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群众本体论的群众路线。从其内涵上看，群众路线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群众路线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即“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论即“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
[关键词]毛泽东；群众史观；群众路线；历史主体；工作方法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工作路线，并由此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在毛泽东那里，群众路线具有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性。在新时代，深入理解和正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正确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涵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讨论群众史观问题，是在1844年写的《神圣家族》中。在当时德国思想界关于历史创造者的讨论中，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将群众与英雄对立起来，将物质与思想对立起来，把“思想”和“英雄”抬高到创造一切的地步，认为历史只是“思想”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从而把群众从历史创造者的地位上驱逐了出去。在他们眼里，群众“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精神则“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些因素产生的”[1](P109)。他们污蔑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是历史发展的阻力。他们辩称，“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的伟大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1](P102)。在鲍威尔刻意制造精神与物质、群众与历史根本对立的情况下，就把人类历史变成了英雄反对群众和精神反对物质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批驳了鲍威尔等人的唯心主义思想，并在《神圣家族》中初步表达了关于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历史是“人的活动”，就是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在他们看来，“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P118)又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P101)而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群众本身，正是“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业务’”[1](P22)。针对鲍威尔制造思想与群众对立的荒谬，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明确指出：工人“创造了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1](P103)。针对鲍威尔等人割裂利益与思想之间联系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群众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其动机和动力就在于群众的利益。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P10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历史的创造者问题第一次得到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在哲学史上引发了一次伟大的革命。
带状疱疹是病毒引起的疾病，所以容易在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中发病，常发生于老年人，而且老年人的症状较重，疼痛感明显。若不及时治疗，发生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风险也相对较大。
马克思从革命与群众的关系的高度，即从群众与利益的关系的高度，正确地总结了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认为以往的革命不成功的根本原因：第一是因为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实际利益”[1](P104)；第二是因为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少数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因此在这些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就被束缚了起来。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一个深刻总结：革命要取得胜利，核心问题是要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要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实际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首先表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革命，代表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P104)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当革命的进程越来越多地体现群众自身利益时，群众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范围和作用也越来越大，就是说，群众在革命进程中发挥什么程度的作用，直接与革命反映群众根本利益的程度成正比。晚年的恩格斯在谈到历史真正的最后动力的构成因素时曾指出：人们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正是作为广大群众的、整个民族的或整个阶级的行动，才能“引起重大历史变迁”[2](P249)。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群众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同时，群众作为一个社会范畴，又是划分为阶级的。自从人类历史进入了工业化社会以后，工人阶级就成为群众中最先进的一个部分，作为与工业生产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就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革命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最广大群众的创造性作用将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以最充分的方式表现出来。
毛泽东一直强调，“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5](P441)从理论上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寻求自身解放的政治立场，是毛泽东群众路线形成和确立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这个观点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首要指导思想。准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群众创造历史”的命题，但是这些论述为他们的继承者的理论探讨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阐明了唯物史观与旧历史观之间的区别之后指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3](P586)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命题。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主体力量的哲学论证。
二、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形成中的阶段性特征
毛泽东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实践经验，得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P1031)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坚信，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社会主体。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围绕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及其出路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逐步提出、建立并成熟了党的群众路线。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和信任人民群众，坚定地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就能唤起人民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确立领导中国工农劳苦大众求解放的立场和出发点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共和国就是“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的共和国。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就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所要为之奋斗和努力的阶段目标。与完成这样的目标相适应，毛泽东特别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特别喜欢到群众中去，他极善于从群众中寻找和发掘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这也是毛泽东的个人性格魅力之一。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大联合》的文章，大声疾呼：什么力量最强大？是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大。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始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从理论上提出了党与工农大众的关系问题，强调工农大众是中国社会最广大的群众队伍，做出了“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的论断，提出了“依靠群众”这个建党宗旨和革命领导权的根本问题。
工艺研究内容为：采用氨水将四钼酸铵溶解，在相关工艺条件下，经冷却析出七钼酸铵晶体。试验考察反应温度、反应时间、溶液钼浓度、氨钼比（摩尔比）、搅拌速度、机械球磨等因素对七钼酸铵产品直收率与物理性能［5］（表面形貌、粒度）的影响。制得七钼酸铵产品后，母液中还含有一定量的钼酸根离子，可向母液中滴加浓硝酸，生成多钼酸铵回收钼，考察终点pH值对钼综合回收率以及产物物相的影响。
①大量的观测数据表明，全球气候正在发生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这种变化除了气候系统的本身自然周期变化外，人类活动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
2.党与人们群众的关系首先是军民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创建了“工农武装割据”这一中国特色的革命实践形式，实现了中国革命从科学理论形态向正确实践形态的胜利转变，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并提出了“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革命宗旨问题以及力量源泉问题。
在井冈山时期，为保证红军能够在井冈山落脚，毛泽东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即军民关系问题。为此在上井冈山时他宣布了军队工作的“三项纪律”，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占遂川时又增加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6]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早表述。由于红军严格执行了这些纪律规定，群众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认可了中国工农红军“真是人民的子弟兵”[6]。主动以军纪形式规定红军不损害群众的利益，主动把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上升为纪律，以军纪的形式引导和解决军民关系问题，体现出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方法，即中国共产党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政治宗旨，并不是仅仅拟出一份党章提出一份宗旨就可以解决的，党必须在实践中通过最细小的行动以经验的方式让老百姓来认识我们。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还必须主动地去宣传自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教育群众，吸引群众。只有群众热爱共产党及其红军了，并由此明确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构筑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生存和发展的力量源泉。
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了做不好群众工作所造成的教训，提出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思想，形成了军事工作必须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思想。由此在实践上第一次明确了工农红军的崭新任务，即打仗以消灭敌人；打土豪以筹款子；做群众工作。自古以来，军队作为军队就是打仗的，而毛泽东关于红军三大任务的提出，则创造性地将军队的任务拓展为做军事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到了古田会议时期，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否则“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8](P86)把打仗与群众路线统一起来，解决为了谁的问题；把打仗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解决依靠谁的问题。这应该就是毛泽东党的群众路线的最初的完整表达形态。
群众工作、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等四大问题，既是毛泽东在初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时期集中探索的核心问题，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所取得的独特创造和独特经验。
3.从强调遵守群众纪律发展到关心群众生活
第二层含义，从社会认识活动角度讲，人民群众既是实践主体，又是认识主体。我们党的领导机关的正确思想和正确主张只能来自于群众的实践活动，只能是对群众智慧的总结和概括。毛泽东经常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13]。解决困难的办法来自于群众，解决困难的力量来自于群众，领导干部的工作智慧也来自于群众，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了，只要能够虚心向群众学习和请教，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4](P933)“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4](P887)。
4.形成系统的群众路线理论
到了延安时期，在经历了十多年丰富的群众工作实践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实践中，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认识得越来越清晰，指出：“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8](P562)“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8](PP674～675)毛泽东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一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领导方法和群众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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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进一步从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出发阐发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4]（PP1094～1095）毛泽东由此得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P1096）这就是最终形成的毛泽东的人民利益标准论。毛泽东还提出将群众路线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为全党共识之后，被写入了七大党章。
三、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涵义及其运行机制
（一）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涵义
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个命题中突出的是历史本体论的内涵。如果说，唯物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突出的是认识论问题，那么在社会历史-实践领域，唯物史观的本体论应该是群众主体论。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来说，提出将群众称为社会历史的本体问题，一是指党的全部工作路线所代表的利益主体是人民群众，二是指党完成这个工作路线所依靠的力量主体同样是人民群众。这个群众主体就是历史的本体，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9]（P409）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9]（P71）。党的领导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0]（P1318）这些论述和指示都深刻揭示了群众路线的社会历史本体论特征，群众路线就是一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历史的本体论路线。党的群众路线的人民本体性内涵，就是首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是为了谁和依靠谁这个本根性问题，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必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制定城市化进程政策时，要考虑到古建筑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切忌“先破坏，再保护”的思想，做到统筹兼顾、合理布局。为古建筑设立专门的保护区，杜绝因发展而随意破坏古建筑的现象的发生。
从哲学的高度来注解“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会进一步发现，这里存在着两个主体：一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主体，一是人民群众这个社会主体。这两个主体并不是两个并列的主体，而是一个主体的两个不同层面的部分。正如毛泽东讲的：“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11]（PP57～58）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只是人民群众用来思想的“大脑”，而对于一个完整的群众概念来说，党与群众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1956年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领导核心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但“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有群众。”党的核心作用要为全体党员“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P295）。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理论中得到印证。在列宁看来，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2]（P21）就是说，一方面，政党和领袖对于本阶级及其群众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领袖必须依存于政党，政党必须依存于阶级，依存于群众，必须代表阶级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一个先进的政党和杰出的领袖，必须来源于群众，是群众领袖；必须依靠于群众，是群众领袖。把群众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根本对立起来是荒唐和愚蠢的，而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一旦脱离了群众则必然走向灭亡。毛泽东把列宁这一理论彻底地实践化了，其实践表现形式及其实现机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及其运行机制。
（二）毛泽东群众路线的运行机制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论断。中国社会有五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有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却因为一盘散沙，不团结，而屡受外敌的入侵和掠夺，自近代以来尤甚。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把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作为争取抗战胜利的基础。他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当我们把中国民众组织起来的时候，“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8]（PP511～512）他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军民打成一片，军民团结如一人，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被打倒。正是在动员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过程中，不仅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还第一次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团结。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全民抗战的实现，同样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一次伟大展现。
1.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量
在领导土地革命战争中，在涉及到如何评价湖南农民运动问题时，毛泽东敢于从正能量的高度评价农民运动，赞扬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是“革命先锋”。他对农民运动力量的看法慧眼独具，有着更深刻和更宏大的理解，他说：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7](PP12～13)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本身就蕴含着党的群众路线的运行机制和实现机制。
德兴铜矿大山选厂的工艺流程经过多次技术改造，目前生产采用等可浮浮选工艺流程［5-7］。此次试验研究基于大山厂现有工艺流程进行，粗选段采用一段磨矿、两次粗选，其中粗选I作业采用选择性捕收剂对铜、钼目的矿物进行等可浮浮选回收，粗选I的泡沫直接精选后获得铜精矿1；粗选II作业采用黄药类捕收剂进行强化捕收，增加铜、钼回收率，粗选II的泡沫进入二段磨矿，然后进行铜硫分离，精选后得到铜精矿2，精扫选后得到尾矿2（生产上进入选硫作业获得硫精矿）。
2.既是群众路线的实现机制又是党的领导正确性的保障机制
毛泽东把长期以来党形成的群众路线的实现机制和运行机制作为实践经验在理论上概括起来，形成了我们党所特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4](P899)所谓党的群众路线的实现机制和运行机制，实质内涵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如何确立群众的利益是什么，如何确立实现群众利益的途径，不能靠我们自己拍脑瓜来决定，而是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强调指出：“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4](PP1012～1013)显然，群众利益不应该是由领导的脑袋所决定的，而是由群众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指出了党在工作中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的途径，即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既是群众路线的运行机制，也是群众路线的保障机制。显然，凡属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都与党的群众路线直接相关，都是群众路线的正确表现。
由表3可以看出，萃钯余液采用原有萃取法分离工艺，中和后液中铂浓度0.444g/L，萃铂余液铂浓度0.006g/L，而采用氯化铵沉淀法对萃钯余液中铂进行沉淀后，沉铂后液中铂为0.007g/L，高于原工艺铂的收率。
四、党的群众路线蕴含的工作方法
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方法。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智慧教室又称智能教室，未来教室。智慧教室的智慧性体现在教学内容的优化呈现、学习资源的便利获取、课堂教学的深度互动、情景感知与检测、教室布局等方面。黄荣怀[1]教授从这5个方面总结了智慧教室的概念模型即SMART模型。有学者从本质观出发，将智慧教室理解为“支持学习者基于自身的能力与水平，兼顾兴趣[2]，通过娴熟的运用信息技术，获取丰富的学习资料，开展自助式学习”的环境。还有学者将智慧教室看做借助于计算技术、物联网、云计算、智能技术构建起来的促进学生构建知识的智慧学习空间[3]。
1.群众路线是我党保护和实现群众利益的工作机制
第一层含义，从社会利益活动的角度讲，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利益主体。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4]（P767）我们党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讲共产党人既然是代表群众利益的，那么党就必须熟悉群众的利益要求是什么。为此，讲从群众中来，实际上就是要把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我们群众工作的重点，要善于针对不同时期群众反映最普遍、最强烈的问题，把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集中起来，即“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4]（P854），按照大多数人利益要求原则，从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的高度出发，确定自己的工作方向；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协调、组织和发动群众，带领群众去为了实现这些利益要求而努力奋斗，集中力量，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把人民的利益保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我们经常讲不搞包办代替，依靠群众自己救自己，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亚太地区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以上，贸易总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近一半，全球贸易和商业保持持续且包容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16]该地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以美国也必须确保自身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防止在亚太地区被边缘化并藉以维系自身经济的持续繁荣。因此，在密切同该地区的经贸往来的同时，美国也必须寻找和巩固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支点，以继续保持自身对东亚地区事务的塑造能力，而南海问题正是几个重要的备选“支点”之一。
在震惊世界的解放战争中，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取得了更加伟大和具体的实践形式，即变成了一辆不倒的“独轮车”，中国共产党人就依靠着这样一辆不倒的“独轮车”，硬生生地把蒋介石反动集团给推到孤岛台湾去了。全国解放后，在土地改革、肃反斗争和三大改造中，我们党都始终注意并创造性地运用了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保护和实现群众利益的工作机制，包含着两层含义：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进程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革命战争的群众主体思想。毛泽东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7](P136)毛泽东由此进一步指出：“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7](P136)正是从这个时候，毛泽东从起义开始后爱护和尊重群众利益，进一步升华到了主动地关心群众生活的高度，提出了“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重大命题。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要想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为此，就得认真对待和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党一旦做到这些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把革命当做他们自己的生命，把革命当做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7](PP138～139)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从长远上更好地发展群众的生活和利益。他借兴国同志的优秀工作经验告诉大家，兴国成功经验就在于，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把革命工作方法和革命工作任务联系起来“同时解决”，作为负责的领导者，“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7](P140)。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辨析了革命工作与群众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原则。
2.集中和指导的涵义
既然讲什么都要依靠群众，那么领导干部还有什么用呢？毛泽东为此给领导干部提出了两个任务：一个是集中，一个是指导。
集中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基本内容要求，就是把群众分散的和不系统的利益要求集中起来，变成统一的利益要求，并上升为统一的群众行动意志；就是把群众分散的和经验的东西系统化，提炼上升为真理性的科学认识。这就是说，要把群众的分散的利益要求转换上升为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把群众的实践经验转换上升为正确的和科学的理论。毛泽东讲，“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14](P324)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领导干部认识群众、了解群众、熟悉情况，认识世界、发现真理、改造世界的过程。
指导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有了集中的根本利益要求，还需要通过实践去实现；有了正确的认识和工作思路，还需要去指导实践。具体地说，就是把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这就是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去做的工作。毛泽东指出：我们制定了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10]（PP1319～1320）所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学会做群众指导工作。
本节课开发了两个微课视频.微课1讲解等差数列的前n项和公式的推导过程，注重数学抽象素养的培养；微课2讲解等差数列前n项和公式的实际应用，注重数学建模素养的培养.
3.群众工作方法的落实机制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是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群众工作的落实机制。
在讲到如何进行指导时，毛泽东把这个指导又上升为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即：“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个工作方法也就是抓落实的工作方法。我们知道，千重要万重要，抓好落实最重要；千难万难，抓落实最难。仔细思考我们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我们犯的许多错误，有许多不是因为决策错了，而是因为落实不到位或落实中出偏差所致。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就特别强调抓落实的问题，就是因为如果有了正确的政策和决策，抓落实方面却不到位，久而久之，就会积重难返，不仅使已经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执行下去，还会出现无法预料和难以解决的新问题。
结语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一体化联系，既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也涉及到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实践形式和实现形式问题。而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机制。
显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是为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复兴而存在和奋斗的，党只有和人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才有历史根据，在实践上才不会落空，因而才是有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必须是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两极分化的中国也不是美丽中国。只有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改革和发展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核心内涵，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和决策才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服务的决策。
一位教师试图通过如下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发现三角形的正弦定理：让学生随便画三角形，量a、b、∠A、∠B，用计算器计算相关比值；然后分组测量，汇报结果，猜想结论．对此，张奠宙先生认为这样做不是数学思考，正弦定理绝对不是量出来的．数学不能靠大家意见相同就得到结论，必须证明，况且正弦定理的证明也很简单．花费大量时间计算，乃是败笔[15]．
因此，重新强调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以下五条：一、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只是其中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二、只有群众的事业才是真正历史性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我们党存在的执政的根本意义之所在；三、只有实现群众利益的伟大实践才是共产党人需要努力关注的社会实践主题，我们党的根本利益也仅仅存在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伟大实践之中；四、只有群众的伟大实践，才是我们党认识社会的来源和领导改革和发展的力量源泉；五、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权力的历史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仅仅存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持续努力之中，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实现形式，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我们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实现中国梦，也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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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王志刚等.毛泽东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J]中华魂.2009(4).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列宁全集：第 3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3]转引自[N].人民日报，1966-8-20.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9）02-0038-08
[收稿日期]2018-12-19
[作者简介]
杨翠伟（1969-），女，山东黄岛人，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2)Do not make your contribution more informative than is required.
谢 添（1989-），女，甘肃甘谷人，新疆大学科技学院阿克苏校区思政教研室主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叶 洁（1956-）男，山东邹平人，新疆大学南疆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原理。
责任编辑：陈建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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