还要通过人“心”的智慧与认识能力去认识更多事事物物之“理”，在人的“心”积累到足够多的事事物物之“理”后，人的“心”就能超越这些不同事事物物之“理”，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把握这些“理”，也就是朱子所说的“脱然贯通”。
脱然贯通是指人们能够从普遍性原理的层次来把握一个个具体的事事物物之“理”，从万事万物“万理”的层次上升到万事万物“一理”的层次。朱子常常打比方说，具体的事事物物之“理”就像是一大堆散乱的铜钱，“贯通”就像是用一根绳索将散乱的铜钱都穿在一起。可见，朱子正是从普遍性原理的层次来把握每一个具体的事事物物之“理”。从“积累”到“脱然贯通”的过程，人“心”的智慧与认识能力始终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也是在理解朱子“格物”学说时所不能忽视的。
因此，朱子说：“所谓一者，对万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寻，须是去万上理会。”[注]《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80、689、677—678页。在朱子看来，人们必须通过积累万事万物之“万”理，在积累事事物物之“理”到达一定程度以后自然会“豁然贯通”，自然会获得普遍性原则的“一”理。所以朱子又说：“而今不是一本处难认，是万殊处难认，如何就万殊上见得皆有恰好处。”[注]《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80、689、677—678页。“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注]《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80、689、677—678页。圣人没有说过普遍性原则的“理一”，一般只是说万事万物的“分殊”。人们只有从事事物物中理解到其“分殊”的独特道理，然后才能获知“理本一贯”的道理。如果不知道万事万物各有其独特的道理，而只是空言万事万物“理一”，那么人们根本就不会知道“理一”究竟在何处。可见，从“理一分殊”的角度而言，人们的认识必须从“分殊”上升到“理一”，才能掌握“众理之统”。因此，从对事事物物之“理”的不断“积累”到“脱然贯通”的境界，这就是朱子“格物”说过程的前两个步骤，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
3.推类
从“积累”到“脱然贯通”的境界，从事事物物具体之“理”到普遍性原则的“天理”是朱子“格物”说最重要的一个过程，这意味着人们真正进入了“知已至”“物已格”的层次。但是，人们所理解的“万理本乎一理”还不是朱子“格物”说的最终完成状态，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极”的层次。
实践技能旨在进一步提高学生在实际商务环境下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交际的能力，为学生就业提供有力保障。在构建专业知识与能力体系时，之所以增加这一模块，去掉《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中包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文素养模块［5］，是因为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只有把培养目标和就业联系起来，制定最有效的培养方案，才能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实践技能中，口译、笔译技能培养掌握扎实的英、汉双语表达能力和翻译实践能力，能够胜任金融、法律、科技翻译的人才以及商务会议、旅游陪同、现场展会译员；商务实务技能培养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商务沟通、国际商务谈判等领域的应用能力。
这一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加速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换之而来的就是失去了支撑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来源，同时，农村合作医疗社在管理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弊端加速了农村合作医疗社的衰落与瓦解。
从朱子对“脱然贯通”的解释来看，将天下所有的事事物物之“理”都穷格一遍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但是“脱然贯通”的境界也还未能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页。的层次。因为人们还有很多的事事物物之“理”没有经过穷格，这些未经穷格的事事物物之“理”当然不可能自己自动转化为人们所认识的“义理”。所以，朱子对于这个问题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在达到“脱然贯通”的境界后，人们还需要有一个“推类”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以传统方式为主，机械化程度低，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高。湖南农业大学唐文帮教授及其研发团队经过10余年研究，实现了杂交水稻轻简机械化制种，在降低杂交稻种子生产成本、促进产业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人们只有通过不断的积累，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然后进一步推类，使未穷格的事事物物之“理”都变成人们自己的“义理”，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达到了格物的最高层次，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至其极”境界。朱子说：“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脱然贯通处，虽未能事事知得，然理会得已极多。万一有插生一件差异底事来，也都识得他破。只是贯通，便不知底亦通将去。”[注]《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96、407、396、397页。他还说：“今以十事言之，若理会得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若四旁都理会得，则中间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盖长短大小，自有准则。如忽然遇一件事来时，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则此方之事亦有可见者矣。圣贤于难处之事，只以数语尽其曲折，后人皆不能易者，以其于此理素明故也。”[注]《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96、407、396、397页。如果人们能够知晓得十件事情中的七八件，那么剩下的那两三件事情就可以触类旁通了。就好像是说如果人们将四旁的道理都理会知晓了，那么中间尚未理会知晓的道理也会触类旁通弄清楚一样。因此，“推类”可以看作是“脱然贯通”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朱子所要阐述的格物穷理，是说“脱然贯通”是人们运用“推类”的方法认识其他尚未穷格的事事物物之“理”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就好像是“才拈来便晓得”一样，而不是说要将其余尚未穷格过的事事物物之“理”都变成自己所获得的“义理”。从这个角度来说，“推类”的过程则标志着“穷尽物理”了。
综上所述，朱子“格物”说的内涵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物”“穷其理”“至其极”。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首先，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理”；其次，通过人“心”所具有的智慧与认识能力来穷格事事物物之“理”，使人“心”能够与事事物物之“理”合而为一，即得到“义理”；最后，在此基础上，由一物之“理”到万物之“理”，或者说要穷格这些事事物物之“理”到达一定的境界与极至处，使“天理”、事事物物之“理”与人“心”的认识能力合在一起，得到“义理”。这才是朱子“格物”学说的完整内涵。
综上所述，朱子“格物”说的过程可以表述为，人们要充分发挥人“心”的智慧与认识作用，不断积累具体的事事物物之“理”，然后才能达到“脱然贯通”的境界或层次，即人们由对万事万物“万理”的认识上升到对万事万物“一理”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如果还需要对某一种具体事物之“理”进行认识，此时人们便要充分发挥人“心”以前所得到的“脱然贯通”之“理”反推到某一种事物之上，以便顺利获得此事物之“理”，此时才是真正完成了“格物”。可见，朱子的“格物”学说是一个非常严密的思想体系。
三、格物的选择、目的与性质
格物穷理虽然一般要经过积累—脱然贯通—推类的过程，但是在具体的格物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又都是切实存在的，比如说关于格物对象的难易选择以及格物对象的先后选择上，都是朱子探讨的重点，而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朱子语类》中，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朱子的“格物”学说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格物对象的难易选择
朱子承袭了二程的学说，认为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逐渐“积累”，学者的认识便能达到“豁然贯通”的阶段。朱子说：“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页。按照二程与朱子的说法，经过不断积累，当事事物物的道理到达一定的程度，学者就会在思想认识上有一个巨大的飞跃，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豁然贯通标志着人们进入了“知已至”“物已格”的境界。
《朱子语类》中也曾记载：“仁甫问：‘伊川说：若一事穷不得，且须别穷一事，与延平之说如何？’曰：‘这说自有一项难穷底事，如造化、礼乐、度数等事，是卒急难晓，只得且放住。……延平说，是穷理之要。若平常遇事，这一件理会未透，又理会第二件；第二件理会未得，又理会第三件，恁地终身不长进。”[注]《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22、397—398页。朱子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该像李侗(李延平)所说的那样“反复推寻”，遇到一件事情尽可能将这件事情弄明白，然后再去穷格另一件事物。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可能导致人们逃避困难，导致人们的工夫无法专一，这样就不能长久地进行事事物物之“理”的积累，“脱然贯通”之处也就变得遥遥无期，不能实现了。但是，如果人们在格物之时真的遇到非常难以攻克的困难，即出现程颐所说的“穷不得”之时，就可以按照程颐所说的“且别穷一事”，先将这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放一放，将其他相对简单的事情先穷格，等到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再来穷格这些“穷不得”的事物。
秦铁崖来京城之前，翻阅旧案卷宗，去了趟证物库房，翻出这个烟花筒带在身边。秦铁崖道：“你不叫乔十二郎，你是陆枫桥。”
由此可见，朱子在对待格物对象的难易选择时，认为遇见一般的事情时就按照李侗的说法去做，当遇到非常困难的事情时就按照程颐的说法去做，既要有一定的原则性，也要有合理的变通性。这种原则性与变通性的统一对于我们今天的实践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格物对象的先后选择
在朱子的“格物”学说中，事事物物都有道理，也都是人们当穷之事物，那么在选择所格之物的对象时，有没有先后的顺序呢？答案是肯定的。选择所穷之物的对象是有轻重缓急的，这要按照“格物”的主要目的进行选择。那朱子所理解的“格物”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朱子所讲的“格物”说，从其出发点与最终目的来看，“要在明善，明善在格物穷理”[注]《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4页。。可见，朱子认为，人们格物穷理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明善”。从“格物”的过程与范围来看，则包括认识自然事物的规律和本质。因此，朱子的“格物”说，既反对“只泛观物理”，又反对排斥只观察物理。既主张“以反身穷理为主”，又积极肯定见闻之知作为充扩知识的必要途径。在朱子的理解中，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的合内外之道，才是真正的“格物”。
朱子对许多事物都有浓厚的兴趣，也曾经广泛地研究过很多事物，这让他成为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学识渊博的学者。就朱子个人的实践而言，他的“格物”说，虽然在最终的目的上是为把握“天理”，但就穷理的具体对象来说则大量涉及到具体事物的性质与规律。朱子从始至终都是主张从认识具体的事物之理着手，但朱子对于“格物”的主要目的有明确的阐述，那就是“明善”。因此，如果人们将自己格物之“心”放在了一草一木之上，将格物穷理理解为研究自然事物的方法，那就直接违背了朱子所规定的格物穷理的主要目的了。因此，朱子说：“若夫学者之所以用功，则必有先后缓急之序、区别体验之方，然后积习贯通，驯致其极，岂以为直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与尧舜同者无故忽然自识之哉？”[注]《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3页。朱子进一步指出：“且如今为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注]《朱子全书》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6页。朱子将草木之器的穷格放在了“天理”“人伦”“圣言”“世故”之后，朱子并不是说一草一木一器用之类不可穷格，而是说人们不应该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投向草木器用的钻研，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事物物之“理”在等着人们去穷格。后来，朱子更多的是说草木器用也应该穷格，但是要注意穷格之时不可以没有先后次序。朱子强调：“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然亦各有次序，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可杂而无统也。”[注]《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97—398页。朱子强调：“格物”的重点在于“读史书”“应事物”[注]《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0页。，而草木器用之理也应该进行研究，但却是处于次要地位。朱子在《朱子语类》中曾多次提到“格物”的重点首先要放在“读史书”“应事物”，这是朱子对“格物”对象的先后顺序所作的规定，而此规定也就决定了“格物”思想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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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格物思想的性质
朱子的“格物”说代表当时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正统意识形态，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种理论来改造和培养符合该社会根本利益的士大夫与官员队伍。从儒家的圣人境界来说，也要求将人培养成从博学到笃行的完善人格。故此，朱子不但主张士人和官员在道德上要符合封建社会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于历史和自然事物也要有广泛、深刻的认识，也就是说个人的道德境界要高，学问知识也要充足。
朱子重视学问知识，目的是为了个人修身养性和国家长治久安。朱子所重视的知识不但受到阶级与历史的限制，其范围也有较大的局限性。陈来先生认为，朱子所提倡的知识大部分属于传统儒家所规定的、统治国家所需要的天文知识、农业知识，以及为礼制服务的法律、历史知识[注]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在这些知识当中，基本上包括历史知识、政治知识、道德文化知识以及各种典章制度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却不是为探求客观世界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准备的，注定与新时代的知识无关，因而存在着非常大的时代局限性，不能一味地夸大朱子“格物”思想的价值。但是，朱子的“格物”思想所处的思想高度却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并实践的。朱子的“格物”思想是站在“修己治人”的国家治理的高度来讲的，而一个国家的领导阶层如果思想高度较低的话，对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言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其思想高度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综上所述，朱子的“格物致知”补传是朱子《大学章句》诠释的核心，而“格物”思想则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朱子的“格物”说是一套非常严密的思想体系，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而且也是一套系统的工夫。这就需要我们对朱子“格物”说的内涵、过程、目的、选择以及其思想性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其目的来看，“明善”是“格物”最主要的目的；从其内涵来看，包括即物、穷其理、至其极三个方面；从其过程来看，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积累，第二步是脱然贯通，第三步是推类；从其选择来看，包括格物对象的难易选择与先后选择；从其性质来看，它是代表了当时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统治的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正统意识形态；从其目的来看，朱子的“格物”思想，既要肯定其有着较大的思想意义，尤其是从统治阶层的角度所体现出来的思想高度，同时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价值。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9)04-0127-08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宋代《大学》思想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8DZXJ02)、山东社会科学院博士基金项目“《大学》‘修己治人’思想演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 兴，男，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儒家思想史。
[责任编辑：吕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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